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毛泽东的军政生涯中，读书、研究始终是其兴趣所在，职业革命家、政治家是其主要身份，业余学者则是其第二个身份。作为学者，他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卓越的建树。哲学方面，他著有《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作品；文学方面，他的文章、诗词，都卓然成家；历史方面，他虽然没有专门著作，但博览群书，熟读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倡导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史学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研究兴趣浓厚，熟读《二十四史》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1957年，他提出在二届全国人大不连任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摆脱杂务，有时间研究重要问题。他说：“……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他所希望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两类，一类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58年12月9日，他在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决定时，认为不担任国家主席，可以让自己“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既是一项政治工作，也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
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当时，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通过寒窗苦读一举成名，然后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仍是很多读书人的理想。受这种传统影响，毛泽东最早的志向并不是投身革命，而是在学问上脱颖而出，成名成家。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给父亲留下一首诗，表达了自己一心向学的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后，毛泽东主要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间长达5年之久，他一生学问的基础奠定于此。当时，他的兴趣集中于文、史、哲3个领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他与老师、同学经常探讨、交流研究学问的方法。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写给同学的信中，宣称自己“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916年2月29日，他在写给另一位同学的信中，开列了77种书目，认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他还与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在老师杨昌济的指导下，定期研讨哲学和伦理学问题。
由于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另一方面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去当一名学者，而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帝反军阀的职业革命家道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一直保持着。工作之余，他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读书。除了马列著作外，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而在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方面，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下的功夫最深。
1952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他阅读古籍的需要，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木刻本《二十四史》。此后，他对这部书反复阅读，手不释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 1975年，他已经82岁高龄，重病在身，由于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但他还坚持读《二十四史》。自己不能看，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后来他的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他就自己读。从1952年到1976年长达24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书中的许多人物传记，他还反复读过多遍，例如《南史》韦睿传、《新唐书》徐有功传和马周传、《后汉书》光武帝纪等，他至少读过5遍以上。阅读过程中，他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据统计，在这部木刻本的《二十四史》上，毛泽东在15种史上写下了198条批注，共计3583个字。批注文字中，最少的是两个字，最多的一条写了914个字。除了批注文字外，毛泽东还作了大量的批画和圈点，批画和圈点的符号在书中随处可见。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阅读之勤、用功之深、内容之熟、见解之精辟，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可以看出，毛泽东具有不是专业学者但胜似专业学者的史学素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史实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论述，这与他熟读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代历史典籍是分不开的。
号召全党研究历史，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
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也向全党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任务。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提出了学习和研究的任务。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这里，他把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即中国历史摆到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就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体现出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有这些，都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特点，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
把研究中国历史摆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重要途径，反映出毛泽东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高度重视。
由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是从近代历史发展演变而来，近代史更贴近实际，因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毛泽东最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批评党的干部和党员对于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重视不够。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由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了解，于是只能“言必称希腊”，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革命经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除了要求全党认真研究现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向全党郑重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正是在他的重视和号召下，中共党内的范文澜、何干之、胡绳等历史学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最早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毛泽东不仅号召全党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本人也曾有志于这一方面的研究。1939年1月17日，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由于革命工作繁重，他的这一夙愿始终没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过多项重要建议。1957年初，他为了提倡“双百方针”，多次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在1月份举行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在讲到“双百方针”的时候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人善事是同恶人恶事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作比较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2月29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他提出要让人们经风雨、见世面，了解国际情况和敌人的情况，然后说：“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听说有这么长，我就赞成出全集。”“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后来，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蒋介石全集》没有出版，但毛泽东的这项建议显然推动了学术界对蒋介石的研究。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陈毅下达的任务，组织何干之等历史学者开始撰写《蒋介石传》。1965年，历史学者李侃等也开始着手编辑《蒋介石言论集》。这些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但开启了学术界研究蒋介石的先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展蒋介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提出应该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并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组织实行。这项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一度中断，但在编写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得以完成，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陆续出版了3卷本、220多万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从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倡导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中共党史学科基础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不仅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创造者，而且最早倡导和组织中共党史研究，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毛泽东选集》等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基础。
毛泽东倡导中共党史研究，主要缘起于编辑《六大以来》一书。编辑这本书，本是为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毛泽东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由于逐篇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深刻地认识到十年内战后期，王明、博古等人统治中共中央期间，中共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对这条错误路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人甚至根本否认存在过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不可能成功召开七大。为了确保七大召开成功，必须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所犯的错误，提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他还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这个发言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任务，并初步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线索和方法。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次会议后，中共高级干部组成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开始进行整风学习。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高级组的学习“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我党二十年历史”，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1年的历史，在当时是全部党史的内容。
毛泽东任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第二个阶段是全面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1942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为了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和意义。他说：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认为，通过研究中共党史，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以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来指导当前的工作。“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二是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除此以外，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还有一层目的和意义，这就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创造些新的东西”。所谓“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新的理论创造。所以，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共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对象和内容。他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是要研究“整个党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毛泽东强调“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一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弄清路线是非是思想整风的需要；二是抓住了中共党史的主线。中共党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中共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而展开的。当然，如果把全部中共党史理解成一路线斗争史，也是错误的，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歪曲。
在报告中，毛泽东论述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他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共党史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研究。他强调要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中去研究，“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古今中外法”。历史的发展过程，比如辛亥革命以来的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历史发展过程的各种对立面，比如中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这就是“中外”。这里的“中外”是引申意义上的。他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对立面的研究。认为只有弄清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面的情况，才能深刻了解和认识中共路线政策的发展过程。因此，他提出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
在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他把中共党史分为3个阶段：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并分别论述了这3个阶段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革命力量和中共的政治路线。这种分期主要是为了集中批判这3个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做出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分期漏掉了中共的建党时期，因此它是有缺陷的。毛泽东自己也说：“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但这种分期是对中共党史最早做出的分期，为对中共党史进一步做出科学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最早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历史时期的划分，对于构建中共党史学科的体系、指导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个报告形式上是一个工作报告，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是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也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延安时期，他主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3本重要的党史文献。如前所述，毛泽东主编《六大以来》本是为召开七大搜集和准备材料，并没有汇编成书的打算。后来为了给中共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材料，他提议将六大以来历史文献汇编成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他对每篇文献进行了认真的审核，除了通读全文外，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做过修改，使其更加醒目，让读者通过题目便能大概知晓文献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对文献进行了编排，首先将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8个专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然后将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1941年12月印制发行。这是第一部大型的中共党史文献。
《六大以来》出版后，毛泽东又应党员干部的要求，主编了《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共收入文献184篇，其中大部分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分上下两册。1943年，毛泽东又在《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基础上，挑选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文献，编辑了《两条路线》一书，作为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这3部文献集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献整理工作的开端。这3部文献集挖掘、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不仅为延安整风提供了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的系统材料，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文献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他对篇目进行了精心的挑选，收入选集的文章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对各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的校阅，有的做了文字上的修订，有的做了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他亲自起草了部分文章的题解和某些重要注释，并审阅和修改了所有的题解、注释。《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不仅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文献和重要的理论指导。中共党史学科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毛泽东选集》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所以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史，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总的轮廓，总的思路，总的过程，都有了。”
贯通古今中外，史学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说：历史研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毛泽东虽然没有写出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贯通古今中外，其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既兼收并蓄，又自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毛泽东在历史研究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能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的古为今用的理论众所周知。除此之外，他对历史研究还强调过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历史研究可以提高和加强人们的人文素养。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有历史知识。他说：古人讲，“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跟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其中“古”就是历史，就是“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所以，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通古今，也就是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第二，历史研究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创新。他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问题的新理论。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他认为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现状，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事实上，毛泽东的不少重要著作，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见解，比如古今中外法、阶级分析法、历史还原法等，都为学术界所熟知。迄今为止，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历史研究中还特别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就是要求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和引用，同时又要重视对史料的分析和综合，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和理论。这一观点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毛泽东说：“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一见解对于历史研究中处理断代史研究与通史研究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说明，通史研究要建立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
毛泽东的著作中，常论及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发展进程，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这一方面，他有不少如珠妙语，做出了很多见解深刻、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经典论述。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原因，他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他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例如，关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过程，他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个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这段话，实际上勾勒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基本纲要。
例如，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例如，关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
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当然不全是泰山不移之论。某些理论和观点的不足，早已为学术界所认识。但瑕不掩瑜，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矿，值得不断地深入挖掘。
（作者系特约撰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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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伟大的学者，在哲学、历史和文学领域卓有建树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毛泽东的军政生涯中，读书、研究始终是其兴趣所在，职业革命家、政治家是其主要身份，业余学者则是其第二个身份。作为学者，他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卓越的建树。哲学方面，他著有《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作品；文学方面，他的文章、诗词，都卓然成家；历史方面，他虽然没有专门著作，但博览群书，熟读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倡导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史学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研究兴趣浓厚，熟读《二十四史》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1957年，他提出在二届全国人大不连任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摆脱杂务，有时间研究重要问题。他说：“……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他所希望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两类，一类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58年12月9日，他在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决定时，认为不担任国家主席，可以让自己“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既是一项政治工作，也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
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当时，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通过寒窗苦读一举成名，然后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仍是很多读书人的理想。受这种传统影响，毛泽东最早的志向并不是投身革命，而是在学问上脱颖而出，成名成家。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给父亲留下一首诗，表达了自己一心向学的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后，毛泽东主要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间长达5年之久，他一生学问的基础奠定于此。当时，他的兴趣集中于文、史、哲3个领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他与老师、同学经常探讨、交流研究学问的方法。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写给同学的信中，宣称自己“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916年2月29日，他在写给另一位同学的信中，开列了77种书目，认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他还与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在老师杨昌济的指导下，定期研讨哲学和伦理学问题。
由于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另一方面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去当一名学者，而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帝反军阀的职业革命家道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一直保持着。工作之余，他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读书。除了马列著作外，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而在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方面，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下的功夫最深。
1952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他阅读古籍的需要，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木刻本《二十四史》。此后，他对这部书反复阅读，手不释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 1975年，他已经82岁高龄，重病在身，由于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但他还坚持读《二十四史》。自己不能看，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后来他的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他就自己读。从1952年到1976年长达24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书中的许多人物传记，他还反复读过多遍，例如《南史》韦睿传、《新唐书》徐有功传和马周传、《后汉书》光武帝纪等，他至少读过5遍以上。阅读过程中，他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据统计，在这部木刻本的《二十四史》上，毛泽东在15种史上写下了198条批注，共计3583个字。批注文字中，最少的是两个字，最多的一条写了914个字。除了批注文字外，毛泽东还作了大量的批画和圈点，批画和圈点的符号在书中随处可见。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阅读之勤、用功之深、内容之熟、见解之精辟，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可以看出，毛泽东具有不是专业学者但胜似专业学者的史学素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史实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论述，这与他熟读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代历史典籍是分不开的。
号召全党研究历史，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
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也向全党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任务。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提出了学习和研究的任务。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这里，他把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即中国历史摆到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就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体现出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有这些，都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特点，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
把研究中国历史摆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重要途径，反映出毛泽东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高度重视。
由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是从近代历史发展演变而来，近代史更贴近实际，因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毛泽东最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批评党的干部和党员对于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重视不够。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由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了解，于是只能“言必称希腊”，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革命经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除了要求全党认真研究现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向全党郑重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正是在他的重视和号召下，中共党内的范文澜、何干之、胡绳等历史学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最早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毛泽东不仅号召全党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本人也曾有志于这一方面的研究。1939年1月17日，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由于革命工作繁重，他的这一夙愿始终没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过多项重要建议。1957年初，他为了提倡“双百方针”，多次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在1月份举行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在讲到“双百方针”的时候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人善事是同恶人恶事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作比较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2月29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他提出要让人们经风雨、见世面，了解国际情况和敌人的情况，然后说：“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听说有这么长，我就赞成出全集。”“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后来，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蒋介石全集》没有出版，但毛泽东的这项建议显然推动了学术界对蒋介石的研究。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陈毅下达的任务，组织何干之等历史学者开始撰写《蒋介石传》。1965年，历史学者李侃等也开始着手编辑《蒋介石言论集》。这些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但开启了学术界研究蒋介石的先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展蒋介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提出应该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并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组织实行。这项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一度中断，但在编写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得以完成，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陆续出版了3卷本、220多万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从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倡导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中共党史学科基础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不仅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创造者，而且最早倡导和组织中共党史研究，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毛泽东选集》等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基础。
毛泽东倡导中共党史研究，主要缘起于编辑《六大以来》一书。编辑这本书，本是为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毛泽东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由于逐篇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深刻地认识到十年内战后期，王明、博古等人统治中共中央期间，中共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对这条错误路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人甚至根本否认存在过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不可能成功召开七大。为了确保七大召开成功，必须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所犯的错误，提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他还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这个发言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任务，并初步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线索和方法。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次会议后，中共高级干部组成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开始进行整风学习。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高级组的学习“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我党二十年历史”，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1年的历史，在当时是全部党史的内容。
毛泽东任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第二个阶段是全面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1942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为了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和意义。他说：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认为，通过研究中共党史，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以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来指导当前的工作。“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二是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除此以外，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还有一层目的和意义，这就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创造些新的东西”。所谓“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新的理论创造。所以，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共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对象和内容。他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是要研究“整个党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毛泽东强调“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一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弄清路线是非是思想整风的需要；二是抓住了中共党史的主线。中共党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中共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而展开的。当然，如果把全部中共党史理解成一路线斗争史，也是错误的，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歪曲。
在报告中，毛泽东论述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他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共党史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研究。他强调要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中去研究，“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古今中外法”。历史的发展过程，比如辛亥革命以来的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历史发展过程的各种对立面，比如中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这就是“中外”。这里的“中外”是引申意义上的。他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对立面的研究。认为只有弄清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面的情况，才能深刻了解和认识中共路线政策的发展过程。因此，他提出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
在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他把中共党史分为3个阶段：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并分别论述了这3个阶段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革命力量和中共的政治路线。这种分期主要是为了集中批判这3个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做出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分期漏掉了中共的建党时期，因此它是有缺陷的。毛泽东自己也说：“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但这种分期是对中共党史最早做出的分期，为对中共党史进一步做出科学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最早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历史时期的划分，对于构建中共党史学科的体系、指导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个报告形式上是一个工作报告，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是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也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延安时期，他主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3本重要的党史文献。如前所述，毛泽东主编《六大以来》本是为召开七大搜集和准备材料，并没有汇编成书的打算。后来为了给中共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材料，他提议将六大以来历史文献汇编成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他对每篇文献进行了认真的审核，除了通读全文外，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做过修改，使其更加醒目，让读者通过题目便能大概知晓文献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对文献进行了编排，首先将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8个专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然后将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1941年12月印制发行。这是第一部大型的中共党史文献。
《六大以来》出版后，毛泽东又应党员干部的要求，主编了《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共收入文献184篇，其中大部分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分上下两册。1943年，毛泽东又在《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基础上，挑选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文献，编辑了《两条路线》一书，作为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这3部文献集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献整理工作的开端。这3部文献集挖掘、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不仅为延安整风提供了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的系统材料，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文献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他对篇目进行了精心的挑选，收入选集的文章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对各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的校阅，有的做了文字上的修订，有的做了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他亲自起草了部分文章的题解和某些重要注释，并审阅和修改了所有的题解、注释。《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不仅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文献和重要的理论指导。中共党史学科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毛泽东选集》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所以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史，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总的轮廓，总的思路，总的过程，都有了。”
贯通古今中外，史学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说：历史研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毛泽东虽然没有写出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贯通古今中外，其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既兼收并蓄，又自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毛泽东在历史研究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能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的古为今用的理论众所周知。除此之外，他对历史研究还强调过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历史研究可以提高和加强人们的人文素养。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有历史知识。他说：古人讲，“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跟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其中“古”就是历史，就是“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所以，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通古今，也就是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第二，历史研究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创新。他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问题的新理论。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他认为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现状，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事实上，毛泽东的不少重要著作，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见解，比如古今中外法、阶级分析法、历史还原法等，都为学术界所熟知。迄今为止，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历史研究中还特别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就是要求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和引用，同时又要重视对史料的分析和综合，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和理论。这一观点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毛泽东说：“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一见解对于历史研究中处理断代史研究与通史研究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说明，通史研究要建立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
毛泽东的著作中，常论及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发展进程，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这一方面，他有不少如珠妙语，做出了很多见解深刻、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经典论述。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原因，他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他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例如，关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过程，他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个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这段话，实际上勾勒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基本纲要。
例如，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例如，关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
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当然不全是泰山不移之论。某些理论和观点的不足，早已为学术界所认识。但瑕不掩瑜，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矿，值得不断地深入挖掘。
（作者系特约撰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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