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出，不仅刘几本人惊讶，举国学子都惊讶。要知道，刘几在国子监读书时经常考第一名，他的写作风格——喜用怪异之语和生僻字词——更是被其他士子效仿，形成了一股名为“太学体”的写作风气。
但坏就坏在，刘几遇上了另一个江西人：这一年的贡举，恰好由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
欧阳修向来提倡平实文风，对艰涩怪异的诗文深恶痛绝。因此，他决定，在这次科举中整治一番，凡作文有“太学体”之风的士子，概不录取。
很巧，这一年的主考官，又是欧阳修。欧阳修对刘煇的文章大加赞赏，并将其答卷评为第一。
欧阳修知道自己亲选的状元竟然就是改了名字、改了文风的刘几，一时惊愕不已。
或许欧阳修只能安慰自己说：“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谁叫咱们江西人考起试来这么牛呢。
最著名的一次，是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的争吵，关于科举录取方法是否公平。
司马光说，北方有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几十年来竟然连一个考上进士的人都没有，可见全国一张卷统一录取，这种做法看似公平，实则太不公平。应该按照人口比例，给各路分配名额，逐路录取。
欧阳修对此辩驳说，科举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籍贯，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北方进士少，只能说明北方人书没读好，说明不了其他问题。国家考试选进士，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最好的人才选出来，而不要搞成地区间的分猪肉。
在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科举沿袭了全国统一录取的做法；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位，就开始试行“分省录取”。
即便如此，整个北宋，南方人将九成进士收入囊中，北方进士仅占10%左右。南宋时期，因为北方基本沦陷，95%以上的进士都来自南方地区。
为南方人霸榜作出最大贡献的，是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进士人数高居全国前三。
尽管从进士人数来看，江西（5328名）比福建（7043名）少了将近两千人。但从人才影响力的角度来看，江西丝毫不逊色。
两宋期间，通过科举入仕的晏殊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和杨万里等人，不仅撑起了大宋政坛、文坛的半壁江山，更是直接推动了江西文化辐射到全国。
自隋朝始开科举，到唐朝逐步完善，三百多年间有籍贯可考的江西进士，仅仅64名，全部为唐时录取。有学者统计，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有说270科），取进士将近7000人。可见，这一时期，江西进士人数占全国比例还不到1%。
当时，科举最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包括现在的陕西、河南、河北及山东这几个省份，产生了全国近70%的进士。尤其是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所在的关内道和河南道，两地作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考试政策和教育资源都倾斜在此，比别的地区拥有更多的录取名额。
不过，尽管当时江西进士人数少，但也有过十分亮眼的成绩：会昌三年（843），江西宜春人卢肇首度夺科举桂冠，成为状元；两年后，又一名江西宜春人易重，再次考得状元。
在“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两枝”的唐朝，得中进士已属不易，更何况是考上状元？而偏远的江西宜春竟然包揽了连续两榜的状元，更是让人愕然。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谏迎佛骨遭贬广东潮州，后改贬至江西袁州（宜春），担任袁州刺史。
民国《宜春县志》称赞韩愈：“左迁来袁州，矫矫贤刺史。惠政纪丰碑，书院自公始。”韩愈到袁州后，积极兴学，发展教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对袁州一带好学重举风气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江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韩愈来到袁州以前，袁州只出过5位进士，而之后，出了21位进士。还曾有过一种说法，称卢肇、易重两位状元是“韩退之之教也”。越来越多人及第，激励着当地士子努力读书，读书风气愈发浓厚。
唐末，由于战乱，中原一带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时，原来远离朝堂的南方地区，反而成为了社会相对安定的净土。不少北方人迁入江西，在此定居，为江西在接下来的科举爆发持续蓄力。
宋朝统治者喜好读书，在政治上，实行“崇文抑武”政策。科举制度上，在考试门槛、录取名额等各方面，朝廷尽力摒除过去世家大族对科举的垄断，让寒门学子有途径上位。
而随着大宋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江西受到的文化辐射更强。曾经因地理位置不好而经济匮乏的江西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个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的机会。
比起唐朝，两宋年间，在中央兴学运动的推动下，江西地方官员兴建州县学：北宋，江西建州县学（地方官学）覆盖率达83%，其中13个州一级（北宋江西共78个州县）行政单位全部建学；南宋，江西新创建了14个州县学，并修建、重建或迁建55个受战火损毁的州县学。
江西民间有责任感的士人，纷纷担当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宋代江西书院，在全国范围内占有绝对优势。以顾宏义先生的统计为例，两宋全国书院共762所，其中江西259所，远高于第二名浙江的164所。
若是北宋和南宋对比，由于南宋理学发展，在朱熹、陆九渊等人讲学活动的影响下，江西书院的数量接近翻倍。江西书院中，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雷塘书院、豫章书院等等。
在政、经、文的多重利好促进下，两宋时期，江西迎来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的高峰。
根据学者统计，北宋全国进士有19071名，其中江西有1734名，占全国比例约9%；南宋全国进士有23319名，江西有3594名，占全国比例约15%。与唐朝相比，显然是质的飞跃。
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拜参知政事，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扫西昆体、太学体等贫乏空虚、缺少真情实感的文学创作风气，开创了内容充实、抒情述志等文风，影响数代。
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拜宰相，主持熙宁变法，以一己之力拯救帝国财政危机，北宋最伟大的改革家。
黄庭坚，治平四年（1067）进士，虽仕途坎坷，却开创了江西诗派，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广东提点刑狱等，一生作诗两万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
文天祥，宝佑四年（1256）中进士，且为状元，为穷途末路的帝国挺身而出，以身殉国……
这样一群人，创造了江西文学与政治的黄金时代，不仅给大宋，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伟大的财富。
接替的元朝，不兴科举，常被称为文化荒漠。但两宋兴建的江西书院，默默为江西人的再次崛起保留了无数读书种子。
据统计，明朝两百多年间，全国共有进士24595人，若15省平分，每省应有1639名，平均水平为6.7%。其中，考籍为江西的进士有2719名，占全国总数11%；若从原籍角度统计，则江西进士有3067名，占全国总数12.5%。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统计，江西进士人数都比全国水平高出约一倍。
在巅峰期，即明初的89年间，江西进士（938名）是同期全国进士人数（4369名）的21.5%。相当于，全国每5个进士中就有1个是江西人。
数据上看，吉安府共有进士818名，南昌有625名，两者加起来1443人，超过全省进士人数的一半。
曾经，在1400年和1404年连续两次科举殿试中，共有一甲进士6名，而吉安人包办了5名。
历史学者何炳棣曾指出，明初江西科举的盛况，尤其吉安府，是空前绝后的纪录：“目前只能粗略地揣测这现象或与宋代江西人文之盛不无关系。”这种猜测无疑是准确的，江西过去几百年的文化积累，是江西人在明朝初年迅速崛起的基础。
当时流传“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这是因为，明朝前期，江西士大夫不仅出仕者多，还有很多人（尤其是吉安人）进入了明朝政治中心，在中央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永乐至景泰的五十余年间，内阁共有宰辅23人，江西人多达8人，分别为胡广、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陈循、彭时和萧镃，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胡广、杨士奇和陈循为吉安人。
与此同时，江西人担任首辅的时间也很长，尤其是杨士奇，长达二十年，历经四朝统治。
可以说，江西人在明初，长期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对江西士子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有着极大的鼓励。
而明初，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所开创的“台阁体”，一度统治了整个文坛。台阁体是一种以江西文学传统为内核所发展的创作风格，作家以江西文人为主。在当时，大盛的台阁体对科举考试的判卷标准也产生了影响，考官会更倾向于这种写作风格。那些从小受江西文化熏陶的士子们，自然比其他地区的考生更能写出高分答卷。
从天顺初至崇祯末，187年间，共有宰辅136人，其中，仅有13位江西人，占比急剧下降。影响较大的有夏言、严嵩等少数几人，但远不及明初江西人在朝堂那般叱咤风云。江西人逐渐淡出明朝政治中心，与之对应的是台阁体的衰微，它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大潮之中，逐渐被淹没。
到了清代，江西进士人数（1886名），在全国人数（26849名）中仅占7%，比宋、明两代都低。
而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式微，直到废止，不管是进士身份，还是中国古代教育，都走向了末路，转而是近代教育的发展。
在战争毁城、经济封闭和书院转型缓慢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江西失去了与沿海地区齐头并进的机会。从此，再也不复当年“考神”的辉煌。由于存在感薄弱，这个失落的省份还被网友戏称为“阿卡林省”。
夏汉宁：《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吴夏平：《从学官角色看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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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藏最深的考神大省
消息传出，不仅刘几本人惊讶，举国学子都惊讶。要知道，刘几在国子监读书时经常考第一名，他的写作风格——喜用怪异之语和生僻字词——更是被其他士子效仿，形成了一股名为“太学体”的写作风气。
但坏就坏在，刘几遇上了另一个江西人：这一年的贡举，恰好由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
欧阳修向来提倡平实文风，对艰涩怪异的诗文深恶痛绝。因此，他决定，在这次科举中整治一番，凡作文有“太学体”之风的士子，概不录取。
很巧，这一年的主考官，又是欧阳修。欧阳修对刘煇的文章大加赞赏，并将其答卷评为第一。
欧阳修知道自己亲选的状元竟然就是改了名字、改了文风的刘几，一时惊愕不已。
或许欧阳修只能安慰自己说：“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谁叫咱们江西人考起试来这么牛呢。
最著名的一次，是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的争吵，关于科举录取方法是否公平。
司马光说，北方有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几十年来竟然连一个考上进士的人都没有，可见全国一张卷统一录取，这种做法看似公平，实则太不公平。应该按照人口比例，给各路分配名额，逐路录取。
欧阳修对此辩驳说，科举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籍贯，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北方进士少，只能说明北方人书没读好，说明不了其他问题。国家考试选进士，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最好的人才选出来，而不要搞成地区间的分猪肉。
在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科举沿袭了全国统一录取的做法；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位，就开始试行“分省录取”。
即便如此，整个北宋，南方人将九成进士收入囊中，北方进士仅占10%左右。南宋时期，因为北方基本沦陷，95%以上的进士都来自南方地区。
为南方人霸榜作出最大贡献的，是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进士人数高居全国前三。
尽管从进士人数来看，江西（5328名）比福建（7043名）少了将近两千人。但从人才影响力的角度来看，江西丝毫不逊色。
两宋期间，通过科举入仕的晏殊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和杨万里等人，不仅撑起了大宋政坛、文坛的半壁江山，更是直接推动了江西文化辐射到全国。
自隋朝始开科举，到唐朝逐步完善，三百多年间有籍贯可考的江西进士，仅仅64名，全部为唐时录取。有学者统计，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有说270科），取进士将近7000人。可见，这一时期，江西进士人数占全国比例还不到1%。
当时，科举最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包括现在的陕西、河南、河北及山东这几个省份，产生了全国近70%的进士。尤其是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所在的关内道和河南道，两地作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考试政策和教育资源都倾斜在此，比别的地区拥有更多的录取名额。
不过，尽管当时江西进士人数少，但也有过十分亮眼的成绩：会昌三年（843），江西宜春人卢肇首度夺科举桂冠，成为状元；两年后，又一名江西宜春人易重，再次考得状元。
在“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两枝”的唐朝，得中进士已属不易，更何况是考上状元？而偏远的江西宜春竟然包揽了连续两榜的状元，更是让人愕然。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谏迎佛骨遭贬广东潮州，后改贬至江西袁州（宜春），担任袁州刺史。
民国《宜春县志》称赞韩愈：“左迁来袁州，矫矫贤刺史。惠政纪丰碑，书院自公始。”韩愈到袁州后，积极兴学，发展教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对袁州一带好学重举风气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江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韩愈来到袁州以前，袁州只出过5位进士，而之后，出了21位进士。还曾有过一种说法，称卢肇、易重两位状元是“韩退之之教也”。越来越多人及第，激励着当地士子努力读书，读书风气愈发浓厚。
唐末，由于战乱，中原一带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时，原来远离朝堂的南方地区，反而成为了社会相对安定的净土。不少北方人迁入江西，在此定居，为江西在接下来的科举爆发持续蓄力。
宋朝统治者喜好读书，在政治上，实行“崇文抑武”政策。科举制度上，在考试门槛、录取名额等各方面，朝廷尽力摒除过去世家大族对科举的垄断，让寒门学子有途径上位。
而随着大宋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江西受到的文化辐射更强。曾经因地理位置不好而经济匮乏的江西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个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的机会。
比起唐朝，两宋年间，在中央兴学运动的推动下，江西地方官员兴建州县学：北宋，江西建州县学（地方官学）覆盖率达83%，其中13个州一级（北宋江西共78个州县）行政单位全部建学；南宋，江西新创建了14个州县学，并修建、重建或迁建55个受战火损毁的州县学。
江西民间有责任感的士人，纷纷担当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宋代江西书院，在全国范围内占有绝对优势。以顾宏义先生的统计为例，两宋全国书院共762所，其中江西259所，远高于第二名浙江的164所。
若是北宋和南宋对比，由于南宋理学发展，在朱熹、陆九渊等人讲学活动的影响下，江西书院的数量接近翻倍。江西书院中，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雷塘书院、豫章书院等等。
在政、经、文的多重利好促进下，两宋时期，江西迎来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的高峰。
根据学者统计，北宋全国进士有19071名，其中江西有1734名，占全国比例约9%；南宋全国进士有23319名，江西有3594名，占全国比例约15%。与唐朝相比，显然是质的飞跃。
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拜参知政事，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扫西昆体、太学体等贫乏空虚、缺少真情实感的文学创作风气，开创了内容充实、抒情述志等文风，影响数代。
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拜宰相，主持熙宁变法，以一己之力拯救帝国财政危机，北宋最伟大的改革家。
黄庭坚，治平四年（1067）进士，虽仕途坎坷，却开创了江西诗派，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广东提点刑狱等，一生作诗两万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
文天祥，宝佑四年（1256）中进士，且为状元，为穷途末路的帝国挺身而出，以身殉国……
这样一群人，创造了江西文学与政治的黄金时代，不仅给大宋，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伟大的财富。
接替的元朝，不兴科举，常被称为文化荒漠。但两宋兴建的江西书院，默默为江西人的再次崛起保留了无数读书种子。
据统计，明朝两百多年间，全国共有进士24595人，若15省平分，每省应有1639名，平均水平为6.7%。其中，考籍为江西的进士有2719名，占全国总数11%；若从原籍角度统计，则江西进士有3067名，占全国总数12.5%。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统计，江西进士人数都比全国水平高出约一倍。
在巅峰期，即明初的89年间，江西进士（938名）是同期全国进士人数（4369名）的21.5%。相当于，全国每5个进士中就有1个是江西人。
数据上看，吉安府共有进士818名，南昌有625名，两者加起来1443人，超过全省进士人数的一半。
曾经，在1400年和1404年连续两次科举殿试中，共有一甲进士6名，而吉安人包办了5名。
历史学者何炳棣曾指出，明初江西科举的盛况，尤其吉安府，是空前绝后的纪录：“目前只能粗略地揣测这现象或与宋代江西人文之盛不无关系。”这种猜测无疑是准确的，江西过去几百年的文化积累，是江西人在明朝初年迅速崛起的基础。
当时流传“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这是因为，明朝前期，江西士大夫不仅出仕者多，还有很多人（尤其是吉安人）进入了明朝政治中心，在中央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永乐至景泰的五十余年间，内阁共有宰辅23人，江西人多达8人，分别为胡广、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陈循、彭时和萧镃，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胡广、杨士奇和陈循为吉安人。
与此同时，江西人担任首辅的时间也很长，尤其是杨士奇，长达二十年，历经四朝统治。
可以说，江西人在明初，长期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对江西士子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有着极大的鼓励。
而明初，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所开创的“台阁体”，一度统治了整个文坛。台阁体是一种以江西文学传统为内核所发展的创作风格，作家以江西文人为主。在当时，大盛的台阁体对科举考试的判卷标准也产生了影响，考官会更倾向于这种写作风格。那些从小受江西文化熏陶的士子们，自然比其他地区的考生更能写出高分答卷。
从天顺初至崇祯末，187年间，共有宰辅136人，其中，仅有13位江西人，占比急剧下降。影响较大的有夏言、严嵩等少数几人，但远不及明初江西人在朝堂那般叱咤风云。江西人逐渐淡出明朝政治中心，与之对应的是台阁体的衰微，它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大潮之中，逐渐被淹没。
到了清代，江西进士人数（1886名），在全国人数（26849名）中仅占7%，比宋、明两代都低。
而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式微，直到废止，不管是进士身份，还是中国古代教育，都走向了末路，转而是近代教育的发展。
在战争毁城、经济封闭和书院转型缓慢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江西失去了与沿海地区齐头并进的机会。从此，再也不复当年“考神”的辉煌。由于存在感薄弱，这个失落的省份还被网友戏称为“阿卡林省”。
夏汉宁：《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吴夏平：《从学官角色看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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