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前，韩国导演奉俊昊在发表金棕榈获奖感言时说：“今年是韩国电影100年，戛纳给了我一份大礼。”
这不仅仅是奉俊昊个人的大奖，也是属于韩国电影的大奖。近十来年间，韩国电影以出人意料的姿态，在国际影坛上迅速崛起。一批导演以鲜明的个人风格、民族类型的叙事批量涌现，在整个东亚独树一帜，令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几乎有些眼热。
如今，已不能说这只是几个导演的个人现象，也并非偶然扎堆、昙花一现的盛况。韩国影坛在经历了漫长的政治禁锢、政局动荡、民族创痛和商业冲击后，通过数十年，才算真正完成了对一批电影人的培养，开始步入了成熟的拐点。
韩国征战“三大”：
被禁声的历史
一个国家的独立艺术类影片，或许不像商业大片一样，是纯粹的电影产业成熟后才能诞生的产物。但它也往往受电影产业发展、导演人才培养、电影政治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电影产业发展状况良好，导演及电影人才自然层出不穷。但电影从另一角度来讲，又受到诸多个体因素影响，一批导演被禁止参与海外的电影节，或是制作、放映、发行等各方面政策变动，即便只在短期内持续，但影响却很可能持续许久。
从这一点上来看，韩国艺术电影的发展，在韩国电影政策的影响之下，一波三折。
韩国电影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历史，基本与韩国电影的黄金年代同期。1945年日本投降，韩国解放，在短暂的过度和海外援助后，韩国电影开始恢复元气。据数据显示，在短短五年之间，韩国电影的产量从1954年的11部，达到了1959年的111部。
50年代中期是韩国电影崭露头角的年代。1956年，李炳逸执导的《出嫁的日子》入围第7届柏林电影节，由此韩国电影第一次进入了国际视野。1958年，梁柱南执导的《钟阁》再次入围柏林主竞赛单元。1959年《即使云在动》第三次入围柏林。1961年，由姜大振执导的《马夫》捧回了银熊奖。这是韩国电影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奖项。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韩国电影法制定了一系列越来越严格的措施，限制进口电影的配额制度。新规定在一年内，将韩国电影制作公司的数量从71个削减到16个。电影中的淫秽色情，共产主义和不爱国主题，都成了影片被严加审核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是韩国电影被“控制”得最紧的年代。1973年，韩国电影公司成立，这家公司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和推广韩国电影业，但实际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为审查提供“政治正确”的支持。
“没有一个国家比韩国有更严格的电影审查准则——除了朝鲜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集团国家。”这是当年国际电影指南对韩国电影做出的评价。在当时的韩国，试图绕过审查的电影人，不仅会被列入黑名单，更很有可能有牢狱之灾。同时，韩国电影院的观众人数，从1969年到1979年，下降了60％以上。
这十年之间，韩国的独立电影人由于受限极大，仅有1972年的《石花村》和1973《小岛的尊严》入围了柏林主竞赛。
韩国电影被严格审查、封禁的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好转。1984年，电影法开始允许独立电影制作人开始制作电影。1986，年电影法进一步修订，允许更多的电影进口到韩国。但由于时代的断档，在从80年底到新世纪的二十年间，韩国电影仅有七部影片入围三大电影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许多财阀开始缩减对电影业的参与。然而，在此之前的电影热中，资本对年轻导演的支持，使得韩国电影行业有良好的商业风气。资本风潮的短暂来去，为韩国电影制作的复兴奠定了基础。21世纪开始，洪常秀、奉俊昊、金基德、朴赞郁、李沧东、林权泽等一系列导演脱颖而出，开启了韩国电影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艺术影片产业：
夹在财阀和政府之间的尴尬
近几年，艺术影片除了在海外各大电影节征战，与本土电影产业最为深切的联系，就表现在电影的排片上。如《天长地久》等多个在海外摘得奖项的艺术影片，载誉归来，却要面临国内无人支持的现状。
一部电影没有观众，对于艺术影片的发展，始终是不利的。
为了防止韩国电影业彻底崩溃，韩国一直有着屏幕配额的制度。在2006年之前，韩国影院一年中有146天内只播放韩国电影。这一点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国产影片免受好莱坞大片的冲击。
但政策一直在左右摇摆。例如，2006 年以后，韩国本土电影一年的银幕配额天数缩短至 73 天。使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的放映天数大大缩短，同时，艺术电影在首映几天之后，如果票房表现不理想，就要面临减少放映次数或避开黄金时段甚至被迫下线的命运。从2012年到2016年五年间，韩国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在本土的上映篇数比率，都一直在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同时，韩国财阀垄断及他们对商业电影的盈利追求，也使得韩国电影在资本上并未得到强大支持。目前CJ CGV，Megabox和乐天集团的三大院线，占韩国所有屏幕和座位的90％以上虽然韩国现在也有一系列的独立电影支持的放映联盟，但在巨头的力量之下显得尤为弱小。同时，CJ集团和乐天集团也是电影投资和发行的主要参与者，三大巨头对电影业的垄断，使得近些年来韩国商业电影蓬勃发展，但也使得艺术影片举步维艰。
韩国艺术影片正处于政府扶持和财阀垄断的夹缝之间。此前，韩国政府的文化部部长曾经表示，未来即将出台一系列的电影业综合计划，推行系列措施，为艺术影片争取空间，例如在高峰期间为较小的电影分配一定比例的屏幕时长等。
韩国文化部长曾公开发言：“当我们谈论独立电影或艺术电影时，它们不仅在我们的文化多样性方面很重要，而且在作为艺术的基本资产方面也很重要。然而，如果我们把它留给市场，就不太可能存活。政府应该对他们负责，支持他们的制作和放映，以便观众有机会看到他们。”
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和民族类型叙事的形成是韩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两个条件则让韩国电影充满生命力。正如金基德所说：“如果只是执着于电影百年史所积累下的理论，今后的人将无法再看电影。21世纪是应该有崭新概念生成的时代。”
电影的历史，总会随着真正的历史而颤动。当谈论韩国电影十年间的崛起时，很难不回顾韩国在五十年间，经历军人独裁时期、文人政府等波澜起伏的时局。
从四十年代十几部产量的萌芽，到五六十年代几十部产量的稳健上升，韩国文艺片的历练和成长，在波动中不断起伏。经济增长的变化，社会的批判目标，都成为潜移默化呈现出来的电影内容。如今，艺术影片不仅仅是韩国文化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一个表征，更是韩国电影人，以作品发声，充当国民大众话语的发言者的过程。
而电影人借助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以成熟的姿态，作用于社会最底层，也作用于人类的整个秩序平衡中。这也是韩国艺术电影能在近十年间，以批量而具有独特国别性质，现身于国际视野中的原因。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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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 100 年：从禁锢到崛起，征战三大的辉煌历程
几天之前，韩国导演奉俊昊在发表金棕榈获奖感言时说：“今年是韩国电影100年，戛纳给了我一份大礼。”
这不仅仅是奉俊昊个人的大奖，也是属于韩国电影的大奖。近十来年间，韩国电影以出人意料的姿态，在国际影坛上迅速崛起。一批导演以鲜明的个人风格、民族类型的叙事批量涌现，在整个东亚独树一帜，令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几乎有些眼热。
如今，已不能说这只是几个导演的个人现象，也并非偶然扎堆、昙花一现的盛况。韩国影坛在经历了漫长的政治禁锢、政局动荡、民族创痛和商业冲击后，通过数十年，才算真正完成了对一批电影人的培养，开始步入了成熟的拐点。
韩国征战“三大”：
被禁声的历史
一个国家的独立艺术类影片，或许不像商业大片一样，是纯粹的电影产业成熟后才能诞生的产物。但它也往往受电影产业发展、导演人才培养、电影政治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电影产业发展状况良好，导演及电影人才自然层出不穷。但电影从另一角度来讲，又受到诸多个体因素影响，一批导演被禁止参与海外的电影节，或是制作、放映、发行等各方面政策变动，即便只在短期内持续，但影响却很可能持续许久。
从这一点上来看，韩国艺术电影的发展，在韩国电影政策的影响之下，一波三折。
韩国电影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历史，基本与韩国电影的黄金年代同期。1945年日本投降，韩国解放，在短暂的过度和海外援助后，韩国电影开始恢复元气。据数据显示，在短短五年之间，韩国电影的产量从1954年的11部，达到了1959年的111部。
50年代中期是韩国电影崭露头角的年代。1956年，李炳逸执导的《出嫁的日子》入围第7届柏林电影节，由此韩国电影第一次进入了国际视野。1958年，梁柱南执导的《钟阁》再次入围柏林主竞赛单元。1959年《即使云在动》第三次入围柏林。1961年，由姜大振执导的《马夫》捧回了银熊奖。这是韩国电影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奖项。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韩国电影法制定了一系列越来越严格的措施，限制进口电影的配额制度。新规定在一年内，将韩国电影制作公司的数量从71个削减到16个。电影中的淫秽色情，共产主义和不爱国主题，都成了影片被严加审核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是韩国电影被“控制”得最紧的年代。1973年，韩国电影公司成立，这家公司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和推广韩国电影业，但实际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为审查提供“政治正确”的支持。
“没有一个国家比韩国有更严格的电影审查准则——除了朝鲜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集团国家。”这是当年国际电影指南对韩国电影做出的评价。在当时的韩国，试图绕过审查的电影人，不仅会被列入黑名单，更很有可能有牢狱之灾。同时，韩国电影院的观众人数，从1969年到1979年，下降了60％以上。
这十年之间，韩国的独立电影人由于受限极大，仅有1972年的《石花村》和1973《小岛的尊严》入围了柏林主竞赛。
韩国电影被严格审查、封禁的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好转。1984年，电影法开始允许独立电影制作人开始制作电影。1986，年电影法进一步修订，允许更多的电影进口到韩国。但由于时代的断档，在从80年底到新世纪的二十年间，韩国电影仅有七部影片入围三大电影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许多财阀开始缩减对电影业的参与。然而，在此之前的电影热中，资本对年轻导演的支持，使得韩国电影行业有良好的商业风气。资本风潮的短暂来去，为韩国电影制作的复兴奠定了基础。21世纪开始，洪常秀、奉俊昊、金基德、朴赞郁、李沧东、林权泽等一系列导演脱颖而出，开启了韩国电影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艺术影片产业：
夹在财阀和政府之间的尴尬
近几年，艺术影片除了在海外各大电影节征战，与本土电影产业最为深切的联系，就表现在电影的排片上。如《天长地久》等多个在海外摘得奖项的艺术影片，载誉归来，却要面临国内无人支持的现状。
一部电影没有观众，对于艺术影片的发展，始终是不利的。
为了防止韩国电影业彻底崩溃，韩国一直有着屏幕配额的制度。在2006年之前，韩国影院一年中有146天内只播放韩国电影。这一点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国产影片免受好莱坞大片的冲击。
但政策一直在左右摇摆。例如，2006 年以后，韩国本土电影一年的银幕配额天数缩短至 73 天。使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的放映天数大大缩短，同时，艺术电影在首映几天之后，如果票房表现不理想，就要面临减少放映次数或避开黄金时段甚至被迫下线的命运。从2012年到2016年五年间，韩国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在本土的上映篇数比率，都一直在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同时，韩国财阀垄断及他们对商业电影的盈利追求，也使得韩国电影在资本上并未得到强大支持。目前CJ CGV，Megabox和乐天集团的三大院线，占韩国所有屏幕和座位的90％以上虽然韩国现在也有一系列的独立电影支持的放映联盟，但在巨头的力量之下显得尤为弱小。同时，CJ集团和乐天集团也是电影投资和发行的主要参与者，三大巨头对电影业的垄断，使得近些年来韩国商业电影蓬勃发展，但也使得艺术影片举步维艰。
韩国艺术影片正处于政府扶持和财阀垄断的夹缝之间。此前，韩国政府的文化部部长曾经表示，未来即将出台一系列的电影业综合计划，推行系列措施，为艺术影片争取空间，例如在高峰期间为较小的电影分配一定比例的屏幕时长等。
韩国文化部长曾公开发言：“当我们谈论独立电影或艺术电影时，它们不仅在我们的文化多样性方面很重要，而且在作为艺术的基本资产方面也很重要。然而，如果我们把它留给市场，就不太可能存活。政府应该对他们负责，支持他们的制作和放映，以便观众有机会看到他们。”
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和民族类型叙事的形成是韩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两个条件则让韩国电影充满生命力。正如金基德所说：“如果只是执着于电影百年史所积累下的理论，今后的人将无法再看电影。21世纪是应该有崭新概念生成的时代。”
电影的历史，总会随着真正的历史而颤动。当谈论韩国电影十年间的崛起时，很难不回顾韩国在五十年间，经历军人独裁时期、文人政府等波澜起伏的时局。
从四十年代十几部产量的萌芽，到五六十年代几十部产量的稳健上升，韩国文艺片的历练和成长，在波动中不断起伏。经济增长的变化，社会的批判目标，都成为潜移默化呈现出来的电影内容。如今，艺术影片不仅仅是韩国文化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一个表征，更是韩国电影人，以作品发声，充当国民大众话语的发言者的过程。
而电影人借助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以成熟的姿态，作用于社会最底层，也作用于人类的整个秩序平衡中。这也是韩国艺术电影能在近十年间，以批量而具有独特国别性质，现身于国际视野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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