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是思想的宫殿，是灵魂的避难所。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早已不是检索信息的唯一途径，但当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学习场所时，依然会选择图书馆——我们早已默认，图书馆是公共阅读空间。实际上，由政府资助藏书，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只占据了整个图书馆历史的极短时间。
图书馆的历史，是出现又消失、破败又重建、循环往复的历史。下文从罗马皇家图书馆谈起，讲述了图书馆如何在历史洪流中成为知识的守护者和思想的交汇点，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图书馆的脆弱性，及其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所承载的宝贵价值。
1575年，对荷兰学者雨果·布罗球斯来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任命为皇家图书馆馆长，本该是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刻。然而，当他抵达维也纳，来到图书馆担起此职之时，目之所及处却似一片废墟。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荒芜与了无生气，”他沮丧地写道，“发霉、腐烂，随处可见飞蛾和虫子的尸体残渣，还有厚厚的蜘蛛网。那些窗户显然有好几个月没有打开过了，可怜的书籍许久未被一缕阳光抚照，它们的生命正在慢慢凋零……因此翻开它们时，好似有一股有毒的气体涌了出来。”
这座图书馆是一座皇家图书馆，藏有7379册书（布罗球斯的首要任务是编制目录）；但它并没有建于皇宫里，而是在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一个收容孤儿的避难所）的一楼。显而易见，它未能在皇帝的文化规划中占有一席之地。
布罗球斯初到维也纳时，印刷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一奇迹般的发明让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感受到拥有书籍的乐趣。但在那片文学及文化的繁荣之中，这座欧洲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却变成了一座尘土飞扬的陵墓。
这不是一个个例。第一个藏书黄金时代的奇迹之一，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的著名图书馆遭到彻底毁坏；佛罗伦萨科西莫·德·美第奇收藏的珍稀书籍也被抛弃，被其他藏品所代替。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多·科隆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稿，意欲与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法庭的反对以及西班牙国王的掠夺，那些书稿大多已流散各地。
对古代传奇的现代致敬：亚历山大图书馆内部，拍摄于2018年。图书馆的内部装潢精致，藏书却杂乱无章，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政治参与者也颇为不择手段。
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公爵也是一名杰出的书籍收藏家，据说，他不允许任何印刷书籍出现在自己的图书馆中，以免玷污藏品中的珍奇手稿——最终仍落入无人问津的境地。
17世纪30年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加布里埃尔·诺德在访问费德里科公爵的图书馆时，发现这座图书馆“正处于一种如此可悲的境地：读者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绝望”。诺德是一位声名鹊起的年轻学者，也是第一本书籍收藏家指南的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目标受众是贵族买家，因为这些贵族也许会给他提供一份称心的工——为他们建造一座图书馆（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诺德在指南里没有提及，历代图书馆都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未曾有一个时代的人，会对从前人那里继承的藏品感到满意。
本书想要讲述的，不是那些图书馆历史研究所悲叹的、对这种精美手工制品如此明显的蓄意毁坏，而是疏忽与遗弃；书籍和藏品承载着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兴趣，却无法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许多藏品的命运都躲不过在废弃的阁楼和毁坏的建筑中黯然蒙灰，虽然那也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重生并焕发生机的前奏。
即便诺德能在意大利辉煌的衰败中多坚持一会儿，时间的巨轮向前滚动400年，图书馆仍在经历一场类似的生死存亡，虽然7000册藏书在那时已经算不上什么引人瞩目的成就了。
今天，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更少的预算，老旧建筑的维护却需要不少的开销；新型服务的需求增多，而将其作为遗产收藏的兴趣却在不断降低。在为撰写本书进行研究时，我们看到了肯宁顿杜宁公共图书馆的挣扎。兰贝斯委员会计划将其转为社区资源，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要取消资助并允许由志愿者进行管理。这遭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和，他们为图书馆正常开放进行着抗争。
但是这是一场值得称赞、代表着公益利他主义的抗争吗？还是一场对现已消失且永不再现的世界的缅怀？在我们的社区里，受过教育的富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资助公共图书馆、促进愉悦性阅读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但是由政府资助藏书，向公众免费开放的那种公共图书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而这只占据了整个图书馆历史的极短时间。如果从图书馆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总结出一句真理的话，那就是：只有当人们觉得图书馆有用时，图书馆才能存活。
换句话说，图书馆也同样适用“适者生存”法则（虽然一直以来本就如此）。近年来，法国成功完成了多媒体图书馆建设的壮举，尽管其背后有着巨额公共资金的支持。为满足学生需求设立的大学图书馆，现在既是工作场所，也是社交中心，大教堂般寂静的图书馆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图书馆的这种存在形式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初期，那时的图书馆常常也是一个欢乐的社交场合，书籍与绘画、雕塑、古硬币及其他珍品一样，也会吸引人们的目光。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是18世纪欧洲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图书馆内允许交谈清楚地表明，这里仍然是社交的场所，而不仅是研究的场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哥廷根教授指出，在大学里设置图书馆并没有那么必要。
这段历史同样没能让图书馆谱写出一个轻松的发展篇章，没有人为它的遭遇发出悲鸣。出现又消失，破败又重建，循环往复，最终被证明，这就是它的命运常态。就算图书馆本身得到了重视，里面的藏书也会不断地被整理，常常需要作出痛苦的决定：
哪些具有长期价值？哪些必须被处理掉？图书馆往往在它第一任主人手中得以繁荣，随后就慢慢荒废，潮湿、灰尘、飞蛾和书虫长期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了那些针对图书馆本身的破坏。增长和衰退是周期的一部分，复苏亦是如此。
1556年，牛津大学图书馆在藏书遭到掠夺后，把馆内用具也全部卖掉了；过了50年，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又重建起之后三个世纪中最宏伟的大学图书馆。至于图书馆遭受大火摧残的次数，也令人咋舌。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书籍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倘若不是因为不断重建，消失的图书馆数量还会更多。
图书馆的历史充满曲折和出人意料。在很大程度上，图书馆的存在形式是每一代主人必须重新决定的。在我们的叙述中，一部分图书馆来自平平无奇的个人收藏，它们反映着收藏家个人的品味；而另一部分图书馆则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成为国家公民自豪的纪念碑，甚至建造本身变成了像亚历山大那般对知识的狂热追求。
有些图书馆建在装饰华丽的宫殿里，而另一些则像伊拉斯谟游学一样，居无定所的书籍跟随着它们漂泊的主人，被一辆辆马车从一个房子运到另一个房子里。历经战争、社会动荡或者盗窃，书籍的流动过程毫无规律可循，在一处被收藏，转而又去向另一处；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同样充满曲折。
辉煌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为后世收藏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但罗马皇帝对图书馆历史的默默贡献令人深感意外。这位将军对渡槽了如指掌，却好像根本不懂图书馆有什么用处。许多伟大的图书馆都是坐着战场征服者的行李车抵达罗马的，例如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
仍然有很多人会效仿罗马这种强力获取知识财富的方式。在19世纪的前10年里，拿破仑曾雇用大作家司汤达代表法国国家图书馆去挑选意大利和德国图书馆里的精粹。
再往前两个世纪，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典人还创造了一个高效的官僚程序，来窃夺德国被占领的城市图书馆里的书籍。那些书籍运到瑞典后，至今仍存放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里，而法国国家图书馆却被迫在维也纳会议上归还拿破仑的战利品。考虑到在重新装订书籍上已经花费的开销，此举引发了不小的愤懑之声。
罗马文化遗产的储存载体，从莎草纸卷轴逐渐过渡到羊皮纸手稿，罗马的图书馆在西方帝国的衰落中一座都没能幸存下来。羊皮纸由动物皮制成，表面更具弹性，正是通过这种羊皮纸，罗马文化才能在之后的1000年存活于基督教的修道院里。
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图书馆的内部，位于秘鲁利马，建于1673年。在天主教统治下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修道院作为教育、研究和藏书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穿越千年的至高无上的手稿承载着中世纪最令人心醉的璀璨文化，如今，这些手稿终于找到了它们的归宿——成为图书馆馆藏中的瑰宝。到了14世纪，修道院抄写和装饰的手稿通过市场被制作成漂亮的书籍，成为欧洲社会领导者展示其文化先进性的新途径。
巴格达、大马士革、科尔多瓦和开罗的哈里发也不约而同地建造了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规模之大，闻名世界。图书馆里的藏书吸引着最优秀的书法家来抄写，学者们也趋之若鹜，他们的雄辩进一步丰富了哈里发的宫廷。
在波斯、印度和中国，收藏装饰典雅、色彩绚丽、书法精湛的精美手稿，成为国王和皇帝非常喜爱的一种消遣。然而，在15世纪中叶，当约翰内斯·古登堡等人开始尝试使用机械，为教堂、学者以及眼光独到的收藏家印刷他们所需要的数目庞大的书籍时，他们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古登堡复杂的书籍印刷技术，让第一批读者感到眼花缭乱，但那些传统收藏家仍然难以相信，这种单调的白纸黑字可以替代他们手中装饰精美的手稿。没有人知道，成千上万本的印刷书籍是如何被引进到欧洲各地的市场上的，这让早期投资者着实有些头痛。但是这些初始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书籍印刷为越来越多的潜在顾客带来了建立图书馆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降低了书籍对贵族的吸引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印刷术也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分岔路口。非洲、中东和东亚的手稿文化依旧繁荣，他们没有效仿欧洲采用大规模印刷技术；奥斯曼帝国几乎完全摒弃了印刷术。将第一本印刷版《古兰经》送到土耳其帝国的倒霉的威尼斯人，因亵渎神明而备受谴责。中国尽管很早就进行了出色的木版印刷试验，但由于技术原因，没能成功地运用金属活字印刷术。这些文明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热衷于木版或手稿书籍制作，尽管在这之前，它们与西方分享了一个更为出色的礼物：纤维纸。
纤维纸由纤维制成，比羊皮纸便宜得多，而且极其巧妙地适配于印刷机。如果没有这种高效的印刷技术，在欧洲和欧洲殖民地以外的地方，收藏书籍或许仍会是精英阶层的一种特权。在之后的三个世纪，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数量激增，成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欧洲人带来的一种独特现象。
文化水平的稳步提高推动了书籍购买力的增长。起初，大部分购买人群是出于职业需求，也就是那些工作中需要阅读的人们，比如商人、办事员、律师、官员、医生和神父等。
印刷术为这些有前途、有抱负的职业阶层提供了拥有和收藏书籍的机会。这些人很快便收集了上百本书，图书馆也初具规模——在手稿时代，只有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们才可能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书籍大众化，使人们可以广泛拥有这种曾经稀有而珍贵的奢侈品，这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时期都曾反复出现过。但是对书籍来说，这种现象常常以悲剧告终。
一位贵族如果只藏有300本典籍，就不要指望会受到他人的追捧，因为当地某个布匹商人都可以做得到。因此，他们更多会去选择购买雕塑、画作，甚至是一头狮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之所以将他的藏书束之高阁，正是因为书籍已经不再是引人瞩目的代名词了。
越来越多的平民收藏家闯进了这个精致的书籍奢侈品世界，贵族对书籍大众化的不满在那300年里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种不同的意愿对抗着，平民收藏家希望能获得更多知识；而贵族收藏家企图限制平民接触书籍或通过书籍得到某种程度上的阶层“跃迁”。
最明显的表现是，新读者在阅读品味方面颇有微词，他们对16世纪的传奇故事发起炮轰，批评小说文学，批判女性的阅读品味，对女性作者尤为。托马斯·博德利爵士重建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壮举是值得赞许的，但他曾宣称，无法忍受藏书里那些“不三不四的垃圾书”——他指的是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写作的典籍。
对平民阅读品味的嘲讽在图书馆历史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像詹姆斯·吉尔雷在漫画《神奇的故事！》（1802年）里画的那样，嘲讽的对象往往是女性。在20世纪以前，大部分图书馆的管理员对女性喜爱的通俗小说皆不以为然。
牛津大学曾收到一本捐赠的影印版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几十年后就卖掉了。而到了1905年，牛津大学又花费巨额公款争夺一本影印版《第一对开本》，仅仅是为了不让它落入美国收藏家亨利·福尔格手中。
每个世纪，都有新的读者被带到书籍所有权的轮盘上，类似的争夺反复上演，于是图书馆便成了政治产物。19世纪公共图书馆里的新读者，理应看到他们想看的，或者说能让他们变得更好、更有文化的书吗？
这种激烈的争论到了20世纪依旧回荡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布的“好书推荐”里、对小说的普遍偏见里（人们之所以忍受小说的存在，仅仅是期望它们能让读者更加渴求真正的文学，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以及对某些特定类型书籍（比如浪漫传奇故事）的唾弃里。
20世纪上半叶，在英国乡间，靴书爱好者图书馆为那些想享受阅读乐趣又心怀愧疚的体面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庇护所。直到1969年，伦敦哈林盖区图书馆服务部的前主管还会悲伤地写道：“对一家公共图书馆来说，没有比迎合通俗小说阅读品味更自取灭亡的事情了。”
15世纪之前，书籍成为一种贵族货币，而在那之后，它的价值被恶意贬低了，同时，图书馆的历史也越发复杂起来。
王公贵族建造图书馆的热情开始消退，这酿成的第一个苦果，便是收藏机构迎来了灾难时期。
早期的大型机构图书馆，比如米兰的安布罗西亚纳图书馆，往往依靠的是某位显赫的私人收藏家的捐赠；大学图书馆也多是依靠大量的个人捐赠来维持。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一家机构图书馆有购买新书的预算，因此捐赠对这类机构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使这可能意味着，会收到很多同一本破旧典籍的影印版）。
这些机构的命运诉说着，图书馆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未曾中断的故事。在印刷术发明后的两个世纪里，大多数机构图书馆走向了衰落。大学对中世纪课程弃如敝履，使得图书馆中大部分的这类藏书显得更加多余。
在新教改革时代的冲突下，欧洲的图书馆被基督教和天主教集团划分争夺，导致了伤痕累累的对“异端”内容的审查。英国将大学图书馆彻底关闭，这种做法极端且罕见，而其他地方的机构图书馆也很快消失了。
1603年，哥本哈根的大学图书馆里仅剩700本书；而在荷兰，除了莱顿，其他城市图书馆的情况也都不尽如人意。教授私藏的书籍是大学图书馆里的三至四倍，这在当时并不罕见，但在今天看来，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颠倒情形。
事实上，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图书馆历史的车轮主要是由个人收藏家推动的。与此同时，书籍更便宜了，律师、医生和教会神父这类职业的需求也更大。
到了17世纪中叶，许多人已经可以炫耀自己拥有超过1000本的藏书。手稿时代文艺复兴书籍的猎手，只能在偏远的修道院等宗教场所交易，而17世纪的职业工作者获取书籍要容易得多。他们在往来信件中常有关于书籍的闲谈：相互借书、分享新书资讯、交流自己出版的新书（许多收藏家也是写作者），或者推荐朋友写的书，等等。
在那个时代，书籍的价值不止于获得知识，书籍俨然变身为一种商品。于是市场上也出现了新的交易方式，比如书籍拍卖，这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放心地持续购入书籍，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在死后，他们的家人也能够了解到这些藏品的实际价值。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收藏家既可以尽情享受藏书的爱好，又可以酌情规划遗产事宜。
随着古籍收藏的兴起，书籍拍卖处往往被嘲笑为藏书家挥霍财富的场所。在这幅约1810年的画中，一本拍卖书籍正在被展示，潜在的买家围坐成一圈，评估着彼此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图书馆的历史大多聚焦在世界伟大的图书馆上，特别是那些遭受了时代的摧残，但仍幸存下来的图书馆。这背后的原因很好理解，它们是图书馆世界中的珍稀“动物”，也是引人注目或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
谁能抗拒一座建在18世纪奥地利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里、集神圣与智慧于一身的图书馆呢？
但这样的图书馆与其说是智慧的庙宇，不如说它的建立是为了发表一种宣言。这种宣言可能是新精英阶层公民的自豪感或价值观（例如波士顿或纽约的公共图书馆），也可能是虔信的传教士对传播福音的热忱（例如17、18世纪的耶稣会图书馆）；有些纪念着成功留下自己挚爱的图书馆的国王（例如巴黎的马扎林图书馆），有些则见证了西方文化向欧洲以外世界的渗透（例如加尔各答的帝国图书馆，现为印度国家图书馆）。
这正是图书馆成为权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统治阶级的宣言。不可避免地，当权力受到挑战时，这些意义深远的建筑会首先遭受文化或者认知叛乱的冲击。
重建外墙的塞尔苏斯古罗马图书馆，位于以弗所古城（今土耳其），是为数不多幸存的古代图书馆建筑之一。这座图书馆既是存放古卷的地方，也是一座陵墓。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图书馆常作为纪念其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就的纪念碑。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不过是另一种用于提高政治声望的手段而已。
在1524年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狂暴的部队故意将修道院图书馆作为打击目标，宣泄他们对身为神职人员的地主们的痛恨。那些神职人员似乎更热衷于敛取财富，而不是为他们压榨劳动力、收取高额租金的人们作奉献。
400年后，在20世纪及之后的战争中，图书馆依然因其文化资本的身份而脆弱。斯里兰卡贾夫纳的公共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也是泰米尔文化文字记录的璀璨宝库。1981年5月31日夜里，一伙暴民一把火将这座图书馆烧为灰烬。这是20世纪种族焚书热的重大事件之一。
1992年，萨拉热窝上演了一场同样的悲剧，塞尔维亚民兵在袭击该城市时，将波斯尼亚国家图书馆列为袭击目标。图书馆里的150万册份图书和手稿全部葬身火海。
1800年至1914年，欧洲人口从1.8亿增加到4.6亿。美国人口的增长更为惊人，从500万增加到1.06亿。人口的增长主要由移民造成，这为新工业经济提供了劳动力。
要想使这些新公民融入社会结构，首先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因此，至少在早期教育方面，义务教育的推动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几乎已经普及不分性别的公民教育。这便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设想，即建立免费的公共图书馆，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
这个大胆的设想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在美国，人口密集的新英格兰州身先士卒；而在英国，1850年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则是一个关键性节点，地方当局开始有权在自己的城镇或行政区建立图书馆。起码从表面上看，影响是显著的。
1914年，依靠《公共图书馆法》，英国建立起5000多个图书馆管理机构，每年发行3000万到4000万册书。1903年，美国至少拥有4500个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约为5500万册，而且这种增长还会持续下去。到了1933年，德国拥有9000多个公共图书馆，而美国图书馆的总藏书量则超过了1.4亿册。
在19世纪的工业世界里，仍然有许多人饱受饥饿之苦、忍受恶劣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建造图书馆是公共资金的优先使用事项。
在英国，成立当地的图书馆委员会需要向纳税人征税，起初人们并不情愿。即便有人发起图书馆税收提议，也势必会被那些由拥有强大游说力量的酿酒商团体赞助的反对活动所击败。若不是后来苏格兰裔美籍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在大西洋两岸做出的努力，图书馆的发展速度根本不可能那般迅猛。
正是这些个体对书籍的痴迷与激情，以及巨大的全球变革，才让图书馆的历史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社区当然为能拥有新的图书馆而感到自豪，因此这些图书馆常会建在城市的中心。然而在喜气洋洋的竣工剪彩后，严峻的问题纷至沓来，亟待解决。
图书馆为谁服务？孩子应该被允许进入图书馆吗？该如何对待那些把图书馆当作一个取暖歇脚的地方，在那里只是翻翻报纸的人呢？
即便安德鲁·卡耐基为美国和英国的一大批公共图书馆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也有《公共图书馆法》作为保障，但是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书籍由此变得更加复杂了。书籍购买权掌握在图书馆委员会的手中，而这些委员会通常由从前频繁出入会员制图书馆的地方名流所主导。
19世纪印刷业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拓展了新识字人群的阅读范围。出版商很快开发出一个新型市场，出版专门面向这类新识字人群的书籍。这些书籍不是为了提升自我或获得知识，而纯粹是为了享受阅读的乐趣。
如果说这些文学价值较低的冒险、血腥和犯罪小说在传统出版行业引发了一些出版商的忧惧，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他们对商业流通图书馆（如最著名的穆迪图书馆帝国）的理解过于浅显，新型书籍毫无必要地定价过高，导致除了富有的中产阶级，其他人都将这类新型小说拒之门外。
对于图书管理员和那些高等文学机构里的人来说，这些黄皮的故事书简直就是一堆可悲的废纸，尽管很难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归于此类。黑帮犯罪故事显然不算高雅，但很快，侦探惊悚小说成为20世纪最火的图书题材之一。
图书馆行业的决策者会定期发布批准出版的书籍名单，尽最大的努力引导这个行业顺利度过动荡时期。只有经过时间的洗礼，才能使像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这样的作品受到应有的追捧，因为决策者在第一眼看到这个书名时，往往会认为它的内容过于危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常常会面临一些难题，诸如读者会疑惑，为什么他们检索的书籍“不存在”。
这些新读者群体的批评，意外地得到了许多20世纪文学领袖的支持。奥尔德斯·赫胥黎、乔治·摩尔以及D.H.劳伦斯，都曾公开谴责底层民众的阅读喜好。尤其是D.H.劳伦斯，作为尼采的狂热拥趸，同T.S.艾略特一样，他也是大众教育的强烈反对者。
他曾说：“学校必须立刻关闭……民众永远都不应该学会阅读和写字。”然而讽刺的是，劳伦斯第一次读到尼采的书，就是在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里，而这家机构图书馆的建造宗旨就是让大众读者共享阅读的乐趣。
这种对新读者的蔑视，对其中至少一部分是在认真了解文学的大众来说，是有失偏颇的。
记者兼社会评论员的亨利·梅休在探访19世纪中叶伦敦的书摊时，发现经常会有工人光顾。他们的偏好大多是正统英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例如戈德史密斯、菲尔丁、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莎士比亚的著作（这不用说），蒲柏、彭斯以及拜伦的诗歌。狄更斯因为迎合这个新兴市场而收入不菲，出版商也借机翻印了一些没有版权的作品而大捞一笔。
这类新读者群体缺少的不是野心或者智慧，而是时间。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9世纪缩短工作日的立法推动了图书馆运动，以及为什么图书馆行业在战争和经济萧条时期却更加繁荣。
战争时期，其他娱乐场所不可避免地遭到关闭，而前线及后方部队对书籍的需求却在增加。虽然图书馆常常最先受到20世纪工业战争的冲击，而战争却极大地促进了阅读习惯的养成，尽管那是一片图书馆无法生存的土壤。
事实证明，图书馆的历史，是一个充满跌宕起伏、虚假繁荣和艰难抗争的故事，最终才得以滋养大众读者。尽管我们现在还依然拥有图书馆，但如同书籍一样，图书馆终将不复存在的预言从未消失过。不过，在2020年春天，当那场席卷全球的病毒大流行迫使所有的图书馆关门时，人们的失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应该将图书馆的意义夸大，尤其是它们的所有者几乎从不这样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图书馆主要是作为知识来源和金融资产存在的。只有非常富有的人们，才能把自己的图书馆打造成一座华丽的宫殿，向朋友和路人炫耀，顺便让子孙后代赞叹自己的杰作。
私人图书馆这类物质遗产往往有着华丽的外表，却不应因此让人们产生误解，因为拥有大量藏书的私人图书馆为书籍文化繁荣所作出的贡献丝毫不比机构图书馆少。从图书馆反复遭受损失与磨难的历史来看，很有可能事实就是如此。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毁灭与璀璨无休无止的循环中，图书馆总能从灾难中复生，毕竟，在时代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是谁又知道，我们为后世留存下的东西，是否也能得到他们同样的珍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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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历史：在毁灭与璀璨间循环
图书馆是思想的宫殿，是灵魂的避难所。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早已不是检索信息的唯一途径，但当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学习场所时，依然会选择图书馆——我们早已默认，图书馆是公共阅读空间。实际上，由政府资助藏书，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只占据了整个图书馆历史的极短时间。
图书馆的历史，是出现又消失、破败又重建、循环往复的历史。下文从罗马皇家图书馆谈起，讲述了图书馆如何在历史洪流中成为知识的守护者和思想的交汇点，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图书馆的脆弱性，及其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所承载的宝贵价值。
1575年，对荷兰学者雨果·布罗球斯来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任命为皇家图书馆馆长，本该是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刻。然而，当他抵达维也纳，来到图书馆担起此职之时，目之所及处却似一片废墟。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荒芜与了无生气，”他沮丧地写道，“发霉、腐烂，随处可见飞蛾和虫子的尸体残渣，还有厚厚的蜘蛛网。那些窗户显然有好几个月没有打开过了，可怜的书籍许久未被一缕阳光抚照，它们的生命正在慢慢凋零……因此翻开它们时，好似有一股有毒的气体涌了出来。”
这座图书馆是一座皇家图书馆，藏有7379册书（布罗球斯的首要任务是编制目录）；但它并没有建于皇宫里，而是在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一个收容孤儿的避难所）的一楼。显而易见，它未能在皇帝的文化规划中占有一席之地。
布罗球斯初到维也纳时，印刷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一奇迹般的发明让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感受到拥有书籍的乐趣。但在那片文学及文化的繁荣之中，这座欧洲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却变成了一座尘土飞扬的陵墓。
这不是一个个例。第一个藏书黄金时代的奇迹之一，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的著名图书馆遭到彻底毁坏；佛罗伦萨科西莫·德·美第奇收藏的珍稀书籍也被抛弃，被其他藏品所代替。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多·科隆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稿，意欲与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法庭的反对以及西班牙国王的掠夺，那些书稿大多已流散各地。
对古代传奇的现代致敬：亚历山大图书馆内部，拍摄于2018年。图书馆的内部装潢精致，藏书却杂乱无章，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政治参与者也颇为不择手段。
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公爵也是一名杰出的书籍收藏家，据说，他不允许任何印刷书籍出现在自己的图书馆中，以免玷污藏品中的珍奇手稿——最终仍落入无人问津的境地。
17世纪30年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加布里埃尔·诺德在访问费德里科公爵的图书馆时，发现这座图书馆“正处于一种如此可悲的境地：读者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绝望”。诺德是一位声名鹊起的年轻学者，也是第一本书籍收藏家指南的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目标受众是贵族买家，因为这些贵族也许会给他提供一份称心的工——为他们建造一座图书馆（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诺德在指南里没有提及，历代图书馆都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未曾有一个时代的人，会对从前人那里继承的藏品感到满意。
本书想要讲述的，不是那些图书馆历史研究所悲叹的、对这种精美手工制品如此明显的蓄意毁坏，而是疏忽与遗弃；书籍和藏品承载着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兴趣，却无法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许多藏品的命运都躲不过在废弃的阁楼和毁坏的建筑中黯然蒙灰，虽然那也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重生并焕发生机的前奏。
即便诺德能在意大利辉煌的衰败中多坚持一会儿，时间的巨轮向前滚动400年，图书馆仍在经历一场类似的生死存亡，虽然7000册藏书在那时已经算不上什么引人瞩目的成就了。
今天，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更少的预算，老旧建筑的维护却需要不少的开销；新型服务的需求增多，而将其作为遗产收藏的兴趣却在不断降低。在为撰写本书进行研究时，我们看到了肯宁顿杜宁公共图书馆的挣扎。兰贝斯委员会计划将其转为社区资源，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要取消资助并允许由志愿者进行管理。这遭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和，他们为图书馆正常开放进行着抗争。
但是这是一场值得称赞、代表着公益利他主义的抗争吗？还是一场对现已消失且永不再现的世界的缅怀？在我们的社区里，受过教育的富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资助公共图书馆、促进愉悦性阅读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但是由政府资助藏书，向公众免费开放的那种公共图书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而这只占据了整个图书馆历史的极短时间。如果从图书馆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总结出一句真理的话，那就是：只有当人们觉得图书馆有用时，图书馆才能存活。
换句话说，图书馆也同样适用“适者生存”法则（虽然一直以来本就如此）。近年来，法国成功完成了多媒体图书馆建设的壮举，尽管其背后有着巨额公共资金的支持。为满足学生需求设立的大学图书馆，现在既是工作场所，也是社交中心，大教堂般寂静的图书馆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图书馆的这种存在形式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初期，那时的图书馆常常也是一个欢乐的社交场合，书籍与绘画、雕塑、古硬币及其他珍品一样，也会吸引人们的目光。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是18世纪欧洲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图书馆内允许交谈清楚地表明，这里仍然是社交的场所，而不仅是研究的场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哥廷根教授指出，在大学里设置图书馆并没有那么必要。
这段历史同样没能让图书馆谱写出一个轻松的发展篇章，没有人为它的遭遇发出悲鸣。出现又消失，破败又重建，循环往复，最终被证明，这就是它的命运常态。就算图书馆本身得到了重视，里面的藏书也会不断地被整理，常常需要作出痛苦的决定：
哪些具有长期价值？哪些必须被处理掉？图书馆往往在它第一任主人手中得以繁荣，随后就慢慢荒废，潮湿、灰尘、飞蛾和书虫长期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了那些针对图书馆本身的破坏。增长和衰退是周期的一部分，复苏亦是如此。
1556年，牛津大学图书馆在藏书遭到掠夺后，把馆内用具也全部卖掉了；过了50年，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又重建起之后三个世纪中最宏伟的大学图书馆。至于图书馆遭受大火摧残的次数，也令人咋舌。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书籍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倘若不是因为不断重建，消失的图书馆数量还会更多。
图书馆的历史充满曲折和出人意料。在很大程度上，图书馆的存在形式是每一代主人必须重新决定的。在我们的叙述中，一部分图书馆来自平平无奇的个人收藏，它们反映着收藏家个人的品味；而另一部分图书馆则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成为国家公民自豪的纪念碑，甚至建造本身变成了像亚历山大那般对知识的狂热追求。
有些图书馆建在装饰华丽的宫殿里，而另一些则像伊拉斯谟游学一样，居无定所的书籍跟随着它们漂泊的主人，被一辆辆马车从一个房子运到另一个房子里。历经战争、社会动荡或者盗窃，书籍的流动过程毫无规律可循，在一处被收藏，转而又去向另一处；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同样充满曲折。
辉煌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为后世收藏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但罗马皇帝对图书馆历史的默默贡献令人深感意外。这位将军对渡槽了如指掌，却好像根本不懂图书馆有什么用处。许多伟大的图书馆都是坐着战场征服者的行李车抵达罗马的，例如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
仍然有很多人会效仿罗马这种强力获取知识财富的方式。在19世纪的前10年里，拿破仑曾雇用大作家司汤达代表法国国家图书馆去挑选意大利和德国图书馆里的精粹。
再往前两个世纪，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典人还创造了一个高效的官僚程序，来窃夺德国被占领的城市图书馆里的书籍。那些书籍运到瑞典后，至今仍存放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里，而法国国家图书馆却被迫在维也纳会议上归还拿破仑的战利品。考虑到在重新装订书籍上已经花费的开销，此举引发了不小的愤懑之声。
罗马文化遗产的储存载体，从莎草纸卷轴逐渐过渡到羊皮纸手稿，罗马的图书馆在西方帝国的衰落中一座都没能幸存下来。羊皮纸由动物皮制成，表面更具弹性，正是通过这种羊皮纸，罗马文化才能在之后的1000年存活于基督教的修道院里。
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图书馆的内部，位于秘鲁利马，建于1673年。在天主教统治下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修道院作为教育、研究和藏书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穿越千年的至高无上的手稿承载着中世纪最令人心醉的璀璨文化，如今，这些手稿终于找到了它们的归宿——成为图书馆馆藏中的瑰宝。到了14世纪，修道院抄写和装饰的手稿通过市场被制作成漂亮的书籍，成为欧洲社会领导者展示其文化先进性的新途径。
巴格达、大马士革、科尔多瓦和开罗的哈里发也不约而同地建造了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规模之大，闻名世界。图书馆里的藏书吸引着最优秀的书法家来抄写，学者们也趋之若鹜，他们的雄辩进一步丰富了哈里发的宫廷。
在波斯、印度和中国，收藏装饰典雅、色彩绚丽、书法精湛的精美手稿，成为国王和皇帝非常喜爱的一种消遣。然而，在15世纪中叶，当约翰内斯·古登堡等人开始尝试使用机械，为教堂、学者以及眼光独到的收藏家印刷他们所需要的数目庞大的书籍时，他们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古登堡复杂的书籍印刷技术，让第一批读者感到眼花缭乱，但那些传统收藏家仍然难以相信，这种单调的白纸黑字可以替代他们手中装饰精美的手稿。没有人知道，成千上万本的印刷书籍是如何被引进到欧洲各地的市场上的，这让早期投资者着实有些头痛。但是这些初始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书籍印刷为越来越多的潜在顾客带来了建立图书馆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降低了书籍对贵族的吸引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印刷术也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分岔路口。非洲、中东和东亚的手稿文化依旧繁荣，他们没有效仿欧洲采用大规模印刷技术；奥斯曼帝国几乎完全摒弃了印刷术。将第一本印刷版《古兰经》送到土耳其帝国的倒霉的威尼斯人，因亵渎神明而备受谴责。中国尽管很早就进行了出色的木版印刷试验，但由于技术原因，没能成功地运用金属活字印刷术。这些文明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热衷于木版或手稿书籍制作，尽管在这之前，它们与西方分享了一个更为出色的礼物：纤维纸。
纤维纸由纤维制成，比羊皮纸便宜得多，而且极其巧妙地适配于印刷机。如果没有这种高效的印刷技术，在欧洲和欧洲殖民地以外的地方，收藏书籍或许仍会是精英阶层的一种特权。在之后的三个世纪，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数量激增，成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欧洲人带来的一种独特现象。
文化水平的稳步提高推动了书籍购买力的增长。起初，大部分购买人群是出于职业需求，也就是那些工作中需要阅读的人们，比如商人、办事员、律师、官员、医生和神父等。
印刷术为这些有前途、有抱负的职业阶层提供了拥有和收藏书籍的机会。这些人很快便收集了上百本书，图书馆也初具规模——在手稿时代，只有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们才可能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书籍大众化，使人们可以广泛拥有这种曾经稀有而珍贵的奢侈品，这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时期都曾反复出现过。但是对书籍来说，这种现象常常以悲剧告终。
一位贵族如果只藏有300本典籍，就不要指望会受到他人的追捧，因为当地某个布匹商人都可以做得到。因此，他们更多会去选择购买雕塑、画作，甚至是一头狮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之所以将他的藏书束之高阁，正是因为书籍已经不再是引人瞩目的代名词了。
越来越多的平民收藏家闯进了这个精致的书籍奢侈品世界，贵族对书籍大众化的不满在那300年里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种不同的意愿对抗着，平民收藏家希望能获得更多知识；而贵族收藏家企图限制平民接触书籍或通过书籍得到某种程度上的阶层“跃迁”。
最明显的表现是，新读者在阅读品味方面颇有微词，他们对16世纪的传奇故事发起炮轰，批评小说文学，批判女性的阅读品味，对女性作者尤为。托马斯·博德利爵士重建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壮举是值得赞许的，但他曾宣称，无法忍受藏书里那些“不三不四的垃圾书”——他指的是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写作的典籍。
对平民阅读品味的嘲讽在图书馆历史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像詹姆斯·吉尔雷在漫画《神奇的故事！》（1802年）里画的那样，嘲讽的对象往往是女性。在20世纪以前，大部分图书馆的管理员对女性喜爱的通俗小说皆不以为然。
牛津大学曾收到一本捐赠的影印版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几十年后就卖掉了。而到了1905年，牛津大学又花费巨额公款争夺一本影印版《第一对开本》，仅仅是为了不让它落入美国收藏家亨利·福尔格手中。
每个世纪，都有新的读者被带到书籍所有权的轮盘上，类似的争夺反复上演，于是图书馆便成了政治产物。19世纪公共图书馆里的新读者，理应看到他们想看的，或者说能让他们变得更好、更有文化的书吗？
这种激烈的争论到了20世纪依旧回荡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布的“好书推荐”里、对小说的普遍偏见里（人们之所以忍受小说的存在，仅仅是期望它们能让读者更加渴求真正的文学，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以及对某些特定类型书籍（比如浪漫传奇故事）的唾弃里。
20世纪上半叶，在英国乡间，靴书爱好者图书馆为那些想享受阅读乐趣又心怀愧疚的体面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庇护所。直到1969年，伦敦哈林盖区图书馆服务部的前主管还会悲伤地写道：“对一家公共图书馆来说，没有比迎合通俗小说阅读品味更自取灭亡的事情了。”
15世纪之前，书籍成为一种贵族货币，而在那之后，它的价值被恶意贬低了，同时，图书馆的历史也越发复杂起来。
王公贵族建造图书馆的热情开始消退，这酿成的第一个苦果，便是收藏机构迎来了灾难时期。
早期的大型机构图书馆，比如米兰的安布罗西亚纳图书馆，往往依靠的是某位显赫的私人收藏家的捐赠；大学图书馆也多是依靠大量的个人捐赠来维持。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一家机构图书馆有购买新书的预算，因此捐赠对这类机构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使这可能意味着，会收到很多同一本破旧典籍的影印版）。
这些机构的命运诉说着，图书馆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未曾中断的故事。在印刷术发明后的两个世纪里，大多数机构图书馆走向了衰落。大学对中世纪课程弃如敝履，使得图书馆中大部分的这类藏书显得更加多余。
在新教改革时代的冲突下，欧洲的图书馆被基督教和天主教集团划分争夺，导致了伤痕累累的对“异端”内容的审查。英国将大学图书馆彻底关闭，这种做法极端且罕见，而其他地方的机构图书馆也很快消失了。
1603年，哥本哈根的大学图书馆里仅剩700本书；而在荷兰，除了莱顿，其他城市图书馆的情况也都不尽如人意。教授私藏的书籍是大学图书馆里的三至四倍，这在当时并不罕见，但在今天看来，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颠倒情形。
事实上，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图书馆历史的车轮主要是由个人收藏家推动的。与此同时，书籍更便宜了，律师、医生和教会神父这类职业的需求也更大。
到了17世纪中叶，许多人已经可以炫耀自己拥有超过1000本的藏书。手稿时代文艺复兴书籍的猎手，只能在偏远的修道院等宗教场所交易，而17世纪的职业工作者获取书籍要容易得多。他们在往来信件中常有关于书籍的闲谈：相互借书、分享新书资讯、交流自己出版的新书（许多收藏家也是写作者），或者推荐朋友写的书，等等。
在那个时代，书籍的价值不止于获得知识，书籍俨然变身为一种商品。于是市场上也出现了新的交易方式，比如书籍拍卖，这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放心地持续购入书籍，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在死后，他们的家人也能够了解到这些藏品的实际价值。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收藏家既可以尽情享受藏书的爱好，又可以酌情规划遗产事宜。
随着古籍收藏的兴起，书籍拍卖处往往被嘲笑为藏书家挥霍财富的场所。在这幅约1810年的画中，一本拍卖书籍正在被展示，潜在的买家围坐成一圈，评估着彼此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图书馆的历史大多聚焦在世界伟大的图书馆上，特别是那些遭受了时代的摧残，但仍幸存下来的图书馆。这背后的原因很好理解，它们是图书馆世界中的珍稀“动物”，也是引人注目或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
谁能抗拒一座建在18世纪奥地利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里、集神圣与智慧于一身的图书馆呢？
但这样的图书馆与其说是智慧的庙宇，不如说它的建立是为了发表一种宣言。这种宣言可能是新精英阶层公民的自豪感或价值观（例如波士顿或纽约的公共图书馆），也可能是虔信的传教士对传播福音的热忱（例如17、18世纪的耶稣会图书馆）；有些纪念着成功留下自己挚爱的图书馆的国王（例如巴黎的马扎林图书馆），有些则见证了西方文化向欧洲以外世界的渗透（例如加尔各答的帝国图书馆，现为印度国家图书馆）。
这正是图书馆成为权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统治阶级的宣言。不可避免地，当权力受到挑战时，这些意义深远的建筑会首先遭受文化或者认知叛乱的冲击。
重建外墙的塞尔苏斯古罗马图书馆，位于以弗所古城（今土耳其），是为数不多幸存的古代图书馆建筑之一。这座图书馆既是存放古卷的地方，也是一座陵墓。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图书馆常作为纪念其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就的纪念碑。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不过是另一种用于提高政治声望的手段而已。
在1524年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狂暴的部队故意将修道院图书馆作为打击目标，宣泄他们对身为神职人员的地主们的痛恨。那些神职人员似乎更热衷于敛取财富，而不是为他们压榨劳动力、收取高额租金的人们作奉献。
400年后，在20世纪及之后的战争中，图书馆依然因其文化资本的身份而脆弱。斯里兰卡贾夫纳的公共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也是泰米尔文化文字记录的璀璨宝库。1981年5月31日夜里，一伙暴民一把火将这座图书馆烧为灰烬。这是20世纪种族焚书热的重大事件之一。
1992年，萨拉热窝上演了一场同样的悲剧，塞尔维亚民兵在袭击该城市时，将波斯尼亚国家图书馆列为袭击目标。图书馆里的150万册份图书和手稿全部葬身火海。
1800年至1914年，欧洲人口从1.8亿增加到4.6亿。美国人口的增长更为惊人，从500万增加到1.06亿。人口的增长主要由移民造成，这为新工业经济提供了劳动力。
要想使这些新公民融入社会结构，首先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因此，至少在早期教育方面，义务教育的推动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几乎已经普及不分性别的公民教育。这便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设想，即建立免费的公共图书馆，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
这个大胆的设想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在美国，人口密集的新英格兰州身先士卒；而在英国，1850年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则是一个关键性节点，地方当局开始有权在自己的城镇或行政区建立图书馆。起码从表面上看，影响是显著的。
1914年，依靠《公共图书馆法》，英国建立起5000多个图书馆管理机构，每年发行3000万到4000万册书。1903年，美国至少拥有4500个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约为5500万册，而且这种增长还会持续下去。到了1933年，德国拥有9000多个公共图书馆，而美国图书馆的总藏书量则超过了1.4亿册。
在19世纪的工业世界里，仍然有许多人饱受饥饿之苦、忍受恶劣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建造图书馆是公共资金的优先使用事项。
在英国，成立当地的图书馆委员会需要向纳税人征税，起初人们并不情愿。即便有人发起图书馆税收提议，也势必会被那些由拥有强大游说力量的酿酒商团体赞助的反对活动所击败。若不是后来苏格兰裔美籍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在大西洋两岸做出的努力，图书馆的发展速度根本不可能那般迅猛。
正是这些个体对书籍的痴迷与激情，以及巨大的全球变革，才让图书馆的历史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社区当然为能拥有新的图书馆而感到自豪，因此这些图书馆常会建在城市的中心。然而在喜气洋洋的竣工剪彩后，严峻的问题纷至沓来，亟待解决。
图书馆为谁服务？孩子应该被允许进入图书馆吗？该如何对待那些把图书馆当作一个取暖歇脚的地方，在那里只是翻翻报纸的人呢？
即便安德鲁·卡耐基为美国和英国的一大批公共图书馆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也有《公共图书馆法》作为保障，但是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书籍由此变得更加复杂了。书籍购买权掌握在图书馆委员会的手中，而这些委员会通常由从前频繁出入会员制图书馆的地方名流所主导。
19世纪印刷业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拓展了新识字人群的阅读范围。出版商很快开发出一个新型市场，出版专门面向这类新识字人群的书籍。这些书籍不是为了提升自我或获得知识，而纯粹是为了享受阅读的乐趣。
如果说这些文学价值较低的冒险、血腥和犯罪小说在传统出版行业引发了一些出版商的忧惧，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他们对商业流通图书馆（如最著名的穆迪图书馆帝国）的理解过于浅显，新型书籍毫无必要地定价过高，导致除了富有的中产阶级，其他人都将这类新型小说拒之门外。
对于图书管理员和那些高等文学机构里的人来说，这些黄皮的故事书简直就是一堆可悲的废纸，尽管很难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归于此类。黑帮犯罪故事显然不算高雅，但很快，侦探惊悚小说成为20世纪最火的图书题材之一。
图书馆行业的决策者会定期发布批准出版的书籍名单，尽最大的努力引导这个行业顺利度过动荡时期。只有经过时间的洗礼，才能使像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这样的作品受到应有的追捧，因为决策者在第一眼看到这个书名时，往往会认为它的内容过于危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常常会面临一些难题，诸如读者会疑惑，为什么他们检索的书籍“不存在”。
这些新读者群体的批评，意外地得到了许多20世纪文学领袖的支持。奥尔德斯·赫胥黎、乔治·摩尔以及D.H.劳伦斯，都曾公开谴责底层民众的阅读喜好。尤其是D.H.劳伦斯，作为尼采的狂热拥趸，同T.S.艾略特一样，他也是大众教育的强烈反对者。
他曾说：“学校必须立刻关闭……民众永远都不应该学会阅读和写字。”然而讽刺的是，劳伦斯第一次读到尼采的书，就是在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里，而这家机构图书馆的建造宗旨就是让大众读者共享阅读的乐趣。
这种对新读者的蔑视，对其中至少一部分是在认真了解文学的大众来说，是有失偏颇的。
记者兼社会评论员的亨利·梅休在探访19世纪中叶伦敦的书摊时，发现经常会有工人光顾。他们的偏好大多是正统英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例如戈德史密斯、菲尔丁、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莎士比亚的著作（这不用说），蒲柏、彭斯以及拜伦的诗歌。狄更斯因为迎合这个新兴市场而收入不菲，出版商也借机翻印了一些没有版权的作品而大捞一笔。
这类新读者群体缺少的不是野心或者智慧，而是时间。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9世纪缩短工作日的立法推动了图书馆运动，以及为什么图书馆行业在战争和经济萧条时期却更加繁荣。
战争时期，其他娱乐场所不可避免地遭到关闭，而前线及后方部队对书籍的需求却在增加。虽然图书馆常常最先受到20世纪工业战争的冲击，而战争却极大地促进了阅读习惯的养成，尽管那是一片图书馆无法生存的土壤。
事实证明，图书馆的历史，是一个充满跌宕起伏、虚假繁荣和艰难抗争的故事，最终才得以滋养大众读者。尽管我们现在还依然拥有图书馆，但如同书籍一样，图书馆终将不复存在的预言从未消失过。不过，在2020年春天，当那场席卷全球的病毒大流行迫使所有的图书馆关门时，人们的失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应该将图书馆的意义夸大，尤其是它们的所有者几乎从不这样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图书馆主要是作为知识来源和金融资产存在的。只有非常富有的人们，才能把自己的图书馆打造成一座华丽的宫殿，向朋友和路人炫耀，顺便让子孙后代赞叹自己的杰作。
私人图书馆这类物质遗产往往有着华丽的外表，却不应因此让人们产生误解，因为拥有大量藏书的私人图书馆为书籍文化繁荣所作出的贡献丝毫不比机构图书馆少。从图书馆反复遭受损失与磨难的历史来看，很有可能事实就是如此。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毁灭与璀璨无休无止的循环中，图书馆总能从灾难中复生，毕竟，在时代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是谁又知道，我们为后世留存下的东西，是否也能得到他们同样的珍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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