镶金兽首玛瑙杯，唐代玉器，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国绝无仅有。
镶金兽首玛瑙杯材料罕见珍贵，是极其稀有的缠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琢，可谓“依色取巧，随形变化”。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兽嘴处镶金，眼、耳、鼻刻画得惟妙惟肖，工艺十分精湛。这件玛瑙杯的造型来自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阙楼图1971年出土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阙楼图共有两幅，分别绘制于墓道东西两侧，是唐代壁画中罕见的完整、大面幅、高等级的阙楼图，是唐代建筑绘画佳品，也是唐代阙楼实物的形象资料，十分珍贵。
阙楼图以门阙构图为主体，各以一座母阙、两座子阙排成“三出阙”形式。阙楼雕梁朱栏，青砖灰瓦，高脊翘椽，砖砌台基和雕刻花纹、挑檐及斗拱、鸱尾等都清楚可辨。楼阁背景为气势磅礴的山脉，山石层层，草木分布，在山峦和树木之景的衬托下，更见阙楼气势恢宏。李重润是唐中宗长子，大足元年被武则天处死，中宗重新即帝位后，追赠其为懿德太子，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因此墓中阙楼图使用的三出阙标准，是使用了皇帝的阙楼规格。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十八件国宝级文物，唯有两件从不出境展出，舞马衔环纹银壶便是其一。该壶是极为罕见的以舞马为题材的唐代盛酒器，它的出土佐证了文字史料中记载的唐代舞马祝寿的盛景，同时也是唐代中原汉族与北方契丹族文化交流的物证。
舞马衔环纹银壶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常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此壶展示了唐代高超的锤揲技法，壶盖帽为锤揲成型的覆式莲瓣，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手法在壶腹两面各模出两匹相互对应的舞马形象，通过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舞马作翘首摆尾、衔杯跪拜之状，应是当时舞马祝寿情景的真实再现，呈现了盛唐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发展的一个侧面。
皇后之玺，1968年于陕西咸阳市韩家湾郎家沟村出土，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仅1000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皇后之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羊脂玉，温润洁白，无任何受沁现象。玺钮为高浮雕的匍匐螭虎形，形态凶猛。螭虎是一种神话动物，用螭虎做钮表示君临天下，威服臣官的绝对权威。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四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杜虎符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古代虎符铸造时代最早、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个虎符，是研究古代军事制度的珍贵材料。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枚杜虎符并不完整，只有左半符。赤褐色的杜虎符小小一枚，一手可握。它造型生动，虎作行走状，虎首高昂，虎尾上卷，两目前视，有欲动未动之势。虎符正面有错金铭文9行共40字，字体为小篆，错金浑厚，技艺精湛。通过对虎符文字的研究，它客观印证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
鸳鸯莲瓣纹金碗，唐朝金器，出土时共有两件。两只金碗的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纹饰凹凸有致，犹如两朵盛开的金莲花。就已出土的唐代金碗而言，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仅见的最富丽堂皇的金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
这对金碗碗身錾刻有大量繁复而精美的纹样，外壁捶作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每层十瓣，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单元里又錾刻有装饰图案，上层主题是鸳鸯、野鸭、鹦鹉等动物纹，下层为单一的忍冬花装饰图案，莲瓣上的空白处则装饰有飞禽和云纹，华丽精美。如此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能有序、清晰地錾刻在小小的空间里，可见唐代金银细工的高超技艺。
三彩载乐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这尊载乐俑釉色明快华丽，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既展现了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的发达昌盛，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和融合。
三彩载乐骆驼俑虽经千余年沧桑，仍焕发着无穷的魅力。整个作品运用浪漫夸张的手法，充满想象力，以狭小的驼背作舞台，承载着阵容庞大的乐队来表现当时流行的新舞乐，可谓匠心独具。驼背上的8个乐舞俑形象均生动鲜活，仿佛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神态优雅自信，显然已是唱到动情之处。三彩载乐骆驼俑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对我们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葡萄花纹银香囊，古代贵族使用的熏香器，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这枚香囊的出土，印证了《旧唐书》中关于杨贵妃埋葬时身上佩戴的金属制香囊的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真容的一角。
葡萄花纹银香囊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圆球形银质香囊，通体镂空，表面满饰葡萄花鸟纹饰。镂刻的花纹，不仅具有极佳的装饰性，而且便于香烟飘散，其均匀对称分布，体现了对称的形式美。这枚香囊的平衡构造原理与现代陀螺仪相同，无论如何晃动，里面的香料始终不会洒落于外。尽管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其仍然玲珑剔透，转动起来灵活自如，平衡不倒，显示了极高的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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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国宝｜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舞马衔杯纹银壶讲述舞马传奇
镶金兽首玛瑙杯，唐代玉器，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国绝无仅有。
镶金兽首玛瑙杯材料罕见珍贵，是极其稀有的缠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琢，可谓“依色取巧，随形变化”。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兽嘴处镶金，眼、耳、鼻刻画得惟妙惟肖，工艺十分精湛。这件玛瑙杯的造型来自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阙楼图1971年出土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阙楼图共有两幅，分别绘制于墓道东西两侧，是唐代壁画中罕见的完整、大面幅、高等级的阙楼图，是唐代建筑绘画佳品，也是唐代阙楼实物的形象资料，十分珍贵。
阙楼图以门阙构图为主体，各以一座母阙、两座子阙排成“三出阙”形式。阙楼雕梁朱栏，青砖灰瓦，高脊翘椽，砖砌台基和雕刻花纹、挑檐及斗拱、鸱尾等都清楚可辨。楼阁背景为气势磅礴的山脉，山石层层，草木分布，在山峦和树木之景的衬托下，更见阙楼气势恢宏。李重润是唐中宗长子，大足元年被武则天处死，中宗重新即帝位后，追赠其为懿德太子，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因此墓中阙楼图使用的三出阙标准，是使用了皇帝的阙楼规格。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十八件国宝级文物，唯有两件从不出境展出，舞马衔环纹银壶便是其一。该壶是极为罕见的以舞马为题材的唐代盛酒器，它的出土佐证了文字史料中记载的唐代舞马祝寿的盛景，同时也是唐代中原汉族与北方契丹族文化交流的物证。
舞马衔环纹银壶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常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此壶展示了唐代高超的锤揲技法，壶盖帽为锤揲成型的覆式莲瓣，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手法在壶腹两面各模出两匹相互对应的舞马形象，通过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舞马作翘首摆尾、衔杯跪拜之状，应是当时舞马祝寿情景的真实再现，呈现了盛唐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发展的一个侧面。
皇后之玺，1968年于陕西咸阳市韩家湾郎家沟村出土，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仅1000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皇后之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羊脂玉，温润洁白，无任何受沁现象。玺钮为高浮雕的匍匐螭虎形，形态凶猛。螭虎是一种神话动物，用螭虎做钮表示君临天下，威服臣官的绝对权威。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四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杜虎符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古代虎符铸造时代最早、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个虎符，是研究古代军事制度的珍贵材料。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枚杜虎符并不完整，只有左半符。赤褐色的杜虎符小小一枚，一手可握。它造型生动，虎作行走状，虎首高昂，虎尾上卷，两目前视，有欲动未动之势。虎符正面有错金铭文9行共40字，字体为小篆，错金浑厚，技艺精湛。通过对虎符文字的研究，它客观印证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
鸳鸯莲瓣纹金碗，唐朝金器，出土时共有两件。两只金碗的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纹饰凹凸有致，犹如两朵盛开的金莲花。就已出土的唐代金碗而言，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仅见的最富丽堂皇的金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
这对金碗碗身錾刻有大量繁复而精美的纹样，外壁捶作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每层十瓣，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单元里又錾刻有装饰图案，上层主题是鸳鸯、野鸭、鹦鹉等动物纹，下层为单一的忍冬花装饰图案，莲瓣上的空白处则装饰有飞禽和云纹，华丽精美。如此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能有序、清晰地錾刻在小小的空间里，可见唐代金银细工的高超技艺。
三彩载乐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这尊载乐俑釉色明快华丽，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既展现了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的发达昌盛，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和融合。
三彩载乐骆驼俑虽经千余年沧桑，仍焕发着无穷的魅力。整个作品运用浪漫夸张的手法，充满想象力，以狭小的驼背作舞台，承载着阵容庞大的乐队来表现当时流行的新舞乐，可谓匠心独具。驼背上的8个乐舞俑形象均生动鲜活，仿佛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神态优雅自信，显然已是唱到动情之处。三彩载乐骆驼俑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对我们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葡萄花纹银香囊，古代贵族使用的熏香器，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这枚香囊的出土，印证了《旧唐书》中关于杨贵妃埋葬时身上佩戴的金属制香囊的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真容的一角。
葡萄花纹银香囊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圆球形银质香囊，通体镂空，表面满饰葡萄花鸟纹饰。镂刻的花纹，不仅具有极佳的装饰性，而且便于香烟飘散，其均匀对称分布，体现了对称的形式美。这枚香囊的平衡构造原理与现代陀螺仪相同，无论如何晃动，里面的香料始终不会洒落于外。尽管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其仍然玲珑剔透，转动起来灵活自如，平衡不倒，显示了极高的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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