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1867年－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人多称其为“阿德哥”、“赤脚财神”，是清末民初中国知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尝试着手研究虞洽卿这个人，全方位调查他的资料。但是，我越研究，越体会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原来许多有关他的记载，都是把其经历简单化了。比如1980年代的时候，一些中国经济史家在争论虞洽卿是个买办反动资本家，还是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实际上这种标签化、概念化的描述，都太低估了这个商人的多维度面相。我认为，如果真的要用一个概念来给虞的一生作一个归纳的话，就只能从“政商”的角度来讲他的故事了。这里的关键不仅在这个人的历史，也是想通过其个案来阐明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潜在线索。
我在写《在商言商》的时候，就在那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这个词语所代表的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就是城乡里面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意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商人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的集体行动？我最后是用一个概念框架来解释的，认为商人的行动大半仍是由产权与秩序来决定的。大部分的商人被动地参与政治变动，其目的是要保护他们的产权，维护秩序，他们是很被动地卷进去的，为了说明这点，我在书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用一手材料去证明这个结论。在那本书里，我讲的主要是普通商人的心理，如街上小贩、开小卖部的、小工厂的老板等，这些人基本上没什么政治性的想法，他们就是在商言商，你要求他们有什么伟大的、宏伟的政治企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多数“大商人”，其内心真实想法也大致如此，其实今天也是如此。最后我把那本书命名为《在商言商》，讲的是一个群体印象。
但是那本书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大部分的商人是在商言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批人，因此情况就复杂得多。如虞洽卿这种人，他曾经相当积极主动地参与一些历史变化，努力跟政府、官员建立关系，甚至参与到政府行为里面去。当然，他从这里面获得很大的利益，甚至建立了官商合作的利益平台。这些人的言行，从其能动性或历史后果来看，可能都不是纯粹“在商言商”这么简单，那么怎么去分析这批人呢？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这本书，就是研究这一批很特别的商人及其背后的政商结构。从《在商言商》到《政商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连续性的研究过程，也是希望对商人与政治的关系有更为全面的考察。我把“政商”看作是解释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条潜在的线索。从晚清官督办洋务企业，到1940年代所谓“官僚资本”现象泛滥成灾、“豪门资本”几乎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政商化现象已经高度畸形发展。到后来，蒋介石已经毫无办法。他在大陆的政权实际上已危在旦夕，基本上没什么救了。20世纪中国的政商化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过程，这个问题的恶质化发展，是最后让蒋介石他们丢了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觉得研究历史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你得要去努力发现一些潜在的东西，尤其是很多桌底下的东西。研究历史，你光把桌面上的东西梳理出来是很容易的，但你要把桌底下的东西搞清楚，就是所谓“潜历史”弄清楚的话，这是相当艰难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个人是赞成做历史的人要投入巨量成本，努力去发现一些潜在的线索。
关于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我稍微作些说明。什么是“政商”？政商一词，大致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指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利益联系的那些商人，尤其是那些在利益结构里面获得暴利，或者说表现非常活跃的这批商人。同时，这个词，也可用来指那些寻求权力寻租的政客，尤其是想通过代理人获得商业暴利的官员。表面上他们在政府当官，实际上他一直在做大生意，这些人你也可以把他们叫政商。第三，政商这个词，其实更重要的是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或者潜在的制度。这个结构和制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通过政客与商人密切合作及利益输送，他们建立起暴利生产平台，很多的政府资源、社会资源，慢慢地就被转移到这批人手上了。
在政商结构支配下，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客，他们追求的就不是常利，而是通过政策操纵或权力寻租、虚置法律等程序追求暴利，我把这种过程也叫做政商化。历史人物都会随着其生命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但结构却常常会保存下来，甚至不断发展。虞洽卿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段祺瑞也死了、孙中山也死了、蒋介石也死了，但人死了结构有可能还在，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这也是我自己要讲的“政商”这个词最关键的意义。
那为什么要把“政商”与中国联系起来呢？这就要考虑到中国整个历史传统，以及20世纪以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个人认为在晚清民初这个变革时期，整个政治转型一直没能转到轨道上去。表面上看起来，辛亥之后，中国就是民主共和国了，但问题是真的是“民主”吗？老百姓真的获得大量的实际权利吗？翻翻历史，大致上可以说是所谓“民国”，多半是官有、官治、官享的东西。所谓的政商中国，便与这种状态有关。对20世纪中国这种根本的变化，我们需要用一些本土概念甚至理论来加以归纳。我们必须在对历史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用一些较合乎历史情境的概念来帮助理解历史，所谓“政商化”提法，是我个人的一种尝试，我希望用这个词来概括20世纪中国一种潜在的历史发展脉络。（冯筱才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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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民国历史的一条潜在线索
虞洽卿（1867年－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人多称其为“阿德哥”、“赤脚财神”，是清末民初中国知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尝试着手研究虞洽卿这个人，全方位调查他的资料。但是，我越研究，越体会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原来许多有关他的记载，都是把其经历简单化了。比如1980年代的时候，一些中国经济史家在争论虞洽卿是个买办反动资本家，还是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实际上这种标签化、概念化的描述，都太低估了这个商人的多维度面相。我认为，如果真的要用一个概念来给虞的一生作一个归纳的话，就只能从“政商”的角度来讲他的故事了。这里的关键不仅在这个人的历史，也是想通过其个案来阐明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潜在线索。
我在写《在商言商》的时候，就在那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这个词语所代表的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就是城乡里面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意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商人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的集体行动？我最后是用一个概念框架来解释的，认为商人的行动大半仍是由产权与秩序来决定的。大部分的商人被动地参与政治变动，其目的是要保护他们的产权，维护秩序，他们是很被动地卷进去的，为了说明这点，我在书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用一手材料去证明这个结论。在那本书里，我讲的主要是普通商人的心理，如街上小贩、开小卖部的、小工厂的老板等，这些人基本上没什么政治性的想法，他们就是在商言商，你要求他们有什么伟大的、宏伟的政治企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多数“大商人”，其内心真实想法也大致如此，其实今天也是如此。最后我把那本书命名为《在商言商》，讲的是一个群体印象。
但是那本书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大部分的商人是在商言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批人，因此情况就复杂得多。如虞洽卿这种人，他曾经相当积极主动地参与一些历史变化，努力跟政府、官员建立关系，甚至参与到政府行为里面去。当然，他从这里面获得很大的利益，甚至建立了官商合作的利益平台。这些人的言行，从其能动性或历史后果来看，可能都不是纯粹“在商言商”这么简单，那么怎么去分析这批人呢？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这本书，就是研究这一批很特别的商人及其背后的政商结构。从《在商言商》到《政商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连续性的研究过程，也是希望对商人与政治的关系有更为全面的考察。我把“政商”看作是解释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条潜在的线索。从晚清官督办洋务企业，到1940年代所谓“官僚资本”现象泛滥成灾、“豪门资本”几乎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政商化现象已经高度畸形发展。到后来，蒋介石已经毫无办法。他在大陆的政权实际上已危在旦夕，基本上没什么救了。20世纪中国的政商化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过程，这个问题的恶质化发展，是最后让蒋介石他们丢了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觉得研究历史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你得要去努力发现一些潜在的东西，尤其是很多桌底下的东西。研究历史，你光把桌面上的东西梳理出来是很容易的，但你要把桌底下的东西搞清楚，就是所谓“潜历史”弄清楚的话，这是相当艰难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个人是赞成做历史的人要投入巨量成本，努力去发现一些潜在的线索。
关于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我稍微作些说明。什么是“政商”？政商一词，大致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指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利益联系的那些商人，尤其是那些在利益结构里面获得暴利，或者说表现非常活跃的这批商人。同时，这个词，也可用来指那些寻求权力寻租的政客，尤其是想通过代理人获得商业暴利的官员。表面上他们在政府当官，实际上他一直在做大生意，这些人你也可以把他们叫政商。第三，政商这个词，其实更重要的是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或者潜在的制度。这个结构和制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通过政客与商人密切合作及利益输送，他们建立起暴利生产平台，很多的政府资源、社会资源，慢慢地就被转移到这批人手上了。
在政商结构支配下，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客，他们追求的就不是常利，而是通过政策操纵或权力寻租、虚置法律等程序追求暴利，我把这种过程也叫做政商化。历史人物都会随着其生命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但结构却常常会保存下来，甚至不断发展。虞洽卿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段祺瑞也死了、孙中山也死了、蒋介石也死了，但人死了结构有可能还在，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这也是我自己要讲的“政商”这个词最关键的意义。
那为什么要把“政商”与中国联系起来呢？这就要考虑到中国整个历史传统，以及20世纪以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个人认为在晚清民初这个变革时期，整个政治转型一直没能转到轨道上去。表面上看起来，辛亥之后，中国就是民主共和国了，但问题是真的是“民主”吗？老百姓真的获得大量的实际权利吗？翻翻历史，大致上可以说是所谓“民国”，多半是官有、官治、官享的东西。所谓的政商中国，便与这种状态有关。对20世纪中国这种根本的变化，我们需要用一些本土概念甚至理论来加以归纳。我们必须在对历史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用一些较合乎历史情境的概念来帮助理解历史，所谓“政商化”提法，是我个人的一种尝试，我希望用这个词来概括20世纪中国一种潜在的历史发展脉络。（冯筱才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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