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道教史：区域道教史研究的新收获

近年来，区域道教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诸多以城市、省份为聚焦点的道教史著作相继面世，如《杭州道教史》《昆明道教史》《江西道教史》《河北道教史》《北京道教史》等即为此方面的代表作。2018年，刘固盛、梅莉、胡军等撰写的《湖北道教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这一学术潮流下的新收获。

本书约四十七万字，共八章，除首章（湖北道教的起源）和末章（湖北道教文化）外，余下的六章以时代（汉唐、宋元（上下）、明清（上下）、近代）为序，纵论湖北道教的发展历程，并对这四个时期有关湖北道教的重要人物、道派、宫观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阐述。

本书亮点之一是对之前学界关注较少的若干道教人物、流派及道家宫观等有详细评述，如第四章第三节对宋元时期湖北武昌、咸宁、黄州、蕲州、德安、荆门、荆州、宜昌、襄阳、随州等地宫观及道教传播的论述即是证明。而通过对上述地区道教发展情形的呈现，宋元时期湖北一地道教的发展概况便颇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另一大特点在于重视政治、社会这两大因素与湖北道教发展之间的互联互通。书中对古代湖北道教发展的论述即颇为注重政治的介入对道教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孙吴政权对道教态度由裁抑到推崇的转变为此时期湖北道教的起步提供了一定的助力（第二章第二节）；李唐王朝对老子极为尊崇，道教亦成为有唐一代之“准国教”，受此“恩惠”，湖北一地的道教在唐代亦获得了不俗的发展（第二章第四节）；南宋诸帝对张道清御制派道教的扶持极大地助益了九宫山道教的腾飞（第三章第一节）；明代皇帝，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可以说与武当道教于有明一代到达巅峰关联极大（第五章第一节）；嘉靖帝对其故里湖北安陆保有深情，建有号称“下武当”之誉的元佑宫，延续着明皇室一贯的道教信仰（第六章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转变加剧，湖北亦是如此，道教与社会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可谓愈发频密。本书第七章论述近代湖北道教的发展即尤为注意这一点。武汉长春观的慈善事业不仅体现了道教自古即有且一以贯之的传教、施教理念，又与武汉这座在近代中国颇具分量的城市之社会事业发展的脉络保持了一致。对汉口火居道士相关情形的论述，则颇能反映当时武汉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亦有利于进一步认知武汉与周边地区的交汇融合。

在以时代为轴的铺叙中，本书还对在湖北道教发展历程中占有最重要分量的武当山道教史进行了重点论述。第一章在介绍湖北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时即用不少的篇幅来交代武当山的得名、行政归属沿革、区域范围与地理位置等信息，还尤为详细地点明了武当山道教得以发展的一大重要缘由——此地“独特清幽”的环境，对武当山之“七十二峰”“三十六岩”及“二十四涧”更是罗列甚详。如果说第一章只是交代了武当山道教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第二至七章则以时代次序详论了武当山道教发展的基本历程。汉晋时期乃武当道教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中汉代更是成为武当道教的滥觞期，多位神仙家、道教流派（汉末之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及诸多高道（尹轨、戴孟等）为武当道教的发展助力甚多，武当道教教法至此得以创立；及至唐代，武当山方有道观，大规模道教设施营建开始，此间有关吕洞宾与武当的传说尤为吸引人。自宋代开始，由于赵宋皇室信奉玄武，武当山在宗教界的地位得以大幅提升；赴武当修炼的道士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以五龙观为场域中心、以真武信仰为重要纽带的道团组织；进入元代后，全真道、清微派等道教流派相继传入武当山，自张道贵开山、至张道清时期达到鼎盛的武当清微派于此时兴起、发展，这一道派以其严谨的脉络发展、结构严密的神仙体系、构建齐整的内炼思想及颇具特色的法术内容，吸引了大量进山修炼及进香人士，武当山道教之全国性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有明一代，武当山号称“天下第一仙山”，成为全国道教的中心之地；明成祖朱棣以多种名义，于武当山大兴土木，将其建设成明代第一皇家道场，所以明代武当山道教殿宇宏大、名道云集、社会影响力巨大；元末民初之张三丰成为武当道教的标志性人物；正一、全真等道派亦在武当有相当之发展。至清代，武当山失去了之前的诸多特权，皇室家庙地位丧失，此地的道教发展已然成下滑态势。入近代，武当道教进一步式微；晚清鄂西北地区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诸如香客上山等正常道教活动之开展日渐举步维艰，武当山道教受到极大冲击，其间虽有如徐本善等人的复兴活动，但总体来讲，武当道教于民国时期衰落已是不争之事实。

若说此书还有所不足，个人以为最后一章（“湖北道教文化”）的论述似可更加丰满。道教在湖北的发展历史悠远，其所产生与形成的道教文化涉及诸多层面。此章虽对音乐与文学两大文化类别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述，但观照面还稍显薄弱。湖北乃道教大省，道教在湖北的发展对鄂之艺术、农学、数学、武术、医药、养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某些内容可以说极具湖北特色、具有唯一性，在全国乃至全球皆有广泛影响，武当道教武术（武当内家拳等）即为此类文化因子，若对之进行一定分量的集中论述，则无疑会更加全面地呈现湖北道教的巨大魅力。但瑕不掩瑜，本书总体上依然是一部理论性、资料性与可读性俱佳的地方道教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