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三种面向及其实质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政治、文化、经济领域各有表现。把握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必须明确其政治指向，并抓住其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关联。而历史虚无主义的超越需仰赖于一种既能够遏制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负面效果，又能体现出中国文化、价值与道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建立。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下最得关注的社会思潮之一。根据《人民论坛》公布的2015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调查报告，历史虚无主义首次超越新自由主义，成为关注度、活跃度、影响力排名第二的社会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直接地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采取一种轻蔑的、否定的态度。这其中既有将传统文化视为封建糟粕而全盘否定，又有对中国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的近代史的消解。后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以、 诋毁新中国的成就、丑化执政党的领导为表征，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

　　历史虚无主义更深层次的表现，在于一种价值层面无意义的颓废情绪的蔓延。对中华文明、对近代史的否定，指向了对社会、文化存在精神基础的消解。在原有崇高的、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体系瓦解之后，依赖于原有价值确立的历史话语体系也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从价值虚无到历史虚无，既符合逻辑演进，也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伴随着历史与价值维度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某种资本逻辑的泛滥。这一点在时下文艺创作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究其根本，都能找到资本逻辑的支撑，即为追逐商业利益，有意迎合某些低级的大众文化趣味。同时，宣扬一种物质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催生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 等扭曲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及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片面化解读。

　　综上，历史与政治领域的虚无主义、价值领域的虚无主义与资本逻辑的兴起构成了我们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三个维度政治、文化与经济。需要指出的是，此三者并非各自为政，独立发生影响的部分，而是互相依存、相互勾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历史领域存在的虚无根源在于对“中国往何处去”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论”，这一思想潮流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滑坡、腐败滋生、诚信丧失等的落差时，尤为凸显，并以纪录片《》为标志，达到顶峰。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道路问题的政治指向愈发明显，那就是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①

　　文化价值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兴起的背景下逐渐衰落的普遍现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宣言》中已经给出深刻的剖析：资本主义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纯粹的金钱关系”，用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替代 “宗教虔诚、骑士热忱”。血缘、等级、情感联系等以往维系传统社会的因素都失去了价值，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并且通过新的经济形式固定了下来，由此斩断传统与现代间的历史延续，亦切断了个体获取意义的来源，造成了一种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降临。并且，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又不断加剧了历史虚无主义。人创造的资本在脱离了人之后却反客为主，日益主体化，造成了异化状况的加剧。

　　此外，时下流行的以娱乐对抗严肃、以享乐主义替代奋斗进取，以物质主义对抗精神向往，从根本上反映了资本脱离原有的轨道，企图影响和控制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现象。在人类现代化的历程中，资本最初受到政治、文化的约束，韦伯提供了资本主义在发展早期，必须依赖于宗教提供的精神支撑的案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天然的逐利性驱使其打破既有的一切束缚，试图走向一种对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控制。如此，就造成了资本“脱域”的现象，比尔盖茨曾设想的一种“无摩擦资本主义”正在变成现实。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他指出资本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至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②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初以文化思潮的面貌出现，却愈发呈现为一种学术思潮与政治思潮的混杂。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左右之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争等都是 “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尖锐对峙的表现。而否定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最终的政治诉求。因而，政治一维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实质是关乎国之根本的道路与路线之争。由此推之，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挑战，维护传统精神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以一元政治为导向的社会向以多元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利益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已成现实，思想领域的多元趋势不可遏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它生活领域的“去意识形态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由此造成的“过度的私人空间”与资本逻辑兴起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奉行个人主义，罔顾公共利益；贬损崇高价值，张扬物化价值；反抗权威价值，盛行相对主义，其危害性不可小觑。

　　综上，把握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必须明确其政治指向，并抓住其与资本逻辑兴起之间的关联。具体言之，在政治领域，必须加强党的意识形态的统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警惕以学术思潮的面貌出现的“输入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价值领域的虚无主义的克服，则有赖于执政党对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各民族的核心价值在内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与超越。③自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文化自信”等都体现了对意识形态重塑问题的关注。在经济领域，必须明确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肯定市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国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遏制与防范资本“脱域”，尤其是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现象。因而，扩大国家的公共职能，维护基本的公平正义，实现国家的共治、善治与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