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史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征程上，要在构建新范式、用好新技术、开拓新领域等方面下功夫，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支撑。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发展和变化反映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也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们深入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方法路径。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开始兴起。19世纪，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带动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不仅关注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还深入探讨城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城市规划与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城市史在20世纪前期逐渐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中国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先民十分重视对城市的考察和记载，撰写了大量有关城市的书籍，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日下旧闻》等。此外，二十四史和大量的地方志书更是保留了丰富的城市资料。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作为“五都”进行论述，开启了我国早期城市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促使学术界开始关注城市的历史演变、功能结构以及城乡关系等，城市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40多年来，中国城市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城市史学兴起和早期探索阶段，研究者们主要关注中国城市的历史沿革，对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如对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成都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变迁和近代转型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设阶段，研究者们开始系统地介绍和吸收国际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尝试应用于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史理论框架。同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引入。一方面，城市规划、建筑学、城市社会学、经济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城市史研究者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展开基于各自领域的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史学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研究者们不仅关注城市的历史，还重视城市的现实问题，并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深化城市史研究。
今天，中国城市史已经成为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范围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研究聚焦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模式以及影响城市长期发展的因素；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经济与产业结构，重点探讨城市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以及产业布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社会生活，重点分析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和文化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塑造城市的形象；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文化与记忆，重点研究城市文化特征的演变，以及城市如何通过记忆工程来保存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提炼出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成果丰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具体来看，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
单体城市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单体城市研究已经超出了我国主要历史文化名城研究的范围。一方面，单体城市研究拓展到其他大城市和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从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研究扩展，如关于济南、苏州、无锡、杭州、昆明、沈阳、大连、自贡、本溪、洛阳等城市，都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另一方面，单体城市研究向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发展，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建筑、社会生活等领域广泛展开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优秀成果，如《上海通史》《北京通史》《成都通史》《重庆通史》《杭州史稿》等。
研究领域向区域城市拓展。在深入研究单体城市的基础上，区域城市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比如，“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近代华北城市系统研究”“山东城市史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等都取得了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中国城市整体史研究受到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多部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中国城市史纲》曾获得中国图书奖。近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城市通史》等著作，在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道路特点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使中国城市史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得到提升。
理论探索不断深入。中国城市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吸纳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城市史相关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对诸如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目的、意义，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城市化与现代化，城市体系和空间布局，城市的功能结构、发展动力、城乡关系等理论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初步形成了中国城市史的理论体系。
当前，中国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推进城镇化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习的重要论述对于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征程上，广大城市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历史智慧和学术力量。
构建新范式。作为一门有着深厚历史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如果不能构建起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就难以增强和激发学科发展动力，更难以充分发挥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功能。面向未来，要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在城市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成果，努力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城市史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更好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
用好新技术。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一代数字技术得到蓬勃发展和深度应用。中国城市史研究要跟随科技前进的步伐，积极掌握和运用城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IS）、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城市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展示，使研究更加精确和高效。其中，尤其要重视数据库建设，因为建设大数据库和利用大数据库已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由于中国城市史的资料极度分散，继续用传统方式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开展研究，已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要统筹谋划，整合资源和力量，加快中国古代城市史资料数据库、中国近现代城市史资料数据库、新中国城市史资料数据库等建设，强化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史料基础。
开拓新领域。一个学科要发展，就要持续开拓研究领域。当前，城市史研究还有很多重要领域可以开拓，如城市人居环境史研究、城市治理史研究、城市转型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发展变迁研究、江河流域城市发展变迁研究、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研究、当代城市发展道路研究等。以江河流域城市发展变迁研究为例，黄河、长江等流域是中华文明与许多城市的发祥地，这些地区持续不断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当今中国很多重要城市都是大江大河城市，比如，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上游成渝城市群在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开展江河城市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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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中国城市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史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征程上，要在构建新范式、用好新技术、开拓新领域等方面下功夫，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支撑。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发展和变化反映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也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们深入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方法路径。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开始兴起。19世纪，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带动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不仅关注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还深入探讨城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城市规划与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城市史在20世纪前期逐渐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中国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先民十分重视对城市的考察和记载，撰写了大量有关城市的书籍，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日下旧闻》等。此外，二十四史和大量的地方志书更是保留了丰富的城市资料。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作为“五都”进行论述，开启了我国早期城市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促使学术界开始关注城市的历史演变、功能结构以及城乡关系等，城市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40多年来，中国城市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城市史学兴起和早期探索阶段，研究者们主要关注中国城市的历史沿革，对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如对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成都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变迁和近代转型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设阶段，研究者们开始系统地介绍和吸收国际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尝试应用于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史理论框架。同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引入。一方面，城市规划、建筑学、城市社会学、经济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城市史研究者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展开基于各自领域的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史学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研究者们不仅关注城市的历史，还重视城市的现实问题，并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深化城市史研究。
今天，中国城市史已经成为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范围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研究聚焦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模式以及影响城市长期发展的因素；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经济与产业结构，重点探讨城市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以及产业布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社会生活，重点分析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和文化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塑造城市的形象；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文化与记忆，重点研究城市文化特征的演变，以及城市如何通过记忆工程来保存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提炼出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成果丰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具体来看，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
单体城市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单体城市研究已经超出了我国主要历史文化名城研究的范围。一方面，单体城市研究拓展到其他大城市和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从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研究扩展，如关于济南、苏州、无锡、杭州、昆明、沈阳、大连、自贡、本溪、洛阳等城市，都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另一方面，单体城市研究向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发展，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建筑、社会生活等领域广泛展开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优秀成果，如《上海通史》《北京通史》《成都通史》《重庆通史》《杭州史稿》等。
研究领域向区域城市拓展。在深入研究单体城市的基础上，区域城市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比如，“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近代华北城市系统研究”“山东城市史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等都取得了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中国城市整体史研究受到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多部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中国城市史纲》曾获得中国图书奖。近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城市通史》等著作，在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道路特点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使中国城市史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得到提升。
理论探索不断深入。中国城市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吸纳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城市史相关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对诸如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目的、意义，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城市化与现代化，城市体系和空间布局，城市的功能结构、发展动力、城乡关系等理论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初步形成了中国城市史的理论体系。
当前，中国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推进城镇化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习的重要论述对于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征程上，广大城市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历史智慧和学术力量。
构建新范式。作为一门有着深厚历史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如果不能构建起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就难以增强和激发学科发展动力，更难以充分发挥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功能。面向未来，要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在城市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成果，努力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城市史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更好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
用好新技术。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一代数字技术得到蓬勃发展和深度应用。中国城市史研究要跟随科技前进的步伐，积极掌握和运用城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IS）、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城市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展示，使研究更加精确和高效。其中，尤其要重视数据库建设，因为建设大数据库和利用大数据库已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由于中国城市史的资料极度分散，继续用传统方式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开展研究，已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要统筹谋划，整合资源和力量，加快中国古代城市史资料数据库、中国近现代城市史资料数据库、新中国城市史资料数据库等建设，强化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史料基础。
开拓新领域。一个学科要发展，就要持续开拓研究领域。当前，城市史研究还有很多重要领域可以开拓，如城市人居环境史研究、城市治理史研究、城市转型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发展变迁研究、江河流域城市发展变迁研究、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研究、当代城市发展道路研究等。以江河流域城市发展变迁研究为例，黄河、长江等流域是中华文明与许多城市的发祥地，这些地区持续不断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当今中国很多重要城市都是大江大河城市，比如，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上游成渝城市群在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开展江河城市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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