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北师大出版社“新史学”与《东方历史评论》在彼岸书店牡丹园店共同主办沙龙，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教授黄道炫共同做客，与读者分享他们在革命史方面的研究心得和最新认识。澎湃新闻（）记者撮要部分讲座内容，与读者分享。
沙龙现场照片
何谓“革命”？
革命现象在近现代世界史上频频发生，它冲击着亿万人的生活，吸引着知识公众的深切关注。高毅教授在沙龙一开始，就与听众分享了他对革命现象的基本看法。
“说到革命，中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把革命看得很神圣，到20世纪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及改革开放，人们对革命的看法才开始发生变化，革命慢慢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很多人甚至认为所有的革命都是错误的，而这种看法，就陷入另一种误区了。”
高教授认为，今天不看好革命的人，恐怕主要是因为革命太暴力了，尤其是革命中常常会发生失误，背离革命争取民主的初衷，以至于最后吃苦的还是老百姓。革命的确是离不开暴力的，毛泽东关于革命的定义一点没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高教授用更为形象的语言说，“革命其实就是两拨人打群架，规模很大的架，原因是一拨人欺负、压迫了另一拨人，另一拨人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了。通常欺负、压迫人的人都是统治者，被欺负、被压迫的人都是被统治者，革命就是被统治者的揭竿而起，就是反抗压迫。”既然如此，高教授说，我们就很难否认革命的正当性：因为卢梭在18世纪就说过，受了压迫而不反抗，那是奴性。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也把“反抗压迫”宣布为一条基本人权，所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法国人权宣言大铜章
“不管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尽管有种种失误，其实都具有高度的积极意义，而且瑕不掩瑜，因为这些革命展示的都是一个个民族不甘心受压迫和奴役的血性。革命者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应该从中认真吸取教训，但不应该因此而全面否定革命。”高教授说。
谈及对“革命”的理解，专注于研究中国革命、国共关系的黄道炫教授则分享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革命”定义。
蒋介石在1928年写过一篇文章《革命和不革命》，讲“革命不是弹指立现的空中楼阁，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毛泽东讲“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蒋介石则恰恰相反，他说革命“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革命者“不能卤莽灭裂的无视环境，只求痛快的干一下，而不问结果的成败和好恶”，要“十分安详十分仔细的按着时期和方略，一些不放松，一些不间断的去干”，这样做固然沉闷，但革命者必须忍受这“沉闷的苦痛”。蒋介石把革命弄成了“沉闷”，相较之下，毛泽东浪漫的革命显然更有吸引力。
黄教授认同高教授所说的革命的合法性，黄教授曾在其著作中表示，革命是一种天赋人权。至于毛、蒋二人对于革命的不同理解，黄教授认为，蒋介石所描绘的革命与他的立场和处境有关，“1928年他已经成为了执政领袖，他的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要面对革命和执政之间的张力，他讲革命，可能会有执政现实的考虑，所以蒋介石会把革命做成沉闷的苦痛。”
高毅：对革命的反思是一种进步，但有些走偏
高毅教授指出，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否定革命的思潮，其实远不是孤立的中国特产，而是同时期的一种国际思潮。他通过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史学潮流演变，分析了这股思潮产生的缘由。
法国革命史学几乎是和这场大革命同时开始的，并且跟大革命一样，左右派对立壁垒分明，只是具体情况很复杂，左右派的内涵因时而异。但撇开那些极右的旧制度卫道士不谈，其他的人，无论左右派，似乎都没有从整体上怀疑大革命的正当性，实际发生的争论，主要还是围绕革命有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激进这个问题展开的。而从19世纪后期起，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一直是左翼的、肯定激进的雅各宾专政的“传统学派”占据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勒费弗尔、索布尔、马佐利克等等。“这些人都是法国著名大学的教授，而且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法共党员，他们学问做得好，但是由于多少受到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他们对于革命暴力的颂扬有些过头，而且有容不下不同意见的倾向。”
法国大革命
高教授进一步阐述说，“过分地颂扬革命暴力，显然是有些过左了，看不到协商和适度的妥协让步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对人权和生命价值的一定程度的漠视。后来，随着20世纪上半叶种种反人类的野蛮暴行的渐渐被披露，学界对革命的问题就有了新的思考，对革命中暴力的滥用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种新的史学潮流的出现，反映了尊重生命价值、尊重人权的意识的觉醒或强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种进步。”
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而，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针对传统史学的这一修正主义思潮，渐渐引发了一种罔顾历史事实，简单否定包括雅各宾专政在内的一切激进革命的言论。而中国学界那些诅咒革命的话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流行的。
比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酿成，就是一大过错：清政府都预备立宪了，都派了五大臣出国学习宪政去了，为什么那些鼓噪革命的人不耐下性子参与和平改革，而非要启动一场为祸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革命？他们甚至惋叹：要是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宪政就能成事，而革命就可以避免了。高教授认为，能说出这些话显然是因为不懂历史。革命会不会爆发，或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模发生发展，从来都不可能以某个或少数政治精英的意志为转移，而只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一般说来，历史传统越是久远，社会矛盾就越复杂，现代转型就越困难，革命也就会闹得更大一些——只要稍稍对比一下英美和法国的历史，这一点似乎就不难理解。至于“假如慈禧晚死十年”之类，那就更是犯了“历史不可假设”的大忌。实际上，重大革命事件的发生，究竟主要是出于某种深刻的必然性，还是出于一些偶然因素，也正是法国革命史学的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一个历史观上的重要分歧。
1905年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是赴欧洲考察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对于这一点，黄教授则补充说道，“有人说慈禧太后晚死十年，辛亥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中国走的也许就是另外一条路。他们可能忽视了一点就是，权力者放弃权力的艰难。另外，晚清政权还面临族群的问题，它是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放弃权力以后，可能面对的是崩溃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导致放弃权力的难度又会超出一般的王朝。”
黄道炫：中国革命是一场观念先行的革命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以及国共两党成败殊途的最终命运，是黄教授在不少场合都谈过的问题。
既然谈到中国革命，国共两党的成败又一次成为讨论的话题。黄教授就此谈了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共产党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在重新建构中国政治控制体系的过程中，中共真正实现了基层权力的下探，第一次在中国把权力末梢落实到了村一级，这是晚清新政以及民国政府所没有做到的。
其次，黄教授以为，相较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更具有观念先行的特征。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中共从事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在完成了一定的积累状态下自动的革命。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是弱小得不能再弱小的力量，只有100万的工人。中共革命事实上不可能由工人阶级主导。中国革命是从苏联输入的，接受它的是知识分子，在观念上接受了中国必须革命，而且必须展开共产主义革命的理念。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944-1945年，中共已经在乡村扎下了根，不断强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态，不断提拔普通工人、农民进入党的领导层，这样的状态下，中共党的县级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地级、省以上干部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知识分子。这很能反映中共革命的特征。
“知识分子是用理念和信仰的接受来参与、驾驭这场革命的，而共产主义又非常强调信仰的意义，或者说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革命。它的第一推动力就在这里，包括俄国也是由知识分子来推动和发动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有高度，对未来有充分想象的运动，信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很大的凝聚、教化、促动作用。葛兰西就非常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中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这相当程度上把握到了共产主义革命核心的成分。知识分子怀抱信仰，带着理想和情怀投身到这样一场理想主义的革命当中，双方的同构所形成的奉献和牺牲特别让人印象深刻。
“与中共不同的是，国民党是一个世俗的政党，当兵和做官就是职业。三民主义也是一个世俗化的理论，虽然国民党也讲‘牺牲’，但是这和共产党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不同，高教授说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是很相似的，“在搞革命上，吉伦特派就是不如雅各宾派能干，雅各宾派就是能够调动各种资源为自己的革命目的服务。”
法国革命史学的核心问题及其政治蕴含
沙龙的最后，高教授谈了谈有关法国革命史学的三个他认为是带有核心意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最关键，涉及革命的缘起：法国大革命究竟起源于少数人的阴谋，还是起源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早期人们对阴谋问题特别关注，总以为大革命是阴谋——共济会阴谋或贵族阴谋，总之是各种与阴谋相关的隐秘势力——的产物，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就兴起了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那是复辟王朝时期自由派历史学家提出来的，后来通过马克思的理论而为我们所熟知。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把法国革命归结为由社会经济运动导致的社会阶级分化、矛盾和冲突。这种洞察力很是了得，它超越了阴谋论，透过复杂的表象看到了法国历史特有的一种必然性。后来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遵循的就一直是这种阶级分析法，而形形色色的修正派的共同特点，就是想推翻这种阶级分析法，把法国革命的起源归结为各种偶然因素，包括心态、心理、个性等方面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特有的恐怖统治是怎么来的。关于这个问题，传统派历来认为，法国大革命中出现恐怖统治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内忧外患太严重了，危急情势迫使革命者不得不使用铁腕，对各种危害革命的势力实施“严打”。对于这个观点的挑战，是后来修正派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恐怖统治的发生跟客观情势毫无关系，其实际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具体说就是启蒙时代卢梭主义的政治哲学，即一种主张“公意”专政，强调所有的人都必须时时处处和正统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学说。由于法国革命者都崇拜卢梭，一开始就把卢梭主义当做革命的指导思想，所以才导致了雅各宾专政和恐怖统治。“情势论”和“意识形态论”由此一直争论不休，而各种试图提出第三种解释的努力，似乎都只是想在两者之间搞点调和。
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两种研究路径。大革命史学中以孚雷为代表的法国修正派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首倡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这对传统派的史学起了一定的纠偏、补充和深化的作用，因此很快也成了传统派的一个研究路径。但由修正派这一脉发展出的政治文化研究和传统派的相关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前者不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联，后者则反之。这一情况显然与两者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取舍态度有关，而究竟哪种方法更科学、更有阐释力，国际学界仍在思考和争论中。
高毅教授认为，法国革命史学史上围绕这三个核心问题发生的争论，其实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是史学领域中和大革命以来世界政治生活中左右派分野密切相关的学术左右派之争。而左右派的对立，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反映的都是源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矛盾。诚如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言，“要想确保平等，就得限制那些比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就必然要影响所有人的平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我们所熟知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博弈，岂不就是这么回事，而法国革命史学中由修正派与传统派所分别代表的两种学术潮流的对抗，仔细想想也还是这么回事。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再幻想着去从中绝对地分出对与错了，而应以“博爱”的精神去化解矛盾，去取长补短，去探求革命现象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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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出版社举办沙龙，北大教授高毅分享革命史研究心得
12月19日，北师大出版社“新史学”与《东方历史评论》在彼岸书店牡丹园店共同主办沙龙，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教授黄道炫共同做客，与读者分享他们在革命史方面的研究心得和最新认识。澎湃新闻（）记者撮要部分讲座内容，与读者分享。
沙龙现场照片
何谓“革命”？
革命现象在近现代世界史上频频发生，它冲击着亿万人的生活，吸引着知识公众的深切关注。高毅教授在沙龙一开始，就与听众分享了他对革命现象的基本看法。
“说到革命，中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把革命看得很神圣，到20世纪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及改革开放，人们对革命的看法才开始发生变化，革命慢慢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很多人甚至认为所有的革命都是错误的，而这种看法，就陷入另一种误区了。”
高教授认为，今天不看好革命的人，恐怕主要是因为革命太暴力了，尤其是革命中常常会发生失误，背离革命争取民主的初衷，以至于最后吃苦的还是老百姓。革命的确是离不开暴力的，毛泽东关于革命的定义一点没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高教授用更为形象的语言说，“革命其实就是两拨人打群架，规模很大的架，原因是一拨人欺负、压迫了另一拨人，另一拨人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了。通常欺负、压迫人的人都是统治者，被欺负、被压迫的人都是被统治者，革命就是被统治者的揭竿而起，就是反抗压迫。”既然如此，高教授说，我们就很难否认革命的正当性：因为卢梭在18世纪就说过，受了压迫而不反抗，那是奴性。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也把“反抗压迫”宣布为一条基本人权，所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法国人权宣言大铜章
“不管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尽管有种种失误，其实都具有高度的积极意义，而且瑕不掩瑜，因为这些革命展示的都是一个个民族不甘心受压迫和奴役的血性。革命者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应该从中认真吸取教训，但不应该因此而全面否定革命。”高教授说。
谈及对“革命”的理解，专注于研究中国革命、国共关系的黄道炫教授则分享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革命”定义。
蒋介石在1928年写过一篇文章《革命和不革命》，讲“革命不是弹指立现的空中楼阁，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毛泽东讲“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蒋介石则恰恰相反，他说革命“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革命者“不能卤莽灭裂的无视环境，只求痛快的干一下，而不问结果的成败和好恶”，要“十分安详十分仔细的按着时期和方略，一些不放松，一些不间断的去干”，这样做固然沉闷，但革命者必须忍受这“沉闷的苦痛”。蒋介石把革命弄成了“沉闷”，相较之下，毛泽东浪漫的革命显然更有吸引力。
黄教授认同高教授所说的革命的合法性，黄教授曾在其著作中表示，革命是一种天赋人权。至于毛、蒋二人对于革命的不同理解，黄教授认为，蒋介石所描绘的革命与他的立场和处境有关，“1928年他已经成为了执政领袖，他的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要面对革命和执政之间的张力，他讲革命，可能会有执政现实的考虑，所以蒋介石会把革命做成沉闷的苦痛。”
高毅：对革命的反思是一种进步，但有些走偏
高毅教授指出，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否定革命的思潮，其实远不是孤立的中国特产，而是同时期的一种国际思潮。他通过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史学潮流演变，分析了这股思潮产生的缘由。
法国革命史学几乎是和这场大革命同时开始的，并且跟大革命一样，左右派对立壁垒分明，只是具体情况很复杂，左右派的内涵因时而异。但撇开那些极右的旧制度卫道士不谈，其他的人，无论左右派，似乎都没有从整体上怀疑大革命的正当性，实际发生的争论，主要还是围绕革命有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激进这个问题展开的。而从19世纪后期起，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一直是左翼的、肯定激进的雅各宾专政的“传统学派”占据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勒费弗尔、索布尔、马佐利克等等。“这些人都是法国著名大学的教授，而且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法共党员，他们学问做得好，但是由于多少受到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他们对于革命暴力的颂扬有些过头，而且有容不下不同意见的倾向。”
法国大革命
高教授进一步阐述说，“过分地颂扬革命暴力，显然是有些过左了，看不到协商和适度的妥协让步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对人权和生命价值的一定程度的漠视。后来，随着20世纪上半叶种种反人类的野蛮暴行的渐渐被披露，学界对革命的问题就有了新的思考，对革命中暴力的滥用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种新的史学潮流的出现，反映了尊重生命价值、尊重人权的意识的觉醒或强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种进步。”
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而，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针对传统史学的这一修正主义思潮，渐渐引发了一种罔顾历史事实，简单否定包括雅各宾专政在内的一切激进革命的言论。而中国学界那些诅咒革命的话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流行的。
比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酿成，就是一大过错：清政府都预备立宪了，都派了五大臣出国学习宪政去了，为什么那些鼓噪革命的人不耐下性子参与和平改革，而非要启动一场为祸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革命？他们甚至惋叹：要是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宪政就能成事，而革命就可以避免了。高教授认为，能说出这些话显然是因为不懂历史。革命会不会爆发，或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模发生发展，从来都不可能以某个或少数政治精英的意志为转移，而只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一般说来，历史传统越是久远，社会矛盾就越复杂，现代转型就越困难，革命也就会闹得更大一些——只要稍稍对比一下英美和法国的历史，这一点似乎就不难理解。至于“假如慈禧晚死十年”之类，那就更是犯了“历史不可假设”的大忌。实际上，重大革命事件的发生，究竟主要是出于某种深刻的必然性，还是出于一些偶然因素，也正是法国革命史学的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一个历史观上的重要分歧。
1905年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是赴欧洲考察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对于这一点，黄教授则补充说道，“有人说慈禧太后晚死十年，辛亥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中国走的也许就是另外一条路。他们可能忽视了一点就是，权力者放弃权力的艰难。另外，晚清政权还面临族群的问题，它是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放弃权力以后，可能面对的是崩溃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导致放弃权力的难度又会超出一般的王朝。”
黄道炫：中国革命是一场观念先行的革命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以及国共两党成败殊途的最终命运，是黄教授在不少场合都谈过的问题。
既然谈到中国革命，国共两党的成败又一次成为讨论的话题。黄教授就此谈了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共产党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在重新建构中国政治控制体系的过程中，中共真正实现了基层权力的下探，第一次在中国把权力末梢落实到了村一级，这是晚清新政以及民国政府所没有做到的。
其次，黄教授以为，相较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更具有观念先行的特征。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中共从事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在完成了一定的积累状态下自动的革命。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是弱小得不能再弱小的力量，只有100万的工人。中共革命事实上不可能由工人阶级主导。中国革命是从苏联输入的，接受它的是知识分子，在观念上接受了中国必须革命，而且必须展开共产主义革命的理念。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944-1945年，中共已经在乡村扎下了根，不断强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态，不断提拔普通工人、农民进入党的领导层，这样的状态下，中共党的县级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地级、省以上干部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知识分子。这很能反映中共革命的特征。
“知识分子是用理念和信仰的接受来参与、驾驭这场革命的，而共产主义又非常强调信仰的意义，或者说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革命。它的第一推动力就在这里，包括俄国也是由知识分子来推动和发动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有高度，对未来有充分想象的运动，信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很大的凝聚、教化、促动作用。葛兰西就非常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中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这相当程度上把握到了共产主义革命核心的成分。知识分子怀抱信仰，带着理想和情怀投身到这样一场理想主义的革命当中，双方的同构所形成的奉献和牺牲特别让人印象深刻。
“与中共不同的是，国民党是一个世俗的政党，当兵和做官就是职业。三民主义也是一个世俗化的理论，虽然国民党也讲‘牺牲’，但是这和共产党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不同，高教授说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是很相似的，“在搞革命上，吉伦特派就是不如雅各宾派能干，雅各宾派就是能够调动各种资源为自己的革命目的服务。”
法国革命史学的核心问题及其政治蕴含
沙龙的最后，高教授谈了谈有关法国革命史学的三个他认为是带有核心意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最关键，涉及革命的缘起：法国大革命究竟起源于少数人的阴谋，还是起源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早期人们对阴谋问题特别关注，总以为大革命是阴谋——共济会阴谋或贵族阴谋，总之是各种与阴谋相关的隐秘势力——的产物，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就兴起了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那是复辟王朝时期自由派历史学家提出来的，后来通过马克思的理论而为我们所熟知。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把法国革命归结为由社会经济运动导致的社会阶级分化、矛盾和冲突。这种洞察力很是了得，它超越了阴谋论，透过复杂的表象看到了法国历史特有的一种必然性。后来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遵循的就一直是这种阶级分析法，而形形色色的修正派的共同特点，就是想推翻这种阶级分析法，把法国革命的起源归结为各种偶然因素，包括心态、心理、个性等方面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特有的恐怖统治是怎么来的。关于这个问题，传统派历来认为，法国大革命中出现恐怖统治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内忧外患太严重了，危急情势迫使革命者不得不使用铁腕，对各种危害革命的势力实施“严打”。对于这个观点的挑战，是后来修正派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恐怖统治的发生跟客观情势毫无关系，其实际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具体说就是启蒙时代卢梭主义的政治哲学，即一种主张“公意”专政，强调所有的人都必须时时处处和正统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学说。由于法国革命者都崇拜卢梭，一开始就把卢梭主义当做革命的指导思想，所以才导致了雅各宾专政和恐怖统治。“情势论”和“意识形态论”由此一直争论不休，而各种试图提出第三种解释的努力，似乎都只是想在两者之间搞点调和。
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两种研究路径。大革命史学中以孚雷为代表的法国修正派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首倡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这对传统派的史学起了一定的纠偏、补充和深化的作用，因此很快也成了传统派的一个研究路径。但由修正派这一脉发展出的政治文化研究和传统派的相关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前者不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联，后者则反之。这一情况显然与两者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取舍态度有关，而究竟哪种方法更科学、更有阐释力，国际学界仍在思考和争论中。
高毅教授认为，法国革命史学史上围绕这三个核心问题发生的争论，其实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是史学领域中和大革命以来世界政治生活中左右派分野密切相关的学术左右派之争。而左右派的对立，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反映的都是源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矛盾。诚如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言，“要想确保平等，就得限制那些比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就必然要影响所有人的平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我们所熟知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博弈，岂不就是这么回事，而法国革命史学中由修正派与传统派所分别代表的两种学术潮流的对抗，仔细想想也还是这么回事。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再幻想着去从中绝对地分出对与错了，而应以“博爱”的精神去化解矛盾，去取长补短，去探求革命现象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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