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原因，关于如何确定云南解放的日期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多年来有不同观点。2000年，省委办公厅发文，确定为1950年2月24日——
解放军经过昆明拓东路
昆明市民在金马坊欢迎解放军
多年来，因为各种原因，关于云南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解放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却有着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有4种说法具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一是把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之日当作云南解放日；二是把1950年2月19日滇南战役胜利日当作云南解放日；三是把1950年2月22日昆明召开市民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这一天作为云南解放日；四是把1950年2月24日在昆明“庚园”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陈赓郑重宣布云南全境解放的这一天作为云南解放日。那么，云南解放的准确日期应该确定在哪一天？最后又是怎样确定的？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还是先回顾一下云南解放的过程。
一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势如破竹，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华东、华中、华南、西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政府仓皇西迁重庆，企图建立以四川为设防重点、以云南为战略后方的“西南反共基地”。中共中央为解放大西南，制订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决定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作战方针。并具体部署：在第四野战军向广西进军的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位于川陕边的第十八兵团等部，首先将胡宗南集团抑留在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川境将敌退路切断后，即迅速入川，占领川北和成都地区，尔后两军协同，聚歼川境敌军；二野四兵团待广西战役结束后，以大迂回动作由广西入云南，消灭云南残敌，封锁国境。
1949年10月26日，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指挥的四兵团和四野一部，以一部从黔桂边境的山区迂回前进，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的道路；以另一部将白崇禧集团包围歼灭于广西境内。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和四野一部，从敌人大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黔川部分突然挺进，拉开了西南战役的序幕。解放军出敌不意地从湘西直出贵州，进占川南、川东，一路摧枯拉朽，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30日解放了重庆。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分三路从西北入川，将胡宗南集团围困于成都地区。西南战役的节节胜利，排除了胡宗南、白崇禧集团猬集云南的可能，为云南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
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1947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派遣大批党员干部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滇南、滇东和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武装据点的建设和组建秘密武装，同时派人打入敌人的基层政权，掌握武装和加强争取敌军工作。到1948年初，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已在18个县建立了武装斗争的据点，掌握了12支共约2000余人的秘密武装和统战武装。
1948年2月，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部署，朱家璧、张子斋等率领滇南地下党集结于石屏县境内的党员干部和武装，到达弥勒县西山与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汇合，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战斗中迅速建成主力，转战滇东南。1948年秋至1949年夏，云南广泛发动武装反蒋斗争，在滇南、滇中、滇西、滇北等10个地区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基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云南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广西左右江地区、黔西南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由庄田任司令员，朱家璧任副司令员。7月，“桂滇黔边纵队”改为“滇桂黔边纵队”，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由林李明任书记，周楠、郑伯克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滇桂黔边的斗争。自1947年至1949年底，“边纵”主力发展到3万余人，各部队在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援下浴血奋战，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130多个县境（云南境内90多个县），作战1280多次，毙俘敌6.1万余人，解放了61座县城，建立起14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云南境内12个），钳制了国民党5个军近20万兵力，为解放滇桂黔三省立下了功勋。
三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卢汉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日益加剧，卢汉在“求出路”上的思想变化等因素，使争取卢汉集团起义成为可能。中共中央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东北解放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从起义和被俘的滇籍军官中选派部分人员回滇，做争取卢汉的工作。194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接见了卢汉派去的代表宋一痕，对卢汉愿意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起义不能过早，要等到解放军临近云南时举行，以免招致失败。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争取卢汉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向卢汉转达朱德、叶剑英对云南问题的关心，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昆明地下组织，通过国民党省参议会中的地下统战小组及其他关系，加强了争取卢汉的工作。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等与卢汉的代表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等多次接触，分析形势，宣传政策，讨论起义有关事宜。被蒋介石迫使下台逃居香港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也积极劝说和支持卢汉起义。这时，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云南境内游击战争蓬勃开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各族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波澜壮阔，云南全省解放已成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卢汉决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向人民。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顺应历史潮流，在昆明率领所属第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驻昆部分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接着，除“边纵”已经解放的地区外，省内各地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昆明及全省部分地区实现和平解放。
四
昆明起义后，云南全境并没有“和平解放”。卢汉宣布成立“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但中共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未正式派代表参加，且“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在组织上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做法。鉴于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滇桂黔边区委、昆明市委决定党组织仍保持地下状态。这样，昆明和平解放后，就出现了一段解放军未能进驻接管，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不能完全公开的过渡时期。
昆明起义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听卢汉的指挥，1949年12月中旬，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及其他部队共约4万余人，疯狂向昆明进攻，允诺“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在南下解放大军驰援昆明，连克沾益、曲靖、陆良，取得路南天生关战斗胜利的条件下，在“边纵”部队从四面八方打击、牵制的情况下，在全市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起义官兵对进攻昆明的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人民解放军逼近昆明，敌军惧怕被围歼，慌忙向滇南撤退，昆明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南逃之敌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被编为第八兵团，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被任命为兵团司令。昆明保卫战以后，刘伯承、邓小平多次对麇集云南南部的国民党第八、第二十六军官兵发出劝告，要他们认清时务，当机立断，弃暗投明，归向人民。但汤尧等人不思悔悟，拒绝劝告，梦想控制滇南，不成则逃到台湾或国外。根据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广西直插滇南，在“边纵”的配合下，发起滇南战役。滇南战役历时55天，除少数残敌逃出国境，共歼敌3.2万余人，完成了祖国西南边疆追歼逃敌的作战任务，为粉碎蒋介石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重整西南河山”的迷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云南全境的解放和野战军迅速推进至边防前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和云南各族人民为争取解放而奋斗了24年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滇南战役结束后，云南又有大片地区相继解放，但全省还有大部地区尚未建立人民政权，因此，滇南战役胜利时，云南全境并未获得解放。
1950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的领导人相继到达贵州省安龙县城，实现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安龙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入滇工作的指示并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委。2月20日，解放大军正式进入昆明举行入城仪式。22日，昆明各界在拓东运动场举行盛大欢迎会。2月24日，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昆明“庾园”召开，陈赓在会上庄严地宣布：“解放军和云南人民、云南的党会师了，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了。”同时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批准宋任穷任省委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
五
关于云南解放的日期的4种说法，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未有定论。其中第四种说法，即1950年2月24日应为云南解放日的观点，是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长期征研工作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其依据是：解放云南，是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的，南下野战军立下了卓著功勋；云南地下党和“边纵”部队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昆明起义实现了昆明及全省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但是，昆明起义后，解放军未能进驻接管，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也未完全公开，云南全境并没有和平解放。在滇南战役胜利后，1950年2月24日，陈赓在“庾园会议”上正式宣布云南完全获得解放，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这是云南解放最重要和唯一的标志，因此，1950年2月24日应该确定为云南解放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对云南解放日进行统一确定，导致全省的一些纪念活动、宣传报道及有关出版物中出现多种说法，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事实上，关于云南解放日的问题，云南省委早已认定为1950年2月24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编写中共云南省委组织史资料，根据中共中央组织史领导办公室的指示精神，拟认定云南解放日为1950年2月24日。书稿报请省委审定时，省委同意1950年2月24日为云南解放日的意见。此书后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此后的一些重大活动，也把1950年2月24日定为云南解放日，但由于没有正式发文，所以关于云南解放的日期，还存在不同的说法。
1999年3月31日，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向省委上报了《关于规范、确认云南解放日的请示》，省委办公厅就这一问题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几次协调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2000年1月17日，省委办公厅发文，同意将云南解放日正式确定为1950年2月24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今后的纪念活动及宣传报道等方面统一按此日期表述。
1950年2月24日是云南解放日，这是一个云南各族人民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会更长久地铭记这个日子，更深切地缅怀为解放云南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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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解放日期为何有多种说法？省委办公厅发文确定为 1950 年 2 月 24 日
由于各种原因，关于如何确定云南解放的日期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多年来有不同观点。2000年，省委办公厅发文，确定为1950年2月24日——
解放军经过昆明拓东路
昆明市民在金马坊欢迎解放军
多年来，因为各种原因，关于云南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解放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却有着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有4种说法具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一是把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之日当作云南解放日；二是把1950年2月19日滇南战役胜利日当作云南解放日；三是把1950年2月22日昆明召开市民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这一天作为云南解放日；四是把1950年2月24日在昆明“庚园”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陈赓郑重宣布云南全境解放的这一天作为云南解放日。那么，云南解放的准确日期应该确定在哪一天？最后又是怎样确定的？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还是先回顾一下云南解放的过程。
一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势如破竹，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华东、华中、华南、西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政府仓皇西迁重庆，企图建立以四川为设防重点、以云南为战略后方的“西南反共基地”。中共中央为解放大西南，制订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决定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作战方针。并具体部署：在第四野战军向广西进军的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位于川陕边的第十八兵团等部，首先将胡宗南集团抑留在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川境将敌退路切断后，即迅速入川，占领川北和成都地区，尔后两军协同，聚歼川境敌军；二野四兵团待广西战役结束后，以大迂回动作由广西入云南，消灭云南残敌，封锁国境。
1949年10月26日，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指挥的四兵团和四野一部，以一部从黔桂边境的山区迂回前进，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的道路；以另一部将白崇禧集团包围歼灭于广西境内。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和四野一部，从敌人大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黔川部分突然挺进，拉开了西南战役的序幕。解放军出敌不意地从湘西直出贵州，进占川南、川东，一路摧枯拉朽，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30日解放了重庆。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分三路从西北入川，将胡宗南集团围困于成都地区。西南战役的节节胜利，排除了胡宗南、白崇禧集团猬集云南的可能，为云南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
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1947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派遣大批党员干部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滇南、滇东和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武装据点的建设和组建秘密武装，同时派人打入敌人的基层政权，掌握武装和加强争取敌军工作。到1948年初，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已在18个县建立了武装斗争的据点，掌握了12支共约2000余人的秘密武装和统战武装。
1948年2月，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部署，朱家璧、张子斋等率领滇南地下党集结于石屏县境内的党员干部和武装，到达弥勒县西山与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汇合，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战斗中迅速建成主力，转战滇东南。1948年秋至1949年夏，云南广泛发动武装反蒋斗争，在滇南、滇中、滇西、滇北等10个地区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基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云南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广西左右江地区、黔西南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由庄田任司令员，朱家璧任副司令员。7月，“桂滇黔边纵队”改为“滇桂黔边纵队”，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由林李明任书记，周楠、郑伯克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滇桂黔边的斗争。自1947年至1949年底，“边纵”主力发展到3万余人，各部队在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援下浴血奋战，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130多个县境（云南境内90多个县），作战1280多次，毙俘敌6.1万余人，解放了61座县城，建立起14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云南境内12个），钳制了国民党5个军近20万兵力，为解放滇桂黔三省立下了功勋。
三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卢汉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日益加剧，卢汉在“求出路”上的思想变化等因素，使争取卢汉集团起义成为可能。中共中央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东北解放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从起义和被俘的滇籍军官中选派部分人员回滇，做争取卢汉的工作。194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接见了卢汉派去的代表宋一痕，对卢汉愿意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起义不能过早，要等到解放军临近云南时举行，以免招致失败。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争取卢汉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向卢汉转达朱德、叶剑英对云南问题的关心，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昆明地下组织，通过国民党省参议会中的地下统战小组及其他关系，加强了争取卢汉的工作。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等与卢汉的代表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等多次接触，分析形势，宣传政策，讨论起义有关事宜。被蒋介石迫使下台逃居香港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也积极劝说和支持卢汉起义。这时，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云南境内游击战争蓬勃开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各族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波澜壮阔，云南全省解放已成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卢汉决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向人民。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顺应历史潮流，在昆明率领所属第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驻昆部分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接着，除“边纵”已经解放的地区外，省内各地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昆明及全省部分地区实现和平解放。
四
昆明起义后，云南全境并没有“和平解放”。卢汉宣布成立“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但中共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未正式派代表参加，且“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在组织上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做法。鉴于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滇桂黔边区委、昆明市委决定党组织仍保持地下状态。这样，昆明和平解放后，就出现了一段解放军未能进驻接管，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不能完全公开的过渡时期。
昆明起义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听卢汉的指挥，1949年12月中旬，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及其他部队共约4万余人，疯狂向昆明进攻，允诺“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在南下解放大军驰援昆明，连克沾益、曲靖、陆良，取得路南天生关战斗胜利的条件下，在“边纵”部队从四面八方打击、牵制的情况下，在全市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起义官兵对进攻昆明的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人民解放军逼近昆明，敌军惧怕被围歼，慌忙向滇南撤退，昆明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南逃之敌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被编为第八兵团，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被任命为兵团司令。昆明保卫战以后，刘伯承、邓小平多次对麇集云南南部的国民党第八、第二十六军官兵发出劝告，要他们认清时务，当机立断，弃暗投明，归向人民。但汤尧等人不思悔悟，拒绝劝告，梦想控制滇南，不成则逃到台湾或国外。根据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广西直插滇南，在“边纵”的配合下，发起滇南战役。滇南战役历时55天，除少数残敌逃出国境，共歼敌3.2万余人，完成了祖国西南边疆追歼逃敌的作战任务，为粉碎蒋介石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重整西南河山”的迷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云南全境的解放和野战军迅速推进至边防前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和云南各族人民为争取解放而奋斗了24年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滇南战役结束后，云南又有大片地区相继解放，但全省还有大部地区尚未建立人民政权，因此，滇南战役胜利时，云南全境并未获得解放。
1950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的领导人相继到达贵州省安龙县城，实现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安龙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入滇工作的指示并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委。2月20日，解放大军正式进入昆明举行入城仪式。22日，昆明各界在拓东运动场举行盛大欢迎会。2月24日，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昆明“庾园”召开，陈赓在会上庄严地宣布：“解放军和云南人民、云南的党会师了，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了。”同时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批准宋任穷任省委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
五
关于云南解放的日期的4种说法，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未有定论。其中第四种说法，即1950年2月24日应为云南解放日的观点，是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长期征研工作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其依据是：解放云南，是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的，南下野战军立下了卓著功勋；云南地下党和“边纵”部队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昆明起义实现了昆明及全省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但是，昆明起义后，解放军未能进驻接管，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也未完全公开，云南全境并没有和平解放。在滇南战役胜利后，1950年2月24日，陈赓在“庾园会议”上正式宣布云南完全获得解放，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这是云南解放最重要和唯一的标志，因此，1950年2月24日应该确定为云南解放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对云南解放日进行统一确定，导致全省的一些纪念活动、宣传报道及有关出版物中出现多种说法，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事实上，关于云南解放日的问题，云南省委早已认定为1950年2月24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编写中共云南省委组织史资料，根据中共中央组织史领导办公室的指示精神，拟认定云南解放日为1950年2月24日。书稿报请省委审定时，省委同意1950年2月24日为云南解放日的意见。此书后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此后的一些重大活动，也把1950年2月24日定为云南解放日，但由于没有正式发文，所以关于云南解放的日期，还存在不同的说法。
1999年3月31日，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向省委上报了《关于规范、确认云南解放日的请示》，省委办公厅就这一问题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几次协调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2000年1月17日，省委办公厅发文，同意将云南解放日正式确定为1950年2月24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今后的纪念活动及宣传报道等方面统一按此日期表述。
1950年2月24日是云南解放日，这是一个云南各族人民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会更长久地铭记这个日子，更深切地缅怀为解放云南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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