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加剧，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救国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致使东北三省沦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兴起。1932年初，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企图在上海建立侵略据点。1933年，日本攻取了山海关，进占了我国热河省（今河北东北、辽宁西南等地），并越过长城各口，进入华北。1935年，日本又发动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国内各党各派，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救国。12月，北平（今北京）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但是，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南京国民党政府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不断发动“剿共”战争，迫使红军从长江中下游一带向西南、西北转移。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西北部，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调集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西北军）以及中央军等部继续围攻陕北红军。由于东北军和西北军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对蒋介石借内战消灭异己的作法十分不满，“剿共”战争的失败又使他们感到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深感家乡沦亡的痛苦，不愿再打内战，两军内部要求抗日的情绪日渐高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系，争取他们联合抗日。1936年4月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张学良在东北军驻地肤施(今延安)一个 天主 教堂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就红军和东北军互不侵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事项达成协议。6月，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后，在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设立军官训练团，训练两军高级将领，为抗日救国做准备。9月初，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了“抗日合作口头协议”，约定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在杨虎城部队的掩护下，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西安等地建立起来。9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作为中共常驻东北军代表。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张、杨之间也消除了隔阂，实现了团结。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在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

1936年2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就在杨虎城的掩护下开展活动。上海全国救国会成立后，中共西北特支于6月初也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不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批队员从北平来到西安，依靠东北军从事救亡工作，使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但是，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发动“剿共”战争，决心消灭全国红军。1936年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一带会师，红军长征宣告结束。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西北红军。张、杨多次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被蒋拒绝。当时，中共中央曾设想派周恩来到西安与直接蒋介石就停战、抗日进行谈判，但因“蒋张会谈极恶”未能成功。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193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50岁生日）驻进洛阳，陆续调遣100多架战斗机到西安、兰州，30多个陆军师沿陇海线西进，部署围攻西北红军。张学良到洛阳，再次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痛斥。11月23日，南京政府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张学良对此十分生气。11月27日，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缨抗日，说：“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但蒋介石不予理睬。

12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再由洛阳抵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五间厅。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重要将领也陆续西来，住在西安市内的西京招待所，准备大举进攻西北红军。张、杨不愿再与红军开战，多次到华清池苦苦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蒋极为生气，对张学良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并准备变更西北军事指挥，调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张学良见苦谏、哭谏无效，便于12月8日同杨虎城密商，决定以军事手段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西安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准备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命令张学良以武力镇压，并说：“对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认为：“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蒋介石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决心。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带领随从来到新城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以这里为临时指挥部，共同发动西安事变。凌晨6时许，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卫队的武装，冲进五间厅。但蒋介石在卫士帮助下，越墙逃上骊山并躲进一个山洞里。东北军展开搜山，于上午9时左右捉到了蒋介石并移送西安。同时，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迅速解除了蒋系武装，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当天，张、杨联合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定遵循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对蒋本人“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民众指导委员会，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于12月12日晚召集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同时电召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南京政府丝毫不顾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主张，强烈要求张、杨早日释放蒋介石，并采取“政府申讨与家族谈判”刚柔并用的方针，威逼西安。12月16日，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调遣大批中央军开进潼关，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扬言要轰炸西安。一时战云密布，大规模内战有—触即发之势。同时，南京政府中的蒋氏姻亲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人主张和平营救，派遣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去西安探明情况。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中国共产党和各救国团体高度评价张杨的爱国热忱，坚决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由于时局不明，社会舆论却大多谴责张、杨的扣蒋行为，要求双方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希望双方进行调解，避免内战。苏联政府顾虑事变处理不当会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侵略造成可趁之机，因此主张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也连日召开会议，在坚决支持张杨的同时，深入分析事变的真相和性质，很快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复杂性。认为这次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是这次事变又以军事行动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因而造成了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所以必须和平解决事变，反对内战再起，争取事变取得良好的结局。12月16日，中共中央向各方公开宣布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努力促其实现。此前，应张杨邀请，中共中央已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前往西安，进行调停工作。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人来到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首先说明了举行兵谏的原因，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同时分析了当时形势和事变前途，表示要坚持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第二天，周恩来又到止园杨虎城公馆拜会了杨虎城，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蒋介石被扣后，先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内东厢房，后张、杨决定让他移居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条件较好，有采暖设备），但蒋介石不从。14日，端纳到达西安，向张、杨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他们的意图。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见到蒋介石，递交了宋美龄的信，并劝说蒋移居到高桂滋公馆。蒋介石从端纳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态度才开始转变。第二天上午，张学良第一次就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与蒋介石进行了讨论。当天下午，端纳飞返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通报了情况，转达了张学良希望孔祥熙和她到西安的邀请。由于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不便离开，宋美龄提出以宋子文代替。同时告诉端纳何应钦准备轰炸西安，要求蒋介石设法制止。

12月16日，端纳再返西安转达宋美龄口信，张、杨同意宋子文来西安。由于南京空军在渭南、三原等地轰炸，地面部队也开进潼关，张学良要求南京停止进攻。但蒋介石还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只同意停战三天。17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飞往南京。何应钦遵令停战三天，到12月19日为止。

由于南京政府认为与“叛变者”谈判有失政府威信，反对宋子文前往。经过几天争论，12月19日，南京政府决定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营救蒋介石；为配合宋氏之行，将对西安停止轰炸的期限延长到22日。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乘机抵达西安。张学良向宋子文说明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意愿，并要求宋劝蒋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宋子文十分高兴。随后张学良陪宋去见蒋，蒋介石见宋后激动地哭了起来，告诉宋子文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他才能早日脱险。

宋子文在弄清了张学良、蒋介石的情况后，回南京汇报。经南京政府同意，宋子文携宋美龄在蒋鼎文的陪同下，于22日下午再抵西安。为配合两宋之行，何应钦再次将停战令展延四天，到26日下午6时为止，并告知前线将领；同时要求两宋告知张学良这是最后的停战期限。

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蒋介石甚感安慰。23日，在张公馆西楼，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周恩来与张、杨商议后，以原八项主张为基础，提出了六项内容：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召开各党各派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同意转达给蒋介石，并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讨，同时要求蒋介石下令撤兵后，就放蒋回南京。24日上午，继续会谈，宋美龄也参加了。周恩来向宋美龄说明了西安事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和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宋美龄表示：“我等皆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谈判最后达成六项协议：改组南京政府，开放政权，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分批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改变外交政策，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中央军撤出潼关，西北军政由张杨主持。

这时，两宋再次要求早日释蒋，周恩来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当天晚上10时许，周恩来在张学良、宋美龄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但因时间已晚蒋介石已睡仅简单寒暄了几句。25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下，再次见到蒋介石。周向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两宋、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至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基本实现了，释蒋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

24—25日，宋美龄多次催促张学良早日释蒋，并以停战期限将至相威胁。张学良也深怕内战延绵，贻误抗战，造成事与愿违的局面，所以内心十分焦虑，也期望尽快释蒋。但两军将领却强烈要求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没有保证不能放蒋走。25日上午，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干部解释尽快释蒋的原因。下午，他叫来杨虎城，告诉杨现在就释放蒋介石。张与杨匆匆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到了西安西郊飞机场，张学良又亲自陪同蒋介石乘机到洛阳。26日上午又回到南京，在西安被拘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也先后被释放，西安事变初告和平解决。

但是，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审判张学良，公布西安事变善后办法，处理西安事变的参加者，派遣中央军重入潼关，要求进入西安，致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群情激愤。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坚决要求与南京开战，营救张学良，遭到王以哲等将领的反对。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军官刺杀了六十七军长王以哲，东北军出现分裂，内战危险重新出现。经过周恩来和杨虎城等人的努力，西安局势才稳定下来。2月4日，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内求和平，外求抗战”，使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西安，基本保住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巨大压力下，根据蒋介石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积极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问题。

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做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接受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专门讨论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宣布对日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表明了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前提下相互让步、相互容忍并逐渐趋向统一的态势。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3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认为，“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标志着全面内战的结束，成为时局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枢纽，使历史迈上了全国联合抗日的必由之路，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前提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摆脱了困境和危局，为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铺垫了道路。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民族危机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行动，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的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周恩来高达评价了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作者简介

张天社，男，1965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在职硕士研究生，副教授。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学习，博取众家之长，潜心治史。曾任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副主任，现任西安文理学院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副主任、陕西省西安事变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职。

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勤奋敬业，积极进取，成绩显著。长期主讲“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等课程，创设了“三活层累式教学法”，让死去的历史活起来，让历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情趣和品位，教学颇受历届学生欢迎，教学效果一直优秀。2006年所主讲的“中国现代史”被学校评为精品课程。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西安事变和中国抗战等方面，重点从事西安事变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西安事变史的研究宣传工作。注重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材料，善于采取新的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地分析和研究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近年来出版了《张学良的后半生》一书，《中国抗日战争史》正在出版之中，还参加了《二十世纪中国史》、《简明中国现代史》、《简明中国革命史》等著作的撰写，在全国核心期刊《党的文献》、《史学月刊》、《西北大学学报》、《历史教学》、《唐都学刊》、《名人传记》等刊物发表了《西安事变研究新视点》、《再论西安事变与中共的关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安事变关系考》、《西安事变张学良释将送蔣的深层动因》、《西安事变周蒋会谈之真相考证》、《通过西安事变重新认识台海两岸统一的意义》、《张学良皈依基督教的经过》、《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等论文40余篇，还主持中国高教学会十一五高教改革研究项目，参加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项目、教育部十五社科立项课题、陕西省教育厅教改课题的研究，许多成果荣获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教育厅、西安市委宣传部等颁发的优秀人文社科成果奖、优秀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目前，正在整理编注《原国民党上层人士之西安事变手记》的资料集，撰写《西安事变图文考释》和《西安事变南京军政要员的幽禁生活实录》两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