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洗脑”的都市传说经久不衰，相信各位读者也都对“洗脑”有过深层的恐惧。但“洗脑”最早究竟怎么出现的？又能否真的控制人的心智？历史上发生过哪些真实的“洗脑”事件？这篇文章基本涵盖了“洗脑”从诞生到狂热那段时期的历史，能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全球恐慌时代”。
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震惊了全世界，奥姆真理教教徒们制造了日本史上最大的一次。为了支持狱中的教主麻原彰晃，教徒决心复活奥姆真理教，而他们采取的行动其中一种便是“洗脑”。同年，日本电视台播放的《城市猎人3》第十一集，被人插入了一帧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的画面，企图“洗脑”民众。这类的插帧的手法，被称为“阈下知觉”视频，又被成为“潜意识“视频，又或者可以统称为“洗脑视频”。
大名鼎鼎的电影《搏击俱乐部》，就有将违禁画面插入家庭录像中的剧情。而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团队在宣传视频提到竞争对手戈尔时，视频里闪现了“RATS”（老鼠）一词，以此来洗脑选民。
事实上这些手段后来都被证实无效，但它们依然活跃在了阴谋论第一线，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洗脑”恐惧。
1952年，美军不仅在朝鲜战争中频频失利，还陷入了细菌战的丑闻之中。美军被指控在中国东北地区投放了细菌弹，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美国想用一种“围魏救赵”的方式自救。他们反过来指控苏联使用“洗脑”对战俘和犯人进行精神控制，为此还精心挑选了战俘当演员，编撰了全套的谎言。这是“洗脑”这个词第一次被官方所提及，原本只是科幻小说里的暗黑技术，而今却被告知它早就被大国在现实中使用，那种震撼可想而知。
那个年代，随着《美丽新世界》《1984》等反乌托邦科幻作品的出版，全世界都笼罩在精神控制的恐惧当中。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主流的舆论中，全世界的似乎都相信了，苏联真的掌握了控制人类精神的终极技术——“洗脑”。
在美剧《特工卡特》中，有一集向观众展示了苏联人如何通过在动画片中插帧“洗脑”苏联儿童。直到2001年，西木工作室发行的《红色警戒2：尤里的复仇》依旧摆脱不了苏联“洗脑”的刻板印象。
据从苏联逃犯口述，苏联曾经使用过大量“精神污染”的招数，企图对犯人进行“洗脑”，例如：用扬声器播放奇怪的音乐（可能是鬼畜始祖），强制犯人保持一种姿势，强光刺激，时间剥夺，在墙上绘制奇怪的图案等等，这些口述都作为苏联的罪证，被美国公之于众。
这或许是对苏联的诬告，但却勾起了美国精神科医生哈罗德·沃尔夫的兴趣。哈罗德·沃尔夫曾在列宁格勒与大名鼎鼎的巴甫洛夫一起工作，1950年代受美国中情局的资助，加入了中情局的“MKUltra”计划（又名精神控制计划）。沃尔夫对于朝鲜战争中战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他搜集了大量关于苏联审讯犯人的技巧，也对于战俘的心理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那个神秘的“洗脑”，依旧没有进展。
“洗脑”没有成功，美国人却寄希望于研究出一种“吐真剂”药物。美军曾从苏联士兵身上搜到了一瓶白色的粉末，美军相信这瓶白色的粉末，就是苏联用来控制人心的药物。或许神秘的洗脑，并不是通过心理暗示实现的，而是用一种更简单更粗暴的方式实现，那就是药物控制。这激发了美军对于精神药物的研发。
一项隶属于“MKUltra”计划，名为“蓝鸟”的神秘项目成立。这是一支由前纳粹医生和精神学家，脑科学家，以及化学家共同组成的队伍，目的是开发传说中用于审讯犯人的“洗脑药”。
LSD，麦角酸二乙酰胺，已知最强烈的精神类药物，进入了“蓝鸟”团队的视野。针对LSD的一系列研究正式开始。但是事实证明，LSD的致幻作用过强，“胡说”多过“吐真”，于是LSD的研究被搁置了下来。
其中最出名的研究，便是1953年的“午夜高潮”实验，中情局雇佣了失足妇女，引诱男人喝下含有LSD的鸡尾酒，使他们陷入狂欢中，而这一切都在中情局的记录和监视下。
无论是药物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再或是沃尔夫的研究，又或是中情局的“MKUltra”，关于洗脑的进展都一筹莫展，虽然这是美军情报中最神秘的一部分，至今仍没有解禁，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越战，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洗脑研究的失败。
越战的形势是艾森豪威尔难以预判的，一群“虾兵蟹将”通过游击战，以及战壕战术的运用，成功的抵挡了美军的攻势。美军迫切的想通过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解决越战的僵局。
这个时候，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被誉为现实版的“神盾局”）临危受命，走上了越南战场。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瓦解敌方战士的意志，让他们放弃对美军的骚扰，那么正面战场上，越南将会难以抵挡美军的进攻。
DARPA就是从这一方面入手，展开了自己“洗脑”战的进攻，而最有成效的，便是“Wandering Soul”恐怖录音袭击。
根据psywarrior（一个致力于解密美国心理战的网站）披露，美国曾在越南战场上，大规模的开展“洗脑攻击”。DARPA的专家通过对越南民俗的研究，发现越南民间存在一种传统的“死亡恐惧”，越南人认为死去的灵魂是要回归故乡的，否则就会变成孤魂野鬼遭受极大的痛苦。
于是DARPA利用越南人的心理，开始鼓吹，如果死在战场，没有全尸的尸体，注定会变为鬼魂，永远的流浪下去，无法和亲人团聚。DARPA为此，专门从南越找到了专业的播音员，录制了“恐怖录音”。
恐怖录音的内容主要是痛苦的呼喊，和类似鬼魂的低吟，背景声夹杂着孩童和老人的呼唤，呼唤自己的父亲（孩子），放弃战争，回家团聚。
美军利用扬声器，高强度地播放这一音频，对于敌方的士气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据战争结束后，越南士兵的回忆，他们说到这个音频，至今仍有极大的恐惧和愤怒。一方面是越南士兵起初认为音频是真实的鬼叫，为此而恐惧；另一方面是得知真相后，对于美军玩弄心理，亵渎死者灵魂的愤怒。
同时美军还利用轰炸机空投相关的海报，印着士兵残缺的尸体和家中等待团聚的亲人。无论是“恐怖录音”还是海报的轰炸，对于越南士兵都是一种煎熬。很快，这种煎熬变成了无边的愤怒，这也几乎就宣告了DARPA“洗脑”计划的失败。
经历这一失败后，我们再也无法从美军的情报中，看到任何关于“洗脑”研究的进展。“洗脑”像是他本身一样，神秘的出现，又神秘的消失在了历史中。
有趣的是，1957年，民间也在进行着关于“洗脑”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万恶之源“阈下知觉”视频的由来。一位名为詹姆斯·维卡利的广告商宣称，他在美国新泽西的电影院播放电影时，在电影中加入大量仅有一帧的文字和画面，内容都是与爆米花和可乐相关的内容。
维卡利宣称，在他实验的四个月内，电影院的爆米花销量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八，可乐的销量提高了百分十七，维卡利认为，这种广告可以从潜意识层面对观众形成“洗脑”。这一成果引爆了那个“洗脑恐惧”的时代，也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中情局在其投资的动画电影《动物农庄》里，加入了一帧的闪现画面，希望对观众形成去买爆米花的洗脑指令，不出所料地失败了。
1958年，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亨利林克邀请维卡利复现自己的实验，结果无法成功复现。最后，一位心理学的大学生罗杰斯，亲自到了维卡利宣称的实验场地探访，通过询问电影院的经理，维卡利的谎言才被真正戳穿。
尽管“阈下知觉”的谎言被戳穿，但是关于“洗脑”的恐慌再一次在50年代被引爆，从朝鲜战争，再到越南战争，再到维卡利的实验，当时的美国社会自上而下对“洗脑”都有一种深层的恐惧。
1962年，维卡利自己承认了自己的谎言，给那个时代关于洗脑风波划上了句号。一切关于“洗脑”的研究似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痕迹中，唯独剩下的，仅仅是一些营销骗子和阴谋论者，还在不停的鼓吹着“洗脑”的神奇。
故事回到了本文的起点，无论是95年的奥姆真理教，还是《搏击俱乐部》、《特工卡特》，现实和艺术依旧相信，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可以控制人的大脑。或许这源自于我们骨子里的恐惧：人类认知过于脆弱，我们的感官几乎完全由一个1400克的器官来决定，以至于难以确定它能否正确地反射这个世界。
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英].《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诞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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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控制”——1950年代让全球恐慌的“诡术”有多么不堪一击
关于“洗脑”的都市传说经久不衰，相信各位读者也都对“洗脑”有过深层的恐惧。但“洗脑”最早究竟怎么出现的？又能否真的控制人的心智？历史上发生过哪些真实的“洗脑”事件？这篇文章基本涵盖了“洗脑”从诞生到狂热那段时期的历史，能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全球恐慌时代”。
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震惊了全世界，奥姆真理教教徒们制造了日本史上最大的一次。为了支持狱中的教主麻原彰晃，教徒决心复活奥姆真理教，而他们采取的行动其中一种便是“洗脑”。同年，日本电视台播放的《城市猎人3》第十一集，被人插入了一帧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的画面，企图“洗脑”民众。这类的插帧的手法，被称为“阈下知觉”视频，又被成为“潜意识“视频，又或者可以统称为“洗脑视频”。
大名鼎鼎的电影《搏击俱乐部》，就有将违禁画面插入家庭录像中的剧情。而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团队在宣传视频提到竞争对手戈尔时，视频里闪现了“RATS”（老鼠）一词，以此来洗脑选民。
事实上这些手段后来都被证实无效，但它们依然活跃在了阴谋论第一线，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洗脑”恐惧。
1952年，美军不仅在朝鲜战争中频频失利，还陷入了细菌战的丑闻之中。美军被指控在中国东北地区投放了细菌弹，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美国想用一种“围魏救赵”的方式自救。他们反过来指控苏联使用“洗脑”对战俘和犯人进行精神控制，为此还精心挑选了战俘当演员，编撰了全套的谎言。这是“洗脑”这个词第一次被官方所提及，原本只是科幻小说里的暗黑技术，而今却被告知它早就被大国在现实中使用，那种震撼可想而知。
那个年代，随着《美丽新世界》《1984》等反乌托邦科幻作品的出版，全世界都笼罩在精神控制的恐惧当中。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主流的舆论中，全世界的似乎都相信了，苏联真的掌握了控制人类精神的终极技术——“洗脑”。
在美剧《特工卡特》中，有一集向观众展示了苏联人如何通过在动画片中插帧“洗脑”苏联儿童。直到2001年，西木工作室发行的《红色警戒2：尤里的复仇》依旧摆脱不了苏联“洗脑”的刻板印象。
据从苏联逃犯口述，苏联曾经使用过大量“精神污染”的招数，企图对犯人进行“洗脑”，例如：用扬声器播放奇怪的音乐（可能是鬼畜始祖），强制犯人保持一种姿势，强光刺激，时间剥夺，在墙上绘制奇怪的图案等等，这些口述都作为苏联的罪证，被美国公之于众。
这或许是对苏联的诬告，但却勾起了美国精神科医生哈罗德·沃尔夫的兴趣。哈罗德·沃尔夫曾在列宁格勒与大名鼎鼎的巴甫洛夫一起工作，1950年代受美国中情局的资助，加入了中情局的“MKUltra”计划（又名精神控制计划）。沃尔夫对于朝鲜战争中战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他搜集了大量关于苏联审讯犯人的技巧，也对于战俘的心理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那个神秘的“洗脑”，依旧没有进展。
“洗脑”没有成功，美国人却寄希望于研究出一种“吐真剂”药物。美军曾从苏联士兵身上搜到了一瓶白色的粉末，美军相信这瓶白色的粉末，就是苏联用来控制人心的药物。或许神秘的洗脑，并不是通过心理暗示实现的，而是用一种更简单更粗暴的方式实现，那就是药物控制。这激发了美军对于精神药物的研发。
一项隶属于“MKUltra”计划，名为“蓝鸟”的神秘项目成立。这是一支由前纳粹医生和精神学家，脑科学家，以及化学家共同组成的队伍，目的是开发传说中用于审讯犯人的“洗脑药”。
LSD，麦角酸二乙酰胺，已知最强烈的精神类药物，进入了“蓝鸟”团队的视野。针对LSD的一系列研究正式开始。但是事实证明，LSD的致幻作用过强，“胡说”多过“吐真”，于是LSD的研究被搁置了下来。
其中最出名的研究，便是1953年的“午夜高潮”实验，中情局雇佣了失足妇女，引诱男人喝下含有LSD的鸡尾酒，使他们陷入狂欢中，而这一切都在中情局的记录和监视下。
无论是药物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再或是沃尔夫的研究，又或是中情局的“MKUltra”，关于洗脑的进展都一筹莫展，虽然这是美军情报中最神秘的一部分，至今仍没有解禁，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越战，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洗脑研究的失败。
越战的形势是艾森豪威尔难以预判的，一群“虾兵蟹将”通过游击战，以及战壕战术的运用，成功的抵挡了美军的攻势。美军迫切的想通过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解决越战的僵局。
这个时候，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被誉为现实版的“神盾局”）临危受命，走上了越南战场。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瓦解敌方战士的意志，让他们放弃对美军的骚扰，那么正面战场上，越南将会难以抵挡美军的进攻。
DARPA就是从这一方面入手，展开了自己“洗脑”战的进攻，而最有成效的，便是“Wandering Soul”恐怖录音袭击。
根据psywarrior（一个致力于解密美国心理战的网站）披露，美国曾在越南战场上，大规模的开展“洗脑攻击”。DARPA的专家通过对越南民俗的研究，发现越南民间存在一种传统的“死亡恐惧”，越南人认为死去的灵魂是要回归故乡的，否则就会变成孤魂野鬼遭受极大的痛苦。
于是DARPA利用越南人的心理，开始鼓吹，如果死在战场，没有全尸的尸体，注定会变为鬼魂，永远的流浪下去，无法和亲人团聚。DARPA为此，专门从南越找到了专业的播音员，录制了“恐怖录音”。
恐怖录音的内容主要是痛苦的呼喊，和类似鬼魂的低吟，背景声夹杂着孩童和老人的呼唤，呼唤自己的父亲（孩子），放弃战争，回家团聚。
美军利用扬声器，高强度地播放这一音频，对于敌方的士气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据战争结束后，越南士兵的回忆，他们说到这个音频，至今仍有极大的恐惧和愤怒。一方面是越南士兵起初认为音频是真实的鬼叫，为此而恐惧；另一方面是得知真相后，对于美军玩弄心理，亵渎死者灵魂的愤怒。
同时美军还利用轰炸机空投相关的海报，印着士兵残缺的尸体和家中等待团聚的亲人。无论是“恐怖录音”还是海报的轰炸，对于越南士兵都是一种煎熬。很快，这种煎熬变成了无边的愤怒，这也几乎就宣告了DARPA“洗脑”计划的失败。
经历这一失败后，我们再也无法从美军的情报中，看到任何关于“洗脑”研究的进展。“洗脑”像是他本身一样，神秘的出现，又神秘的消失在了历史中。
有趣的是，1957年，民间也在进行着关于“洗脑”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万恶之源“阈下知觉”视频的由来。一位名为詹姆斯·维卡利的广告商宣称，他在美国新泽西的电影院播放电影时，在电影中加入大量仅有一帧的文字和画面，内容都是与爆米花和可乐相关的内容。
维卡利宣称，在他实验的四个月内，电影院的爆米花销量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八，可乐的销量提高了百分十七，维卡利认为，这种广告可以从潜意识层面对观众形成“洗脑”。这一成果引爆了那个“洗脑恐惧”的时代，也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中情局在其投资的动画电影《动物农庄》里，加入了一帧的闪现画面，希望对观众形成去买爆米花的洗脑指令，不出所料地失败了。
1958年，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亨利林克邀请维卡利复现自己的实验，结果无法成功复现。最后，一位心理学的大学生罗杰斯，亲自到了维卡利宣称的实验场地探访，通过询问电影院的经理，维卡利的谎言才被真正戳穿。
尽管“阈下知觉”的谎言被戳穿，但是关于“洗脑”的恐慌再一次在50年代被引爆，从朝鲜战争，再到越南战争，再到维卡利的实验，当时的美国社会自上而下对“洗脑”都有一种深层的恐惧。
1962年，维卡利自己承认了自己的谎言，给那个时代关于洗脑风波划上了句号。一切关于“洗脑”的研究似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痕迹中，唯独剩下的，仅仅是一些营销骗子和阴谋论者，还在不停的鼓吹着“洗脑”的神奇。
故事回到了本文的起点，无论是95年的奥姆真理教，还是《搏击俱乐部》、《特工卡特》，现实和艺术依旧相信，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可以控制人的大脑。或许这源自于我们骨子里的恐惧：人类认知过于脆弱，我们的感官几乎完全由一个1400克的器官来决定，以至于难以确定它能否正确地反射这个世界。
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英].《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诞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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