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率”与“延安窑洞对话”

　　1945年7月4日，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时任政府的国民参政员等职）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成为党史国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线日，习在走访各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明确指出，这次对话至今对中国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并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天，宋国遭遇了洪水灾害。鲁庄公派遣使者去宋国表示慰问。宋湣公对鲁国使者说：“都是我不好，对上天不诚不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君王也连累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鲁国官员臧文仲听到宋湣公的这些话以后，感慨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本来，夏、商两个王朝的兴亡，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君王“罪己”或者“罪人”这一个原因；然而，君王“罪己”或者“罪人”，无疑是朝代兴亡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律”。

　　黄炎培熟谙历史，又有丰富阅历。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他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一番话，使颇有“心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点头表示赞同。当时，统治者把宣传为“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这次到延安看到的却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化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蘼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这“十个没有”的清正气象，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统治者“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为什么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呢？这就要从延安时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闻骂“罪己”、党中央知错即改、“其兴也勃焉”的史实说起。1941年夏天，先后两次受到了农民“恶毒的咒骂”。当时，天空响雷，地上触电，两次劈死了两个人。第一次，一个农民骂“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第二次，农妇伍兰花骂“世道不好，黑暗，领导官僚横行”。保卫部门要逮捕这两个“反革命”，并把伍兰花从清涧县拘押到延安城，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审以后就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

　　闻讯以后，两次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并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念。他说：群众发牢骚、讲怪话，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讲了几句尖锐一点的难听话，就去追查，就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是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党群关系就像鱼水关系。

　　还把伍兰花请到自己的住处，面对面地了解到“咒骂”的原因：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干部作风败坏；三是伍兰花丈夫触电身亡，家里还有七十岁的瘫痪婆婆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又悲又愤有怨气。嘱咐保卫部门负责人：马上派专人把伍兰花护送回家，还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而是敢提意见的好人，并按困难户给予照顾。

　　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自省，举一反三；并与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农业税）太多，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由1937年1万石（1石约300斤），增加至1941年20万石。其重要原因，就是机构膨胀，出现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严重矛盾，1941年的脱产人员总数，竟相当于1937年9月的5倍。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和党中央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推行民主，汲取民意，保障民权，改善民生，节制民劳，争取民心。例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创建“三三制”民主政权；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坚决防治干部腐败（制定和实施《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规。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负伤90多处，但蜕化变质，贪污3050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坚持“功不抵罪、罪不否功”的原则，于1941年12月底依法对肖执行死刑）……在党的“七大”期间，又先后四次作自我批评，检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并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既要防止“棒杀”，更要防止“捧杀”。构建良好政治新生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币服务”；不折不扣地向人民负责，不“唯上、唯书”；真心实意地让人民作主，不搞“衙门作风”；自觉自愿地受人民监督，不搞特殊化。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