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球日丨《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的新成果与新期待

　　近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杨煜达教授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出版。4月20日，复旦大学和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世界地球日’院士专家研讨交流会暨《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新书发布会”。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气候中心、复旦大学等关注、研究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发布会，并在座谈环节就这一新成果的出版问世和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研讨。

　　作为反映中国区域极端旱涝时空分布的专题历史地图集，《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系统地利用了正史、方志、档案、文集、日记等历史文献，梳理其中包含的旱涝信息，分区域识别公元1000年以来发生概率为10%（即“十年一遇”）的极端旱涝事件，将其表达在地图上。在千年尺度上，实现了区域极端旱涝事件的均一识别，收录旱涝数据达12万余条，绘制极端旱涝年份图达433幅，并在每幅图下附有相当篇幅的文字说明，让读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地图集》是杨煜达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十余年来在历史气候领域潜心积累的成果。座谈会上，《地图集》主编杨煜达教授回顾了这项研究的开端。

　　2002年，杨煜达来到复旦大学史地所开始他的博士求学生涯，师从邹逸麟先生、满志敏教授开始步入历史气候研究的大门。他在博士阶段的研究就涉及历史时期极端气候灾害的案例，比如1815年坦博拉火山喷发对中国区域社会的影响。留所工作后，他的第一个工作是长江三角洲的极端旱涝灾害的研究。“作为历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自然关心气候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前述的研究工作中，杨煜达更体会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最直接、最剧烈的就是极端气候”，由此，他思考将极端气候作为一个长期的研究方向。“2010年我从德国回来，开始正式着手组织团队，做这项工作。申请了多个项目支持。2014年，我们在《历史地理》上发表了关于千年区域极端旱涝识别方法的论文，后续就全面展开了分区域的旱涝站点定级和识别工作。2020年底，基本数据全部完成，草图也全部绘制完成。”

　　历史地图是表达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现象空间分布及发展变化最直观的方式。杨煜达教授说，从动念做这项研究的一开始，就希望以历史地图的形式来展现。一来地图表达最直观，二来以历史地图的形式表达，能让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利用。

　　十余年来的坚持不懈，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是这两册厚重的图集，但这并非杨煜达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全部工作。复旦大学史地所所长张晓虹教授指出，《地图集》背后有博士论文十来篇，硕士论文二十来篇，还有相关成果在不同学术刊物上的发表。此外，《地图集》的厚重更在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几代人的学术接力。座谈会上，多位专家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一点，十分感慨。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最为学界和社会称道的成果是反映历代疆域政区变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谭图”。中央文史馆馆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在发布会致辞中就提到，谭其骧先生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就有设想，他认为在政区之外，中国的历史地图集应该是包括自然、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人口、城市等等不同专题的综合性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大地图集”）就是在此理念之下于1980年代正式开展工作的项目，这一项目也融入了谭其骧先生、邹逸麟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心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地图集”于2013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尚有两册未出版。在出版的第一册中，即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丕远先生主持的历史气候图组和复旦大学史地所主持的历史灾害图组。

　　从“谭图”到“大地图集”，可以明了谭其骧先生对历史气候研究是有设想的，而之后邹逸麟先生、张修桂先生、满志敏教授则在这一领域都做了具体的工作，如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具体研究的深入和发表，以及人才的培养。杨煜达教授介绍《地图集》工作时提到，团队梳理的资料中包括了上世纪90年代满志敏教授组织复旦史地所的老师们抄录的卡片。当时没有数据库和数字化文本，学者翻检史料，一条条抄录，积累了元代以前文献中的气候记录卡片3万余张……这些都是《地图集》工作得以开展、落实的坚实基础和学术支撑。2020年、2021年，满志敏、邹逸麟、张修桂三位先生先后逝世，杨煜达教授及其团队在《地图集》的扉页表达了对三位先生的哀思，“谨以此地图集向邹逸麟先生、张修桂先生、满志敏先生致敬！”

　　不忘前辈，后继有人。《地图集》既是学术佳作，也是育人成果。《地图集》的编写团队共40余人，由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组成。韩健夫是团队中直接参与《地图集》工作时间最长的成员。自2012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所跟随满志敏教授、杨煜达教授学习，就开始从事区域极端旱涝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过去1000年华北地区极端干旱事件的重建与社会应对。2017年博士毕业后，他继续《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从入学到《地图集》的最终出版，已经过去整整十一年，他感到自己深深受益于此。如今他已成长为副教授，成为科研一线的中坚力量。他表示在《图集》基础上，未来还可以继续开展更深入的灾害重建和社会应对研究工作，发掘更多的学术增长点。刘威是即将毕业的在读博士，河南驻马店人，1975年河南驻马店发生特大暴雨时她尚未出生，但这件事作为家族记忆、地方历史记忆已深深刻入她的历史认知中，也是她选择以历史气候研究为志业的原因之一。刘威是《地图集》后期制图工作的主要参与成员之一，2020年《地图集》数据基本完成，她开始绘制专题图的初稿，直到出版前，她还在一遍一遍核查数据并调整图稿细节。她表示《地图集》的出版凝聚了整个编制团队的心血，大家各自分工、通力合作，最后才能呈现出完整的工作。而编绘工作最大的体会是要有耐心，沉得住气，重视细节，不怕麻烦。她提到，未来将在《地图集》工作基础上继续探讨历史时期暴雨事件的时空过程与社会影响，以更好地回应社会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所关注的问题。

　　《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气候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一个典型的文理结合、学科交叉的工作。谈这项工作在学术脉络上的传承创新，首先就要谈由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1981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以下简称《五百年图集》）。很长时间以来，这是以地图形式呈现历史气候研究成果的标志性学术出版物。

　　在采访中，杨煜达教授特别强调了《五百年图集》的重要意义。他讲道，历史气候研究使用的是历史文献，属于代用资料，这与近现代器测资料不同。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发展了历史物候学的方法，找到了温度变化可以计量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合适的、让大家信服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历史时期的温度可以和现代温度衔接、比较。而降水与气温又不相同。中国的降水，其空间一致性不像气温那么强，地域性差异大。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旱涝变化如何与现代器测数据进行比对，一直是历史时期旱涝研究面对的问题。《五百年图集》首次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可以和现代比较的可信的数据平台，建立了一个可以和现在衔接的500多年来覆盖中国东部地区干湿变化的基本数据集。

　　《地图集》工作是对《五百年图集》工作的继承和创新。从方法上来讲，《地图集》借助了《五百年图集》工作的经验，根据历史文献“记异略常”的特点，设计了分阶段分级判定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大致相同的概率密度进行筛选，构建了正史体系与方志体系史料间与器测资料间可以比较的平台。从数据的补充和更新上，杨煜达教授及其团队利用近四十年来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新成果，不仅将研究时段较《五百年图集》又向前推进了500年，同时新增和更新了大量数据，提供了一套新的中国旱涝时空分布的历史数据，这些数据既有明确的区域范围，又在数据质量上有所提升。

　　国家气象中心气候变化首席专家张德二先生是当年《五百年图集》的参与者，之后她也一直致力于历史气候研究，由她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全四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嘉惠学林，也是杨煜达教授及其团队案头必备的重要参考书。座谈会上，张先生对《地图集》的问世表示祝贺。年逾八十，张先生去年还出版了新著《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研究》，就历史文献中的气候数据，她分享了自己的见解，肯定了此次《地图集》绘制上的进步。回顾几十年来的研究心路，她对于历史气候研究的艰辛感触极深，也对年轻一辈学者寄予更高的学术期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气候专业委员会主任郑景云也是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研究方面的“老兵”，他与杨煜达教授也有多年的合作。在座谈会上，他表示，编图是最难的，首先要有数据，攒够了数据，数据落到地图上还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专业的分析和技术处理，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发布会上，很多专家领导都肯定了《地图集》工作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提到这一成果揭示了中国季风区极端降水时空分布规律，为历史、地理、气象、农业、水利、生态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科学参考，等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利华则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工作予以肯定。王利华教授研究环境史，他说“研究环境史，总是绕不开气候，冷暖干湿是最基本的考虑因素，最核心的问题是水”，而时间、空间、数量、结构等环境研究的几个尺度在《地图集》中都有呈现，他认为，“科学是科学探索的过程，而不是坚定不移的结论”，即使未来有学者对《地图集》提出批评意见，它的方法决定了它一定会成为相关研究学术脉络中一块绕不开的基石。

　　前期攒数据，如今数据集合，特别是《地图集》以历史地图形式呈现出来之后，研究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杨煜达教授表示，未来研究团队将会利用这些数据做一些具体的，新的研究，《地图集》向社会、学界发布之后，也希望看到其他学者利用这些数据开展新的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院研究员张人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两位院士从跨学科领域对《地图集》和杨煜达教授团队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朱敏研究员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从科技考古领域寻求证据，为《地图集》揭示的极端降水时空分布规律提供佐证，或者二者结合可以碰撞出新的学术火花。他还建议建立网站，可以不断更新后续研究和数据。张人禾研究员则指出，旱具有一定的区域性，而涝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更不要说对历史时期旱涝的复原，他肯定这一工作的学术意义之外，更期待未来研究的新进展。

　　此外，座谈会上更多来自历史学界的学者也表达了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和进一步的期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主任李孝聪、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在拿到《地图集》的第一时间就翻阅了自己熟悉的历史时段、区域，并将《地图集》的呈现与自己掌握的史学印象、生活经验相比照。唐晓峰教授称《地图集》的工作是把“天上的事情落地”——“气候是天上的事情，具有自然属性，而灾害是地上的事情，具有人文属性，‘天上的事情落到地上’，再考诸人的指标（历史文献），最终落实在地图上，这是极为不易的。”李孝聪教授对于《地图集》中每幅图下的文字说明特别给予了肯定。他指出，一些地图集没有充分的图片说明，使得看图的人看得到图，而不清楚制图的依据，而《地图集》在这一点上做了充分的说明。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并不满足于每幅图所附的文字说明。张人禾院士，以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侯甬坚教授，都对杨煜达教授及其团队掌握的气候数据，特别是《地图集》中尚未呈现的部分表示出极大的学术兴趣，希望有机会能以出版物或者数据库的形式发布出来。另外，《地图集》筛选呈现的是“十年一遇”的极端旱涝，那么，如何识别“十年一遇”，甚至包括如何对历史文献资料中有关气候的记载进行量化、筛选，如何综合划区，历史地图绘制方面的操作经验等等，这些涉及技术问题、方法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丁超就特别期待杨煜达教授团队后续可以推出相关“衍生产品”以金针度人，让更多读者、学者受益。

　　今天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当下人类社会对气候问题、灾害问题给予的关注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了对于环境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可以说气候问题、灾害问题是当代的“热”问题，而在此次发布会上，多位学者在感佩杨煜达教授及其团队的工作时，都提到他们十余年来甘坐“冷”板凳，也许应如唐晓峰教授在座谈会上所说的，历史气候研究、历史灾害研究对于当代有重要参考价值，它与今天的联系是天然的，所以，这怎么能是冷门绝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