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各种原因歪曲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扭曲或错解史实,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形态,但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更为复杂的形式与样态。真确地把握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基于马克思思想中潜藏的总体性思想。只有从马克思总体性思想出发,才能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值得追问的是,究竟何谓历史的真实?朴素的、常识的观念认为,历史语境中的真实,就是关于各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确认,这种真实可能通过经验的方式接近、抵达或把握。例如,德国兰克史学的最高追求就是让历史事实本身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然则,这种浅表化的思路既不符合黑格尔的思想,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观念。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的个别的、某一方面的真实,恰恰需在总体性的全体中,才能得以真切的理解和把握。简言之,假设不联系整体,那么,其所把握的事实就并非真实。分析事实,也必须经由总体性的视角与眼光,所以,黑格尔指出:“真理即是全体。”黑格尔的总体性思路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在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之后,马克思吸收并创造了总体性的辩证法,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总体性辩证法与历史密切结合,这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实现思想变革的关键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将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将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历史叙事,在历史的片段、事实与过程中,寻求统一性。换言之,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任何个别的事实与环节,其本质与真实,都必须置于历史之整体中来加以考量。这隐含着马克思的总体性思路,总体性并非否定事实的客观性,也并非否定经验判断对于确认历史事实的有效性,而是重在强调,必须联系历史总体,才可能真切地把握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否则,抓住一个个孤零零的所谓事实,也未必把握了历史之真实。依此逻辑,即便人们从朴素经验论出发确认了历史事实,却不将这一事实、片段、融入整体性的历史叙述之中,即历史无法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总体性叙事,那么,如此这般对于历史之“真实”的把握就是虚妄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意味着对历史的某一事实的扭曲,还意味着在把握历史事实与历史片段时缺乏总体性的维度,于是,历史无法呈现为一种有意义的总体,从而失落于碎片化的事实。只有从总体性的视角出发,才能洞悉历史虚无主义的“密码”。
可见,总体性是判明历史虚无主义根源的关键概念,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超越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我们先探究历史之认知这一维度。
在历史语境中,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辩证法命题的含义是,从局部的、片段的、暂时的状态中,把握整体性的历史存在。换言之,从历史事实中读解历史之普遍意义,也即对历史总体性的寻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有比喻:动物只能听懂音乐中的音符,而人却能听懂音乐的旋律。黑格尔这一比喻的重点不是指认人对于动物的超越性,而是意在强调总体性的根本意义。音乐的本质在于旋律,旋律是整体性的,是音乐的意义本身,而音符只是旋律的组成环节,正是在整体性的旋律中,音符才有意义,音符之组合才能被称为音乐,否则音符就只是一堆混杂的音响、一种无意义的声音而已。受此影响,马克思从总体性的观念中去识别历史的事实、段落,乃至历史之瞬间。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价值形式发展、演化的四个阶段,在对其进行历史叙述时,马克思始终在一种总体性的框架中去理解价值形式发展的各个环节。他将暂时的环节理解为通向未来、实现本质的台阶与路径,正是在这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中,商品的价值本质才显现出来。又如,马克思曾对同步发生的历史性事件进行叙述与分析,写下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其中,马克思绝非就事论事地、狭隘地、经验化地叙述、分析历史事件,而是联系总体性、联系历史的普遍意义来分析历史的事实及其经验。其深层用意不仅在于评述这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更在于通过历史事件呈现历史之整体性的意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那个观点:“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这种“后续”包含“前序”的认知方法思想底色就是总体性历史辩证法。
上述强调了总体性辩证法从片段、个别、事实洞悉统一性的方法,突出了对于历史事实的意义寻求,以及历史事实的整体逻辑。概言之,从个别中识别全体,从环节中识别整体性。这意味着,也应从总体性把握个别,从历史整体与历史意义中来分析、把握个别历史事件与历史片段。个别总是包藏着总体的个别。如果分辨不出历史片段中的总体性意义,那么,对于历史之个别事件或历史经验,都将缺乏真切的把握。
历史的总体性并非一种纯粹的认识论维度的问题,而是实践性的问题。进言之,历史的总体性绝非一种超离于人、外在于人的存在。既往关于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与阐释,其根本缺陷在于,它造成了这样的误解:将历史的总体性理解为某种先验存在或既定存在的规律,然后,人再去加以认知与阐释。这种思路仍然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没能理解马克思实践转向的革命性意义。经由实践转向,马克思突破了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其关键在于,他将总体性理解为一种与人的实践密切联系的总体性,正是在人的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中,历史的总体性才能真确地实现。换言之,历史的总体性并非外在于人,也不是现成的或纯粹客观的存在,历史的总体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展开、生成的总体性。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在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进程中,总体性才展现出来。因此,实践是总体性的源生地。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客观世界的规律,也并非认识论层面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在此,实践也绝非脱离认识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原则,其要义在于,理论与实践均是基于总体性而实现。例如,革命家可能在某个看似寻常的时刻,敏锐捕获其后隐含的历史意义,正是基于总体性的意识,他才能看清当下时刻的历史意义,敏锐抓住历史变革的机会。如果操之过急,则为盲动,如果延误时机,则为保守。革命家必须准确地研判时机,洞悉形势,把握个别与总体之间的联系,抓住革命的时机与历史的机遇。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正是依托此种敏锐的革命家总体性意识。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论断中的“理论”,潜藏着链接具体形势与历史整体的认知能力。只有在总体性的指引下,才能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提升到解放斗争的层次和水平。同此,也正是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历史之总体性才得以实现。所以,总体性并非预置的、既定的事实,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和历史性统一中得以展开并实现的。反之,缺失总体性的意识及其实践,那么,历史将不具有马克思语境中的历史意义与历史性质,而是将崩解为碎片、事实或话语,个别性不再承载普遍意义,同理,这也将解构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将脱离人之主体,构成一种外在于人的因素与存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根源。
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进行历史叙事的核心结构,基于这一结构,马克思揭示并叙述了一种连贯的、清晰的普遍历史。普遍历史与历史素材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主线化且具有意义的,而后者则可能是含混而复杂的,其性质与含义也是不确定的。但是,正因为具有意义,历史才成为一个整体,也才可能被洞穿与理解。否定总体性或否定普遍历史,就必然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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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总体性思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基于各种原因歪曲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扭曲或错解史实,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形态,但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更为复杂的形式与样态。真确地把握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基于马克思思想中潜藏的总体性思想。只有从马克思总体性思想出发,才能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值得追问的是,究竟何谓历史的真实?朴素的、常识的观念认为,历史语境中的真实,就是关于各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确认,这种真实可能通过经验的方式接近、抵达或把握。例如,德国兰克史学的最高追求就是让历史事实本身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然则,这种浅表化的思路既不符合黑格尔的思想,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观念。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的个别的、某一方面的真实,恰恰需在总体性的全体中,才能得以真切的理解和把握。简言之,假设不联系整体,那么,其所把握的事实就并非真实。分析事实,也必须经由总体性的视角与眼光,所以,黑格尔指出:“真理即是全体。”黑格尔的总体性思路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在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之后,马克思吸收并创造了总体性的辩证法,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总体性辩证法与历史密切结合,这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实现思想变革的关键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将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将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历史叙事,在历史的片段、事实与过程中,寻求统一性。换言之,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任何个别的事实与环节,其本质与真实,都必须置于历史之整体中来加以考量。这隐含着马克思的总体性思路,总体性并非否定事实的客观性,也并非否定经验判断对于确认历史事实的有效性,而是重在强调,必须联系历史总体,才可能真切地把握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否则,抓住一个个孤零零的所谓事实,也未必把握了历史之真实。依此逻辑,即便人们从朴素经验论出发确认了历史事实,却不将这一事实、片段、融入整体性的历史叙述之中,即历史无法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总体性叙事,那么,如此这般对于历史之“真实”的把握就是虚妄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意味着对历史的某一事实的扭曲,还意味着在把握历史事实与历史片段时缺乏总体性的维度,于是,历史无法呈现为一种有意义的总体,从而失落于碎片化的事实。只有从总体性的视角出发,才能洞悉历史虚无主义的“密码”。
可见,总体性是判明历史虚无主义根源的关键概念,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超越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我们先探究历史之认知这一维度。
在历史语境中,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辩证法命题的含义是,从局部的、片段的、暂时的状态中,把握整体性的历史存在。换言之,从历史事实中读解历史之普遍意义,也即对历史总体性的寻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有比喻:动物只能听懂音乐中的音符,而人却能听懂音乐的旋律。黑格尔这一比喻的重点不是指认人对于动物的超越性,而是意在强调总体性的根本意义。音乐的本质在于旋律,旋律是整体性的,是音乐的意义本身,而音符只是旋律的组成环节,正是在整体性的旋律中,音符才有意义,音符之组合才能被称为音乐,否则音符就只是一堆混杂的音响、一种无意义的声音而已。受此影响,马克思从总体性的观念中去识别历史的事实、段落,乃至历史之瞬间。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价值形式发展、演化的四个阶段,在对其进行历史叙述时,马克思始终在一种总体性的框架中去理解价值形式发展的各个环节。他将暂时的环节理解为通向未来、实现本质的台阶与路径,正是在这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中,商品的价值本质才显现出来。又如,马克思曾对同步发生的历史性事件进行叙述与分析,写下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其中,马克思绝非就事论事地、狭隘地、经验化地叙述、分析历史事件,而是联系总体性、联系历史的普遍意义来分析历史的事实及其经验。其深层用意不仅在于评述这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更在于通过历史事件呈现历史之整体性的意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那个观点:“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这种“后续”包含“前序”的认知方法思想底色就是总体性历史辩证法。
上述强调了总体性辩证法从片段、个别、事实洞悉统一性的方法,突出了对于历史事实的意义寻求,以及历史事实的整体逻辑。概言之,从个别中识别全体,从环节中识别整体性。这意味着,也应从总体性把握个别,从历史整体与历史意义中来分析、把握个别历史事件与历史片段。个别总是包藏着总体的个别。如果分辨不出历史片段中的总体性意义,那么,对于历史之个别事件或历史经验,都将缺乏真切的把握。
历史的总体性并非一种纯粹的认识论维度的问题,而是实践性的问题。进言之,历史的总体性绝非一种超离于人、外在于人的存在。既往关于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与阐释,其根本缺陷在于,它造成了这样的误解:将历史的总体性理解为某种先验存在或既定存在的规律,然后,人再去加以认知与阐释。这种思路仍然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没能理解马克思实践转向的革命性意义。经由实践转向,马克思突破了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其关键在于,他将总体性理解为一种与人的实践密切联系的总体性,正是在人的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中,历史的总体性才能真确地实现。换言之,历史的总体性并非外在于人,也不是现成的或纯粹客观的存在,历史的总体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展开、生成的总体性。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在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进程中,总体性才展现出来。因此,实践是总体性的源生地。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客观世界的规律,也并非认识论层面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在此,实践也绝非脱离认识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原则,其要义在于,理论与实践均是基于总体性而实现。例如,革命家可能在某个看似寻常的时刻,敏锐捕获其后隐含的历史意义,正是基于总体性的意识,他才能看清当下时刻的历史意义,敏锐抓住历史变革的机会。如果操之过急,则为盲动,如果延误时机,则为保守。革命家必须准确地研判时机,洞悉形势,把握个别与总体之间的联系,抓住革命的时机与历史的机遇。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正是依托此种敏锐的革命家总体性意识。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论断中的“理论”,潜藏着链接具体形势与历史整体的认知能力。只有在总体性的指引下,才能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提升到解放斗争的层次和水平。同此,也正是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历史之总体性才得以实现。所以,总体性并非预置的、既定的事实,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和历史性统一中得以展开并实现的。反之,缺失总体性的意识及其实践,那么,历史将不具有马克思语境中的历史意义与历史性质,而是将崩解为碎片、事实或话语,个别性不再承载普遍意义,同理,这也将解构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将脱离人之主体,构成一种外在于人的因素与存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根源。
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进行历史叙事的核心结构,基于这一结构,马克思揭示并叙述了一种连贯的、清晰的普遍历史。普遍历史与历史素材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主线化且具有意义的,而后者则可能是含混而复杂的,其性质与含义也是不确定的。但是,正因为具有意义,历史才成为一个整体,也才可能被洞穿与理解。否定总体性或否定普遍历史,就必然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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