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瞎扯闲聊之前，我先说两点，以免对一些同学带来不适，第一点，我本人从不“反犹”，也不反对地球上的任何种族，非常同情犹太人二战时期的遭遇；第二点，我不赞成哈马斯的做法，并谴责哈马斯针对平民的攻击，但更反对以色列对几乎所有巴勒斯人采取的长期性的，类似对待动物一样的隔离、封锁和自生自灭等，以及比哈马斯还不顾及平民伤亡的报复行为。
巴以冲突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可能会做出一些是非判断，但这些判断可能不足以理解和预测未来趋势的走向。
“正义”二字本身，是非常具有门槛和代价的，很多时候还具有非常明显的“滞后性”，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了。
如果每次战争要发生的时候，战争发动者坐下来先判断一下，是否“正义”，如果大家讨论说不“正义”，那就不要发动战争，战争也就没有了，但问题是，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还可以告诉大家，针对中国的一些恐怖袭击组织，美国等在很长时间里都还不承认其是恐怖组织（911之后为了让中国支持其反恐，才承认了）。
现实情况是，每次发动战争的一方，都有足够的“正义”理由，而且很多时候，所谓“被迫”反击的一方，也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因为对于想发动战争的一方来说，“嫁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请注意，大家别激动，我没说哈马斯，比如日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包括自导自演的918事变，包括借口一名日军失踪要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日本的策划下，实际上变成了是中国人“搞事情”和“包庇”，日本是被迫还击和采取行动。
当然，也有人说，谁是“正义”的，或者你要站在哪一边判断起来其实很简单，比如对其提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就可以了，你有个公司，是愿意在以色列开展业务，还是在加沙，是想在美国，还是在阿拉伯世界等等。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诱导性逻辑错误，这就好比说，问一个人，你愿意当亿万富翁，还是愿意做一个负债累累的穷苦老百姓。然后来判断，亿万富翁和负债累累的穷苦老百姓，哪个是“正义”的一方？还是说通过回答，来筛选回答者是否站在“正义”的一边？
这也类似于说，墨西哥人大部分都想移民到美国，女孩子都想嫁到美国去，那是不是说出生在墨西哥，就是不“正义”的？要是其他国家的人选择跟美国做生意，不选择跟墨西哥做生意，就是选择了“正义”，远离了“邪恶”？
那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占领墨西哥，把墨西哥人都隔离和封锁起来，让其自生自灭，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因为大家都愿意来美国，愿意嫁到美国去，愿意跟美国做生意，而不愿意跟墨西哥有关系啊。
如果再推理下去，是不是没有出生在美国，没有跟美国发生关系的人，是不是都得责怪自己的国家、出生地、父母等不“正义”呢？
这种逻辑，我在上一篇瞎扯闲聊里面，已经说过了，这叫“谁经营得好，就归谁”的逻辑，也就是其“合法性”和“正义”等，都来自“发展得好”，在这种逻辑下，发展的不好，就是非“正义”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全世界，只有10亿发达国家人口是地球的“合法”人口，其他70亿人口都是“非法”人口。
当然，如果“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判断起来要是如此简单，那反而就好办多了。
问题是，就算发达国家内部，在对此类问题的判断上，也是存在多重标准的，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大陆由于持续的混战，大家也都搞不清楚原由，就连战后的问责，也都充满着巨大的争议，比如一战之后，在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上，美、英、法差一点就为了这事打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所以欧洲很多国家，还有一个逻辑，就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谁胜利了，我就站在谁一方。
一
二战的时候，前期美国是绝对的支持德国的，因为德国崛起有利于美国从英法俄手上争夺世界霸权，后来法国迅速投降，德国开始轰炸英国，美国发现，英国为了“保命”，在求助美国的时候可以向美国出让几乎任何利益，包括把全球的军事基地等都转交给美国，退出在美洲的所有活动，让整个美洲真正成为美国的后花园等等。
这个时候，实际上美国也还在观望，虽然接管了英国的全球利益，把兵派到了英国，但美国就是不着急跨过英吉利海峡，因为美国还要看，德国能不能打得过苏联。
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就是德国真打败了苏联，美国还会跨过英吉利海峡吗？为什么美国等到苏联快反攻到柏林的时候，纳粹大势已去的时候，才大举进攻德国，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从诺曼底登陆了，其宣传力度都快把太阳系都惊到了。
还一个事是，当年美国为什么那么着急给日本扔原子弹，我这里不是说给日本这种国家扔原子弹不对，而是美国当时就算不扔原子弹，其实也是能打败日本的，因为很快苏联就要反攻日本了，美国给日本扔原子弹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美国军政两界都认为，必须要确保战后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投降对象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也就是对于反攻日本来说，胜利者必须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这样主导战后利益划分的，就是美国。
要知道欧洲战场结束后，到1945年的6月份，苏联就已经把大部分军队调到苏中边界了，已经准备从中国东北开始反攻日本了，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扔下原子弹，然后日本本土和太平洋地区就向美国投降了（关东军向苏联投降，其他部分向中国投降）。
除了站在“胜利”的一边等，西方实际上还有很多关于“站队”的方法和逻辑，这里就不做太多讨论了，但站在弱者一边似乎只是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故意宣传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关于“站队”，如果一定要有所倾向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简单，但也算正常的选择，就是站在“大多数”一边。
就拿巴以冲突来说，你可以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分子”，但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难道都是恐怖分子？伊斯兰世界有接近20亿的人口，尽管内部各种内斗也十分严重，但从无休止的宗教和种族战争，以及各自定义的“占领”与“被占领”这个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和解的这种矛盾来说，以色列加上整个基督教世界，是否能“消灭”伊斯兰世界？
更何况二战那会想“灭绝”犹太人的，恰恰还不是伊斯兰世界，也更不可能是为犹太人开辟了另一个避难所的中国（二战期间避难到上海，有明确记录的犹太人数量接近3万人，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犹太人有5万之多，是当时移居到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的超过10%）等，而是欧洲的基督教世界。
二
那伊斯兰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吗？
其实伊斯兰世界问题非常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不起来，大部分地区都太落后了，跟西方和以色列等，出现了巨大的发展性差距，跟世界的贸易和各类“利益”等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类似加沙等被隔离和封锁后），就更无法具有发展的基础和获得更多支援和关注了。
如果加沙发展得像特拉维夫，还会有哈马斯吗（哈马斯是1987年才有的）？这一地区极端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了，比如阿布扎比、利雅得、开罗、伊斯坦布尔、迪拜等等，没有持续冲突的地方，还是能诞生可持续的地区经济的，所以明辨冲突根源、结束冲突、找到解决方案，是唯一选择，而借助一些事件，试图将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逐步搞到“消失”或“自生自灭”，这个恐怕再过一百年也很难。
当然，还有一种假设，就是以色列借助“清除”哈马斯等，逐步把加沙等地夷为平地，然后在加沙等土地上，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特拉维夫（加沙就在特拉维夫旁边），成为以色列吸引世界的新的旅游区等，基于“谁经营得好就归谁”，就具有了占领的“合法性”，那么大家是不是逐步的就会把巴勒斯坦人这个群体，忘记在历史里了呢？
因为到那个时候，全球会有更多国家和人口跟以色列做生意、搞合作、去旅游等等，从而还能证明，大家都站在了“正义”一边，就像很多国家现在跟美国做贸易、搞合作、留学移民、去旅游等等，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大家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呢？印第安人就应该被灭绝？
这对于全球每一个国家、民族等，都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当你站在这样一个逻辑体系下，理解巴以冲突等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很大的概率，就是可以被“正义”国家，搞隔离、封锁，甚至是“灭绝”的那个群体，因为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很落后的。
那以上这些，就是巴以冲突的全部吗？并不是，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巴以冲突中，我们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不幸，同时也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发展层面的优越感和“幸福”。
说完了巴勒斯坦的不幸，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以色列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里面可能不仅仅是迁入巴勒斯坦地区这么简单。当然，其内容仅供闲聊瞎扯，不构成理解这个问题的参考和建议。
三
以色列实际上是一个借助“犹太民族”这个概念（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波兰裔犹太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从而完全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国家，尽管有很多历史故事可以加持，但这仅仅是一种概念的贩卖，也就是一种营销手段，而真正要理解以色列这个国家，还需要看这帮人是如何像创立一家公司一样，一步一步凭空设计出以色列这个国家和发展其方方面面的。
很多人觉得以色列是二战爆发后，由于犹太人的遭遇，犹太复国主义才开始，才得到一些人认可和支持的，才有后来的以色列的。
其实完全不是，由于犹太人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很多早就移民到了北美大陆（二战前全球有1800万犹太人，其中600万在美国），也就是在美国崛起的过程当中，犹太人本身就已经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财富，再加上长期介入欧洲诸多国家政府等财政和金融系统（帮其融资和承销国债等），其巨大的各类利益实际上跟国际趋势和各类地缘政治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相比创办一家公司所创造的利益，以及对抗风险和操纵时局的能力，直接创立一个国家那才是真正的把“利润”最大化，那才有真正的“成就感”，于是一些犹太人准备从设计和创立“公司”走向设计和创立“国家”。
所以，早在1896年的时候（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了英国），以T.赫茨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犹太财团的支持下，在全球金融之都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复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明确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之家”的“复国纲领”。
那为什么要选择到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建国”呢？仅仅是因为3000年前的历史？
真正的原因可能藏在以下背景里，大家可以耐心重温一下，这有助于理解我后面的瞎扯闲聊。
四
当时，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大背景是，欧洲列强正信心满满的“肢解”奥斯曼帝国。
由于奥斯曼帝国疆土实在太庞大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和犹太人等，都在盘算着如何在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合法”的分到一杯羹。
就是谁有足够的理由来占据被“肢解”后的奥斯曼土地，谁就有可能“先得”，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这里面主导“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英法俄等列强之间也有内部矛盾，有时候是英法帮着土耳其打俄国；有时候呢，是俄英法一起帮着希腊等打奥斯曼帝国（希腊独立战争等），因为虽然“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总目标没有变化，但肢解之后的土地，总不能都归一家吧。
随着希腊等从奥斯曼帝国脱离且独立，以及1878年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独立，保加利亚也脱离奥斯曼帝国，成为俄国管辖下的自治国家，犹太财团终于坐不住了，所以大家去看这个时间线，就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独立后，犹太复国运动开始有了很大的势头，紧接着第一次明确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居住区（建国前奏）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代表大会就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在金融界如雷贯耳的巴塞尔协议就是在这个地方签的）。
既然大家都在争抢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后的土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迅速盯上了巴勒斯坦地区，但这一地区处在阿拉伯腹地，跟希腊等东南欧天主教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找不到很好的机会，难度是很大的，毕竟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还拥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实力。
不过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机会来的并不算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大力支持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最终以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如愿以偿的迎来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肢解”。
此前由于俄国的实力比较强，同时呢离东南欧比较近，在奥斯曼帝国的先期“解体”过程中，英国捞到的好处并不多，而随着一战的获胜，英国对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此前属奥斯曼帝国）可谓从垂涎三尺变成了如愿以偿。
但问题是，这一地区基本全是穆斯林，英国这种对外用来“管理”和“执法”的可移民的人口已经被北美、印度等殖民地给吸得差不多的国家，面对广大的阿拉伯地区，确实很难搞。
这个时候，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利益，正好就跟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这一地区“聚集”的利益不谋而合了。这就好比当年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就大量的雇佣了跟印度教有矛盾的当地锡克教锡克人充当军队和警察等类似。
于是，在1917年的时候（一战局势明朗化），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主动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但需要注意（先甩个锅），不能伤害巴勒斯坦非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正确的废话）。
其实这就是英国为什么是超级搅屎棍的原因，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封信，就相当于说，我允许你鸠占鹊巢，但你不能伤害鹊。请注意，这是英国政府和英王的逻辑，不是我编的。
对于犹太复国者来说，得到当时全球第一帝国英帝国政府和英王的支持，就相当于是一种宣言（比现在得到美国支持还要牛气得多），所以英国外长这封写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信，就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基本“合法性”依据。
五
有了这个“依据”，事情就好办了。
紧接着，犹太复国联盟幕后真正的实力派支持者，也是写这封信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的铁哥们，并在英国和欧洲等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金融财团掌舵人罗斯柴尔德勋爵，对此（贝尔福这封信）表示确认。
那为啥要罗斯柴尔德勋爵确认呢，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英国外长得知道谁是犹太复国者背后的老板。万一你们犹太人在向巴勒斯坦地区聚集的过程中，跟阿拉伯人之间搞出什么冲突，你们可别说是我英国让你们这么干的，因为我们这封信里明确说了，不能伤害原来巴勒斯坦非犹太人，而且你们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勋爵也已经确认过了。
就这样，一封不明不白的私人信件（后来解密说这封信最早就是罗斯柴尔德勋爵让贝尔福写的），通过一系列操作，变成了各方都可以打出来的超级“宣言”（旗号）和用来仰仗的“承诺”。
当然，英国也有自己的打算，就是我英国也得借助这个“宣言”来完成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合法性”占领。
到了1920年，英国基于这封信和犹太复国主义最主要支持者罗斯柴尔德勋爵的确认，成为了在圣雷莫会议上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依据。
但随着二战的到来，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的人数越来越多（一战前至二战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从9万猛增到了45万），直接影响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和利益，犹太人跟当地巴勒斯坦人也发生了很多冲突，英国开始限制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犹太人甚至用“恐怖袭击”的方式，屡次炸毁诸多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据点，有几次直接炸死了上百人，目的就是为了把英国人赶离巴勒斯坦地区，让犹太人完全做主，以及自由的迁入。
这两天我重温了一下1960年美国人编著和拍的新《出埃及记》，就是在说这段历史，也就是犹太人是如何突破英国人的封锁迁往巴勒斯坦的等，也在暗指美国对犹太人的支持跟英国的封锁形成了鲜明对比等。
所以，到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方案（美苏支持），也就是承认犹太人居住区，以及变相承认以色列可以建国这件事情上，最早支持犹太人迁居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竟然不顾“正义”，投了弃权票（要不是英国以为对自己有利，主动交由联合国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会投反对票）。
这充分说明了，西方列强以国家利益为依据的“正义”阐释和选择，有时候就算英美这样的铁杆盟友之间，也是存在分歧的。
而正是由于巴勒斯坦地区是原来英帝国的利益范畴，这就导致在驱赶英国势力方面，二战后的两个新霸主苏联和美国牵手了，就算彼此走向了冷战，但在某些目标方面也是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说，美苏在冷战开始的时候，都支持“犹太复国”，并不是对“正义”的理解一致，根本的原因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先把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出去再说（否则没有理由赶走英国人）。当时联合国“分治”决议的其中一条就是，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应于1948年8月前结束，并撤出军队，而这才是美苏同时承认以色列的根本原因。
关于耶路撒冷，当时联合国的决议是，成立特别行政区，由联合国管理。到了2017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进一步打击伊朗，支持以色列，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搬迁进程。这使得巴以和谈，陷入更深一层的停滞，为巴以等冲突的升级埋下伏笔。
六
好，此处按下不表，我们再回到以色列建国后的发展。
这里面除了犹太人经常提到的，其重视教育、勤俭节约、有信仰、会做生意等之外，我说几个基于以色列本身这个国家建国后的“主动性”发展逻辑。
第一个是，完全按照自身发展需求设计和“争夺”土地等资源。
以色列从刚开始的几个小片港口地区，逐步的扩大到了现在，也就是把几乎所有靠海的，可以做港口的地区都给占了，在不到200公里的海岸线上面，开发了包括阿什杜德港、阿什克伦港、海法港、特拉维夫港、阿卡港、哈代拉港、雅法港等等数不清的港口，而且把我们现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一区域里面，能看到绿色的地方也都给占了。
很多人说以色列发明了很多海水淡化和节水等技术，这确实不假，但其实你去看，以色列本身占据的这一片地区，就是相对最不缺水的地方，你再去看看加沙和另一个被隔离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区约旦河西岸这几片区域，环境更加恶劣，缺水程度更高。
更主要的是，建国后不久，以色列直接把这一地区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加利利海湖给控制了（该湖常年蓄水量超过40亿立方米，要知道在没有南水北调之前，给北京供水的密云水库蓄水量最高的时候也就35亿立方米）。
以色列还来了一个北水南调工程，建了超过300公里的输水干线，每年从加利利海湖调水量达到14亿立方米，要知道这一工程开工时间是1953年，也就是建国后还不到5年，就把整个以色列所要发展的最主要生存资源给“搞定”了。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加沙地带为啥没水喝了吧，以色列用这个卡脖子特别简单。
其实这还没完，以色列要南出印度洋，如果埃及不让走苏伊士运河怎么办，于是就在多次的战争中，直接夺下来了处在阿喀巴湾的出海口（差一点连西奈半岛都给占了），在10公里左右的海岸线上，建设了埃拉特等重要港口。
现在我们看以色列的地图，像一把没有柄的砍刀，整个刀背嵌入了地中海，上面全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刀刃面向约旦河，形成了天然的分界线，刀尖的那个部分，非常神奇的插入了亚喀巴湾，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去往印度洋的出海口（埃拉特港），而且把埃及和约旦、沙特给隔开了，使其无法直接做陆路联通，如此“天才”的“设计”，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埃及和沙特等，天然送给以色列的吧。
这就使得以色列完全拥有了地中海东岸最好的地区，拥有了最好的港口，同时控制了足够的水源，建设了足够的输水管道，而且最后通过几次战争，拿下了到印度洋的出海口，苏伊士运河已经卡不住以色列通往印度洋的脖子，做到了横跨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国土”“设计”，为而后的各类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等奠定了基建基础。
七
第二个是，利用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斗。
就拿巴以冲突来说，以色列也是利用了很多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矛盾，以色列总共9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穆斯林，但这200万的穆斯林，跟周边的，包括被以色列监狱化的加沙等巴勒斯坦逊尼派穆斯林，实际上是内斗里面的“死对头”。
以色列这200万穆斯林，是什叶派里面的德鲁兹派，属于非常小众的存在，一直备受周边逊尼派和主流什叶派的双重欺负，以色列反而变成了一种对他们的“保护”，所以这200万穆斯林，只听以色列的，既不想建国，也能吃苦耐劳，某种程度上来说，很“享受”以色列人这一身份，为以色列的“开放”、“包容”等撑起了门面。
所以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简单的认为以色列可以允许穆斯林的加入，是开放的这类结论，其实就算加沙地带很多穆斯林并不在乎是否建国等，要求加入以色列，以色列也是不会同意的，必须要有跟其他阿拉伯世界完全“敌对”的底色才行，以色列才放心。
而以色列也正是利用了这些，进一步分化了原来巴勒斯坦连在一起的地区，从地理层面进一步的分割，使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人聚集区无法互动和联通，就形不成什么像样的“建国”气候。以色列觉得，久而久之，如果从有效“占领”的角度，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事，可能就被拖得没有实际意义了。
而事实上似乎也是如此，跟阿拉法特那个时代相比，现在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对动摇以色列的地位，以及对巴勒斯坦建国等来说，已经越来越微弱了。
八
第三个是，以色列的国际化。
关于以色列的“国际化”，在政治外交、教育和各产业，还有宣传等层面，我就不提了，这个稍微知道以色列的人，都应该非常清楚，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名气是很大的。
这里面我提一个以色列对国际人口“资源”的“主动性”管理。
经过多年来的“置换”，现在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以色列“务工”的人员，基本上已经取代了原来从巴勒斯坦人聚集区（经过严格筛选的）进入的“务工”人员，目前在以色列“务工”的国外“劳工”，大概有三十万，其中最多的是类似泰国、菲律宾等，比如菲律的“菲佣”在以色列就有接近四万人，在养老和医院等陪护领域都有。
这次冲突发生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就说，如果他是以色列领导人，会“摧毁”哈马斯，把加沙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墓地”。很多人一时很震惊。
实际上对于菲律宾来说，以色列“务工”的数万菲律宾人，每年会给菲律汇去数额足够大的外汇收入，菲律宾很多外汇来源，就是靠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
还有中国和印度等，在以色列也有至少万人以上的“务工”人员，如果从人数占比来说，国际社会在以色列长期“务工”的人员（不包括上学、旅游等人口），占以色列总人口的超过3%，大家别看这个数字好像很小，但如果这个数字同比例放到中国，那就是相当于说，有超过4000万的国际“务工”人员，长期在中国“务工”。
这种基于人口层面的互动和交织，甚至可能比单纯的贸易等更具有利益“绑定”效应，而这基本上也是按照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各种对人口、信仰、国家战略考虑等严格规划和“设计”出来的，包括具体引进哪里的“劳工”，各自占比大概是多少等等。
如果大家还不理解，还可以参考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甚至在居住区的管理和设计上，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居住比例要求的，什么信仰、什么肤色、来自哪里等，各占比分别大约是多少等等都有前瞻性计划。
以色列不仅在“劳工”引进方面有这种潜在的策划和设计，还在对拒绝哪些人入境等层面，也做了很多潜在的“要求”，比如大家经常提到的，如果护照上有伊朗等签证，再去以色列就会被盘查的很严，甚至会被禁止入境等。
最后再做个瞎扯闲聊的总结。
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在整个近现代史上，也是非常艰难的，曾经的犹太人，以及现在的巴勒斯坦人所经历的，曾经的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我们虽然现在已经都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依然不仅要知道，一些民族不幸的原因，一些民族崛起的理由，还要知道不幸的民族都经历了什么，而崛起的民族，把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是如何规划和发展自己的，这些东西比单纯的仇恨、同情、站队欲、纠结、鄙视、愤怒等情感，要重要得多。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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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正义的门槛与代价，战争发动者的是非判断
在瞎扯闲聊之前，我先说两点，以免对一些同学带来不适，第一点，我本人从不“反犹”，也不反对地球上的任何种族，非常同情犹太人二战时期的遭遇；第二点，我不赞成哈马斯的做法，并谴责哈马斯针对平民的攻击，但更反对以色列对几乎所有巴勒斯人采取的长期性的，类似对待动物一样的隔离、封锁和自生自灭等，以及比哈马斯还不顾及平民伤亡的报复行为。
巴以冲突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可能会做出一些是非判断，但这些判断可能不足以理解和预测未来趋势的走向。
“正义”二字本身，是非常具有门槛和代价的，很多时候还具有非常明显的“滞后性”，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了。
如果每次战争要发生的时候，战争发动者坐下来先判断一下，是否“正义”，如果大家讨论说不“正义”，那就不要发动战争，战争也就没有了，但问题是，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还可以告诉大家，针对中国的一些恐怖袭击组织，美国等在很长时间里都还不承认其是恐怖组织（911之后为了让中国支持其反恐，才承认了）。
现实情况是，每次发动战争的一方，都有足够的“正义”理由，而且很多时候，所谓“被迫”反击的一方，也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因为对于想发动战争的一方来说，“嫁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请注意，大家别激动，我没说哈马斯，比如日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包括自导自演的918事变，包括借口一名日军失踪要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日本的策划下，实际上变成了是中国人“搞事情”和“包庇”，日本是被迫还击和采取行动。
当然，也有人说，谁是“正义”的，或者你要站在哪一边判断起来其实很简单，比如对其提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就可以了，你有个公司，是愿意在以色列开展业务，还是在加沙，是想在美国，还是在阿拉伯世界等等。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诱导性逻辑错误，这就好比说，问一个人，你愿意当亿万富翁，还是愿意做一个负债累累的穷苦老百姓。然后来判断，亿万富翁和负债累累的穷苦老百姓，哪个是“正义”的一方？还是说通过回答，来筛选回答者是否站在“正义”的一边？
这也类似于说，墨西哥人大部分都想移民到美国，女孩子都想嫁到美国去，那是不是说出生在墨西哥，就是不“正义”的？要是其他国家的人选择跟美国做生意，不选择跟墨西哥做生意，就是选择了“正义”，远离了“邪恶”？
那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占领墨西哥，把墨西哥人都隔离和封锁起来，让其自生自灭，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因为大家都愿意来美国，愿意嫁到美国去，愿意跟美国做生意，而不愿意跟墨西哥有关系啊。
如果再推理下去，是不是没有出生在美国，没有跟美国发生关系的人，是不是都得责怪自己的国家、出生地、父母等不“正义”呢？
这种逻辑，我在上一篇瞎扯闲聊里面，已经说过了，这叫“谁经营得好，就归谁”的逻辑，也就是其“合法性”和“正义”等，都来自“发展得好”，在这种逻辑下，发展的不好，就是非“正义”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全世界，只有10亿发达国家人口是地球的“合法”人口，其他70亿人口都是“非法”人口。
当然，如果“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判断起来要是如此简单，那反而就好办多了。
问题是，就算发达国家内部，在对此类问题的判断上，也是存在多重标准的，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大陆由于持续的混战，大家也都搞不清楚原由，就连战后的问责，也都充满着巨大的争议，比如一战之后，在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上，美、英、法差一点就为了这事打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所以欧洲很多国家，还有一个逻辑，就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谁胜利了，我就站在谁一方。
一
二战的时候，前期美国是绝对的支持德国的，因为德国崛起有利于美国从英法俄手上争夺世界霸权，后来法国迅速投降，德国开始轰炸英国，美国发现，英国为了“保命”，在求助美国的时候可以向美国出让几乎任何利益，包括把全球的军事基地等都转交给美国，退出在美洲的所有活动，让整个美洲真正成为美国的后花园等等。
这个时候，实际上美国也还在观望，虽然接管了英国的全球利益，把兵派到了英国，但美国就是不着急跨过英吉利海峡，因为美国还要看，德国能不能打得过苏联。
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就是德国真打败了苏联，美国还会跨过英吉利海峡吗？为什么美国等到苏联快反攻到柏林的时候，纳粹大势已去的时候，才大举进攻德国，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从诺曼底登陆了，其宣传力度都快把太阳系都惊到了。
还一个事是，当年美国为什么那么着急给日本扔原子弹，我这里不是说给日本这种国家扔原子弹不对，而是美国当时就算不扔原子弹，其实也是能打败日本的，因为很快苏联就要反攻日本了，美国给日本扔原子弹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美国军政两界都认为，必须要确保战后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投降对象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也就是对于反攻日本来说，胜利者必须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这样主导战后利益划分的，就是美国。
要知道欧洲战场结束后，到1945年的6月份，苏联就已经把大部分军队调到苏中边界了，已经准备从中国东北开始反攻日本了，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扔下原子弹，然后日本本土和太平洋地区就向美国投降了（关东军向苏联投降，其他部分向中国投降）。
除了站在“胜利”的一边等，西方实际上还有很多关于“站队”的方法和逻辑，这里就不做太多讨论了，但站在弱者一边似乎只是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故意宣传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关于“站队”，如果一定要有所倾向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简单，但也算正常的选择，就是站在“大多数”一边。
就拿巴以冲突来说，你可以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分子”，但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难道都是恐怖分子？伊斯兰世界有接近20亿的人口，尽管内部各种内斗也十分严重，但从无休止的宗教和种族战争，以及各自定义的“占领”与“被占领”这个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和解的这种矛盾来说，以色列加上整个基督教世界，是否能“消灭”伊斯兰世界？
更何况二战那会想“灭绝”犹太人的，恰恰还不是伊斯兰世界，也更不可能是为犹太人开辟了另一个避难所的中国（二战期间避难到上海，有明确记录的犹太人数量接近3万人，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犹太人有5万之多，是当时移居到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的超过10%）等，而是欧洲的基督教世界。
二
那伊斯兰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吗？
其实伊斯兰世界问题非常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不起来，大部分地区都太落后了，跟西方和以色列等，出现了巨大的发展性差距，跟世界的贸易和各类“利益”等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类似加沙等被隔离和封锁后），就更无法具有发展的基础和获得更多支援和关注了。
如果加沙发展得像特拉维夫，还会有哈马斯吗（哈马斯是1987年才有的）？这一地区极端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了，比如阿布扎比、利雅得、开罗、伊斯坦布尔、迪拜等等，没有持续冲突的地方，还是能诞生可持续的地区经济的，所以明辨冲突根源、结束冲突、找到解决方案，是唯一选择，而借助一些事件，试图将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逐步搞到“消失”或“自生自灭”，这个恐怕再过一百年也很难。
当然，还有一种假设，就是以色列借助“清除”哈马斯等，逐步把加沙等地夷为平地，然后在加沙等土地上，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特拉维夫（加沙就在特拉维夫旁边），成为以色列吸引世界的新的旅游区等，基于“谁经营得好就归谁”，就具有了占领的“合法性”，那么大家是不是逐步的就会把巴勒斯坦人这个群体，忘记在历史里了呢？
因为到那个时候，全球会有更多国家和人口跟以色列做生意、搞合作、去旅游等等，从而还能证明，大家都站在了“正义”一边，就像很多国家现在跟美国做贸易、搞合作、留学移民、去旅游等等，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大家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呢？印第安人就应该被灭绝？
这对于全球每一个国家、民族等，都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当你站在这样一个逻辑体系下，理解巴以冲突等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很大的概率，就是可以被“正义”国家，搞隔离、封锁，甚至是“灭绝”的那个群体，因为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很落后的。
那以上这些，就是巴以冲突的全部吗？并不是，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巴以冲突中，我们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不幸，同时也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发展层面的优越感和“幸福”。
说完了巴勒斯坦的不幸，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以色列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里面可能不仅仅是迁入巴勒斯坦地区这么简单。当然，其内容仅供闲聊瞎扯，不构成理解这个问题的参考和建议。
三
以色列实际上是一个借助“犹太民族”这个概念（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波兰裔犹太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从而完全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国家，尽管有很多历史故事可以加持，但这仅仅是一种概念的贩卖，也就是一种营销手段，而真正要理解以色列这个国家，还需要看这帮人是如何像创立一家公司一样，一步一步凭空设计出以色列这个国家和发展其方方面面的。
很多人觉得以色列是二战爆发后，由于犹太人的遭遇，犹太复国主义才开始，才得到一些人认可和支持的，才有后来的以色列的。
其实完全不是，由于犹太人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很多早就移民到了北美大陆（二战前全球有1800万犹太人，其中600万在美国），也就是在美国崛起的过程当中，犹太人本身就已经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财富，再加上长期介入欧洲诸多国家政府等财政和金融系统（帮其融资和承销国债等），其巨大的各类利益实际上跟国际趋势和各类地缘政治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相比创办一家公司所创造的利益，以及对抗风险和操纵时局的能力，直接创立一个国家那才是真正的把“利润”最大化，那才有真正的“成就感”，于是一些犹太人准备从设计和创立“公司”走向设计和创立“国家”。
所以，早在1896年的时候（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了英国），以T.赫茨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犹太财团的支持下，在全球金融之都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复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明确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之家”的“复国纲领”。
那为什么要选择到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建国”呢？仅仅是因为3000年前的历史？
真正的原因可能藏在以下背景里，大家可以耐心重温一下，这有助于理解我后面的瞎扯闲聊。
四
当时，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大背景是，欧洲列强正信心满满的“肢解”奥斯曼帝国。
由于奥斯曼帝国疆土实在太庞大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和犹太人等，都在盘算着如何在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合法”的分到一杯羹。
就是谁有足够的理由来占据被“肢解”后的奥斯曼土地，谁就有可能“先得”，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这里面主导“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英法俄等列强之间也有内部矛盾，有时候是英法帮着土耳其打俄国；有时候呢，是俄英法一起帮着希腊等打奥斯曼帝国（希腊独立战争等），因为虽然“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总目标没有变化，但肢解之后的土地，总不能都归一家吧。
随着希腊等从奥斯曼帝国脱离且独立，以及1878年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独立，保加利亚也脱离奥斯曼帝国，成为俄国管辖下的自治国家，犹太财团终于坐不住了，所以大家去看这个时间线，就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独立后，犹太复国运动开始有了很大的势头，紧接着第一次明确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居住区（建国前奏）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代表大会就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在金融界如雷贯耳的巴塞尔协议就是在这个地方签的）。
既然大家都在争抢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后的土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迅速盯上了巴勒斯坦地区，但这一地区处在阿拉伯腹地，跟希腊等东南欧天主教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找不到很好的机会，难度是很大的，毕竟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还拥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实力。
不过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机会来的并不算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大力支持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最终以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如愿以偿的迎来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肢解”。
此前由于俄国的实力比较强，同时呢离东南欧比较近，在奥斯曼帝国的先期“解体”过程中，英国捞到的好处并不多，而随着一战的获胜，英国对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此前属奥斯曼帝国）可谓从垂涎三尺变成了如愿以偿。
但问题是，这一地区基本全是穆斯林，英国这种对外用来“管理”和“执法”的可移民的人口已经被北美、印度等殖民地给吸得差不多的国家，面对广大的阿拉伯地区，确实很难搞。
这个时候，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利益，正好就跟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这一地区“聚集”的利益不谋而合了。这就好比当年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就大量的雇佣了跟印度教有矛盾的当地锡克教锡克人充当军队和警察等类似。
于是，在1917年的时候（一战局势明朗化），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主动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但需要注意（先甩个锅），不能伤害巴勒斯坦非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正确的废话）。
其实这就是英国为什么是超级搅屎棍的原因，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封信，就相当于说，我允许你鸠占鹊巢，但你不能伤害鹊。请注意，这是英国政府和英王的逻辑，不是我编的。
对于犹太复国者来说，得到当时全球第一帝国英帝国政府和英王的支持，就相当于是一种宣言（比现在得到美国支持还要牛气得多），所以英国外长这封写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信，就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基本“合法性”依据。
五
有了这个“依据”，事情就好办了。
紧接着，犹太复国联盟幕后真正的实力派支持者，也是写这封信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的铁哥们，并在英国和欧洲等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金融财团掌舵人罗斯柴尔德勋爵，对此（贝尔福这封信）表示确认。
那为啥要罗斯柴尔德勋爵确认呢，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英国外长得知道谁是犹太复国者背后的老板。万一你们犹太人在向巴勒斯坦地区聚集的过程中，跟阿拉伯人之间搞出什么冲突，你们可别说是我英国让你们这么干的，因为我们这封信里明确说了，不能伤害原来巴勒斯坦非犹太人，而且你们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勋爵也已经确认过了。
就这样，一封不明不白的私人信件（后来解密说这封信最早就是罗斯柴尔德勋爵让贝尔福写的），通过一系列操作，变成了各方都可以打出来的超级“宣言”（旗号）和用来仰仗的“承诺”。
当然，英国也有自己的打算，就是我英国也得借助这个“宣言”来完成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合法性”占领。
到了1920年，英国基于这封信和犹太复国主义最主要支持者罗斯柴尔德勋爵的确认，成为了在圣雷莫会议上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依据。
但随着二战的到来，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的人数越来越多（一战前至二战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从9万猛增到了45万），直接影响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和利益，犹太人跟当地巴勒斯坦人也发生了很多冲突，英国开始限制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犹太人甚至用“恐怖袭击”的方式，屡次炸毁诸多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据点，有几次直接炸死了上百人，目的就是为了把英国人赶离巴勒斯坦地区，让犹太人完全做主，以及自由的迁入。
这两天我重温了一下1960年美国人编著和拍的新《出埃及记》，就是在说这段历史，也就是犹太人是如何突破英国人的封锁迁往巴勒斯坦的等，也在暗指美国对犹太人的支持跟英国的封锁形成了鲜明对比等。
所以，到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方案（美苏支持），也就是承认犹太人居住区，以及变相承认以色列可以建国这件事情上，最早支持犹太人迁居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竟然不顾“正义”，投了弃权票（要不是英国以为对自己有利，主动交由联合国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会投反对票）。
这充分说明了，西方列强以国家利益为依据的“正义”阐释和选择，有时候就算英美这样的铁杆盟友之间，也是存在分歧的。
而正是由于巴勒斯坦地区是原来英帝国的利益范畴，这就导致在驱赶英国势力方面，二战后的两个新霸主苏联和美国牵手了，就算彼此走向了冷战，但在某些目标方面也是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说，美苏在冷战开始的时候，都支持“犹太复国”，并不是对“正义”的理解一致，根本的原因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先把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出去再说（否则没有理由赶走英国人）。当时联合国“分治”决议的其中一条就是，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应于1948年8月前结束，并撤出军队，而这才是美苏同时承认以色列的根本原因。
关于耶路撒冷，当时联合国的决议是，成立特别行政区，由联合国管理。到了2017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进一步打击伊朗，支持以色列，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搬迁进程。这使得巴以和谈，陷入更深一层的停滞，为巴以等冲突的升级埋下伏笔。
六
好，此处按下不表，我们再回到以色列建国后的发展。
这里面除了犹太人经常提到的，其重视教育、勤俭节约、有信仰、会做生意等之外，我说几个基于以色列本身这个国家建国后的“主动性”发展逻辑。
第一个是，完全按照自身发展需求设计和“争夺”土地等资源。
以色列从刚开始的几个小片港口地区，逐步的扩大到了现在，也就是把几乎所有靠海的，可以做港口的地区都给占了，在不到200公里的海岸线上面，开发了包括阿什杜德港、阿什克伦港、海法港、特拉维夫港、阿卡港、哈代拉港、雅法港等等数不清的港口，而且把我们现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一区域里面，能看到绿色的地方也都给占了。
很多人说以色列发明了很多海水淡化和节水等技术，这确实不假，但其实你去看，以色列本身占据的这一片地区，就是相对最不缺水的地方，你再去看看加沙和另一个被隔离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区约旦河西岸这几片区域，环境更加恶劣，缺水程度更高。
更主要的是，建国后不久，以色列直接把这一地区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加利利海湖给控制了（该湖常年蓄水量超过40亿立方米，要知道在没有南水北调之前，给北京供水的密云水库蓄水量最高的时候也就35亿立方米）。
以色列还来了一个北水南调工程，建了超过300公里的输水干线，每年从加利利海湖调水量达到14亿立方米，要知道这一工程开工时间是1953年，也就是建国后还不到5年，就把整个以色列所要发展的最主要生存资源给“搞定”了。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加沙地带为啥没水喝了吧，以色列用这个卡脖子特别简单。
其实这还没完，以色列要南出印度洋，如果埃及不让走苏伊士运河怎么办，于是就在多次的战争中，直接夺下来了处在阿喀巴湾的出海口（差一点连西奈半岛都给占了），在10公里左右的海岸线上，建设了埃拉特等重要港口。
现在我们看以色列的地图，像一把没有柄的砍刀，整个刀背嵌入了地中海，上面全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刀刃面向约旦河，形成了天然的分界线，刀尖的那个部分，非常神奇的插入了亚喀巴湾，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去往印度洋的出海口（埃拉特港），而且把埃及和约旦、沙特给隔开了，使其无法直接做陆路联通，如此“天才”的“设计”，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埃及和沙特等，天然送给以色列的吧。
这就使得以色列完全拥有了地中海东岸最好的地区，拥有了最好的港口，同时控制了足够的水源，建设了足够的输水管道，而且最后通过几次战争，拿下了到印度洋的出海口，苏伊士运河已经卡不住以色列通往印度洋的脖子，做到了横跨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国土”“设计”，为而后的各类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等奠定了基建基础。
七
第二个是，利用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斗。
就拿巴以冲突来说，以色列也是利用了很多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矛盾，以色列总共9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穆斯林，但这200万的穆斯林，跟周边的，包括被以色列监狱化的加沙等巴勒斯坦逊尼派穆斯林，实际上是内斗里面的“死对头”。
以色列这200万穆斯林，是什叶派里面的德鲁兹派，属于非常小众的存在，一直备受周边逊尼派和主流什叶派的双重欺负，以色列反而变成了一种对他们的“保护”，所以这200万穆斯林，只听以色列的，既不想建国，也能吃苦耐劳，某种程度上来说，很“享受”以色列人这一身份，为以色列的“开放”、“包容”等撑起了门面。
所以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简单的认为以色列可以允许穆斯林的加入，是开放的这类结论，其实就算加沙地带很多穆斯林并不在乎是否建国等，要求加入以色列，以色列也是不会同意的，必须要有跟其他阿拉伯世界完全“敌对”的底色才行，以色列才放心。
而以色列也正是利用了这些，进一步分化了原来巴勒斯坦连在一起的地区，从地理层面进一步的分割，使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人聚集区无法互动和联通，就形不成什么像样的“建国”气候。以色列觉得，久而久之，如果从有效“占领”的角度，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事，可能就被拖得没有实际意义了。
而事实上似乎也是如此，跟阿拉法特那个时代相比，现在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对动摇以色列的地位，以及对巴勒斯坦建国等来说，已经越来越微弱了。
八
第三个是，以色列的国际化。
关于以色列的“国际化”，在政治外交、教育和各产业，还有宣传等层面，我就不提了，这个稍微知道以色列的人，都应该非常清楚，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名气是很大的。
这里面我提一个以色列对国际人口“资源”的“主动性”管理。
经过多年来的“置换”，现在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以色列“务工”的人员，基本上已经取代了原来从巴勒斯坦人聚集区（经过严格筛选的）进入的“务工”人员，目前在以色列“务工”的国外“劳工”，大概有三十万，其中最多的是类似泰国、菲律宾等，比如菲律的“菲佣”在以色列就有接近四万人，在养老和医院等陪护领域都有。
这次冲突发生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就说，如果他是以色列领导人，会“摧毁”哈马斯，把加沙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墓地”。很多人一时很震惊。
实际上对于菲律宾来说，以色列“务工”的数万菲律宾人，每年会给菲律汇去数额足够大的外汇收入，菲律宾很多外汇来源，就是靠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
还有中国和印度等，在以色列也有至少万人以上的“务工”人员，如果从人数占比来说，国际社会在以色列长期“务工”的人员（不包括上学、旅游等人口），占以色列总人口的超过3%，大家别看这个数字好像很小，但如果这个数字同比例放到中国，那就是相当于说，有超过4000万的国际“务工”人员，长期在中国“务工”。
这种基于人口层面的互动和交织，甚至可能比单纯的贸易等更具有利益“绑定”效应，而这基本上也是按照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各种对人口、信仰、国家战略考虑等严格规划和“设计”出来的，包括具体引进哪里的“劳工”，各自占比大概是多少等等。
如果大家还不理解，还可以参考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甚至在居住区的管理和设计上，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居住比例要求的，什么信仰、什么肤色、来自哪里等，各占比分别大约是多少等等都有前瞻性计划。
以色列不仅在“劳工”引进方面有这种潜在的策划和设计，还在对拒绝哪些人入境等层面，也做了很多潜在的“要求”，比如大家经常提到的，如果护照上有伊朗等签证，再去以色列就会被盘查的很严，甚至会被禁止入境等。
最后再做个瞎扯闲聊的总结。
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在整个近现代史上，也是非常艰难的，曾经的犹太人，以及现在的巴勒斯坦人所经历的，曾经的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我们虽然现在已经都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依然不仅要知道，一些民族不幸的原因，一些民族崛起的理由，还要知道不幸的民族都经历了什么，而崛起的民族，把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是如何规划和发展自己的，这些东西比单纯的仇恨、同情、站队欲、纠结、鄙视、愤怒等情感，要重要得多。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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