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友章士钊

　　《中等国文典》一书，系章士钊助黄兴创立华兴会，密谋刺杀广西巡抚失败流亡日本后，在患胃病住院期间撰写。1907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我国语法学形成初始阶段，此书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语法书，对研究语法学有一定裨益。

　　章士钊，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交游天下，谋道各界，历经民国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各个时期，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都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他早年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南与黄兴等创建“华兴会”，在上海任《苏报》主编，鼓吹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他任同盟会机关报《民主报》主编。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军政府秘书长。1916年袁称帝失败，章为国会议员到北京，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推荐李大钊代他任图书馆主任，推举至交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到北大任教。后因杨的关系，由湖南到北京，入北大图书馆任职。1920年，章在上海与汪精卫筹建西南大学。时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缺乏路费向他求助，他慷慨解囊，资助两万大洋。毛将一部分钱用于赴法留学生旅费，一部分用于回湖南开展革命工作经费。抗战胜利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找章士钊征求对当时局势意见。章士钊凭借他多年的政治洞察力，看穿了蒋介石的用心，密写了“走”字，并轻声告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暗示毛速离虎穴重庆，免遭不测。1949年春，作为代表参加国共和谈。后应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因有这种种渊源，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作为的朋友，备受关照，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经常给毛写信反映问题，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身为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参与宪法和婚姻法等法规起草，为社会主义法制基础的奠定作出贡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他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在繁忙政务之余，他常到琉璃厂等古玩街浏览，收集各种珍贵历史资料。一次章士钊与友人在东四隆福寺逛旧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破旧的《满宫残照记》，内容是记载皇宫生活轶事及皇室、家族来往信札。其中有一封是一位名叫金韫颖的女子从日本寄回国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这位女子文笔出众，很有才华。经他调查，此人是溥仪胞妹，人称“三格格”，现在北京市某街道工作，已是饱经沧桑的普通妇女。章感到其人其事很有代表性，关系到如何做好统战工作的问题。为此，他让金韫颖写份自述，在1955年元旦，亲自呈送毛主席作为“新年贺礼”。看到一个满清皇室的格格，经过数十年社会变革的风雨，最终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很感慨。于是批示道：“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提请周总理酌予处理，后金韫颖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1957年，中国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国政协一次征求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引用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希望永远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保持青春活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如此，一个党也是如此。同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是革命政府，不能像宋太祖一样，得到天下后就杀功臣。”这些出于对党爱护的肺腑之言，在中作为“反动言论”遭到批判。根据当时形势，他很有可能被划为“章(伯钧)、罗(隆基)同盟”的大。章士钊在家越想越不对头，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写信。”立即疾书一信呈送毛主席，详陈自己在会上提意见初衷。立即批示政协，说章士钊虽在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过激言辞，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章这才得以过关，1958年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厄运也降到章士钊身上。由于历史上他在北洋军阀政府期间，任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与“三· 一八”惨案有关，被鲁迅痛批为“落水狗”，所以北大对他采取了“革命行动”。第二天章士钊将此事告诉，毛批示让周总理将他与程潜、李宗仁等人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后来，章士钊看到“”向纵深发展，斗争矛头明确指向“刘邓司令部”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再次提笔给写信，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希望毛、刘二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被打倒。章士钊又写一封信给，说他不相信外面对刘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为大局计，建议刘做些检讨。不久，毛给他回信云：“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但不久，毛又派人把当时中央专案组整理的有关的材料送章阅读。章看后情绪低沉，长叹说：“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章士钊写信失败后，自知无力制止这场灾难，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整理著述中，修改他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柳文指要》。章自少年时就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从1960年起，他将多年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得整理成《柳文指要》。此事受到的支持。毛不仅要章将书稿送给他看，还逐字逐句研究，亲自修改若干处。当时康生也将此书稿要去读过，认为章未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其意不主张出版。但认为，关于唯物史观问题，“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并写信告章：“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要怕批评。”此书原定1966年初出版，后因“”发生而搁置。1970年章再次提出此书出版问题。当时康生已窃据“文革”高位，专断提出要章将全书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得知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并“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此信送毛后，非但没有招来大祸，反倒促成此书于1971年出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在宴会上特向尼克松介绍此书，并赠送他一部作为纪念，后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章士钊上述著作完成后，感觉学术生涯已走到尽头，于是又想到多年从事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尚未完成。他通过女儿章含之向周总理和反映：他有志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尽一份力，到香港去走一趟。可惜由于他年迈体衰，对香港气候不适，不幸在香港病逝，终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酌古斟今，国人历来重交友之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章士钊一生在奋斗中彷徨，在彷徨中奋斗，虽然走过曲折复杂的人生之路，但他作为的诤友，道义相砥，德业相勉，过失相规，以友辅仁，诚难可贵，值得后人尊敬和效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