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本书聚焦地缘政治、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因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
此书英文稿的写作，始于2012年，我当时刚刚完成另一部英文书稿《重构近代中国》的写作，该书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上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本书的续编，主要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所以，我们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边疆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它在19世纪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20世纪以来不同形态的国家体制，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和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20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通常是在革命或现代化叙事的主导下展开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跟这些叙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也是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长期结构性发展趋势。而历史书写背后的终极关怀，都跟革命/社会主义抑或现代化/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必然性、合法性相关。不过近二三十年来，上述宏大叙事和相关的问题意识已经从中外历史学家的视域中逐渐消退。在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失去了往日魅力之后，人们纷纷埋头从事过去一直被边缘化的课题的研究，诸如妇女、性别、宗族、民间宗教、地方社会及各种边缘群体和边缘现象。这些枝节性的具体课题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宏大历史叙事缺位的情况下，新一代的历史书写也存在“碎片化”问题，人们无法——甚至也不愿意——把这些碎片加以拼凑，以了解它们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下所体现的历史意义。
因此，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不是仅仅从政权性质的角度加以界定，而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把它定义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均有待重构。在前述组成现代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中，除政权外，还必须考虑到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为重要的是，政权本身也必须放在国家形成的宏观历史视野里加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换句话说，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就目前学术界业已提出的跟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可持续性相关的各种议题和认识，做出较为全面的、客观的解读。
基于这样一个意图，我在七年前就开始了本书的构思和断断续续的写作。在方法上，此书采用“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径。所谓宏观历史或大历史，这里有三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它既不同于专门史，也不同于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等专门史，各有自己的一套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彼此之间界限分明，治专门史者也很少“跨界”做研究；而通史又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其分期又受既有的学科体系的约束。本书所采用的大历史路径，则有其独特的综合视角，即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其二，中国的国家转型，是近世以来全球范围的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中国之走向现代国家的轨迹和动力，也必须置于世界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因此，本书始终以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参照，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进展，从而识别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其三，在时间跨度上，本书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樊篱，把近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这个写作计划所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如此之广，要对每一时期、每个具体议题做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已不可能。所幸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军政制度和财政经济的大批档案资料，以及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著述，均已印行；与此同时，中西学术界同行也已经出版了大量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制度和人物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本书各章的写作，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均已一一注明。英文初稿写成后，由下列几位学者译成中文：
在此谨向各位译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译文经过我的仔细校对，部分内容也有所调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版(Huaiyin Li,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60—1950, Routledge, 2020)。书中观点和史实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究。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全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主要论著有《重构近代中国》《乡村中国纪事》《华北村治》，主编两套大型丛书：“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再思考”丛书、“当代中国史研究”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
本书从全球史视野，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中国是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王朝（帝国）基础之上并且成功转型的现代国家，而其转型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艰巨，同样世所仅见。而理解此点，是理解当代中国之关键。本书对于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诸多问题之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之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之反思，皆新见迭出，为近年少见之佳作。
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作者致力超越以往的革命和现代化主导叙事，去重新勾勒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次在于作者将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要素形成分析架构，以此解释这个转型过程的发生。这三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近年来多学科学者对包括边疆民族研究在内的区域及跨区域研究、明清财政史研究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研究取得长足推进，故而使诸多微观研究得以升华为本书这样的宏观考量。
探讨“现代中国的形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为一般读者所关注。李怀印教授的这部新著，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碎片化”的细微考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这种全新的解析结构虽然遵循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但呈现四大特色：一是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疆域（领土、边疆）、人口（族群）、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主权展开论述；二是重点选取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关键变项进行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并追究诸类项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影响；三是打破社会形态界限，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国家——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继承、变革、贯通的完整过程；四是将近世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置于世界全史的视域下加以认识和照察。作者所论，非同类著作所可比肩。
李怀印教授深耕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实际，将宏观历史视野与中观地缘政治、财政及政治认同机制分析完美结合，摒弃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可以既大且强又充满发展的韧性与惯性，为什么可以超越“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本书充满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敏锐而果断地回应了挑激现代中国国家合法性的种种论述。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何以能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政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在“宏大叙事”早已祛魅、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之今日，李怀印教授大胆揭橥“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大旗，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大要素，对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诠释，讲述了中国由族群国家而疆域国家而主权国家，并最终形成高度集权与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故事，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书视野宽广，内容闳富，体大思精，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怀印的新著全面阐述了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国家建造过程。作者充分利用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置于财政-军事视角和大历史的架构下，对制约国家形成过程的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因素条分缕析，指出清朝国家独具特色的形成路径对理解现代中国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全书引人入胜，不仅有力论证了地缘格局、财政构成和认同塑造在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在研究路径上与“中国中心论”遥相呼应，立足中国自身的经验，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必须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偏颇和臆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中国的独特路径。
在诸多历史学家中间，李怀印的近著代表了一种分析架构上的突破。作者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如何动员财力支撑战争、巩固政权。通过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此书彰显了民国早期自下而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作者对军阀时期国家分裂与统一的财政基础的颇具洞见的分析，则让人相信，有关国家建造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确可应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作者对南京政权和革命的分析则揭示了国家走向统一和集中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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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本书聚焦地缘政治、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因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
此书英文稿的写作，始于2012年，我当时刚刚完成另一部英文书稿《重构近代中国》的写作，该书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上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本书的续编，主要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所以，我们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边疆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它在19世纪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20世纪以来不同形态的国家体制，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和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20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通常是在革命或现代化叙事的主导下展开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跟这些叙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也是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长期结构性发展趋势。而历史书写背后的终极关怀，都跟革命/社会主义抑或现代化/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必然性、合法性相关。不过近二三十年来，上述宏大叙事和相关的问题意识已经从中外历史学家的视域中逐渐消退。在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失去了往日魅力之后，人们纷纷埋头从事过去一直被边缘化的课题的研究，诸如妇女、性别、宗族、民间宗教、地方社会及各种边缘群体和边缘现象。这些枝节性的具体课题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宏大历史叙事缺位的情况下，新一代的历史书写也存在“碎片化”问题，人们无法——甚至也不愿意——把这些碎片加以拼凑，以了解它们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下所体现的历史意义。
因此，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不是仅仅从政权性质的角度加以界定，而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把它定义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均有待重构。在前述组成现代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中，除政权外，还必须考虑到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为重要的是，政权本身也必须放在国家形成的宏观历史视野里加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换句话说，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就目前学术界业已提出的跟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可持续性相关的各种议题和认识，做出较为全面的、客观的解读。
基于这样一个意图，我在七年前就开始了本书的构思和断断续续的写作。在方法上，此书采用“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径。所谓宏观历史或大历史，这里有三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它既不同于专门史，也不同于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等专门史，各有自己的一套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彼此之间界限分明，治专门史者也很少“跨界”做研究；而通史又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其分期又受既有的学科体系的约束。本书所采用的大历史路径，则有其独特的综合视角，即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其二，中国的国家转型，是近世以来全球范围的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中国之走向现代国家的轨迹和动力，也必须置于世界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因此，本书始终以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参照，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进展，从而识别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其三，在时间跨度上，本书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樊篱，把近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这个写作计划所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如此之广，要对每一时期、每个具体议题做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已不可能。所幸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军政制度和财政经济的大批档案资料，以及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著述，均已印行；与此同时，中西学术界同行也已经出版了大量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制度和人物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本书各章的写作，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均已一一注明。英文初稿写成后，由下列几位学者译成中文：
在此谨向各位译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译文经过我的仔细校对，部分内容也有所调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版(Huaiyin Li,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60—1950, Routledge, 2020)。书中观点和史实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究。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全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主要论著有《重构近代中国》《乡村中国纪事》《华北村治》，主编两套大型丛书：“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再思考”丛书、“当代中国史研究”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
本书从全球史视野，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中国是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王朝（帝国）基础之上并且成功转型的现代国家，而其转型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艰巨，同样世所仅见。而理解此点，是理解当代中国之关键。本书对于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诸多问题之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之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之反思，皆新见迭出，为近年少见之佳作。
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作者致力超越以往的革命和现代化主导叙事，去重新勾勒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次在于作者将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要素形成分析架构，以此解释这个转型过程的发生。这三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近年来多学科学者对包括边疆民族研究在内的区域及跨区域研究、明清财政史研究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研究取得长足推进，故而使诸多微观研究得以升华为本书这样的宏观考量。
探讨“现代中国的形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为一般读者所关注。李怀印教授的这部新著，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碎片化”的细微考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这种全新的解析结构虽然遵循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但呈现四大特色：一是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疆域（领土、边疆）、人口（族群）、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主权展开论述；二是重点选取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关键变项进行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并追究诸类项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影响；三是打破社会形态界限，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国家——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继承、变革、贯通的完整过程；四是将近世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置于世界全史的视域下加以认识和照察。作者所论，非同类著作所可比肩。
李怀印教授深耕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实际，将宏观历史视野与中观地缘政治、财政及政治认同机制分析完美结合，摒弃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可以既大且强又充满发展的韧性与惯性，为什么可以超越“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本书充满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敏锐而果断地回应了挑激现代中国国家合法性的种种论述。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何以能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政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在“宏大叙事”早已祛魅、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之今日，李怀印教授大胆揭橥“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大旗，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大要素，对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诠释，讲述了中国由族群国家而疆域国家而主权国家，并最终形成高度集权与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故事，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书视野宽广，内容闳富，体大思精，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怀印的新著全面阐述了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国家建造过程。作者充分利用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置于财政-军事视角和大历史的架构下，对制约国家形成过程的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因素条分缕析，指出清朝国家独具特色的形成路径对理解现代中国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全书引人入胜，不仅有力论证了地缘格局、财政构成和认同塑造在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在研究路径上与“中国中心论”遥相呼应，立足中国自身的经验，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必须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偏颇和臆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中国的独特路径。
在诸多历史学家中间，李怀印的近著代表了一种分析架构上的突破。作者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如何动员财力支撑战争、巩固政权。通过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此书彰显了民国早期自下而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作者对军阀时期国家分裂与统一的财政基础的颇具洞见的分析，则让人相信，有关国家建造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确可应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作者对南京政权和革命的分析则揭示了国家走向统一和集中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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