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Polarization）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几乎和美国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沾边，无论是恶性党争，国会崩坏，还是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上台，乃至民主制度的衰败/失衡，都能把锅甩到极化身上。
也正是因此，有关极化的讨论和研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各方大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探寻极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这一现象对当下和未来美国社会政坛的影响。总的来说，学界对当前这一轮极化开启的诱因和最早出现时间有着比较统一的定论，但对什么因素加剧了极化的程度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极化的定义及其问题
首先，在讲极化现象的起源和发展之前，先要给极化这个概念下个定义。
极化在美国政治的语境中，指的是美国两党选民和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方面的极端化。在极化的推动下，两党均是根据保守和自由主义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来引导自身的政治行为。而这一过程自然而然的推动了两党选民和精英在重大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判断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发展到今天，基本形成了红蓝两个美国分裂的局面。
通俗点讲，极化，就是民主党变得更左，而共和党变得更右。两党之间曾经宽阔的中间交际地带，随着极化现象的发生变得愈发狭窄，甚至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最直观的数据，就是选民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皮尤中心2014年的数据调查显示，自1994年以来20年的时间中，自认为简单自由派/保守派的美国人翻了一倍，从94年的10%上升到21%。而两党选民的意识形态中间值差异，也有着显著提升。截止到2014年，92%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要更右，而94%的民主党人要比共和党人更左，这一数据在二十年前仅位于60-70%的水平。
而如果稍微了解美国政治的话，都知道90年代的美国远非什么两党认同一致的和谐年代。在1994年金里奇革命掀起的焦土式政治大行其道20余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极化比90年代还要严重得多，足以说明极化现象在美国社会现在有多么根深蒂固了。
与此同时，作为政党精英的两党国会议员，也同样伴随着选民的极端化而自我调整。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两党国会议员开始变得愈发和党派主流靠拢团结，使得六七十年代规模庞大的两院中间派势力在几十年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两党的党派团结率分（Partisan Unity Scores）均从70年代的60%左右，上涨到21世纪初的90%水平，而奥巴马特朗普两任总统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党内同化的趋势。一党多数必定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于是奥巴马任内的重大立法成就奥巴马医改没有一票来自于国会共和党人，特朗普的税改，也没有任何民主党人支持。
虽然单就极化问题本身来说，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由于美国民主制度实行的是福山所称之为“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复杂机制，国会两院实权还同时三权分立，使得政治机制的正常运作需要多个环节的配合工作和广泛的跨党派民意支持。
在两党选民和精英都因为极化而缺乏共识，本质上完全对立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几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运作。随着而来的政治僵局和政府低效，导致了长期社会性问题频频得不到解决，民众对政府和体制失去信心，进而产生了浓厚的反建制和民粹主义情绪，给特朗普登场搭建了舞台。
而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快演变成了两党选民对彼此的怨恨和敌视，负面式竞选成为了政治选举中主要采取的方式，而党同伐异为反对而反对，则成了两党选民思考问题时所最先思考的因素。在政治极化登峰造极的2020年，美国一切的事务都要通过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滤镜来筛选。事实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凡事先要看立场，站队要紧。
极化固然不是美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但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极化比美国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即便是呼吁团结的拜登取代推动分裂的特朗普成为了总统，美国政治极化也没有出现丝毫好转的迹象。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阴影，仍将长期笼罩着美国的未来，毕竟，能发生一次的事情，肯定还能再发生第二次。
当然，美国当前的现状，肯定不是简简单单极化一个问题所造成的。未来怎么样，现在也说不好，与其鼓吹失败主义杞人忧天，不如先回顾回顾历史。
极化的起源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极化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建国初期，内战前美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两极化和两党尖锐对立。但一般来说，当前所指的政治极化，都是建立于美国内战重建（Reconstruction）结束，第四政党体系确立以来的语境之下。所谓有史以来政治最极化，社会最分裂，也是从内战后开始算起。（毕竟，内战不就是极化/分裂的衍生物嘛）
具体到现在这一轮的政治极化，普遍的认知是它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而政治极化诞生的诱因，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引发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崩塌，进而出现的选民迁徙和政党力量重组。
过去往往有一个常见却错误的坊间智慧，即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历史上经过意识形态的换位，民主党从保守主义为主导变为了自由派的代言人，而共和党则从左转右，完美实现和民主党的对调。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两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是简单粗暴地交换立场，更多像是剔除了党内原来势力庞大的意识形态异端/独立山头，最终使得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分变得无比明确。
历史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意识形态较为松散的大联盟政党，其选民组成和政策立场往往和美国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而不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流派。民主党在内战后的早期虽然确实是由南方/保守派波旁民主党人为核心，但也吸收了中西部带有左翼经济民粹色彩的农场主作为补充。十九世纪末劳工运动兴起后，民主党更是积极和工会势力以及大城市中的政治机器所勾结，意图扩大自己的选民基本盘，和作为第四政党体系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共和党进行抗衡。
等到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代民主党总统上台，特别是后者的新政，奠定了自由主义作为民主党主流的基础。而罗斯福上台执政带来的新政联盟，囊括了包括南方白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劳工势力、爱尔兰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非裔美国人，形成了广泛群众基础。于是，凭借着新政联盟的力量，民主党在193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中取代了共和党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多数党和霸者，开启了美国的第五政党体系。正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引发新政联盟逐步解体，才有了后来70年代极化现象出现的可能。
而共和党在历史上同样也存在着意识形态迥异的内部派系和山头。重建结束后，共和党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有着绝对性优势，长期把持总统和国会的控制权（一度30年只有一位民主党总统）。虽然政党内部的主要话语权由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建制派把控，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力量一直十分强势。在镀金时代美国西部诸州逐渐加入联邦之后，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在共和党内部更是成为了主流的思潮。
不过，由于第四政党体系下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所代言的共和党左翼势力在二十世纪初长期保持着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新政之后，共和党为了突破新政联盟的包围，频繁需要提名温和乃至自由派的共和党人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抗衡，客观上给共和党的中间自由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必要。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高潮退去，二战结束之后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优势出现缩水。政治立场通常较为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为了遏制自由派和美国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种族隔离情绪，主动和保守派共和党人结成了政治同盟，组成了长期实质性控制国会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
通过对委员会层面的绝对控制，保守派联盟有效的阻击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的民权法案。然而，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交锋的大背景，让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了美国的负资产，变相促使除南方前邦联州外的国会议员迫于外界压力，逐步摒弃了放任南方民主党人单方面否决民权类法案的做法。最终，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敲响了南方种族隔离时代的“丧钟”，但与此同时，身为民主党人却签署民权法案的林登·约翰逊也亲手开启了民主党在“稳固南方”的崩盘。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党和南方的“脱钩”，并不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时间才宣告完成。重建结束之后在南方一党独大长达百年时间的民主党毕竟树大根深，长期执政所带来的稳固政党组织框架和选民的投票惯性，在民权法案生效之后的几十年时间起到了对冲作用。虽然绝大部分南方州在联邦大选层面不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76年的卡特例外），但仍稳定选出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直到1994年和2010两次民主党总统任内的转型式中期选举才改变了这一惯性。
但不管怎么说，民主党逐渐失去南方白人的支持，使得原先稳固的新政基本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而随着大部分保守派南方民主党议员被共和党人所取代，原先在民主党内拥有具足轻重力量的保守一翼基本失去话语权和生存空间，使得民主党自我净化掉了意识形态的异端，变为自由派为绝对主导的政党。
与民主党变化相应的，便是共和党在吸收了大量南方选民的情况下，逐渐丢失原有的东北部“气质”。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两大因素越来越浓的共和党，不可避免地疏远了信奉世俗主义的东北部原共和党选民，把他们推向了民主党的阵营。
一来一往，两党都刷掉了己方阵营中一度强势的“异端势力”，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整合。实际上，这一变化让美国政治从1940-50年代的“四党共治”（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共和党人）真正变成了70年代后的“两党对立”，从50年代两党缺乏本质性差别，变为70年代后的对比鲜明。
如果没有南方转型作为诱因，美国政治恐怕不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口和经济占比都不显著的南方，长期在美国历史上拥有远超地域本身硬实力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有趣且独特的现象。
推动极化的原因
然而，政党重组只是政治极化现象出现的导火索而已，真正把极化推向到今天两党剑拔弩张，事事针尖对麦芒这样极端局面的“幕后黑手”，另有他人，也不止一个。
在这方面，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为了讲得全面一点，顺带避免争议，这里就把基本被公认和极化有关的因素全部都讲一遍。
首先，推动极化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政治体制内部的改革和变化，另一种则是社会和选民本身所经历的变动。两大类原因之间并不互相排斥，时常相辅相成，齐心合力把极化推向高峰。（而究竟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选民要为极化负主要责任的有关讨论，很多时候和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之类的辩论没啥区别
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
197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党权力弱化，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摇摆选区数量减少，和选举激烈程度上升等方面。
初选制度的出现，极大的削弱了政党原先对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力。虽然初选有利于促进党内民主，把选择权力返还给基层选民，但权力弱化的政党无法积极的排除党内的极端因素。初选相对较小的选民规模，更是有利于党内的意识形态积极分子掌握政客的生死权，逼迫国会议员必须尽量严格遵循党的意识形态路线，不然将失去重新获得提名的机会。
不公平的选区重划（Gerrymandering）则加剧了初选带来的问题。伴随着摇摆选区数量的下滑，让大部分议员都处于稳固的红蓝席位，真正有意义的选举只是两党内部的初选。而由于两党选民愈发对反对党充满了抵触情绪，为了政治生存的政党精英也必须要相应的调整自己，进一步推动极化。
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同样也对极化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效果。从60-70年代开始，民主党自由派不满于保守派南方民主党人长期把持重要委员会，开始积极推动参众两院权力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众议院的“削藩”行为，使得立法权力重新高度集中在议长/领导层身上。
金里奇革命之后，更是让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登峰造极，基层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大部分缺乏个人独特政治形象的议员，在缺乏立法成效的情况下，只能更多遵循党的基本路线，避免犯路线错误丢掉饭碗。
在此期间，直播国会议事程序的电视频道C-SPAN开播，虽然有利于透明化民主过程，但各类听证会却也不可避免地变为了两党议员为博眼球的作秀平台和党争工具，进一步压缩了两党可合作的方式和空间。
最后，国会和总统选举的激烈程度，也降低了两党之间合作妥协的意愿。1990年代以来两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常态，在美国历史上其实非常罕见。内战后的第四第五政党体系都有明确的多数党/主导政党存在（先是共和党，后是民主党）。
新政之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国会长期由民主党把持，共和党曾在众院连续四十年在野。相对低频率的国会控制权换手，反倒有助于两党的合作（因为在野党看不到翻身的希望）。1994年之后，国会两院控制权频繁出现更迭，每两年都有可能出现新多数党，这大大降低了双方妥协的意愿。只需要反对党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让执政党一事无成，那么就可以等待政治风向推动自己上台。
也就是说，选举竞争的愈发激烈提高了政治极化的收益，进入到新时代后，对立更加符合两党的核心利益——成为多数党，也难怪国会成为了政治极化的最大受害者。
社会和选民的变动
政治极化的另一大类驱动力量，则是美国社会和选民自1970年代以来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两党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苏联。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宿敌，让两党失去了一个可以一致对外的理由。选民的代际更迭，特别是大萧条二战年代成长起来的“伟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逐步凋零退出核心选民队伍，被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社会变故、缺乏集体记忆的战后婴儿潮和千禧世代所取代，造成了“这届选民不行”的本质性问题。
美国社会的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给政治党争加入了文化和族群斗争的新变量。两党之间斗争逐渐由从原先利益分配方面的角力转向了道德和种族层面的话语权的争夺。双方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所斗法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2020年，两党选民互相之间的看法，都是极度负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互相仇恨的。
而选民互相之间的敌对情绪，自然会折射到他们选出的国会议员和总统（比如特朗普）身上。负面党派情绪（Negative Partisanship）的另一直接后果，是美国选民愈发不愿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分割选票（Ticket Splitting），参院和众院选举结果与总统大选高度趋同。来自“敌人地盘”议员数量的大幅减少，国会内部和总统都缺乏向另一方让步妥协的政治意愿和需要。
另一方面，两党意识形态主流在70年代确立之后，两党选民自主的进行党派选择行为（Partisan Sorting），进一步固化了两党的政治立场和区域性优势。70年代后，两党内部不完全符合政党主流标准的少数派，除了转投对立党派之外，往往会选择自我调整，积极向党的主流靠拢，增强了党内意见的一致性。
选民自主选择向党派靠拢的同时，还会根据政治倾向来选择居住工作的地方。党派理念相同的人抱团，自然会加速美国政治地理的红蓝分裂。于是，大部分州都是红区越来越红，蓝区越来越蓝，带来的后果则是国会两党的安全选区/州越来越多，中间温和派选民的政治影响力随之下滑。
冗长频繁的选举周期和竞选成本（金钱/政治现金）的激增，则更是放大了党内愿意花时间经历去参与初选/其他选举活动的政党活跃分子的能量，让政党精英不得不受制于党内的极端势力。
最后，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和传统媒体的衰败，使得美国民众逐渐在事实认知和基本价值判断层面就出现分歧。1960-70年代美国选民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传统的纸媒和ABC、NBC、CBS三大电视台。在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 的约束下，大部分媒体报道是相对客观可靠的，起码民众对事实还是有着比较共同的认识。
但自从里根政府废除公平原则之后，随之出现的24小时新闻周期和主观新闻台（CNN, FOX, MSNBC）逐渐让新闻报道变动主观起来。这些带有明确党派倾向的电视台，满足观众的同时，加固了公众的党派偏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再加上社交媒体根据用户偏好推送新闻的做法，更是把大部分美国民众圈在了自己的信息回音壁之中。假新闻和阴谋论大肆横行，两党之间现在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不能达成一致，焉能有不极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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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语境中的极化现象：定义、起源与发展
极化（Polarization）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几乎和美国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沾边，无论是恶性党争，国会崩坏，还是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上台，乃至民主制度的衰败/失衡，都能把锅甩到极化身上。
也正是因此，有关极化的讨论和研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各方大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探寻极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这一现象对当下和未来美国社会政坛的影响。总的来说，学界对当前这一轮极化开启的诱因和最早出现时间有着比较统一的定论，但对什么因素加剧了极化的程度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极化的定义及其问题
首先，在讲极化现象的起源和发展之前，先要给极化这个概念下个定义。
极化在美国政治的语境中，指的是美国两党选民和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方面的极端化。在极化的推动下，两党均是根据保守和自由主义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来引导自身的政治行为。而这一过程自然而然的推动了两党选民和精英在重大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判断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发展到今天，基本形成了红蓝两个美国分裂的局面。
通俗点讲，极化，就是民主党变得更左，而共和党变得更右。两党之间曾经宽阔的中间交际地带，随着极化现象的发生变得愈发狭窄，甚至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最直观的数据，就是选民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皮尤中心2014年的数据调查显示，自1994年以来20年的时间中，自认为简单自由派/保守派的美国人翻了一倍，从94年的10%上升到21%。而两党选民的意识形态中间值差异，也有着显著提升。截止到2014年，92%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要更右，而94%的民主党人要比共和党人更左，这一数据在二十年前仅位于60-70%的水平。
而如果稍微了解美国政治的话，都知道90年代的美国远非什么两党认同一致的和谐年代。在1994年金里奇革命掀起的焦土式政治大行其道20余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极化比90年代还要严重得多，足以说明极化现象在美国社会现在有多么根深蒂固了。
与此同时，作为政党精英的两党国会议员，也同样伴随着选民的极端化而自我调整。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两党国会议员开始变得愈发和党派主流靠拢团结，使得六七十年代规模庞大的两院中间派势力在几十年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两党的党派团结率分（Partisan Unity Scores）均从70年代的60%左右，上涨到21世纪初的90%水平，而奥巴马特朗普两任总统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党内同化的趋势。一党多数必定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于是奥巴马任内的重大立法成就奥巴马医改没有一票来自于国会共和党人，特朗普的税改，也没有任何民主党人支持。
虽然单就极化问题本身来说，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由于美国民主制度实行的是福山所称之为“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复杂机制，国会两院实权还同时三权分立，使得政治机制的正常运作需要多个环节的配合工作和广泛的跨党派民意支持。
在两党选民和精英都因为极化而缺乏共识，本质上完全对立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几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运作。随着而来的政治僵局和政府低效，导致了长期社会性问题频频得不到解决，民众对政府和体制失去信心，进而产生了浓厚的反建制和民粹主义情绪，给特朗普登场搭建了舞台。
而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快演变成了两党选民对彼此的怨恨和敌视，负面式竞选成为了政治选举中主要采取的方式，而党同伐异为反对而反对，则成了两党选民思考问题时所最先思考的因素。在政治极化登峰造极的2020年，美国一切的事务都要通过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滤镜来筛选。事实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凡事先要看立场，站队要紧。
极化固然不是美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但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极化比美国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即便是呼吁团结的拜登取代推动分裂的特朗普成为了总统，美国政治极化也没有出现丝毫好转的迹象。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阴影，仍将长期笼罩着美国的未来，毕竟，能发生一次的事情，肯定还能再发生第二次。
当然，美国当前的现状，肯定不是简简单单极化一个问题所造成的。未来怎么样，现在也说不好，与其鼓吹失败主义杞人忧天，不如先回顾回顾历史。
极化的起源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极化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建国初期，内战前美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两极化和两党尖锐对立。但一般来说，当前所指的政治极化，都是建立于美国内战重建（Reconstruction）结束，第四政党体系确立以来的语境之下。所谓有史以来政治最极化，社会最分裂，也是从内战后开始算起。（毕竟，内战不就是极化/分裂的衍生物嘛）
具体到现在这一轮的政治极化，普遍的认知是它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而政治极化诞生的诱因，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引发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崩塌，进而出现的选民迁徙和政党力量重组。
过去往往有一个常见却错误的坊间智慧，即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历史上经过意识形态的换位，民主党从保守主义为主导变为了自由派的代言人，而共和党则从左转右，完美实现和民主党的对调。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两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是简单粗暴地交换立场，更多像是剔除了党内原来势力庞大的意识形态异端/独立山头，最终使得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分变得无比明确。
历史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意识形态较为松散的大联盟政党，其选民组成和政策立场往往和美国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而不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流派。民主党在内战后的早期虽然确实是由南方/保守派波旁民主党人为核心，但也吸收了中西部带有左翼经济民粹色彩的农场主作为补充。十九世纪末劳工运动兴起后，民主党更是积极和工会势力以及大城市中的政治机器所勾结，意图扩大自己的选民基本盘，和作为第四政党体系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共和党进行抗衡。
等到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代民主党总统上台，特别是后者的新政，奠定了自由主义作为民主党主流的基础。而罗斯福上台执政带来的新政联盟，囊括了包括南方白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劳工势力、爱尔兰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非裔美国人，形成了广泛群众基础。于是，凭借着新政联盟的力量，民主党在193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中取代了共和党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多数党和霸者，开启了美国的第五政党体系。正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引发新政联盟逐步解体，才有了后来70年代极化现象出现的可能。
而共和党在历史上同样也存在着意识形态迥异的内部派系和山头。重建结束后，共和党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有着绝对性优势，长期把持总统和国会的控制权（一度30年只有一位民主党总统）。虽然政党内部的主要话语权由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建制派把控，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力量一直十分强势。在镀金时代美国西部诸州逐渐加入联邦之后，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在共和党内部更是成为了主流的思潮。
不过，由于第四政党体系下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所代言的共和党左翼势力在二十世纪初长期保持着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新政之后，共和党为了突破新政联盟的包围，频繁需要提名温和乃至自由派的共和党人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抗衡，客观上给共和党的中间自由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必要。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高潮退去，二战结束之后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优势出现缩水。政治立场通常较为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为了遏制自由派和美国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种族隔离情绪，主动和保守派共和党人结成了政治同盟，组成了长期实质性控制国会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
通过对委员会层面的绝对控制，保守派联盟有效的阻击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的民权法案。然而，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交锋的大背景，让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了美国的负资产，变相促使除南方前邦联州外的国会议员迫于外界压力，逐步摒弃了放任南方民主党人单方面否决民权类法案的做法。最终，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敲响了南方种族隔离时代的“丧钟”，但与此同时，身为民主党人却签署民权法案的林登·约翰逊也亲手开启了民主党在“稳固南方”的崩盘。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党和南方的“脱钩”，并不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时间才宣告完成。重建结束之后在南方一党独大长达百年时间的民主党毕竟树大根深，长期执政所带来的稳固政党组织框架和选民的投票惯性，在民权法案生效之后的几十年时间起到了对冲作用。虽然绝大部分南方州在联邦大选层面不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76年的卡特例外），但仍稳定选出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直到1994年和2010两次民主党总统任内的转型式中期选举才改变了这一惯性。
但不管怎么说，民主党逐渐失去南方白人的支持，使得原先稳固的新政基本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而随着大部分保守派南方民主党议员被共和党人所取代，原先在民主党内拥有具足轻重力量的保守一翼基本失去话语权和生存空间，使得民主党自我净化掉了意识形态的异端，变为自由派为绝对主导的政党。
与民主党变化相应的，便是共和党在吸收了大量南方选民的情况下，逐渐丢失原有的东北部“气质”。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两大因素越来越浓的共和党，不可避免地疏远了信奉世俗主义的东北部原共和党选民，把他们推向了民主党的阵营。
一来一往，两党都刷掉了己方阵营中一度强势的“异端势力”，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整合。实际上，这一变化让美国政治从1940-50年代的“四党共治”（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共和党人）真正变成了70年代后的“两党对立”，从50年代两党缺乏本质性差别，变为70年代后的对比鲜明。
如果没有南方转型作为诱因，美国政治恐怕不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口和经济占比都不显著的南方，长期在美国历史上拥有远超地域本身硬实力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有趣且独特的现象。
推动极化的原因
然而，政党重组只是政治极化现象出现的导火索而已，真正把极化推向到今天两党剑拔弩张，事事针尖对麦芒这样极端局面的“幕后黑手”，另有他人，也不止一个。
在这方面，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为了讲得全面一点，顺带避免争议，这里就把基本被公认和极化有关的因素全部都讲一遍。
首先，推动极化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政治体制内部的改革和变化，另一种则是社会和选民本身所经历的变动。两大类原因之间并不互相排斥，时常相辅相成，齐心合力把极化推向高峰。（而究竟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选民要为极化负主要责任的有关讨论，很多时候和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之类的辩论没啥区别
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
197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党权力弱化，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摇摆选区数量减少，和选举激烈程度上升等方面。
初选制度的出现，极大的削弱了政党原先对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力。虽然初选有利于促进党内民主，把选择权力返还给基层选民，但权力弱化的政党无法积极的排除党内的极端因素。初选相对较小的选民规模，更是有利于党内的意识形态积极分子掌握政客的生死权，逼迫国会议员必须尽量严格遵循党的意识形态路线，不然将失去重新获得提名的机会。
不公平的选区重划（Gerrymandering）则加剧了初选带来的问题。伴随着摇摆选区数量的下滑，让大部分议员都处于稳固的红蓝席位，真正有意义的选举只是两党内部的初选。而由于两党选民愈发对反对党充满了抵触情绪，为了政治生存的政党精英也必须要相应的调整自己，进一步推动极化。
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同样也对极化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效果。从60-70年代开始，民主党自由派不满于保守派南方民主党人长期把持重要委员会，开始积极推动参众两院权力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众议院的“削藩”行为，使得立法权力重新高度集中在议长/领导层身上。
金里奇革命之后，更是让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登峰造极，基层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大部分缺乏个人独特政治形象的议员，在缺乏立法成效的情况下，只能更多遵循党的基本路线，避免犯路线错误丢掉饭碗。
在此期间，直播国会议事程序的电视频道C-SPAN开播，虽然有利于透明化民主过程，但各类听证会却也不可避免地变为了两党议员为博眼球的作秀平台和党争工具，进一步压缩了两党可合作的方式和空间。
最后，国会和总统选举的激烈程度，也降低了两党之间合作妥协的意愿。1990年代以来两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常态，在美国历史上其实非常罕见。内战后的第四第五政党体系都有明确的多数党/主导政党存在（先是共和党，后是民主党）。
新政之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国会长期由民主党把持，共和党曾在众院连续四十年在野。相对低频率的国会控制权换手，反倒有助于两党的合作（因为在野党看不到翻身的希望）。1994年之后，国会两院控制权频繁出现更迭，每两年都有可能出现新多数党，这大大降低了双方妥协的意愿。只需要反对党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让执政党一事无成，那么就可以等待政治风向推动自己上台。
也就是说，选举竞争的愈发激烈提高了政治极化的收益，进入到新时代后，对立更加符合两党的核心利益——成为多数党，也难怪国会成为了政治极化的最大受害者。
社会和选民的变动
政治极化的另一大类驱动力量，则是美国社会和选民自1970年代以来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两党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苏联。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宿敌，让两党失去了一个可以一致对外的理由。选民的代际更迭，特别是大萧条二战年代成长起来的“伟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逐步凋零退出核心选民队伍，被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社会变故、缺乏集体记忆的战后婴儿潮和千禧世代所取代，造成了“这届选民不行”的本质性问题。
美国社会的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给政治党争加入了文化和族群斗争的新变量。两党之间斗争逐渐由从原先利益分配方面的角力转向了道德和种族层面的话语权的争夺。双方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所斗法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2020年，两党选民互相之间的看法，都是极度负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互相仇恨的。
而选民互相之间的敌对情绪，自然会折射到他们选出的国会议员和总统（比如特朗普）身上。负面党派情绪（Negative Partisanship）的另一直接后果，是美国选民愈发不愿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分割选票（Ticket Splitting），参院和众院选举结果与总统大选高度趋同。来自“敌人地盘”议员数量的大幅减少，国会内部和总统都缺乏向另一方让步妥协的政治意愿和需要。
另一方面，两党意识形态主流在70年代确立之后，两党选民自主的进行党派选择行为（Partisan Sorting），进一步固化了两党的政治立场和区域性优势。70年代后，两党内部不完全符合政党主流标准的少数派，除了转投对立党派之外，往往会选择自我调整，积极向党的主流靠拢，增强了党内意见的一致性。
选民自主选择向党派靠拢的同时，还会根据政治倾向来选择居住工作的地方。党派理念相同的人抱团，自然会加速美国政治地理的红蓝分裂。于是，大部分州都是红区越来越红，蓝区越来越蓝，带来的后果则是国会两党的安全选区/州越来越多，中间温和派选民的政治影响力随之下滑。
冗长频繁的选举周期和竞选成本（金钱/政治现金）的激增，则更是放大了党内愿意花时间经历去参与初选/其他选举活动的政党活跃分子的能量，让政党精英不得不受制于党内的极端势力。
最后，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和传统媒体的衰败，使得美国民众逐渐在事实认知和基本价值判断层面就出现分歧。1960-70年代美国选民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传统的纸媒和ABC、NBC、CBS三大电视台。在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 的约束下，大部分媒体报道是相对客观可靠的，起码民众对事实还是有着比较共同的认识。
但自从里根政府废除公平原则之后，随之出现的24小时新闻周期和主观新闻台（CNN, FOX, MSNBC）逐渐让新闻报道变动主观起来。这些带有明确党派倾向的电视台，满足观众的同时，加固了公众的党派偏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再加上社交媒体根据用户偏好推送新闻的做法，更是把大部分美国民众圈在了自己的信息回音壁之中。假新闻和阴谋论大肆横行，两党之间现在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不能达成一致，焉能有不极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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