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比起野史演义里,那些或“征战杀伐”或“算无遗策”的“三国历史”来,下面这些记录于煌煌史料,看似“不起眼”的三国时代经济文化甚至中外交流的“冷知识”,却都有着发人深思的意义。
虽说东汉年间时,中国就与远在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史料里的“大秦”)实现了遣使往来,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传统的“丝绸之路”一度惨遭隔绝,曾火热的对外交往也消停下来。可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却瞧了一出“西洋景”:一个汉语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误打误撞来到了东吴治下的交趾郡,然后又被当地地方官送到了建业(南京),得到了孙权的热情接待,除了热情交谈,还赠送了不少厚礼。
比起北方强大的曹魏政权来,东吴的人口经济,都是绝对劣势。特别是治下的东南大地,当时还是荒蛮一片。但东吴的造船业,却也是当时天下共知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东吴的海船,当时可以做到“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载六七百人”。堪称东亚海域里的巨无霸。
凭着这强大技术,孙权也大胆出手,多次拓展海洋航线。除了曾远航辽东联络公孙家族,差点打了曹魏“闷棍”外,东吴的船队还一路向西,以朱应、康泰为使节造访东南亚各国,十年间访问“百数十国”。东南亚各国纷纷“遣使奉贡”。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也带来超越历史的意义:汉代时以徐闻港为主要港口的贸易航线,被东吴时代连通内地水域的广州港取代,中国的海上丝绸路线,也从此拓展得更远,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可以一路经行泰国马来等地,直达到红海海域。东吴太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里记载,三国时代时,波斯天竺等国的商船,就已造访东吴的港口。
这条以广州港为起点的“通海夷道”,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更迭,却持续通航世界,为接下来的历代王朝,实实在在赚了上千年的钱。更见证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开拓海洋的进取精神,亦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该忘的精髓。
曹操早年“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历经战乱的北方十室九空,开局景象“穷得剩破碗”。但待到魏蜀吴三足鼎立时,曹魏王朝的经济水平,对比蜀吴却是压倒性优势。为何会如此强大?一个低调的强国大招,就是“成于漕运”,也就是靠“挖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这其中的许多工程,更改变了北方的经济交通版图,典型“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已是“魏公”的曹操,引漳水与安阳河白沟相通,是为“利漕渠”。
这条史料里着墨不多的河道,却叫他的都城邺都,瞬间地位扶摇直上——从邺都经“利漕渠”出发,向南经黄河可直达江淮,向北经新河可直达辽东。一条“水渠”,就把原本“割裂”的北方水系,顺利连接起来,曹魏对北方大地的掌控,也更得心应手。比如多年后“司马懿平辽东”时,为何能顺利狂飙突进?这条转运畅通的“水渠”,就是幕后英雄。
“诸葛亮治蜀汉”时代,“平南战役”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七擒七纵”的故事更在野史里长期流传。那为何当年面对内忧外患的诸葛亮,要坚持以稳打稳扎的方式彻底平定南方动乱?这不止关乎着蜀汉的安全,更关乎着一条“财富通道”的稳定: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是两汉王朝留给蜀汉政权的“重要遗产”。西汉“张骞通西域”时,身在中亚的张骞,就惊讶的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特产的蜀布。经询问得知,这是印度和中亚的商贩,经“蜀身毒道”贩来。1936年阿富汗喀布尔亚历山大城发掘时,亦从遗址里发掘出大量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织品。以相关学者推算,这同样是经“蜀身毒道”运来。
也正是从“张骞通西域”后,神秘的“蜀身毒道”,也令一代代汉朝君臣魂牵梦绕。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这条“蜀身毒道”,才彻底被汉王朝掌控,并经过多年开凿建设,演变成了“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三条主要线路。它从成都出发,一路经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十多个州县,从腾冲进入缅甸抵达印度大陆,中国的丝绸等产品,从此沿着这条道路大量销售出去。
而对于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来说,“蜀身毒道”当然更有重量级意义:蜀汉政权地小人少,最重要的“生财之道”就是蜀绣。为了发展蜀绣生产,诸葛亮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官营的蜀绣工人,总数多达七万六千人。蜀绣贸易更成了蜀汉政权的财政来源,以诸葛亮的话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但蜀绣的“外销”,自然也是关键。于是这条“蜀身毒道”,对蜀汉王朝的意义,自然无比重要。
也正是蜀汉政权时代,随着“蜀身毒道”贸易的火热,蜀汉都城“锦官城”成都,也成了西南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以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里的形容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甚至,这往来热闹的“蜀身毒道”,更不因蜀汉政权的谢幕而结束。以《魏书》记载,曹魏灭亡蜀汉后,罗马使节也同样从先从海路来到缅甸,然后经行“蜀身毒道”抵达洛阳。
说了那么多“基建”“外交”“商业”大事儿,最后聊聊三国的生活“冷知识”。
曾有一段时间,“穿越回三国”剧情的小说很火,可真要有哪位“三国迷”穿越回去,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三国年代的吃喝问题。某些三国的“特产”,真不是现代人能“享受”得了,比如喝茶。
三国年间,中国人“喝茶”的风气,也渐渐从西南向各地铺展。比如东吴“末代皇帝”孙皓的饮宴上,就常见茶水做饮料。但那时的茶,都是采的野生茶树叶,然后“捣末置瓷器中”,还要加上葱姜橘子皮薄荷叶各种佐料,这才煮出来“茶水”。至于味道?唐朝人陆羽的《茶经》里有精确形容:“斯沟渠间弃水耳”。香喷喷喝茶的感觉?还得等好几百年呢。
倒是三国时代的一些游戏,放今天大有新鲜感。比如“斗鸭”。比起现代人熟悉的斗鸡来,三国年间的“斗鸭”也生猛。往往都是春江水暖时,双方的鸭子在水中“赴洪波以奋击”,平静的水面上顿时杀出一片“惊涛骇浪”。三国年间时,达官显贵家都修有“斗鸭池”,斥巨资养彪悍鸭子。不在“斗鸭池”里赢几场,贵族圈里都没脸见人。比如孙权的宝贝儿子孙虑,就因酷爱斗鸭,被东吴名将陆逊一顿臭骂。
甚至这么个火热时尚,还影响到三国一桩“外交大事”:公元221年,蜀汉昭烈帝刘备大举伐吴,北边“看热闹”的魏文帝曹丕也趁火打劫,朝孙权索取“斗鸭”。虽然东吴群臣们愤怒表示,曹丕这要求忒荒唐。但焦头烂额的孙权,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上好的“斗鸭”,安定了曹丕那一边,也给接下来刘备吃血亏的“夷陵之战”埋了伏笔。
小小“斗鸭”,也确是这一段大事件里,一个别样的注脚。却也堪称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那个乱世里,豪门权贵们的奢靡百态。
参考资料:王奎、谭良啸《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桑希臣《蓝惑:中国海洋开拓简史》、卞洪登《丝绸之路考》、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江玉祥《再论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张经纬《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袁金琥《古代的斗鸭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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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中有哪些不被大众所熟知的冷知识?
答:比起野史演义里,那些或“征战杀伐”或“算无遗策”的“三国历史”来,下面这些记录于煌煌史料,看似“不起眼”的三国时代经济文化甚至中外交流的“冷知识”,却都有着发人深思的意义。
虽说东汉年间时,中国就与远在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史料里的“大秦”)实现了遣使往来,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传统的“丝绸之路”一度惨遭隔绝,曾火热的对外交往也消停下来。可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却瞧了一出“西洋景”:一个汉语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误打误撞来到了东吴治下的交趾郡,然后又被当地地方官送到了建业(南京),得到了孙权的热情接待,除了热情交谈,还赠送了不少厚礼。
比起北方强大的曹魏政权来,东吴的人口经济,都是绝对劣势。特别是治下的东南大地,当时还是荒蛮一片。但东吴的造船业,却也是当时天下共知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东吴的海船,当时可以做到“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载六七百人”。堪称东亚海域里的巨无霸。
凭着这强大技术,孙权也大胆出手,多次拓展海洋航线。除了曾远航辽东联络公孙家族,差点打了曹魏“闷棍”外,东吴的船队还一路向西,以朱应、康泰为使节造访东南亚各国,十年间访问“百数十国”。东南亚各国纷纷“遣使奉贡”。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也带来超越历史的意义:汉代时以徐闻港为主要港口的贸易航线,被东吴时代连通内地水域的广州港取代,中国的海上丝绸路线,也从此拓展得更远,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可以一路经行泰国马来等地,直达到红海海域。东吴太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里记载,三国时代时,波斯天竺等国的商船,就已造访东吴的港口。
这条以广州港为起点的“通海夷道”,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更迭,却持续通航世界,为接下来的历代王朝,实实在在赚了上千年的钱。更见证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开拓海洋的进取精神,亦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该忘的精髓。
曹操早年“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历经战乱的北方十室九空,开局景象“穷得剩破碗”。但待到魏蜀吴三足鼎立时,曹魏王朝的经济水平,对比蜀吴却是压倒性优势。为何会如此强大?一个低调的强国大招,就是“成于漕运”,也就是靠“挖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这其中的许多工程,更改变了北方的经济交通版图,典型“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已是“魏公”的曹操,引漳水与安阳河白沟相通,是为“利漕渠”。
这条史料里着墨不多的河道,却叫他的都城邺都,瞬间地位扶摇直上——从邺都经“利漕渠”出发,向南经黄河可直达江淮,向北经新河可直达辽东。一条“水渠”,就把原本“割裂”的北方水系,顺利连接起来,曹魏对北方大地的掌控,也更得心应手。比如多年后“司马懿平辽东”时,为何能顺利狂飙突进?这条转运畅通的“水渠”,就是幕后英雄。
“诸葛亮治蜀汉”时代,“平南战役”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七擒七纵”的故事更在野史里长期流传。那为何当年面对内忧外患的诸葛亮,要坚持以稳打稳扎的方式彻底平定南方动乱?这不止关乎着蜀汉的安全,更关乎着一条“财富通道”的稳定: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是两汉王朝留给蜀汉政权的“重要遗产”。西汉“张骞通西域”时,身在中亚的张骞,就惊讶的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特产的蜀布。经询问得知,这是印度和中亚的商贩,经“蜀身毒道”贩来。1936年阿富汗喀布尔亚历山大城发掘时,亦从遗址里发掘出大量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织品。以相关学者推算,这同样是经“蜀身毒道”运来。
也正是从“张骞通西域”后,神秘的“蜀身毒道”,也令一代代汉朝君臣魂牵梦绕。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这条“蜀身毒道”,才彻底被汉王朝掌控,并经过多年开凿建设,演变成了“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三条主要线路。它从成都出发,一路经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十多个州县,从腾冲进入缅甸抵达印度大陆,中国的丝绸等产品,从此沿着这条道路大量销售出去。
而对于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来说,“蜀身毒道”当然更有重量级意义:蜀汉政权地小人少,最重要的“生财之道”就是蜀绣。为了发展蜀绣生产,诸葛亮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官营的蜀绣工人,总数多达七万六千人。蜀绣贸易更成了蜀汉政权的财政来源,以诸葛亮的话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但蜀绣的“外销”,自然也是关键。于是这条“蜀身毒道”,对蜀汉王朝的意义,自然无比重要。
也正是蜀汉政权时代,随着“蜀身毒道”贸易的火热,蜀汉都城“锦官城”成都,也成了西南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以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里的形容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甚至,这往来热闹的“蜀身毒道”,更不因蜀汉政权的谢幕而结束。以《魏书》记载,曹魏灭亡蜀汉后,罗马使节也同样从先从海路来到缅甸,然后经行“蜀身毒道”抵达洛阳。
说了那么多“基建”“外交”“商业”大事儿,最后聊聊三国的生活“冷知识”。
曾有一段时间,“穿越回三国”剧情的小说很火,可真要有哪位“三国迷”穿越回去,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三国年代的吃喝问题。某些三国的“特产”,真不是现代人能“享受”得了,比如喝茶。
三国年间,中国人“喝茶”的风气,也渐渐从西南向各地铺展。比如东吴“末代皇帝”孙皓的饮宴上,就常见茶水做饮料。但那时的茶,都是采的野生茶树叶,然后“捣末置瓷器中”,还要加上葱姜橘子皮薄荷叶各种佐料,这才煮出来“茶水”。至于味道?唐朝人陆羽的《茶经》里有精确形容:“斯沟渠间弃水耳”。香喷喷喝茶的感觉?还得等好几百年呢。
倒是三国时代的一些游戏,放今天大有新鲜感。比如“斗鸭”。比起现代人熟悉的斗鸡来,三国年间的“斗鸭”也生猛。往往都是春江水暖时,双方的鸭子在水中“赴洪波以奋击”,平静的水面上顿时杀出一片“惊涛骇浪”。三国年间时,达官显贵家都修有“斗鸭池”,斥巨资养彪悍鸭子。不在“斗鸭池”里赢几场,贵族圈里都没脸见人。比如孙权的宝贝儿子孙虑,就因酷爱斗鸭,被东吴名将陆逊一顿臭骂。
甚至这么个火热时尚,还影响到三国一桩“外交大事”:公元221年,蜀汉昭烈帝刘备大举伐吴,北边“看热闹”的魏文帝曹丕也趁火打劫,朝孙权索取“斗鸭”。虽然东吴群臣们愤怒表示,曹丕这要求忒荒唐。但焦头烂额的孙权,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上好的“斗鸭”,安定了曹丕那一边,也给接下来刘备吃血亏的“夷陵之战”埋了伏笔。
小小“斗鸭”,也确是这一段大事件里,一个别样的注脚。却也堪称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那个乱世里,豪门权贵们的奢靡百态。
参考资料:王奎、谭良啸《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桑希臣《蓝惑:中国海洋开拓简史》、卞洪登《丝绸之路考》、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江玉祥《再论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张经纬《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袁金琥《古代的斗鸭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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