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假如不是非要再加一个“之一”的话)。在他等身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最大也是传播最广的就是累计12册皇皇巨著《历史研究》。其工作量有多大呢?最富盛名的罗马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传世经典《罗马帝国衰亡史》也不过6册。所以美国史学教授汤普森说,这是“两倍于吉本的研究”。后来,汤因比对《历史研究》进行了校删,推出了一个精简本,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中译本,差不多就是依照这个精简本来翻译的。
那么,《历史研究》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汤因比研究了26个文明体的兴衰历程,其中21个是正常文明,5个是停滞文明。这个“文明”指的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体。他对这么多文明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各个文明均须服从一个基本的历史规律,即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四阶段衔接的因果关系是挑战和应战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挑战和应战实际上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这个对子在修辞上的一种表述。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正是这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他总结到,存在五种挑战或者刺激的形式,1,困难地方的挑战;2,新地方的挑战;3,打击的刺激;4,压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种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对一种或者数种挑战或者刺激的成功反应,迎战成功则文明诞生,否则就不幸夭折,或流产或停滞不前。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还有个限度,就是必需“适度”,强度太大或者太小都不合适。总之,文明的起源不简单。
文明起源之后的成长也十分艰难。成长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上述五类停滞的文明就是对起源挑战成功的回应,却因为耗尽了所有的精神力量,被迫通过发展专业化的技能和等级制永恒地对付同一种挑战,结果造成了文明的停滞。因此,文明的成长是不断回应新挑战并取得成功的过程。如果在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迎战失败的断裂,文明随时都有可能转入衰落的轨道。
那么,一种文明在成长的路途上为何有可能中道而废?汤因比认为,这关键在于看看这个文明能够遇到具有非凡天赋的超人或者天才。他认为,挑战尽管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全体成员而言的,但应战者却不是每个社会成员,因为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这种挑战。只有社会中的杰出人物才有这样的自觉和自决。他们通过一种退隐和复出的过程,获得灵感和启示,实现思想的升华,然后通过社会性的军事训练,把广大缺乏创造力的普通群众变成自己的追随者,率领他们不断地迎接挑战,实现文明的成长。他认为佛陀就是这样的超人。但是超人的基因和染色体并不能遗传给后人。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成为领袖和统治者之后,陶醉于自己以往的功业,陶醉于自己创造的组织、技能,崇拜自己的军事行为,“依着桨叶休息”,于是超人便丧失了创造活力,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事情还有另一面,缺乏创造力的民众只限于机械的模仿,他们做不到主动和自决,始终达不到超人的境界。他们受统治者用习俗和惯例的束缚,他们的模仿行为不能推动文明的发展,反而成为发展的绊脚石。当统治精英因失去创造能力、不再被广大民众当作模仿对象,反而因为强制和压迫站在民众的对面时,民众就和统治者离心离德,原有的社会因此就开始解体,再也不能对不断袭来的挑战进行有效的回应,文明便进入了衰落的阶段。
但是已经陷入衰落的文明并不定立刻解体。他可能陷入衰落之后停滞,即“僵化”。倘若僵化状态的统治者仍然不能对接踵而来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对,那么这个文明就将面临必然的命运,即已经积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战索性把这个无能的文明毁灭,这就是文明的解体。解体的基本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三种成员,1,少数统治者,从原先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转化而来,现在已经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但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2,内部无产者,广大与少数统治者离心离德的群众,他们身处这一文明,心却不属于他,这些人创造了统一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进行抗衡;3,外部无产者,生活在该文明社会的周边并曾经接受其影响的各民族,同样不满少数统治者的政权,他们形成一个外部军事集团。这三大社会分裂意味着社会躯体的分裂,但更加严总的是躯体内部的灵魂分裂,这是所有分裂的根据。面对末世,人们采取不同的应对态度,或自暴自弃,自我克制,或逃避责任,自愿殉道,或迷恋过去、幻想未来。这种社会分裂的危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克服的挑战,但也会激起另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精神勇气的杰出人物来积极应战。他们尽自己所能参与到更伟大的创造活动中去,其创造的成果就是就文明的解体,新文明的诞生。
以上就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那么如何评价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呢?我们不妨引述北师大史学教授郭小凌的一段话,作为借鉴:
……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汤因比堪称是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最后一位卓越的代表。汤因比在世时,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已经转移,已经从对史学客体的普遍概括(规律、形态、阶段、进步、演化等)转向了与史学主体认识有关的命题(史学的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可认识性、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历史解释的性质与方式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同汤因比对文明历程的描述一样,在经历了250多年的起源成长甚至繁荣之后,在20世纪后半期走向了衰落。……目前阶段,西方史家与西方自然科学对客观规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个世纪以来规律崇拜所带来的负面经验和教训,不再力求把史实嵌套在一个定理式的模型中。不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包罗万象的终极性解释。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批判或者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上来。……
……那么阅读汤因比的著作有何意义呢?唯一的答案就是鉴往知今。因为在我们经历和即将经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维度之间,现在稍纵即逝,将来难以预知,唯一不变的稳定的就是过去。……过去的创造者和我们同属于一种智人,它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具有同样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们的历史实践与我们的历史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对于社会人生、世界历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的差异,有多少漏洞,都是我们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思想源泉和基本依据。……我们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不比过去更少,汤因比对文明解体提出的警告并不过时。他的挑战和应战的术语已经融入西方的语言王国之中,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他的理论仍旧为人类反思自身的历史提供着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解释,我们不难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恐怕就是汤因比最重大的史学贡献,也是我们今日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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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历史研究:26 个文明体兴衰历程的深度剖析
汤因比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假如不是非要再加一个“之一”的话)。在他等身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最大也是传播最广的就是累计12册皇皇巨著《历史研究》。其工作量有多大呢?最富盛名的罗马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传世经典《罗马帝国衰亡史》也不过6册。所以美国史学教授汤普森说,这是“两倍于吉本的研究”。后来,汤因比对《历史研究》进行了校删,推出了一个精简本,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中译本,差不多就是依照这个精简本来翻译的。
那么,《历史研究》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汤因比研究了26个文明体的兴衰历程,其中21个是正常文明,5个是停滞文明。这个“文明”指的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体。他对这么多文明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各个文明均须服从一个基本的历史规律,即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四阶段衔接的因果关系是挑战和应战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挑战和应战实际上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这个对子在修辞上的一种表述。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正是这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他总结到,存在五种挑战或者刺激的形式,1,困难地方的挑战;2,新地方的挑战;3,打击的刺激;4,压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种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对一种或者数种挑战或者刺激的成功反应,迎战成功则文明诞生,否则就不幸夭折,或流产或停滞不前。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还有个限度,就是必需“适度”,强度太大或者太小都不合适。总之,文明的起源不简单。
文明起源之后的成长也十分艰难。成长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上述五类停滞的文明就是对起源挑战成功的回应,却因为耗尽了所有的精神力量,被迫通过发展专业化的技能和等级制永恒地对付同一种挑战,结果造成了文明的停滞。因此,文明的成长是不断回应新挑战并取得成功的过程。如果在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迎战失败的断裂,文明随时都有可能转入衰落的轨道。
那么,一种文明在成长的路途上为何有可能中道而废?汤因比认为,这关键在于看看这个文明能够遇到具有非凡天赋的超人或者天才。他认为,挑战尽管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全体成员而言的,但应战者却不是每个社会成员,因为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这种挑战。只有社会中的杰出人物才有这样的自觉和自决。他们通过一种退隐和复出的过程,获得灵感和启示,实现思想的升华,然后通过社会性的军事训练,把广大缺乏创造力的普通群众变成自己的追随者,率领他们不断地迎接挑战,实现文明的成长。他认为佛陀就是这样的超人。但是超人的基因和染色体并不能遗传给后人。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成为领袖和统治者之后,陶醉于自己以往的功业,陶醉于自己创造的组织、技能,崇拜自己的军事行为,“依着桨叶休息”,于是超人便丧失了创造活力,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事情还有另一面,缺乏创造力的民众只限于机械的模仿,他们做不到主动和自决,始终达不到超人的境界。他们受统治者用习俗和惯例的束缚,他们的模仿行为不能推动文明的发展,反而成为发展的绊脚石。当统治精英因失去创造能力、不再被广大民众当作模仿对象,反而因为强制和压迫站在民众的对面时,民众就和统治者离心离德,原有的社会因此就开始解体,再也不能对不断袭来的挑战进行有效的回应,文明便进入了衰落的阶段。
但是已经陷入衰落的文明并不定立刻解体。他可能陷入衰落之后停滞,即“僵化”。倘若僵化状态的统治者仍然不能对接踵而来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对,那么这个文明就将面临必然的命运,即已经积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战索性把这个无能的文明毁灭,这就是文明的解体。解体的基本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三种成员,1,少数统治者,从原先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转化而来,现在已经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但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2,内部无产者,广大与少数统治者离心离德的群众,他们身处这一文明,心却不属于他,这些人创造了统一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进行抗衡;3,外部无产者,生活在该文明社会的周边并曾经接受其影响的各民族,同样不满少数统治者的政权,他们形成一个外部军事集团。这三大社会分裂意味着社会躯体的分裂,但更加严总的是躯体内部的灵魂分裂,这是所有分裂的根据。面对末世,人们采取不同的应对态度,或自暴自弃,自我克制,或逃避责任,自愿殉道,或迷恋过去、幻想未来。这种社会分裂的危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克服的挑战,但也会激起另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精神勇气的杰出人物来积极应战。他们尽自己所能参与到更伟大的创造活动中去,其创造的成果就是就文明的解体,新文明的诞生。
以上就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那么如何评价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呢?我们不妨引述北师大史学教授郭小凌的一段话,作为借鉴:
……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汤因比堪称是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最后一位卓越的代表。汤因比在世时,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已经转移,已经从对史学客体的普遍概括(规律、形态、阶段、进步、演化等)转向了与史学主体认识有关的命题(史学的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可认识性、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历史解释的性质与方式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同汤因比对文明历程的描述一样,在经历了250多年的起源成长甚至繁荣之后,在20世纪后半期走向了衰落。……目前阶段,西方史家与西方自然科学对客观规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个世纪以来规律崇拜所带来的负面经验和教训,不再力求把史实嵌套在一个定理式的模型中。不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包罗万象的终极性解释。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批判或者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上来。……
……那么阅读汤因比的著作有何意义呢?唯一的答案就是鉴往知今。因为在我们经历和即将经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维度之间,现在稍纵即逝,将来难以预知,唯一不变的稳定的就是过去。……过去的创造者和我们同属于一种智人,它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具有同样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们的历史实践与我们的历史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对于社会人生、世界历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的差异,有多少漏洞,都是我们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思想源泉和基本依据。……我们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不比过去更少,汤因比对文明解体提出的警告并不过时。他的挑战和应战的术语已经融入西方的语言王国之中,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他的理论仍旧为人类反思自身的历史提供着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解释,我们不难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恐怕就是汤因比最重大的史学贡献,也是我们今日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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