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6日晚，来自斯洛文尼亚卢比尔雅那大学的约瑟·沃格林策教授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之邀，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做了《欧洲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及其帝国框架》的演讲。
Joze教授
沃格林策教授自陈，本次演讲的灵感来源是汪晖教授在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范式”的批判。西方学者惯于使用“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来解释中国历史，这一叙述的基本内容是，伴随着现代时期欧洲在全球的扩张，原本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国家形式，中国也在这一过程中用“民族国家”取代了已经过时的前现代“帝国”架构。沃格林策教授认为，这一叙述模式不仅极大地遮蔽了中国世俗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掩盖了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的特殊条件。沃格林策教授因而希望在本次演讲中，使用全新的“帝国框架”，从欧洲的视野出发来讲述新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出现与兴起的故事。
通过“帝国框架”重新思考社会实践的历史性
“帝国框架”首先是要与习用的“欧洲传统”进行区分。在常见的保守主义式“欧洲传统”理解中，“欧洲传统”的内容是被给定的，其源头首先是具有理性因素的希腊-罗马古典传统，其次是犹太-基督教的精神传统。后续的历史发展则不断地在此之上积累种种“永恒的”、“普世的”文化价值，如宗教宽容、自由、平等、博爱等。从而，“欧洲传统”成为了一个累积式的、沿着线性目的论发展出来的价值百宝箱，其中的价值成为了被记录下来的集体记忆。
沃格林策教授则希望通过“帝国框架”激进地重新思考社会实践的历史性。也就是说，历史不是机械被动的记录，而应当是对过去的再发掘、对框架的再思考，以及对传统所发生历史变迁的主动记忆。历史应当被理解为社会斗争的结果，而非试图赋予历史运动一个给定的方向。沃格林策教授同时强调，他所使用的“帝国框架”是有物质基础的，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注重在时间与空间中思考经济基础、制度和文化遗产的物质存在。
沃格林策教授的“帝国框架”包含如下基本内容：他首先提出了一个“两层国家论”，即认为在帝国出现之前，同一空间中存在着互相竞争的数个国家，这是第一层级的国家形态。在竞争过程中，可能有某个国家脱颖而出，或可能有外来蛮族力量介入，总而言之，在这些国家之上形成了一个族群、文化、语言上更加混杂多样的帝国。帝国就是第二层级的国家形态。帝国覆灭后，尽管又再度回到分裂的多国竞争局面，但此时的状况已大大不同于帝国出现前，因为帝国必然留下一个文化上、制度上或物质上有某种程度同质性的“后帝国”框架和空间。后帝国空间中的国家竞争也往往抱有帝国的记忆，或具有恢复帝国的野心。之后的历史就反复在帝国-后帝国间摆荡。帝国覆灭后，后续可能会有其他帝国继起，这些帝国或者在领土上与之前的帝国有重叠，或者在文化上有记忆延续，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国家或文明都处在“后帝国”的框架中。
就本演讲所要讨论的欧洲而言 ，最为重要的帝国框架当然是罗马帝国。欧洲历史学家普遍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视作罗马帝国终结的标志，沃格林策教授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东罗马帝国在欧洲语境中虽普遍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但事实上，东罗马帝国完全是以罗马帝国自称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东罗马帝国后来被奥斯曼帝国所取代，沃格林策教授认为，与通常看法相反，奥斯曼帝国同样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罗马帝国覆灭后，后帝国时期的欧洲
接下来，沃格林策教授对后帝国时期的欧洲做了一个简略的历史回顾。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亡。在此之后，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帝国延续性的是天主教会。公元814年，查理曼大帝由教皇加冕、并被授予权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加冕、授权的仪式是由教皇主持的，教皇当时身着的甚至也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服装。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也覆灭了。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一世被选为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尔斯五世，神圣罗马帝国当然在理念上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但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帝国”之名更多地是一个幻象，未能形诸现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奠定了主要的西欧国家互相承认对方主权的原则，互相承认国家主权的国际准则不仅是后世民族国家架构的基础，而且也成为当代世界秩序的基础。1804年，拿破仑称帝，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放弃帝号，神圣罗马帝国于焉终结。
但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仍可观察到一些帝国遗产的长期延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拉丁语。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语言，在罗马帝国覆亡后的一千多年中，它也始终是欧洲的教会、大学和行政体系的语言，直到1849年，匈牙利议会才停止使用拉丁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而在天主教会那里，直到1962年，礼拜仪式中所使用的拉丁语才最终被现代语言所取代。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天主教会始终是在运用一种其信众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来举行宗教仪式。
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即“原型民族国家”（proto-national state）或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的兴起。所谓“原型民族国家”，沃格林策教授在此指的是自16世纪开始逐渐强盛起来的西班牙、法国、英国、尼德兰。这些国家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因而当他们强盛起来时，一方面，他们仍然是在后罗马帝国的框架内想象霸权的争夺，无怪乎他们最渴望的是得到罗马和意大利；另一方面，地理位置又迫使他们必须渡过大西洋来进行全球扩张，在这一过程中，美洲的发现为世界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也使得他们将原本的霸权争夺逐渐扩展到全球。与原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天主教与新教分裂，这也进一步破坏了后帝国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并不牢固的内核。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无法最终复兴罗马帝国，正在于德国信仰的是新教，而非天主教。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使得互相承认主权成为西方霸权下全球秩序的基本原则。
原型民族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与后者有很大区别。但原型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中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特征，后来在民族国家中承继下来。这些特征包括：统一的行政和财政系统；在行政管理中使用地方语言；管理阶级的效忠对象是国家或作为代表国家的国王，而非王朝。
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几个重要阶段
民族并不具备原始存在，原始、自然的民族根源实际是19世纪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现代世界奠定了一系列根基，其中一个重大的创造便是“政治民族”。法国大革命基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主义哲学家的一套理念，它提出，一切居住在法国的、有一定财产的自由成年男性，都是法国公民，由公民所组成的政治体构成了法国民族。但这样的政治民族，实际上是是把公民所组成的政治社会重新灌输到作为制度容器的国家结构当中去，也即是说，作为框架和容器的国家已经事先存在了。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意欲征服整个欧洲，面对拿破仑入侵的危机，费希特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文化民族”的理念正从兹而来。德国此时并未统一，仍是许多分裂小政治体的集合，费希特因而号召德国人在语言、文化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民族”的概念看似只与文化有关，但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沃格林策教授指出，尽管许多研究者惯于将法国的“政治民族”模式与德国的“文化民族”模式对立起来，但他认为，二者应该被视为民族主义发展中彼此接续的两个不同阶段，或是一个进程的不同侧面。
德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很快影响了德国以东的一大批斯拉夫语族群。1820年代，这些地区的许多民族开始尝试找寻自身民族的自然根源。如果说，在1820年代诸多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之间还保持着对对方的尊重乃至敬仰，那么到1848-1849年民族意识广泛觉醒的“民族之春”，事情就开始变化了。不同民族之间转而攻讦对方，因为他们居住在共同的空间中，为了争夺领土，不得不彼此争斗。
1815年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都是在帝国的边缘或帝国缝隙之中产生的，帝国的崩解也会带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催生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国家的成型；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败于一战，加上随后俄国十月革命，造就了中东欧的一大批民族国家；苏联的解体则分裂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沃格林策教授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了1910年代的奥匈帝国，其内部族群和语言的混杂程度，使得奥匈帝国的内部空间很难转化成为一个强型国家。
Joze教授在演讲现场
沃格林策教授指出，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重要指标官方语言或共同语言，实际只会出现在已经成立的民族国家中。意大利统一时，讲意大利语的只有托斯卡纳人；法国大革命后，操法语的人群也是整个人口中的少数。官方语言的传播所经历的过程，必然是首先来教育政府行政官员，再通过他们传播到基层。从而，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先验关系实际是一个神话。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语言的神话遮掩了如何决定民族归属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哈布斯堡王朝覆灭时，如何在德国和斯洛文尼亚之间做民族选择，成为了活生生的困境。那时，德语是行政系统和学校的语言，斯洛文尼亚语则是农民的语言。因此毫不奇怪，最终，教师、行政官员们倾向于选择变成德国人，而乡村教士、农民选择变成斯洛文尼亚人。
现代语言的推广和传播实际上并不是由民族主义推动的，其根本动力在于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必然要求普通人学会读写。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意识反而是在读写教育中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也不完全与语言或族群有必然联系，而可能是出于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冲动。
沃格林策教授接下来比较了两种针对19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有影响力的解释。首先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 “想象的共同体”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通过现实主义小说和日常交流，某个空间中的人群得以感受到同时性，从而互相认同。沃格林策教授认为，这一解释实际上意味着，首先要出现一个制度化的空间，民族正是在这个制度空间内想象自身的。“想象的共同体”论适用的地区是西属美洲。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为这一地区划定了想象的空间边界，因此，尽管整个西属美洲都使用西班牙语，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却依然沿着殖民统治的行政边界形成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解释。霍布斯鲍姆将民族的出现视作一个经济空间内竞争性政治结构的产物。他使用的例证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高度多元和混杂的语言、文化、族群实际上已经跨越行政所划定的边界，因此引发了民族国家成型时的种种矛盾。
哈布斯堡王朝辖下曾居住有数量众多的族群。那些主要人口不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民族，如德国、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意大利，后来大部分转变成了民族国家。主体人口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民族，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尽管他们人口数量有限，在19世纪前期讲的也是同样的语言，但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他们也最终沿着宗教信仰的边界，各自独立成为了民族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对比是从1900年到2000年间欧洲国家内部少数族群的状况。有趣的是，那些原型民族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辖下的少数族群，如英国的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尼西亚、巴斯克和加里西亚，在1900年尚未拥有民族国家，100年后，大部分即便获得了部分的政治自治，也并没有实现独立。这里的例外是爱尔兰。爱尔兰很特殊，因为它长期被英国视作真正的殖民地，其待遇与非洲、亚洲的殖民地并无二致。最终，爱尔兰是这些族群中唯一实现了独立的。反观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领下的诸少数民族，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几乎都实现了独立。
二战后“民族国家”内涵的变迁
沃格林策教授认为，二战后的世界，民族国家的形式和状况又有了很大变化。民族国家虽然仍是拥有国家机器的同质化制度空间，但在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之后，全球已经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被划分为了形式上平等、内部同质的领土单元，不论这些国家在规模、内部结构或国际事务中扮演角色上有多大差别。在国际上，民族国家被统一认定为民族（nation），这正是联合国（United Nations）名称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可以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勾连起来的国家内部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会很快被压抑，弱化为族群问题而非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被外部力量利用，挑起真正的民族主义动员。
当代世界不断增长的国内和国际不平等正在严峻挑战民族国家和民族概念自身。尽管民族国家仍是当代世界的基本国家形式，但人们已经不再能将其视作共同体的“自然”形式。今天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各国，已经很难再在19世纪的民族国家意义上去理解了。各国的学生在求学和就业时，往往是以整个欧盟范围内来思考自己的前途，不再仅仅限于母国内部。今天欧洲发生的种种分离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上的诉求也是微弱的。加泰罗尼西亚或意大利北部与西班牙其他地区或意大利南部的矛盾，并不完全以民族差异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大程度上，它们根源于富裕地区对民族国家内部财富分配的不满。与此相对应，东欧则仍可观察到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是因为左翼和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地区的失败，由于缺乏进步议程，人们用民族主义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恐惧。
沃格林策教授最后谈到了中国。他认为，到今天，要说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已经太迟了。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同样不能用一个19世纪欧洲语境中的民族国家范式来理解——中国并非那样一个自然的共同体，要读懂中国，首先需要回到一个更为广阔和丰富的框架中去。
汪晖评议：在动态的历史关系中，讲述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出现的历史
汪晖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本次演讲最为吸引人之处，在于沃格林策不是从一个给定的理论起点出发，而是在动态的历史关系中，讲述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出现的历史。沃格林策教授的帝国-后帝国框架，非常明显区别于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叙述，给了我们重新观察许多历史现象的方法。演讲中提及的一个例子是战国。在韦伯看来，战国与欧洲君主国之间的纷争是类似的，从而他提出中国有政治理性主义而没有经济理性主义的著名命题。但这一叙述已经受到近代民族国家基本观念的影响，遗忘了战国实际上是在一个后帝国的框架内展开竞争，从而秦朝的建立，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兴起，而是将种种政治、文化、制度的因素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帝国。
第二个有意思的观察关于原型民族国家。原型民族国家也与罗马帝国有深刻的关系，处于后帝国框架中。这些国家治下也有少数民族，但这些地方民族很少能有机会获得独立，只有爱尔兰是例外。而在哈布斯堡王朝这样多样性的帝国框架下，获得独立的民族却是非常多的。这个对比有助于我们观察不同政治体衍生出来的不同现象。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第三个有意思的观察是关于公民权的。法国大革命奠定的现代政治民族的个体单位是公民，但在今天这样的帝国或后帝国的框架下，如欧盟，公民和nation之间的关系如何来看待？一方面好像有很强的民族认同，如后南斯拉夫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但加入欧盟使得过去的公民权观念也开始松动。当然，欧盟的存在作为一个帝国或后帝国框架，不同于奈格里所描述的全球性的帝国。
最后，近代以来国家的形式平等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创造之一。到底如何来估价它的意义？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石性原则，但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到底如何来重新理解这一原则？沃格林策教授并没有做出解答，不过可以看到他演讲中针对当代世界变化所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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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教授在清华演讲：欧洲民族国家及其帝国框架
2016年9月26日晚，来自斯洛文尼亚卢比尔雅那大学的约瑟·沃格林策教授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之邀，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做了《欧洲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及其帝国框架》的演讲。
Joze教授
沃格林策教授自陈，本次演讲的灵感来源是汪晖教授在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范式”的批判。西方学者惯于使用“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来解释中国历史，这一叙述的基本内容是，伴随着现代时期欧洲在全球的扩张，原本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国家形式，中国也在这一过程中用“民族国家”取代了已经过时的前现代“帝国”架构。沃格林策教授认为，这一叙述模式不仅极大地遮蔽了中国世俗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掩盖了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的特殊条件。沃格林策教授因而希望在本次演讲中，使用全新的“帝国框架”，从欧洲的视野出发来讲述新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出现与兴起的故事。
通过“帝国框架”重新思考社会实践的历史性
“帝国框架”首先是要与习用的“欧洲传统”进行区分。在常见的保守主义式“欧洲传统”理解中，“欧洲传统”的内容是被给定的，其源头首先是具有理性因素的希腊-罗马古典传统，其次是犹太-基督教的精神传统。后续的历史发展则不断地在此之上积累种种“永恒的”、“普世的”文化价值，如宗教宽容、自由、平等、博爱等。从而，“欧洲传统”成为了一个累积式的、沿着线性目的论发展出来的价值百宝箱，其中的价值成为了被记录下来的集体记忆。
沃格林策教授则希望通过“帝国框架”激进地重新思考社会实践的历史性。也就是说，历史不是机械被动的记录，而应当是对过去的再发掘、对框架的再思考，以及对传统所发生历史变迁的主动记忆。历史应当被理解为社会斗争的结果，而非试图赋予历史运动一个给定的方向。沃格林策教授同时强调，他所使用的“帝国框架”是有物质基础的，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注重在时间与空间中思考经济基础、制度和文化遗产的物质存在。
沃格林策教授的“帝国框架”包含如下基本内容：他首先提出了一个“两层国家论”，即认为在帝国出现之前，同一空间中存在着互相竞争的数个国家，这是第一层级的国家形态。在竞争过程中，可能有某个国家脱颖而出，或可能有外来蛮族力量介入，总而言之，在这些国家之上形成了一个族群、文化、语言上更加混杂多样的帝国。帝国就是第二层级的国家形态。帝国覆灭后，尽管又再度回到分裂的多国竞争局面，但此时的状况已大大不同于帝国出现前，因为帝国必然留下一个文化上、制度上或物质上有某种程度同质性的“后帝国”框架和空间。后帝国空间中的国家竞争也往往抱有帝国的记忆，或具有恢复帝国的野心。之后的历史就反复在帝国-后帝国间摆荡。帝国覆灭后，后续可能会有其他帝国继起，这些帝国或者在领土上与之前的帝国有重叠，或者在文化上有记忆延续，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国家或文明都处在“后帝国”的框架中。
就本演讲所要讨论的欧洲而言 ，最为重要的帝国框架当然是罗马帝国。欧洲历史学家普遍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视作罗马帝国终结的标志，沃格林策教授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东罗马帝国在欧洲语境中虽普遍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但事实上，东罗马帝国完全是以罗马帝国自称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东罗马帝国后来被奥斯曼帝国所取代，沃格林策教授认为，与通常看法相反，奥斯曼帝国同样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罗马帝国覆灭后，后帝国时期的欧洲
接下来，沃格林策教授对后帝国时期的欧洲做了一个简略的历史回顾。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亡。在此之后，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帝国延续性的是天主教会。公元814年，查理曼大帝由教皇加冕、并被授予权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加冕、授权的仪式是由教皇主持的，教皇当时身着的甚至也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服装。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也覆灭了。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一世被选为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尔斯五世，神圣罗马帝国当然在理念上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但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帝国”之名更多地是一个幻象，未能形诸现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奠定了主要的西欧国家互相承认对方主权的原则，互相承认国家主权的国际准则不仅是后世民族国家架构的基础，而且也成为当代世界秩序的基础。1804年，拿破仑称帝，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放弃帝号，神圣罗马帝国于焉终结。
但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仍可观察到一些帝国遗产的长期延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拉丁语。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语言，在罗马帝国覆亡后的一千多年中，它也始终是欧洲的教会、大学和行政体系的语言，直到1849年，匈牙利议会才停止使用拉丁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而在天主教会那里，直到1962年，礼拜仪式中所使用的拉丁语才最终被现代语言所取代。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天主教会始终是在运用一种其信众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来举行宗教仪式。
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即“原型民族国家”（proto-national state）或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的兴起。所谓“原型民族国家”，沃格林策教授在此指的是自16世纪开始逐渐强盛起来的西班牙、法国、英国、尼德兰。这些国家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因而当他们强盛起来时，一方面，他们仍然是在后罗马帝国的框架内想象霸权的争夺，无怪乎他们最渴望的是得到罗马和意大利；另一方面，地理位置又迫使他们必须渡过大西洋来进行全球扩张，在这一过程中，美洲的发现为世界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也使得他们将原本的霸权争夺逐渐扩展到全球。与原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天主教与新教分裂，这也进一步破坏了后帝国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并不牢固的内核。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无法最终复兴罗马帝国，正在于德国信仰的是新教，而非天主教。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使得互相承认主权成为西方霸权下全球秩序的基本原则。
原型民族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与后者有很大区别。但原型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中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特征，后来在民族国家中承继下来。这些特征包括：统一的行政和财政系统；在行政管理中使用地方语言；管理阶级的效忠对象是国家或作为代表国家的国王，而非王朝。
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几个重要阶段
民族并不具备原始存在，原始、自然的民族根源实际是19世纪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现代世界奠定了一系列根基，其中一个重大的创造便是“政治民族”。法国大革命基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主义哲学家的一套理念，它提出，一切居住在法国的、有一定财产的自由成年男性，都是法国公民，由公民所组成的政治体构成了法国民族。但这样的政治民族，实际上是是把公民所组成的政治社会重新灌输到作为制度容器的国家结构当中去，也即是说，作为框架和容器的国家已经事先存在了。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意欲征服整个欧洲，面对拿破仑入侵的危机，费希特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文化民族”的理念正从兹而来。德国此时并未统一，仍是许多分裂小政治体的集合，费希特因而号召德国人在语言、文化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民族”的概念看似只与文化有关，但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沃格林策教授指出，尽管许多研究者惯于将法国的“政治民族”模式与德国的“文化民族”模式对立起来，但他认为，二者应该被视为民族主义发展中彼此接续的两个不同阶段，或是一个进程的不同侧面。
德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很快影响了德国以东的一大批斯拉夫语族群。1820年代，这些地区的许多民族开始尝试找寻自身民族的自然根源。如果说，在1820年代诸多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之间还保持着对对方的尊重乃至敬仰，那么到1848-1849年民族意识广泛觉醒的“民族之春”，事情就开始变化了。不同民族之间转而攻讦对方，因为他们居住在共同的空间中，为了争夺领土，不得不彼此争斗。
1815年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都是在帝国的边缘或帝国缝隙之中产生的，帝国的崩解也会带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催生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国家的成型；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败于一战，加上随后俄国十月革命，造就了中东欧的一大批民族国家；苏联的解体则分裂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沃格林策教授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了1910年代的奥匈帝国，其内部族群和语言的混杂程度，使得奥匈帝国的内部空间很难转化成为一个强型国家。
Joze教授在演讲现场
沃格林策教授指出，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重要指标官方语言或共同语言，实际只会出现在已经成立的民族国家中。意大利统一时，讲意大利语的只有托斯卡纳人；法国大革命后，操法语的人群也是整个人口中的少数。官方语言的传播所经历的过程，必然是首先来教育政府行政官员，再通过他们传播到基层。从而，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先验关系实际是一个神话。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语言的神话遮掩了如何决定民族归属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哈布斯堡王朝覆灭时，如何在德国和斯洛文尼亚之间做民族选择，成为了活生生的困境。那时，德语是行政系统和学校的语言，斯洛文尼亚语则是农民的语言。因此毫不奇怪，最终，教师、行政官员们倾向于选择变成德国人，而乡村教士、农民选择变成斯洛文尼亚人。
现代语言的推广和传播实际上并不是由民族主义推动的，其根本动力在于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必然要求普通人学会读写。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意识反而是在读写教育中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也不完全与语言或族群有必然联系，而可能是出于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冲动。
沃格林策教授接下来比较了两种针对19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有影响力的解释。首先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 “想象的共同体”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通过现实主义小说和日常交流，某个空间中的人群得以感受到同时性，从而互相认同。沃格林策教授认为，这一解释实际上意味着，首先要出现一个制度化的空间，民族正是在这个制度空间内想象自身的。“想象的共同体”论适用的地区是西属美洲。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为这一地区划定了想象的空间边界，因此，尽管整个西属美洲都使用西班牙语，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却依然沿着殖民统治的行政边界形成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解释。霍布斯鲍姆将民族的出现视作一个经济空间内竞争性政治结构的产物。他使用的例证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高度多元和混杂的语言、文化、族群实际上已经跨越行政所划定的边界，因此引发了民族国家成型时的种种矛盾。
哈布斯堡王朝辖下曾居住有数量众多的族群。那些主要人口不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民族，如德国、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意大利，后来大部分转变成了民族国家。主体人口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民族，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尽管他们人口数量有限，在19世纪前期讲的也是同样的语言，但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他们也最终沿着宗教信仰的边界，各自独立成为了民族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对比是从1900年到2000年间欧洲国家内部少数族群的状况。有趣的是，那些原型民族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辖下的少数族群，如英国的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尼西亚、巴斯克和加里西亚，在1900年尚未拥有民族国家，100年后，大部分即便获得了部分的政治自治，也并没有实现独立。这里的例外是爱尔兰。爱尔兰很特殊，因为它长期被英国视作真正的殖民地，其待遇与非洲、亚洲的殖民地并无二致。最终，爱尔兰是这些族群中唯一实现了独立的。反观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领下的诸少数民族，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几乎都实现了独立。
二战后“民族国家”内涵的变迁
沃格林策教授认为，二战后的世界，民族国家的形式和状况又有了很大变化。民族国家虽然仍是拥有国家机器的同质化制度空间，但在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之后，全球已经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被划分为了形式上平等、内部同质的领土单元，不论这些国家在规模、内部结构或国际事务中扮演角色上有多大差别。在国际上，民族国家被统一认定为民族（nation），这正是联合国（United Nations）名称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可以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勾连起来的国家内部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会很快被压抑，弱化为族群问题而非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被外部力量利用，挑起真正的民族主义动员。
当代世界不断增长的国内和国际不平等正在严峻挑战民族国家和民族概念自身。尽管民族国家仍是当代世界的基本国家形式，但人们已经不再能将其视作共同体的“自然”形式。今天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各国，已经很难再在19世纪的民族国家意义上去理解了。各国的学生在求学和就业时，往往是以整个欧盟范围内来思考自己的前途，不再仅仅限于母国内部。今天欧洲发生的种种分离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上的诉求也是微弱的。加泰罗尼西亚或意大利北部与西班牙其他地区或意大利南部的矛盾，并不完全以民族差异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大程度上，它们根源于富裕地区对民族国家内部财富分配的不满。与此相对应，东欧则仍可观察到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是因为左翼和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地区的失败，由于缺乏进步议程，人们用民族主义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恐惧。
沃格林策教授最后谈到了中国。他认为，到今天，要说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已经太迟了。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同样不能用一个19世纪欧洲语境中的民族国家范式来理解——中国并非那样一个自然的共同体，要读懂中国，首先需要回到一个更为广阔和丰富的框架中去。
汪晖评议：在动态的历史关系中，讲述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出现的历史
汪晖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本次演讲最为吸引人之处，在于沃格林策不是从一个给定的理论起点出发，而是在动态的历史关系中，讲述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出现的历史。沃格林策教授的帝国-后帝国框架，非常明显区别于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叙述，给了我们重新观察许多历史现象的方法。演讲中提及的一个例子是战国。在韦伯看来，战国与欧洲君主国之间的纷争是类似的，从而他提出中国有政治理性主义而没有经济理性主义的著名命题。但这一叙述已经受到近代民族国家基本观念的影响，遗忘了战国实际上是在一个后帝国的框架内展开竞争，从而秦朝的建立，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兴起，而是将种种政治、文化、制度的因素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帝国。
第二个有意思的观察关于原型民族国家。原型民族国家也与罗马帝国有深刻的关系，处于后帝国框架中。这些国家治下也有少数民族，但这些地方民族很少能有机会获得独立，只有爱尔兰是例外。而在哈布斯堡王朝这样多样性的帝国框架下，获得独立的民族却是非常多的。这个对比有助于我们观察不同政治体衍生出来的不同现象。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第三个有意思的观察是关于公民权的。法国大革命奠定的现代政治民族的个体单位是公民，但在今天这样的帝国或后帝国的框架下，如欧盟，公民和nation之间的关系如何来看待？一方面好像有很强的民族认同，如后南斯拉夫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但加入欧盟使得过去的公民权观念也开始松动。当然，欧盟的存在作为一个帝国或后帝国框架，不同于奈格里所描述的全球性的帝国。
最后，近代以来国家的形式平等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创造之一。到底如何来估价它的意义？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石性原则，但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到底如何来重新理解这一原则？沃格林策教授并没有做出解答，不过可以看到他演讲中针对当代世界变化所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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