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是《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启时间，出于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共同愤慨，日后创党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了一次戏剧性的会面。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中国看到了通过外交努力一雪当年之耻的可能，刚刚卸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乘坐日轮“横滨丸”，率领一个由各界精英组成的团队前往巴黎，试图以中国的民气影响凡尔赛和会进程。
然而，没有坚强的国力作支撑，公理战胜强权注定只能是幻想，1919年中国在外交场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并深刻影响了之后数十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更形吊诡的是，以善变著称的思想家梁启超，他巴黎之行所凝结的思想，没有被时代接纳，他本人也成为继起的“觉醒”年代的一个落伍者。这则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是时代的教训，也给今人留下无尽的思索。
1918年12月，欧战停火，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以议和专使的身份率团前往巴黎，出席凡尔赛和会，以图一雪当年签下“二十一条”之耻。同年冬天，还有一艘船正驶往欧洲。船上坐的是前财政总长、一代青年宗师梁启超。此行他是以在野的民间观察家的身份，前往观摩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欧战停火，国内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欢欣鼓舞，北京的街巷间旌旗满街，名流们到处都在演讲，梁启超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所谓加入协约国“参战”，无非输出数万劳工去挖战壕、埋死尸，他担心的是，未放一枪一炮“居然”列于战胜国的中国能否在和会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正是徐世昌总统所担忧的，“本钱”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战后的利益分配，总统找到他，希望他率知名人士出访，展开民间外交，以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自从退出政界，梁启超一直在谋划欧洲之行，此次以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公家拨款六万元，朋友间筹集到四万元，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启行，也算是得偿夙愿了。梁启超希望此次欧洲之行能为他的国家争到实质性的利益，故于临行前，与外交委员会诸人详细讨论，制订了一个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的详细提案，准备一到巴黎就与正式代表们交换意见。在他准备行装期间，与日本代理公使芳泽在一次酒宴上见面，梁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不同意，找出种种理由辩解，梁很不高兴，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
1918年12月23日，梁启超率领这个民间访问团从北京出发了，成员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都是术业有专攻、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的青年才俊。张君劢治政治学，刘崇杰擅外交，徐新六懂经济，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生。地理学家丁文江是徐新六推荐的，因为此行还要考察欧洲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选都有了，团里有个科学家，看上去更齐整些。
我们是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修）、范静生（源濂）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廿七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廿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
七个人不是坐一艘船走的，由于船位有限，只得分成了两拨。梁启超和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等五人为一拨，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汇合。1918年12月28日晨，梁启超等五人率先在上海启程，登上日轮“横滨丸”。
船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南，再是向西。那几日都无大的风浪，波平如镜，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同行者里除了张君劢怕晕船，一登舟就蒙头大睡，其他人的兴致都很高。梁启超的日课如下：观日出，习法文，约一时许后，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午睡半小时后，与蒋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除此之外，他写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等几篇文章。不久传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的“十四点”谈话，让他时时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憧憬中。他在船上写信给女儿令娴，兴致勃勃地谈及今后计划：
“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
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与先行抵达的丁文江、徐新六二人汇合。战后的伦敦，市容萧条，但见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让他殊觉不适。他们住的虽然是一家上等的旅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连火柴都是稀罕物事，很难找到，惟一的好处是多年的烟瘾给戒掉了。
在伦敦只待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去了巴黎。和会已经开了一个月，各国的政要们吵吵嚷嚷也都累了。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于是决定乘着这个空当去法国战地旅游一番。
1919年3月7日，梁启超一行出发考察法国南部战场。他们从巴黎出发，十天里，“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
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无法分身，同行的是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徐新六等人。
三月中旬，他们回到巴黎，稍作休整后，又续游北部战地。这次法国全境漫游，他们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沿途所见是战后遍体鳞伤的欧洲，过去的繁华已被一片荒烟蔓草取代，让他感慨刚刚结束的这场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战争，实是文明之殇，“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考察结束，梁请军事专家蒋百里撰写了一篇《德国战败之诸因》，算是为从前他们所钦佩的德国撰写了一篇悼词。
欧游的同时，梁启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和会现场。他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又是新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发起人，声望卓著，徐世昌总统亟盼着他的民间外交能奏奇效，代表团的一举一动，自然都牵动着他的视线。山东问题在和会上正式提出后，他即在巴黎报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还致电外事委员会事务长、好友林长民，对政府私下订约提出质疑：“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矛头所指的“一二订约之人”，当指陆征祥无疑。四月底，他又电致国民外交协会，就青岛问题警告当局：“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和前电一样，这一消息经国内媒体《申报》等转载引发轩然。
陆征祥内外交困，屡请辞职，代表团如果真要临阵换帅，时在巴黎的梁启超似乎真成了不二之选。然而就在此时，梁启超突然成了国内媒体的众矢之的，究其原因，是四月初的时候，王正廷打电报给上海各报界，说巴黎有华人逆谋助日，一时引发坊间纷纷猜测，矛头直指梁启超。
王正廷发给上海报界的电文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密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
王正廷的电文语词含糊，卖国贼究系何人，也不明说，但暗中有一股力量，把火烧向梁启超。不久后，竟有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大总统并国务院：
“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劝告，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钧）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致专使，注意大局，幸甚。”
与梁启超系多年冤家，借机发难，就连在纽约的徐志摩，也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诋毁梁的新闻，让稍知内情的徐志摩“一团闷气愤愤何似”。时隔不久，谣言的方向陡然拐了个弯，烧向了顾维钧，说丧妻不久的顾即将与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马上就要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了。谣言制造者大有不把一潭水搞浑誓不罢休的劲头。
此事过去许久，梁启超一提起还犹自愤愤。虽表示，事过境迁，清浊自分，自己也无须多加辩白，但“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和会的大幕尚未最后拉上，败局已然注定，梁启超决定继续余下的考察行程，于6月6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
在英国待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到处都跑遍了。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闻听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一行又从伦敦返回巴黎看热闹。
此后他们一路经行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直到十月中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此时的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回想自六月初离开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现在，他是要好好静一静了。
“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
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回到白鲁威后，晚睡晚起的恶习全都恢复了，游记的写作颇顺利，已经写了六七万字。他计划在这里再住三个月，待书稿全部完成后再回国。
但一起出来的徐新六忽接家中电报，说是夫人病重催着回国。徐是他们中法语最好的，此人若一离开，行动会很不方便，于是几人一合计，也都决定收心回国了。梁启超本来还有往游波兰和奥地利的计划，看大家兴味索然，也就作罢。
去欧一年，梁启超的思想饱受刺激，也时作反省，他写信告诉弟弟梁仲策：“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在上海，梁启超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去作了一场演讲。校方请他去，是要他谈欧游心得，他通篇的演说，却大谈中国的各种好，总之一句话，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样样都是中国好，中国和欧洲，固有基础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何况目下的欧洲病得不轻。
梁举例说，譬如英国的代议制，乃世界一大潮流，为何在中国本该神圣的国会和议会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呢？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个根底，“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至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再说到经济，梁认为，西方经济之发达，全由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正说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
梁说，自从经历了这次欧游，他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他像一个励志演说家一样，要求学生们“对于中国不必悲观”，要从“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做起，“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演讲中他还提到了刚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说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3月19日，梁启超到京，向当道循例周旋，谒见徐世昌总统报告欧游经过，于24日坐火车返回天津。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因住在北方不太方便，计划两个月后南下，搬到上海附近居住。
上层的政治活动，他已无意去做了，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其后的一年间，他发起中比公司，与同人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来华讲学，肇因皆在于他自称的“灵府里的革命”。
他在巴黎时写了一半的《欧游心影录》，回国后因杂事缠身，已无法继续，但他还是整理了部分发表。他满心以为，这些带着他独特体认的文字，就像他以前那些锐利的文章一样，会在读者中不胫而走，起到匡正时弊的功效，引领中国走上一条中西互为调剂的道路。《清代学术概论》已经脱稿，《中国历史研究法》也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在各高校和团体所作的最新讲演集，也将成书，这一些，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这也是他发起共学社的宗旨），都是大有补益之事。
但他不合时宜的忧患，首先招致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欧游归来，他在许多个场合推崇列宁的人格，推崇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之学说，但又认为“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不赞成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十月间，罗素来华，亦指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以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为要。他和张东荪都持此调。论战一番后，一班梦想着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把他抛弃了。他们说，任公倒不如不去欧洲，去了一趟欧洲把脑子都搞浑了。
陈独秀这样反驳他：“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 呢？”
“五四”后的一班新进少年，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到了三年后的“科玄论战”，一场把知识界的名宿、大佬、新锐全都席卷进去的混战，他和张君劢一起被批作了“玄学鬼”，几乎成了“五四”一代的公敌。这个昔日的思想界勇士、青年导师，已经被他曾经呼唤的时代抛弃。
彼时的欧洲，遍地沉疴；俄国经由一场革命的洗礼，正意气风发。中国往何处去？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正在酝酿掀起一场革命的狂飙。在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梁启超的调和折中注定要被时代所忽略。历史让1919年成为近世中国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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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梁启超的巴黎行
1915年，是《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启时间，出于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共同愤慨，日后创党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了一次戏剧性的会面。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中国看到了通过外交努力一雪当年之耻的可能，刚刚卸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乘坐日轮“横滨丸”，率领一个由各界精英组成的团队前往巴黎，试图以中国的民气影响凡尔赛和会进程。
然而，没有坚强的国力作支撑，公理战胜强权注定只能是幻想，1919年中国在外交场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并深刻影响了之后数十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更形吊诡的是，以善变著称的思想家梁启超，他巴黎之行所凝结的思想，没有被时代接纳，他本人也成为继起的“觉醒”年代的一个落伍者。这则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是时代的教训，也给今人留下无尽的思索。
1918年12月，欧战停火，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以议和专使的身份率团前往巴黎，出席凡尔赛和会，以图一雪当年签下“二十一条”之耻。同年冬天，还有一艘船正驶往欧洲。船上坐的是前财政总长、一代青年宗师梁启超。此行他是以在野的民间观察家的身份，前往观摩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欧战停火，国内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欢欣鼓舞，北京的街巷间旌旗满街，名流们到处都在演讲，梁启超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所谓加入协约国“参战”，无非输出数万劳工去挖战壕、埋死尸，他担心的是，未放一枪一炮“居然”列于战胜国的中国能否在和会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正是徐世昌总统所担忧的，“本钱”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战后的利益分配，总统找到他，希望他率知名人士出访，展开民间外交，以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自从退出政界，梁启超一直在谋划欧洲之行，此次以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公家拨款六万元，朋友间筹集到四万元，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启行，也算是得偿夙愿了。梁启超希望此次欧洲之行能为他的国家争到实质性的利益，故于临行前，与外交委员会诸人详细讨论，制订了一个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的详细提案，准备一到巴黎就与正式代表们交换意见。在他准备行装期间，与日本代理公使芳泽在一次酒宴上见面，梁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不同意，找出种种理由辩解，梁很不高兴，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
1918年12月23日，梁启超率领这个民间访问团从北京出发了，成员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都是术业有专攻、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的青年才俊。张君劢治政治学，刘崇杰擅外交，徐新六懂经济，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生。地理学家丁文江是徐新六推荐的，因为此行还要考察欧洲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选都有了，团里有个科学家，看上去更齐整些。
我们是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修）、范静生（源濂）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廿七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廿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
七个人不是坐一艘船走的，由于船位有限，只得分成了两拨。梁启超和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等五人为一拨，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汇合。1918年12月28日晨，梁启超等五人率先在上海启程，登上日轮“横滨丸”。
船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南，再是向西。那几日都无大的风浪，波平如镜，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同行者里除了张君劢怕晕船，一登舟就蒙头大睡，其他人的兴致都很高。梁启超的日课如下：观日出，习法文，约一时许后，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午睡半小时后，与蒋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除此之外，他写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等几篇文章。不久传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的“十四点”谈话，让他时时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憧憬中。他在船上写信给女儿令娴，兴致勃勃地谈及今后计划：
“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
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与先行抵达的丁文江、徐新六二人汇合。战后的伦敦，市容萧条，但见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让他殊觉不适。他们住的虽然是一家上等的旅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连火柴都是稀罕物事，很难找到，惟一的好处是多年的烟瘾给戒掉了。
在伦敦只待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去了巴黎。和会已经开了一个月，各国的政要们吵吵嚷嚷也都累了。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于是决定乘着这个空当去法国战地旅游一番。
1919年3月7日，梁启超一行出发考察法国南部战场。他们从巴黎出发，十天里，“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
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无法分身，同行的是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徐新六等人。
三月中旬，他们回到巴黎，稍作休整后，又续游北部战地。这次法国全境漫游，他们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沿途所见是战后遍体鳞伤的欧洲，过去的繁华已被一片荒烟蔓草取代，让他感慨刚刚结束的这场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战争，实是文明之殇，“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考察结束，梁请军事专家蒋百里撰写了一篇《德国战败之诸因》，算是为从前他们所钦佩的德国撰写了一篇悼词。
欧游的同时，梁启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和会现场。他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又是新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发起人，声望卓著，徐世昌总统亟盼着他的民间外交能奏奇效，代表团的一举一动，自然都牵动着他的视线。山东问题在和会上正式提出后，他即在巴黎报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还致电外事委员会事务长、好友林长民，对政府私下订约提出质疑：“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矛头所指的“一二订约之人”，当指陆征祥无疑。四月底，他又电致国民外交协会，就青岛问题警告当局：“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和前电一样，这一消息经国内媒体《申报》等转载引发轩然。
陆征祥内外交困，屡请辞职，代表团如果真要临阵换帅，时在巴黎的梁启超似乎真成了不二之选。然而就在此时，梁启超突然成了国内媒体的众矢之的，究其原因，是四月初的时候，王正廷打电报给上海各报界，说巴黎有华人逆谋助日，一时引发坊间纷纷猜测，矛头直指梁启超。
王正廷发给上海报界的电文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密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
王正廷的电文语词含糊，卖国贼究系何人，也不明说，但暗中有一股力量，把火烧向梁启超。不久后，竟有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大总统并国务院：
“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劝告，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钧）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致专使，注意大局，幸甚。”
与梁启超系多年冤家，借机发难，就连在纽约的徐志摩，也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诋毁梁的新闻，让稍知内情的徐志摩“一团闷气愤愤何似”。时隔不久，谣言的方向陡然拐了个弯，烧向了顾维钧，说丧妻不久的顾即将与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马上就要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了。谣言制造者大有不把一潭水搞浑誓不罢休的劲头。
此事过去许久，梁启超一提起还犹自愤愤。虽表示，事过境迁，清浊自分，自己也无须多加辩白，但“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和会的大幕尚未最后拉上，败局已然注定，梁启超决定继续余下的考察行程，于6月6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
在英国待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到处都跑遍了。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闻听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一行又从伦敦返回巴黎看热闹。
此后他们一路经行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直到十月中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此时的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回想自六月初离开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现在，他是要好好静一静了。
“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
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回到白鲁威后，晚睡晚起的恶习全都恢复了，游记的写作颇顺利，已经写了六七万字。他计划在这里再住三个月，待书稿全部完成后再回国。
但一起出来的徐新六忽接家中电报，说是夫人病重催着回国。徐是他们中法语最好的，此人若一离开，行动会很不方便，于是几人一合计，也都决定收心回国了。梁启超本来还有往游波兰和奥地利的计划，看大家兴味索然，也就作罢。
去欧一年，梁启超的思想饱受刺激，也时作反省，他写信告诉弟弟梁仲策：“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在上海，梁启超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去作了一场演讲。校方请他去，是要他谈欧游心得，他通篇的演说，却大谈中国的各种好，总之一句话，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样样都是中国好，中国和欧洲，固有基础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何况目下的欧洲病得不轻。
梁举例说，譬如英国的代议制，乃世界一大潮流，为何在中国本该神圣的国会和议会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呢？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个根底，“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至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再说到经济，梁认为，西方经济之发达，全由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正说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
梁说，自从经历了这次欧游，他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他像一个励志演说家一样，要求学生们“对于中国不必悲观”，要从“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做起，“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演讲中他还提到了刚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说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3月19日，梁启超到京，向当道循例周旋，谒见徐世昌总统报告欧游经过，于24日坐火车返回天津。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因住在北方不太方便，计划两个月后南下，搬到上海附近居住。
上层的政治活动，他已无意去做了，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其后的一年间，他发起中比公司，与同人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来华讲学，肇因皆在于他自称的“灵府里的革命”。
他在巴黎时写了一半的《欧游心影录》，回国后因杂事缠身，已无法继续，但他还是整理了部分发表。他满心以为，这些带着他独特体认的文字，就像他以前那些锐利的文章一样，会在读者中不胫而走，起到匡正时弊的功效，引领中国走上一条中西互为调剂的道路。《清代学术概论》已经脱稿，《中国历史研究法》也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在各高校和团体所作的最新讲演集，也将成书，这一些，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这也是他发起共学社的宗旨），都是大有补益之事。
但他不合时宜的忧患，首先招致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欧游归来，他在许多个场合推崇列宁的人格，推崇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之学说，但又认为“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不赞成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十月间，罗素来华，亦指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以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为要。他和张东荪都持此调。论战一番后，一班梦想着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把他抛弃了。他们说，任公倒不如不去欧洲，去了一趟欧洲把脑子都搞浑了。
陈独秀这样反驳他：“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 呢？”
“五四”后的一班新进少年，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到了三年后的“科玄论战”，一场把知识界的名宿、大佬、新锐全都席卷进去的混战，他和张君劢一起被批作了“玄学鬼”，几乎成了“五四”一代的公敌。这个昔日的思想界勇士、青年导师，已经被他曾经呼唤的时代抛弃。
彼时的欧洲，遍地沉疴；俄国经由一场革命的洗礼，正意气风发。中国往何处去？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正在酝酿掀起一场革命的狂飙。在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梁启超的调和折中注定要被时代所忽略。历史让1919年成为近世中国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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