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于1908年出生在陕西咸阳乾县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王宝珊是同盟会的成员之一。
王宝珊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杨虎城部任职，与杨虎城私交甚密。
年少时期，王炳南受到父亲的熏陶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了多起农民运动。
1927年，王炳南在中共陕甘区委的安排下，进入国民党西安市宣传部门。不久之后，由于父亲和杨虎城之间的私人交情，他在杨将军的资助下出国留学，并在留学期间认识了来自德国的妻子安娜。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考虑到联合杨虎城抗日已迫在眉睫，通知王炳南回国，负责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王炳南1936年4月初回到西安，开诚布公地向杨虎城说明了自己回国的使命，还深入分析了当下的国际局势。
此时的杨虎城已和陕北红军有了来往，王炳南的归国，使他联共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甚至直接让王炳南住在自己的公馆里。
在此期间，杨还在西安会见了斯诺、爱泼斯坦、贝特兰等国际友人，每次都由王炳南负责牵线安排，他的妻子安娜则担任翻译工作。
1936年11月，蒋介石抵达洛阳，指挥“剿共”行动。
张学良也赶到洛阳，再次劝谏蒋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
无奈蒋介石顽固不化，多次表态“匪不剿完，决不抗日。”
张学良为此十分生气，甚至直指蒋“如此专制，和袁世凯、张宗昌之流有什么分别”。
双方不欢而散。
张学良绝望地回到西安，和杨虎城商量如何才能逼蒋抗日，停止内战。
在一次谈话中，杨虎城说道：“我那些小家伙们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此时，张、杨二人已经有了发动兵变、武力扣蒋的念头，西安事变的计划初步成形。
然而杨虎城出生贫寒、读书不多，张学良认为像他这样的草莽英雄，不大可能说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历史典故。
那么这个计划最初是谁提出来的呢？
在多年后的口述回忆录里，张学良揭晓了这个疑惑。
事实上，在1936年之时，杨虎城身边围绕着不少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外，还有王菊人、申伯纯、宋绮云等人。
这些人显然就是杨此前谈话中提到的“那些小家伙们”，他们在幕后推动杨虎城策划了兵变。
而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特别提到了王炳南：“他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从张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的爆发，王炳南功不可没。
在蒋介石被扣押后，杨虎城本来是坚决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毕竟一旦放虎归山，自己的生命安全就很难保证。
心乱如麻的他一度向王炳南发过脾气。
王炳南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他说:“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了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本质。他对蒋的警惕性很高，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思想准备。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杨将军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多次劝说杨虎城以家国大义为重。最后，杨将军才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有一次看望杨虎城之时，特别交待王炳南设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他说：“你在杨将军身边的工作成绩，党中央很满意。杨将军这里需要你，因此我们希望你继续留在西安。如果人手不够，我可以再从陕北调来。”
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方仲如等人到西北民运会担任领导职务，配合王炳南工作。
从此以后，王炳南就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利用自己的人脉力量，对国内外各界人士反复申明事变真相，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
由此可见，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多方周旋，担任周恩来、杨虎城、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方面之间，传达信息，处理问题，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劳心劳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共代表团从西安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寄来亲笔书信，对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予以高度表扬。
全面抗战开始后，王炳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负责人，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为了打破当时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他按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热情联络各国大使馆、军事代表团联系，上下打点关系。
王炳南擅长交际，和美国驻华使馆的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有不错的交情，和一大批外国记者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抗战争取到了不少援助物资，其中包括盘尼西林等最为稀缺的药品。
周恩来曾给其写信，高度赞扬他“前途将无限量发展”，并对外公开表示“他不仅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协助周总理筹备创建外交部，陪同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先后率团访问过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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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南：从农民家庭走出的共产党员，投身革命与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生
王炳南于1908年出生在陕西咸阳乾县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王宝珊是同盟会的成员之一。
王宝珊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杨虎城部任职，与杨虎城私交甚密。
年少时期，王炳南受到父亲的熏陶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了多起农民运动。
1927年，王炳南在中共陕甘区委的安排下，进入国民党西安市宣传部门。不久之后，由于父亲和杨虎城之间的私人交情，他在杨将军的资助下出国留学，并在留学期间认识了来自德国的妻子安娜。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考虑到联合杨虎城抗日已迫在眉睫，通知王炳南回国，负责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王炳南1936年4月初回到西安，开诚布公地向杨虎城说明了自己回国的使命，还深入分析了当下的国际局势。
此时的杨虎城已和陕北红军有了来往，王炳南的归国，使他联共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甚至直接让王炳南住在自己的公馆里。
在此期间，杨还在西安会见了斯诺、爱泼斯坦、贝特兰等国际友人，每次都由王炳南负责牵线安排，他的妻子安娜则担任翻译工作。
1936年11月，蒋介石抵达洛阳，指挥“剿共”行动。
张学良也赶到洛阳，再次劝谏蒋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
无奈蒋介石顽固不化，多次表态“匪不剿完，决不抗日。”
张学良为此十分生气，甚至直指蒋“如此专制，和袁世凯、张宗昌之流有什么分别”。
双方不欢而散。
张学良绝望地回到西安，和杨虎城商量如何才能逼蒋抗日，停止内战。
在一次谈话中，杨虎城说道：“我那些小家伙们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此时，张、杨二人已经有了发动兵变、武力扣蒋的念头，西安事变的计划初步成形。
然而杨虎城出生贫寒、读书不多，张学良认为像他这样的草莽英雄，不大可能说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历史典故。
那么这个计划最初是谁提出来的呢？
在多年后的口述回忆录里，张学良揭晓了这个疑惑。
事实上，在1936年之时，杨虎城身边围绕着不少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外，还有王菊人、申伯纯、宋绮云等人。
这些人显然就是杨此前谈话中提到的“那些小家伙们”，他们在幕后推动杨虎城策划了兵变。
而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特别提到了王炳南：“他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从张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的爆发，王炳南功不可没。
在蒋介石被扣押后，杨虎城本来是坚决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毕竟一旦放虎归山，自己的生命安全就很难保证。
心乱如麻的他一度向王炳南发过脾气。
王炳南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他说:“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了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本质。他对蒋的警惕性很高，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思想准备。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杨将军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多次劝说杨虎城以家国大义为重。最后，杨将军才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有一次看望杨虎城之时，特别交待王炳南设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他说：“你在杨将军身边的工作成绩，党中央很满意。杨将军这里需要你，因此我们希望你继续留在西安。如果人手不够，我可以再从陕北调来。”
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方仲如等人到西北民运会担任领导职务，配合王炳南工作。
从此以后，王炳南就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利用自己的人脉力量，对国内外各界人士反复申明事变真相，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
由此可见，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多方周旋，担任周恩来、杨虎城、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方面之间，传达信息，处理问题，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劳心劳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共代表团从西安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寄来亲笔书信，对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予以高度表扬。
全面抗战开始后，王炳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负责人，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为了打破当时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他按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热情联络各国大使馆、军事代表团联系，上下打点关系。
王炳南擅长交际，和美国驻华使馆的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有不错的交情，和一大批外国记者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抗战争取到了不少援助物资，其中包括盘尼西林等最为稀缺的药品。
周恩来曾给其写信，高度赞扬他“前途将无限量发展”，并对外公开表示“他不仅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协助周总理筹备创建外交部，陪同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先后率团访问过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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