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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公元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云南朋友圈发生了一件大事。从来“不点状元”的西南偏荒之地，终于出了一名状元。
消息从京城传来，四方轰动，人们将拓东路上的“聚奎楼”改为“状元楼”，由总督魏光焘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楼上。之后状元公衣锦还乡、登上高楼，感慨万千。他就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
袁嘉谷的一生，留过洋（日本）、做过地方大员（浙江布政使），当过教授（云南大学）。在疾风暴雨的时代变革中，“人各行其心之所安”，远离漩涡，埋头治学，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从清朝状元到近代教授，古今仅此一人。
时光回转到公元2017年9月10日教师节。昆明昙华寺公园袁嘉谷纪念园内，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当日是袁嘉谷诞辰145周年的日子，而此年也是状元公辞世80周年的忌日。袁氏一门百余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缅怀先人。
有评论认为，袁家理念与梁启超家族颇为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当年袁嘉谷选择归去来兮，梁启超选择纵横四海。这样的家族，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
古今唯一人
9月10日上午10点，大雨愈下愈酣，没有一点儿要停的意思。昙华寺公园袁嘉谷纪念园内，地上的积水已有膝盖深，像一片海，包围着袁公的雕像。
袁家后人们一拨接一拨出现，打着伞、挽着裤腿、风尘仆仆、笑容满面。他是哪一房、哪一支、哪一辈？她是谁谁谁的叔叔的弟弟的女儿……人们挤在狭小的走廊里，询问近况、回忆往事、谈笑风生。陆陆续续竟来了100多人，很多互相不认识，老人们逐一介绍。
状元公袁嘉谷(1872-1937)，生于云南石屏。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不久清廷开“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时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农商政各有专官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榜发下来，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俗谓中了状元，这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的事。
在云南，袁嘉谷便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状元了。消息传回来，官民奔走相告，总督魏光焘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于昆明拓东路上的“聚奎楼”上。袁嘉谷亦自京寄回对联刻悬阁上。从此，老百姓管此楼叫作“状元楼”。
高中状元后，袁嘉谷先在清朝京师任学务处副提调，领导教育改革，随后负责主持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等工作。他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还是当时由袁嘉谷新订的。
1909年，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不久又兼布政使，兴办教育、整理文献典籍。
归去来兮
大约10点20分，雨稍小一些，袁嘉谷纪念园地上的积水更深了。众人簇拥着一对老夫妇走进来。这是91岁的庄体仁、88岁的袁玉芬夫妇。二老均为四川大学的退休教授。袁玉芬是袁嘉谷最小的女儿，也是他众多子女中唯一还在世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说前段时间不小心被电动车撞了，腿脚不方便，但这次纪念活动她“一定要出席”。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不少自视为清朝遗老的人自尽以“效忠”，而身为清廷大员的云南状元袁嘉谷却顺应潮流，不行愚忠之举，有人曾诘难他：“张公（袁的岳父张竹轩以自尽效忠清廷）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 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此后，袁嘉谷自甘寂寞，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这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士人，一生慎独安守，兢兢业业，顺应时势。而他的云南同乡、华宁人朱家宝，作为前任封疆大吏，数次复辟均出演重要角色，而时势岂是朱家宝能左右，最终只能黯然被抛出政治漩涡。
同时期，作为浙江布政使兼提学使袁嘉谷在疾风暴雨面前，已自觉时代巨变，一个安静的文人，对政治风暴显然力不从心，不如归去，回到云南。
袁嘉谷的这次“归隐”，在其嫡重孙袁天聪那里，有另一番理解。袁天聪说，老祖祖一生的故事很多，这件事是最值得铭记和分享的。清王朝灭亡时，老祖祖刚40岁，寒窗多年得来的功名、仕途一夜尽失。按现在的话来说：下岗了！“我有时在想，他时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大员，说回家就回家了，多半会郁闷一段时间吧？”但那个时候，袁嘉谷写了一首诗：“尚有余生可读书，读残风雨岁将除。梅花报道纯消息，香在诗人旧草庐。”袁天聪说，字里行间没有看到一丝悲观的情绪，读后使人为之一振，对未来充满信心。
回到云南后的袁嘉谷先后担任云南省图书馆长、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研究，成为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云南近代史中刀枪剑戟横飞的护法、护国、倒唐等等各种“运动”跟他无关。无丝竹之乱耳。也就在这几十年，他写出“卧雪堂文集”，编撰“石屏县志”（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县志之一），潜心“袁氏书法”（袁家书）。
如今，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滇存，吾存”
9月10日上午11点整，纪念袁嘉谷诞辰145周年的活动正式开始。在主持人的宣布下，后人们向着袁嘉谷的塑像三鞠躬。随后，默哀一分钟。
性格恬淡不等于无忧家国。袁嘉谷的爱国、爱乡是出了名的。他说：“吾中国人也，读中国书，应有以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云南者，中国之一部也，吾生云南，壮而游，老而归，六十年读云南书，应有以广大云南之作以报云南。”“滇存，吾存。吾存，滇存。凡吾滇人万众一心。”
生活于清末民初，目睹国家积弱积贫之状况，袁嘉谷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来改变社会：“夫一国之兴衰，系于人才之消长；人才之消长，系于教育之明晦”。他表示愿以“衰龄讲学，厚期后起”，培养治国人才。
回到云南后，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因博学多才，且平易近人，袁嘉谷先生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本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文化世家
约11点20分，袁氏后人代表、袁嘉谷的直系曾孙袁东致辞。曾任云南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等多个职务的袁东说，袁氏后人有从玉溪、开远赶过来，最远的从安徽赶过来。这说明了家族的团结和向心力。他回顾了袁氏一门耕读传家、书香世家的历史，回顾了袁嘉谷爱国爱乡爱人才的一生。
在中国上千年的科举考试中，云南唯一出了一个袁嘉谷，除了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家庭的教育。
袁玉芬老人说，在爷爷奶奶的教育下，父亲兄弟七人中，除父亲中了经济特元外，另外还有三位叔伯是举人，其他没有中举的叔伯也都通晓诗文，且各有所长。
在袁玉芬眼里，父亲是一个特别亲和的人，对她这个老来得到的小女儿可以用“宠溺”形容。“父亲心疼我小，没让我那么早进书斋。这也变成我现在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亲身接受他老人家的系统教育。”她说，“但是父亲的教诲我从不敢忘，就是要爱国、爱乡、爱家、爱民，不要太在意身外之物。我和老伴一辈子教书育人，只知道象牙塔里的事，只希望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四子五女皆有成
约11点20分，主持人宣布由昙华寺领导致辞。“袁嘉谷先生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大家之风依然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真切的引导。”一名相关负责人致辞说。
这个家族，在状元公的光环照耀下、家风熏陶下，走出了许多教授、医生、专家、工程师，在自己的领域里各有所成。
袁嘉谷有两位夫人，张氏和刘氏，共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按占林公之前列好的顺序，这一辈以“丕”字取名。
长子袁丕元（1895-1969），清末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毕业后回到昆明，主要掌管家道。他的妻子，就是滇中名商王炽的长孙女王如璋（玉汝）。
次子袁丕佑，出生于1897年，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1914-1917)毕业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系（1922-1925）学习，后获硕士学位回国。回滇后，到云南大学任过教授；后来做过一段时期的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龙云时期，袁丕佑任省政府秘书长。
1912年3月4日，是袁家大喜的日子，这一天，袁嘉谷的长子袁丕元及次子袁丕佑两人同日完婚。
三子袁丕济，1908年生，亦留学美国。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回昆后，龙云时期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委员。
四子袁丕厘，出生于1924年，在昆明中法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航空摄影专业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昆明五华学院、西南空司某部队云南军区航空站、水电14局、贵金属研究所工作，任高级工程师。
袁嘉谷的五个女儿，都受过教育。袁玉芬介绍，二姐、四姐和自己，都是教师。二姐静芬，毕业于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在女中教书，解放后任14中校长，一生从事教育事业。
袁嘉谷的家庭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从袁嘉谷的子辈、孙辈看，与袁家联姻的，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除了王炽的长孙女外，有当时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的妹妹，赵藩的儿子，考试院长周钟岳的儿子，云大校长华秀升的女儿，熊庆来的儿子等等。
孙辈多人成“高工”
9月10日11点40分左右，主持人宣布，由袁玉芬老人宣读远在北京、未能到场的袁嘉谷嫡重孙袁天聪的纪念词：老祖祖归去来兮，如何做到孑然一身、与时俱进呢？一方面与老祖祖的学识、眼界分不开，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愈来愈发现，这样的品格源于家庭的传承。”
他将袁氏德洋公1888年撰写的家训，整理为易于记忆的短文，抄写如下：“所望后代子孙，持家立志，安分守己，上报祖宗之恩，下对亲邻之望；以勤俭自好，以耕读为本，吾生平做人忠厚、孝敬先辈，吾子孙起永远遵守之。”
袁天聪认为，正是德洋公等先辈们平实、谦卑、以身作则的生活，一点一滴，耳濡目染，塑造了袁嘉谷对生活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积极态度。“我们是袁氏后裔，身体里也同样流淌这祖先的血脉，我们要记住家训，做一个谦卑、爱国、对社会有益的人。”
身为高级工程师的袁天聪，参加过中国第一个大型石油化工生产基地——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建设、发展全过程。 袁天聪已定居北京，不过他的儿子袁谊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化工系。从父亲袁绩棠到儿子袁谊，袁天聪先生一家三代都在从事化工行业的工作。
袁绩棠和兄弟袁绩琦、袁绩康，是袁家孙辈中的三位高级工程师。
接近中午12点，昙华寺上空的雨停了，纪念活动也接近尾声。袁家族人们聚餐、合影。一张照片，几代人同框，框进了一个家族百年的沧桑和历史。而这个家族“清白做人”、爱家爱国的风骨，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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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从清朝状元到近代教授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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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公元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云南朋友圈发生了一件大事。从来“不点状元”的西南偏荒之地，终于出了一名状元。
消息从京城传来，四方轰动，人们将拓东路上的“聚奎楼”改为“状元楼”，由总督魏光焘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楼上。之后状元公衣锦还乡、登上高楼，感慨万千。他就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
袁嘉谷的一生，留过洋（日本）、做过地方大员（浙江布政使），当过教授（云南大学）。在疾风暴雨的时代变革中，“人各行其心之所安”，远离漩涡，埋头治学，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从清朝状元到近代教授，古今仅此一人。
时光回转到公元2017年9月10日教师节。昆明昙华寺公园袁嘉谷纪念园内，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当日是袁嘉谷诞辰145周年的日子，而此年也是状元公辞世80周年的忌日。袁氏一门百余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缅怀先人。
有评论认为，袁家理念与梁启超家族颇为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当年袁嘉谷选择归去来兮，梁启超选择纵横四海。这样的家族，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
古今唯一人
9月10日上午10点，大雨愈下愈酣，没有一点儿要停的意思。昙华寺公园袁嘉谷纪念园内，地上的积水已有膝盖深，像一片海，包围着袁公的雕像。
袁家后人们一拨接一拨出现，打着伞、挽着裤腿、风尘仆仆、笑容满面。他是哪一房、哪一支、哪一辈？她是谁谁谁的叔叔的弟弟的女儿……人们挤在狭小的走廊里，询问近况、回忆往事、谈笑风生。陆陆续续竟来了100多人，很多互相不认识，老人们逐一介绍。
状元公袁嘉谷(1872-1937)，生于云南石屏。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不久清廷开“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时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农商政各有专官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榜发下来，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俗谓中了状元，这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的事。
在云南，袁嘉谷便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状元了。消息传回来，官民奔走相告，总督魏光焘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于昆明拓东路上的“聚奎楼”上。袁嘉谷亦自京寄回对联刻悬阁上。从此，老百姓管此楼叫作“状元楼”。
高中状元后，袁嘉谷先在清朝京师任学务处副提调，领导教育改革，随后负责主持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等工作。他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还是当时由袁嘉谷新订的。
1909年，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不久又兼布政使，兴办教育、整理文献典籍。
归去来兮
大约10点20分，雨稍小一些，袁嘉谷纪念园地上的积水更深了。众人簇拥着一对老夫妇走进来。这是91岁的庄体仁、88岁的袁玉芬夫妇。二老均为四川大学的退休教授。袁玉芬是袁嘉谷最小的女儿，也是他众多子女中唯一还在世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说前段时间不小心被电动车撞了，腿脚不方便，但这次纪念活动她“一定要出席”。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不少自视为清朝遗老的人自尽以“效忠”，而身为清廷大员的云南状元袁嘉谷却顺应潮流，不行愚忠之举，有人曾诘难他：“张公（袁的岳父张竹轩以自尽效忠清廷）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 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此后，袁嘉谷自甘寂寞，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这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士人，一生慎独安守，兢兢业业，顺应时势。而他的云南同乡、华宁人朱家宝，作为前任封疆大吏，数次复辟均出演重要角色，而时势岂是朱家宝能左右，最终只能黯然被抛出政治漩涡。
同时期，作为浙江布政使兼提学使袁嘉谷在疾风暴雨面前，已自觉时代巨变，一个安静的文人，对政治风暴显然力不从心，不如归去，回到云南。
袁嘉谷的这次“归隐”，在其嫡重孙袁天聪那里，有另一番理解。袁天聪说，老祖祖一生的故事很多，这件事是最值得铭记和分享的。清王朝灭亡时，老祖祖刚40岁，寒窗多年得来的功名、仕途一夜尽失。按现在的话来说：下岗了！“我有时在想，他时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大员，说回家就回家了，多半会郁闷一段时间吧？”但那个时候，袁嘉谷写了一首诗：“尚有余生可读书，读残风雨岁将除。梅花报道纯消息，香在诗人旧草庐。”袁天聪说，字里行间没有看到一丝悲观的情绪，读后使人为之一振，对未来充满信心。
回到云南后的袁嘉谷先后担任云南省图书馆长、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研究，成为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云南近代史中刀枪剑戟横飞的护法、护国、倒唐等等各种“运动”跟他无关。无丝竹之乱耳。也就在这几十年，他写出“卧雪堂文集”，编撰“石屏县志”（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县志之一），潜心“袁氏书法”（袁家书）。
如今，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滇存，吾存”
9月10日上午11点整，纪念袁嘉谷诞辰145周年的活动正式开始。在主持人的宣布下，后人们向着袁嘉谷的塑像三鞠躬。随后，默哀一分钟。
性格恬淡不等于无忧家国。袁嘉谷的爱国、爱乡是出了名的。他说：“吾中国人也，读中国书，应有以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云南者，中国之一部也，吾生云南，壮而游，老而归，六十年读云南书，应有以广大云南之作以报云南。”“滇存，吾存。吾存，滇存。凡吾滇人万众一心。”
生活于清末民初，目睹国家积弱积贫之状况，袁嘉谷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来改变社会：“夫一国之兴衰，系于人才之消长；人才之消长，系于教育之明晦”。他表示愿以“衰龄讲学，厚期后起”，培养治国人才。
回到云南后，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因博学多才，且平易近人，袁嘉谷先生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本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文化世家
约11点20分，袁氏后人代表、袁嘉谷的直系曾孙袁东致辞。曾任云南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等多个职务的袁东说，袁氏后人有从玉溪、开远赶过来，最远的从安徽赶过来。这说明了家族的团结和向心力。他回顾了袁氏一门耕读传家、书香世家的历史，回顾了袁嘉谷爱国爱乡爱人才的一生。
在中国上千年的科举考试中，云南唯一出了一个袁嘉谷，除了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家庭的教育。
袁玉芬老人说，在爷爷奶奶的教育下，父亲兄弟七人中，除父亲中了经济特元外，另外还有三位叔伯是举人，其他没有中举的叔伯也都通晓诗文，且各有所长。
在袁玉芬眼里，父亲是一个特别亲和的人，对她这个老来得到的小女儿可以用“宠溺”形容。“父亲心疼我小，没让我那么早进书斋。这也变成我现在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亲身接受他老人家的系统教育。”她说，“但是父亲的教诲我从不敢忘，就是要爱国、爱乡、爱家、爱民，不要太在意身外之物。我和老伴一辈子教书育人，只知道象牙塔里的事，只希望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四子五女皆有成
约11点20分，主持人宣布由昙华寺领导致辞。“袁嘉谷先生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大家之风依然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真切的引导。”一名相关负责人致辞说。
这个家族，在状元公的光环照耀下、家风熏陶下，走出了许多教授、医生、专家、工程师，在自己的领域里各有所成。
袁嘉谷有两位夫人，张氏和刘氏，共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按占林公之前列好的顺序，这一辈以“丕”字取名。
长子袁丕元（1895-1969），清末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毕业后回到昆明，主要掌管家道。他的妻子，就是滇中名商王炽的长孙女王如璋（玉汝）。
次子袁丕佑，出生于1897年，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1914-1917)毕业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系（1922-1925）学习，后获硕士学位回国。回滇后，到云南大学任过教授；后来做过一段时期的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龙云时期，袁丕佑任省政府秘书长。
1912年3月4日，是袁家大喜的日子，这一天，袁嘉谷的长子袁丕元及次子袁丕佑两人同日完婚。
三子袁丕济，1908年生，亦留学美国。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回昆后，龙云时期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委员。
四子袁丕厘，出生于1924年，在昆明中法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航空摄影专业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昆明五华学院、西南空司某部队云南军区航空站、水电14局、贵金属研究所工作，任高级工程师。
袁嘉谷的五个女儿，都受过教育。袁玉芬介绍，二姐、四姐和自己，都是教师。二姐静芬，毕业于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在女中教书，解放后任14中校长，一生从事教育事业。
袁嘉谷的家庭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从袁嘉谷的子辈、孙辈看，与袁家联姻的，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除了王炽的长孙女外，有当时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的妹妹，赵藩的儿子，考试院长周钟岳的儿子，云大校长华秀升的女儿，熊庆来的儿子等等。
孙辈多人成“高工”
9月10日11点40分左右，主持人宣布，由袁玉芬老人宣读远在北京、未能到场的袁嘉谷嫡重孙袁天聪的纪念词：老祖祖归去来兮，如何做到孑然一身、与时俱进呢？一方面与老祖祖的学识、眼界分不开，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愈来愈发现，这样的品格源于家庭的传承。”
他将袁氏德洋公1888年撰写的家训，整理为易于记忆的短文，抄写如下：“所望后代子孙，持家立志，安分守己，上报祖宗之恩，下对亲邻之望；以勤俭自好，以耕读为本，吾生平做人忠厚、孝敬先辈，吾子孙起永远遵守之。”
袁天聪认为，正是德洋公等先辈们平实、谦卑、以身作则的生活，一点一滴，耳濡目染，塑造了袁嘉谷对生活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积极态度。“我们是袁氏后裔，身体里也同样流淌这祖先的血脉，我们要记住家训，做一个谦卑、爱国、对社会有益的人。”
身为高级工程师的袁天聪，参加过中国第一个大型石油化工生产基地——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建设、发展全过程。 袁天聪已定居北京，不过他的儿子袁谊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化工系。从父亲袁绩棠到儿子袁谊，袁天聪先生一家三代都在从事化工行业的工作。
袁绩棠和兄弟袁绩琦、袁绩康，是袁家孙辈中的三位高级工程师。
接近中午12点，昙华寺上空的雨停了，纪念活动也接近尾声。袁家族人们聚餐、合影。一张照片，几代人同框，框进了一个家族百年的沧桑和历史。而这个家族“清白做人”、爱家爱国的风骨，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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