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林甘泉
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方法论的表述。作为基础知识，除了我们专业方向以外，应该充实一点古今中外法。比较宽阔的基础知识，研究起来才会有后劲，而非多少年来围绕一个课题转。此外，作为一名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怎么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古今关系是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也可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我们研究断代史或专门史可能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历史?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诠释，但有一个共同认识，历史是过去存在的事物和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①但按照我的看法，对我们历史学研究者来讲，历史学应研究人类史而不包括自然史，或者说自然史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话之后还有一句：“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很广泛。过去有一个说法，史无定法，意思是研究历史不能拘守于一种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点补充，说历史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博采各种史学方法，这样就更全面一些。我们研究古今中外法，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在方法论层面，我们不拒绝任何一个方法。
关于历史研究方法，学术界已经讲得很多了。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历史不仅有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有不同的认识层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历史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层次，通常我们讲的考据学基本是这个层次，这个层次主要涵盖的是占有材料的多少、真伪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这里面没有阶级性。我从来反对讲究什么无产阶级考据学、资产阶级考据学。我们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判断的层次，由表及里，涉及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主要在这个层次开始。但学一些唯物史观可能对考据学更有帮助一些。也不是说在这个层次只有唯物史观才科学。我们现在讲陈寅恪先生的两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然既有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很多是认识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的层次，不仅唯物史观者与唯心史观者会有不同认识，而且同是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会有不同认识。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如对历史人物(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反映了这个问题。
不同层次都需要有人来做工作。第一个层次，清代学者和近代学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但历史学确实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从历史学的功能讲，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制高点来讲，第二个和第三个层次要投入更多力量。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机构，各层次布局力量是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我们对西方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各种方法论和代表论著，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多接触、多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观念的介绍和传播对历史学者扩大视野、更新观念，克服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毛病是有好处的。这里就探讨创新的问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创新。历史学的创新问题，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它是不可能创新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的观念、研究方法，甚至得出的结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史料的增加和新的发现、知识的丰富，对历史的认识是应该更新和与时俱进的。人文科学的更新应该是在一个积累的基础之上，不大赞成人文科学是所谓的“颠覆性”创新。一些认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错误的，但在了解学习时，对我们知识的积累是有好处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其实不是西方的主流，但是也叫得挺响，有些观念有其可取地方。但总采取“颠覆性”是很难达到科学的境界，很难达到超越前人的成就。
还有一点，我们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时，要有清醒认识。西方学术归根结底，是为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服务的。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文化竞争力，就很成问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个分析，文明系统有很多，就欧洲来讲，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打不起来，继承的是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另外一回事。文明冲突是根本冲突，两种文明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另外，像中世纪不完全和希腊罗马一样，社会矛盾可以解决，政治上可以解决。中国和美国通过武力解决矛盾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方要很好地正视政治文明的问题。西方一些势力，总认为中国是要获取过去中华帝国统治世界。
现在文化界也比较乱，有的人是希望复古，把中国传统文化美化得不得了；有的是盲目崇洋，一定要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言论。我们应该多关心知识界、文化界的思潮，但这些思潮都有一个问题，即缺少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学术论争、文化思潮的激荡起伏的了解。其中有的人乱发议论、随风倒，对我们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好处，对自己学术积累也没有什么好处。
就历史整体的方法论原则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解读历史的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马克思一段话讲得很好：“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我们总要对说明的对象有所取舍，不能笼统地将所有材料都凑集在一起。当然如果是史料汇编自然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主张要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这是对研究工作中材料和理论关系的科学说明。20世纪60年代对史论结合关系有过讨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无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提法都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无法把问题的复杂性说清楚。毛泽东讲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比较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提出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是个天才，但有时也很情绪化。所以有的人讲，说他不是史家胜似史家，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他自己讲的事件，如“批儒评法”，自己就违背了方法论原则。
历史是指过去的人类史，过去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今天的现实，明天就成为过去，历史长河是无穷无尽的现实所组成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历史中。我们提倡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但实际上，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往往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史。他讲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问题。他对历史的解释主要着眼于人的思想活动，他否认过去史的客观性，就不免要把历史研究引向唯心论的歧途。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主编克拉克在这部书总导言里面说的一段话：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的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我认为这个思想是比较深刻的。
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经世致用的功能。一些杰出的史学家都很重视今与古的关系，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这就是他的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载战国到五代1362年，其中隋唐五代371年，可是它的篇幅是118卷，占全书的40％，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精神。司马光讲：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优秀的史学家都把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看成是一个自己的使命，而且正是他们抱着这样的宗旨，所以他们的著作可以一直奉为经典，可以流传下来，成为史学史的标志性经典著作。
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反过来说，关注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历史的深层次问题。现实与历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人类历史是从前到后、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顺势发展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后来追溯先前，逆向考察，来逐步深入和发展的。从来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后者胜于前者，总的趋势是这样。
所以马克思才会以生物学作一比喻：猴体的解剖对人体的解剖是一把钥匙。当然马克思也讲不应当把二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还有一段话对我们有启发：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总是从发展的完成结果开始。我们对古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制度等的认识，都应该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我过去写过文章，不赞成把当时当地的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要考察当时当地的一些标准，但价值判断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进行。
历史研究要涉及好多古今关系，如语源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要借助于语源学的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此，现在有的学者对这两者没有区分开。如果没有区别好，很多事情都要乱了。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很多词汇、观念都不是古代的或古代有过的意思，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如民主、革命。要借助语源学，但不能用语源学代替历史学。在使用一些词汇和概念的时候，既要说明它的最早的出处，又要说明它后来内涵、外延的发展变化，哪些是源出本土的，哪些是从外域输入的。不做这样的区分的话，古今就搞乱了。如果只考虑今天讲的意思，不考虑它的历史变化，或者只固守它最初的源头的意思，排斥它后来的变化，都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只能导致刻舟求剑，或者胶柱鼓瑟式地误读历史。
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的古今关系，不仅要注意一些历史现象、制度、人物的时代性、阶级性，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还要承认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受当代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中国”这个概念，指意有多种，原来是一个地理概念，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都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在外交文献上出现“中国”一词。我们现在讲“中国”是一个近代主权国家概念，有主权、疆域不容侵犯的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概念。
怎么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既不能违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违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中国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缩，近代以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在这以前有的朝代疆域往外推，有的朝代往里缩。为什么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这样讲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康雍乾奠定的历史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不无巧合的是从欧洲来讲，近代主权国家基本上是在17、18世纪形成的。就是从国际法来讲，我们也站得住。我们为何不选择鸦片战争以后，而选择鸦片战争以前呢?康雍乾时期疆域基本上稳定了。我们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地，我们是必须记的。但除了香港、澳门，我们并没有要求把这些土地都收回来。在今和古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书呆子，要考虑到今天的政治。
还有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往往把汉族建立的王朝说成是中国，西方也是把中原王朝称中国。这在政治上、理论上都站不住的。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是几千年历史发展而来的。南北朝时期，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实际上南北两方都说自己是正统。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的话，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严格地讲，中国历史与历史中国两个概念是有点区别的。历史上只有几个少数民族繁衍到今天，大部分都融合到汉族，同样少数民族也融合和同化了不少汉族。从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就跟少数民族有一个融合和同化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前，民族史研究者中存在一个要不要用融合或同化的争论，依我看，历史地讲，既有融合也有同化。我们不必替历史上的汉族背这个包袱。
从政治体制来讲，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把少数民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成为地方政府。第二种是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政府，对汉朝中央政府有朝贡关系，但是又时叛时和。第三种是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始终采取敌对态度。用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这些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但抛开这种立场，这三种形式，在康雍乾时在中国历史版图的疆域之内，作为活动舞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较麻烦的是一些跨境民族，如高句丽问题。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但向朝鲜半岛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政治中心迁到平壤。完全说高句丽是中国的，有点说不过去。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就要承认历史现实。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要承认周边地区跨境民族和跨境政权的存在。学术和政治、今古关系可以得到调和。
还有一个民族英雄问题，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看待这个问题，也好处理。岳飞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英雄。阿骨打、努尔哈赤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看待。
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关系、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表现为历史的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主要是指历史发展有共同的规律。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现在有的人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好像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外国。有的主张中国人文科学的名词、概念都应该采用中国传统的说法，而不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名词、概念，有的主张“儒化”，恢复儒家教育、考试制度，有的地方对小学教育，主张《三字经》《弟子规》是最好的启蒙教材，还有的把中国民族复兴理解为儒学思想的复兴，儒家思想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且可以解决西方世界的问题和矛盾。
我觉得这样就过分而且偏了。统一性、规律性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中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问题。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有共同的规律，不能因为差异性，特别不能因为西方的兴起如马克思所讲的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对半殖民地的掠夺侵略，中国是一部屈辱史，要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就排斥外来的名词，用传统文化中的说法来代替，这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如说历史分期讨论了几十年，不能解决，就是个“伪问题”。
我的看法，历史分期可以有多种划分，就是历史的阶段性，历史的阶段性问题就是说你的切入点是什么，你的标准是拿什么作为主要的划分标准，划分历史变动的标准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可以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是从生产方式，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来划分。如果说并不同意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分期也可以。
以前讲什么不讲什么有压力，现代都可以讲，秦汉到明清不能叫封建社会，叫帝制社会，辛亥革命后帝制没了，社会性质有很大变化，你得讲通这个，光用有没有皇帝划分历史阶段，这个科学吗?又如宗法社会，不同地区宗法社会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有不同表现。商鞅变法重要的一点就是分大家为小家，不分家要受到处罚；汉武帝打击强宗豪族。宗法形式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也有不同表现。
现在有的人认为封建不能用，只有西欧才有。如果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也可以。但有学者将按马克思的原典原意，封建就是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度、庄园制度、采邑制度，除此之外，中国完全两样，根本谈不上。我很反对这种说法。以前我写过论封建一文，没有引用马克思这段话，今天我把它说出来，马克思《给施密特的信》，我们看马克思对于封建是怎么讲的：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还是在其他一些场合都是如此。难道封建主义曾经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③这段话足以说明在马克思的原典中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只有西欧才能叫封建主义。
我们学历史，不大赞成从概念到概念来谈理论。我们研究史学理论要结合两个实际，一个是中国历史实际，还有一个是中国史学史实际，找出一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来探讨它的理论性、规律性，这个很重要。从一个单位，从一个学科发展来讲，要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才能掌握推动学科发展的制高点。
我赞成大家利用电脑做工具，现在大家条件比我们好，不像我们花那么大力气收集资料。但我希望大家抽点时间读书、读文本，但有一些文献上的名词或记载，背后包含的意思不是靠互联网就可以简单理解。还是需要读文本，不论是读马列著作，还是中国传统典籍。我觉得自己的体会，要自己培养一种境界，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当成一种享受，这样生活得比较有味道。不要把人变得现代化、工具化了。
徐歆毅 张欣整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6-747页。
（原文刊于《理论与史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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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史学工作者应如何处理古今、中外关系
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林甘泉
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方法论的表述。作为基础知识，除了我们专业方向以外，应该充实一点古今中外法。比较宽阔的基础知识，研究起来才会有后劲，而非多少年来围绕一个课题转。此外，作为一名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怎么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古今关系是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也可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我们研究断代史或专门史可能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历史?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诠释，但有一个共同认识，历史是过去存在的事物和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①但按照我的看法，对我们历史学研究者来讲，历史学应研究人类史而不包括自然史，或者说自然史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话之后还有一句：“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很广泛。过去有一个说法，史无定法，意思是研究历史不能拘守于一种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点补充，说历史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博采各种史学方法，这样就更全面一些。我们研究古今中外法，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在方法论层面，我们不拒绝任何一个方法。
关于历史研究方法，学术界已经讲得很多了。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历史不仅有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有不同的认识层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历史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层次，通常我们讲的考据学基本是这个层次，这个层次主要涵盖的是占有材料的多少、真伪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这里面没有阶级性。我从来反对讲究什么无产阶级考据学、资产阶级考据学。我们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判断的层次，由表及里，涉及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主要在这个层次开始。但学一些唯物史观可能对考据学更有帮助一些。也不是说在这个层次只有唯物史观才科学。我们现在讲陈寅恪先生的两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然既有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很多是认识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的层次，不仅唯物史观者与唯心史观者会有不同认识，而且同是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会有不同认识。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如对历史人物(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反映了这个问题。
不同层次都需要有人来做工作。第一个层次，清代学者和近代学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但历史学确实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从历史学的功能讲，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制高点来讲，第二个和第三个层次要投入更多力量。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机构，各层次布局力量是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我们对西方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各种方法论和代表论著，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多接触、多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观念的介绍和传播对历史学者扩大视野、更新观念，克服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毛病是有好处的。这里就探讨创新的问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创新。历史学的创新问题，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它是不可能创新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的观念、研究方法，甚至得出的结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史料的增加和新的发现、知识的丰富，对历史的认识是应该更新和与时俱进的。人文科学的更新应该是在一个积累的基础之上，不大赞成人文科学是所谓的“颠覆性”创新。一些认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错误的，但在了解学习时，对我们知识的积累是有好处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其实不是西方的主流，但是也叫得挺响，有些观念有其可取地方。但总采取“颠覆性”是很难达到科学的境界，很难达到超越前人的成就。
还有一点，我们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时，要有清醒认识。西方学术归根结底，是为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服务的。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文化竞争力，就很成问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个分析，文明系统有很多，就欧洲来讲，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打不起来，继承的是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另外一回事。文明冲突是根本冲突，两种文明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另外，像中世纪不完全和希腊罗马一样，社会矛盾可以解决，政治上可以解决。中国和美国通过武力解决矛盾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方要很好地正视政治文明的问题。西方一些势力，总认为中国是要获取过去中华帝国统治世界。
现在文化界也比较乱，有的人是希望复古，把中国传统文化美化得不得了；有的是盲目崇洋，一定要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言论。我们应该多关心知识界、文化界的思潮，但这些思潮都有一个问题，即缺少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学术论争、文化思潮的激荡起伏的了解。其中有的人乱发议论、随风倒，对我们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好处，对自己学术积累也没有什么好处。
就历史整体的方法论原则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解读历史的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马克思一段话讲得很好：“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我们总要对说明的对象有所取舍，不能笼统地将所有材料都凑集在一起。当然如果是史料汇编自然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主张要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这是对研究工作中材料和理论关系的科学说明。20世纪60年代对史论结合关系有过讨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无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提法都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无法把问题的复杂性说清楚。毛泽东讲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比较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提出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是个天才，但有时也很情绪化。所以有的人讲，说他不是史家胜似史家，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他自己讲的事件，如“批儒评法”，自己就违背了方法论原则。
历史是指过去的人类史，过去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今天的现实，明天就成为过去，历史长河是无穷无尽的现实所组成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历史中。我们提倡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但实际上，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往往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史。他讲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问题。他对历史的解释主要着眼于人的思想活动，他否认过去史的客观性，就不免要把历史研究引向唯心论的歧途。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主编克拉克在这部书总导言里面说的一段话：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的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我认为这个思想是比较深刻的。
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经世致用的功能。一些杰出的史学家都很重视今与古的关系，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这就是他的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载战国到五代1362年，其中隋唐五代371年，可是它的篇幅是118卷，占全书的40％，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精神。司马光讲：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优秀的史学家都把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看成是一个自己的使命，而且正是他们抱着这样的宗旨，所以他们的著作可以一直奉为经典，可以流传下来，成为史学史的标志性经典著作。
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反过来说，关注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历史的深层次问题。现实与历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人类历史是从前到后、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顺势发展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后来追溯先前，逆向考察，来逐步深入和发展的。从来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后者胜于前者，总的趋势是这样。
所以马克思才会以生物学作一比喻：猴体的解剖对人体的解剖是一把钥匙。当然马克思也讲不应当把二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还有一段话对我们有启发：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总是从发展的完成结果开始。我们对古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制度等的认识，都应该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我过去写过文章，不赞成把当时当地的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要考察当时当地的一些标准，但价值判断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进行。
历史研究要涉及好多古今关系，如语源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要借助于语源学的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此，现在有的学者对这两者没有区分开。如果没有区别好，很多事情都要乱了。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很多词汇、观念都不是古代的或古代有过的意思，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如民主、革命。要借助语源学，但不能用语源学代替历史学。在使用一些词汇和概念的时候，既要说明它的最早的出处，又要说明它后来内涵、外延的发展变化，哪些是源出本土的，哪些是从外域输入的。不做这样的区分的话，古今就搞乱了。如果只考虑今天讲的意思，不考虑它的历史变化，或者只固守它最初的源头的意思，排斥它后来的变化，都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只能导致刻舟求剑，或者胶柱鼓瑟式地误读历史。
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的古今关系，不仅要注意一些历史现象、制度、人物的时代性、阶级性，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还要承认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受当代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中国”这个概念，指意有多种，原来是一个地理概念，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都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在外交文献上出现“中国”一词。我们现在讲“中国”是一个近代主权国家概念，有主权、疆域不容侵犯的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概念。
怎么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既不能违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违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中国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缩，近代以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在这以前有的朝代疆域往外推，有的朝代往里缩。为什么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这样讲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康雍乾奠定的历史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不无巧合的是从欧洲来讲，近代主权国家基本上是在17、18世纪形成的。就是从国际法来讲，我们也站得住。我们为何不选择鸦片战争以后，而选择鸦片战争以前呢?康雍乾时期疆域基本上稳定了。我们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地，我们是必须记的。但除了香港、澳门，我们并没有要求把这些土地都收回来。在今和古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书呆子，要考虑到今天的政治。
还有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往往把汉族建立的王朝说成是中国，西方也是把中原王朝称中国。这在政治上、理论上都站不住的。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是几千年历史发展而来的。南北朝时期，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实际上南北两方都说自己是正统。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的话，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严格地讲，中国历史与历史中国两个概念是有点区别的。历史上只有几个少数民族繁衍到今天，大部分都融合到汉族，同样少数民族也融合和同化了不少汉族。从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就跟少数民族有一个融合和同化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前，民族史研究者中存在一个要不要用融合或同化的争论，依我看，历史地讲，既有融合也有同化。我们不必替历史上的汉族背这个包袱。
从政治体制来讲，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把少数民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成为地方政府。第二种是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政府，对汉朝中央政府有朝贡关系，但是又时叛时和。第三种是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始终采取敌对态度。用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这些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但抛开这种立场，这三种形式，在康雍乾时在中国历史版图的疆域之内，作为活动舞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较麻烦的是一些跨境民族，如高句丽问题。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但向朝鲜半岛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政治中心迁到平壤。完全说高句丽是中国的，有点说不过去。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就要承认历史现实。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要承认周边地区跨境民族和跨境政权的存在。学术和政治、今古关系可以得到调和。
还有一个民族英雄问题，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看待这个问题，也好处理。岳飞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英雄。阿骨打、努尔哈赤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看待。
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关系、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表现为历史的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主要是指历史发展有共同的规律。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现在有的人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好像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外国。有的主张中国人文科学的名词、概念都应该采用中国传统的说法，而不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名词、概念，有的主张“儒化”，恢复儒家教育、考试制度，有的地方对小学教育，主张《三字经》《弟子规》是最好的启蒙教材，还有的把中国民族复兴理解为儒学思想的复兴，儒家思想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且可以解决西方世界的问题和矛盾。
我觉得这样就过分而且偏了。统一性、规律性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中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问题。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有共同的规律，不能因为差异性，特别不能因为西方的兴起如马克思所讲的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对半殖民地的掠夺侵略，中国是一部屈辱史，要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就排斥外来的名词，用传统文化中的说法来代替，这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如说历史分期讨论了几十年，不能解决，就是个“伪问题”。
我的看法，历史分期可以有多种划分，就是历史的阶段性，历史的阶段性问题就是说你的切入点是什么，你的标准是拿什么作为主要的划分标准，划分历史变动的标准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可以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是从生产方式，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来划分。如果说并不同意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分期也可以。
以前讲什么不讲什么有压力，现代都可以讲，秦汉到明清不能叫封建社会，叫帝制社会，辛亥革命后帝制没了，社会性质有很大变化，你得讲通这个，光用有没有皇帝划分历史阶段，这个科学吗?又如宗法社会，不同地区宗法社会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有不同表现。商鞅变法重要的一点就是分大家为小家，不分家要受到处罚；汉武帝打击强宗豪族。宗法形式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也有不同表现。
现在有的人认为封建不能用，只有西欧才有。如果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也可以。但有学者将按马克思的原典原意，封建就是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度、庄园制度、采邑制度，除此之外，中国完全两样，根本谈不上。我很反对这种说法。以前我写过论封建一文，没有引用马克思这段话，今天我把它说出来，马克思《给施密特的信》，我们看马克思对于封建是怎么讲的：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还是在其他一些场合都是如此。难道封建主义曾经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③这段话足以说明在马克思的原典中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只有西欧才能叫封建主义。
我们学历史，不大赞成从概念到概念来谈理论。我们研究史学理论要结合两个实际，一个是中国历史实际，还有一个是中国史学史实际，找出一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来探讨它的理论性、规律性，这个很重要。从一个单位，从一个学科发展来讲，要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才能掌握推动学科发展的制高点。
我赞成大家利用电脑做工具，现在大家条件比我们好，不像我们花那么大力气收集资料。但我希望大家抽点时间读书、读文本，但有一些文献上的名词或记载，背后包含的意思不是靠互联网就可以简单理解。还是需要读文本，不论是读马列著作，还是中国传统典籍。我觉得自己的体会，要自己培养一种境界，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当成一种享受，这样生活得比较有味道。不要把人变得现代化、工具化了。
徐歆毅 张欣整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6-747页。
（原文刊于《理论与史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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