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几个月内迅速占领东北, 侵入华北。到1937年7月7日，终于发动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
国际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和逐步强大，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英、美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企图实行经济改良政策来摆脱危机。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完全拋弃了资本主义仅有的一点民主形式，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大肆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成为最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国际社会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采取绥靖政策。
根本原因：根据既定国策，日本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确定“征服满蒙”的武装侵略方针。
现实原因：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面临严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正全力围剿红军，中国的内战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东北，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其后加入中国。1932年1月，中央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支援第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的抗日作战，即第一次淞沪抗战。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中员约有300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其后加入了中国。同年11月，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一·二九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军警。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即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12月25日，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全面抗日的到来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36年5月，在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9月1日，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面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屡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后，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江阴保卫战自1937年8月16日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日。江阴海战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也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海军战役；长年威震中国海疆的舰队，一部分在烟台自沉，主力则全数沉在江阴，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最重大的损失。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的美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等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奉命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防御。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介石将其枪毙。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副总裁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汪精卫不果。这使得汪精卫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同时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民兵组织（如中国、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蒋介石“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4年，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年发起了豫湘桂会战。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线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第一它是世界存在着苏联、英美、日德意三大势力和法西斯、反法西斯阵线的影响下进行的，正确提出反对日本侵略的方针和政策，加强国际上反法西斯阵线的战略配合。
第二日方强中方弱、日方小中方大、日方退步中方进步、日方失道寡助中方得道多助这些相互矛盾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日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
第三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很尖锐，需要正确处理两种矛盾的关系，保持自己的主动权。
第四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由于执行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因而在不同的战略阶段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军民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解放区战场则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第五抗日战争呈现出一种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有固定战线与无固定战线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血洗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抗日战争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
第四，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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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1931—1945）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几个月内迅速占领东北, 侵入华北。到1937年7月7日，终于发动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
国际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和逐步强大，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英、美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企图实行经济改良政策来摆脱危机。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完全拋弃了资本主义仅有的一点民主形式，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大肆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成为最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国际社会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采取绥靖政策。
根本原因：根据既定国策，日本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确定“征服满蒙”的武装侵略方针。
现实原因：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面临严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正全力围剿红军，中国的内战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东北，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其后加入中国。1932年1月，中央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支援第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的抗日作战，即第一次淞沪抗战。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中员约有300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其后加入了中国。同年11月，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一·二九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军警。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即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12月25日，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全面抗日的到来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36年5月，在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9月1日，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面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屡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后，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江阴保卫战自1937年8月16日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日。江阴海战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也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海军战役；长年威震中国海疆的舰队，一部分在烟台自沉，主力则全数沉在江阴，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最重大的损失。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的美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等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奉命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防御。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介石将其枪毙。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副总裁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汪精卫不果。这使得汪精卫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同时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民兵组织（如中国、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蒋介石“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4年，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年发起了豫湘桂会战。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线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第一它是世界存在着苏联、英美、日德意三大势力和法西斯、反法西斯阵线的影响下进行的，正确提出反对日本侵略的方针和政策，加强国际上反法西斯阵线的战略配合。
第二日方强中方弱、日方小中方大、日方退步中方进步、日方失道寡助中方得道多助这些相互矛盾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日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
第三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很尖锐，需要正确处理两种矛盾的关系，保持自己的主动权。
第四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由于执行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因而在不同的战略阶段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军民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解放区战场则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第五抗日战争呈现出一种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有固定战线与无固定战线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血洗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抗日战争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
第四，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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