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光亮与卿云

　　历史系于1925年建系以来，办公场地几度搬迁，一路映照出时代的变幻。据复旦校友读史老张考证，20世纪30年代初，为迎接复旦大学30周年校庆，校方拟建行政楼，但苦于资金不足，校董会决定发行公债，筹款建楼。1933年，复旦正式向社会发行公债，此举开我国大学发行公债之先河。复旦一举募得4万元，建成一幢大楼，以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相伯堂”。1949年后，老校舍以数字重新命名，相伯堂的代号是“100号”。1959年，当我入学复旦大学历史系时，100号已是历史系的办公楼。

　　我读本科时，时常会在复旦100号与历史系“四老”（按生年排序为：陈守实、周予同、耿淡如、周谷城）邂逅、与“两公”（蔡尚思、谭其骧）相遇。每月5日，教职员工发工资日更是群贤毕至，先生们互道问安，场面热闹。尤其出众的是谷老（周谷城），他总是身穿西服、佩戴领带，皮鞋擦得锃亮，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与众人打招呼。倘这天中午你在国权路上的来喜饭店吃饭，也许还会看到周先生的身影。

　　我跟耿淡如先生读研究生时担任他的助教。为协助耿师编选《西方史学史译丛》，我常去100号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在那里经常见到耿师与谷老交谈关于编写《世界史学史》提纲的事。此时的谷老十分谦和，与在会议上和报刊上与人论辩时的状态判若两人。

　　后来，我的研究生学业因时事而中辍，自然也不能再见到“四老”和“两公”。1978年春，待我重回100号报到时，逝去的往事席卷而来。

　　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一段激情澎湃的岁月。其情景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诗：“青春多美丽，时序若飞驰。前程未可量，奋发而为之。”此时，100号里许多老师正值青春或壮年，老先生们也老当益壮。而我重操旧业，自当格外努力。

　　我所在的教研室设在100号二楼北端，坐在我对面的留校青年教师顾云深经常与我探讨学术、交流心得。他是个书迷，我不时从他那里获得信息和新知。其时，同系的老师大多住在校外，中午多在学校食堂吃饭，相互求教的机会甚多。那时，我正在写《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成稿过程中，我为了重拾法文史料曾屡屡请教金重远老师。10年荒废，不要说第二外语（法语）全忘了，就是第一外语（英语）也忘得差不多了，需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重拾。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谈何容易。面对求知若渴、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一切都得“奋发而为之”。

　　1987年，邯郸校区正门对面的文科大楼落成，这幢办公楼成了文科各系的大本营，也成了当时学界交流的桥梁。一楼大厅两侧的布告栏上挤挤挨挨且不断更新的海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历史系亦然。吾系素来重视对外学术文化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很是频繁。从四面八方来的光亮，有力地鼓舞和促进了复旦历史系的教研工作。

　　光亮从京城来。京沪交通畅，学术交流旺。南下的北京学人相继传经送宝，兹略举一二。何兆武先生，凡从业西方史哲的学人，无一不知晓他，无一没有读过他的译作，比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译著，都是我们的案头书。何先生于中国学术贡献的闪光点，是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他发表了一系列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文章，篇篇有创意，字字如珠玑，在细微处见精深，于平实中藏宏论。21世纪伊始，何先生到访复旦大学外文系和历史系，我与何先生在文科楼9楼历史系会议室拍过几张合影。

　　2002年，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泰斗齐世荣先生南行，到历史系讲学，时逢他的代表作《齐世荣史学文集》出版。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齐先生在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西方史学史等方面的成就令人钦佩，他为吾系的学术研究出谋划策，有力推动了吾系世界现代史和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他特地叮嘱我两点，一是要培养接班人，二是要组建一支有力的团队。我遵之践行，收获丰矣。

　　光亮从域外来。2002年春日，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来吾系进行学术演讲。那天，电教室人头攒动，门口也站满了听众，陪他同来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王晴佳教授担任翻译，现场互动交流自然十分流畅。听讲者中不少是我课堂上的学子，在学术讨论的互动环节中，周兵同学与伊格尔斯就现代西方史学的英语对话颇为精彩，后生可畏也。

　　两年后的2004年4月8日，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出席吾系主办的“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世纪新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初识这位闻名世界的西儒，只见他金发疏落有致，身材颀长，轩逸倜傥，蓝眼睛炯炯有神，一只耳朵的耳钉闪闪发光。不过，他身上最闪亮的还是他的学术文化思想、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学界称他为“后学教父”。他在大会上的首讲主旨报告为《西方史学的形而上学》，此外还为复旦学子作了同一主题的学生版报告。两场报告我都作陪聆听，两个版本各有千秋，都获得了与会代表、复旦师生的热烈欢迎，迄今难以忘却。

　　2005年，为庆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高耸的光华楼在邯郸校区东侧拔地而起，成为现今的复旦大学新地标。

　　各系纷纷入驻光华楼，吾系也于2006年从文科楼迁到这里，共擘新世纪发展之宏图。

　　的确如此，与文科楼时代相比，这里的教研条件又有进步。教师办公室的配置一应齐全，连寒暑假期，室内都有晃动的人影、不熄的灯光。历史系拥有两大间会议室，皆配有现代化的音响设备，兼具教学和学术会议两种功能。自搬到光华楼，大约有8年时间，我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西方史学史专题研究》《世界上古中古史专题研究》等课程，采用专题讨论班模式进行教学，现代化教辅工具助我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我还得益于资料室。吾校各系都配备资料室，文科尤重，对于历史系而言，更是重中之重了。因为历史研究离不开丰赡的资料，舍此则一事无成。光华楼时代的资料室，不仅面积扩容，而且收藏丰富，中外文书籍、各种学术杂志，借阅、查找起来都十分方便。值得一提的是，中外名士捐赠吾系的珍贵书籍被收藏在特辟的专用房间，供需要者借阅。

　　光华楼上卿云飘，百年名校更璀璨。而回望历史系近百年史，从100号、文科楼再到光华楼，伴随着这一行程，历史学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奋勇而上犹如登楼，步履正在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