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城乡规划与管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焦永利
习曾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2019年11月2日，习在上海考察调研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2020年6月，上海市委全会通过《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对人民城市建设进行系统部署。在此背景下，包括上海等前沿城市在内的中国城市需要站在更高的起点，坚持人民为中心，努力追求城市之治新境界。
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承载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城市的权力体系、核心功能、标志性空间存在着神权、王权、资本主导等形态，而让城市成为绝大多数人安居乐业的家园，也一直是从追求理性的古希腊先哲、追求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续求索的方向。
500多年前，伴随着大航海及后续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域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等，西方城市发展思想出现跃迁。托马斯·莫尔接续2000年前“理想国”的脉络，基于对现实的批判观察发表了《乌托邦》（1516年）一书，描绘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王国，这也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1623年，意大利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发表对话体游记《太阳城》，以城市为尺度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的聪明智慧得到发展、社会与文化繁荣的理想社会。
19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达到高峰并开展了实践，这些实践同样也是以理想城市或社区为承载形态的，如欧文的“新协和村”（New Harmony）、傅立叶的“法郎吉”（Phalange）等，这些实践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由此启发了以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诞生，促进人类对于城市的认知与干预进入新阶段。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持续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若干大城市深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这一人类社会新阶段，在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其中，城市思想、城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未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产生并成为现代城市产生的基础，“建成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创造了超过以往几千年创造财富的总和”“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孤立和分散”。在对当时的无产阶级生活状态的考察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城市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为了人的发展，因而城市的管理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城市的治理中应该关注人的就业、健康住宅等具体问题。
20世纪上半叶，伴随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开展大规模的、突飞猛进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列宁提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 是前进的主要动力。”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苏联城市一度成为全世界有识之士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锋思想家所积极关注和向往之地。但是，苏联经济政治体制逐步走向僵化，慢慢退出了人类发展的前沿区间。
1921年，中国在上海这座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都市诞生，从此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前景。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党中央机关也长期驻扎上海领导全国革命运动，前后达12年。
大革命失败后，经历艰苦摸索，中国逐步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陆续接收统治的大中城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上车开赴北平之前，与周恩来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赶考对”，提出“进城赶考”“绝不做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在苏联支持下启动156项重大工程，大力推动工业化以及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重要的工业城市、矿业城市发展起来。但是，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曲折与错误。
1978年的改革开放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又一次从农村到城市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经验移植到城市里来，即“包字进城”。随后，党持续推动企业制度改革、资源要素配置改革、城市建设体制改革等。在开放方面，从 4个特区到14个沿海城市，再到沿江开放、全面开放，再发展到自贸区、“一带一路”这样的更深层次开放、双向开放格局。从城市发展的综合视角看，可以将这40多年的发展总结为“四个循环”：在改革初期，基于农村改革的成果，我们逐步启动了城乡循环，开始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调整了发展的动力结构，这一时期出现了小平所称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成为城乡联系的重要节点；入世前后，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区域通过系统引进国际资本、技术、管理要素，依托大规模进出口循环拓展了市场的广度，一批出口导向型、生产型的城市崛起，国际大循环逐步深入；进而，以基建、房地产、重化工为代表，启动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层次循环，大大提升了市场的深度，一大批中国企业、产业、城市开始在全球经济、创新和城市网络中具备重要地位，这一阶段的明星城市主要是那些具有强大资源配置能力的枢纽型城市。当前，随着中国若干产业和科技领域开始进入“无人区”，开始启动“未知-已知”循环，用基础研究的源头赋能深层次的创新驱动，这是城市发展进化所面临的“功能升维”，这也是国内顶尖城市谋求建设“科学城”与建设“未来城市”的宏观逻辑，也意味着当年的“进城赶考”进一步具有了新的时空坐标。
基于上述历程，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管理走过了接管、工业化、建设化、城市化四个阶段。在城市管理战略、城市管理体系、城市管理政策三个层次的中心任务、管理功能、纵向结构、横向体制、议程设置、管理工具等六个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今天，根据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发布的世界城市排行榜，中国城市体系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建设人民城市，必然是在接续“四史”的历史文脉中前行，在接续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城市发展史的历史文脉中前行，同时也应面向未来进行前瞻性的规划。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科技产业革命与制度变革是影响城市发展最为深刻的两大力量。每一次科技产业革命都给城市发展及其空间形态带来系统性变革，这一变革力量在带来繁荣、进步的同时也会伴随以不同时代特点的“城市病”，而相应的制度变革能否适应进而引领这些变革，就决定了城市的命运转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于2015年底召开了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习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亲自关心指导以北京、上海和雄安新区等地为代表的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包括：界定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地位的“举足轻重论”、作为工作主线的“人民中心论”、科学认识城市本质的“生命有机论”、做好城市工作所必需坚持的“尊重规律论”、强化规划前瞻性和严肃性的“规划引领论”、拓展城市工作视野的“区域协同论”、保护自然本底的“生态优先论”、研判未来发展趋势的“聪明智慧论”、夯实治理基础的“精细管理论”等等，形成了体系完整、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指导性强的城市工作纲领性思路。
特别是在今年3月，习在杭州市考察时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同时还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这些新论断是对城市本质及其进化前景的深刻研判，为如何认知城市、如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党和政府的城市领导力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迅速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各个领域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在对城市发展形成巨大影响，“未来城市”成为学术、政策、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思考，笔者认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正在形成三条清晰的赛道：新基建、新经济、新治理。并且，与此前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的是，这三条赛道彼此之间呈现高度融合的特点，将共同推动城市和人类社会进入更高水平的智能社会。一方面，这些新变化新机遇是激动人心的；另一方面，这些新变化还可能带来不少全新的挑战，需要用新思想、新制度、新政策去进行“过滤”和“导航”。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云端数字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高度融合的新形态，而新基建就将为这个前景构筑数字底座。一方面，像雄安新区这样的新城市正在探索人类历史全新的数字孪生发展路径，物理城市与虚拟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实现“万物生数、数生万物”的相互映射，从而提升城市管理效率，服务美好生活。同时，5G、大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基建也将逐步为所有的城市铺上一张神经感应网络，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让城市生命体的生命体征感知节点及干预手段极大丰富。未来，一根钢梁、一个控制阀门都可能在云端虚拟空间有对应的映射及控制节点，从而赋能城市的自动化、智能化感知和决策。
未来的新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智能社会提供产业支撑。对于中国的头部区域和城市而言，核心方向就是瞄准当前许多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和产业环节推动创新。目前，新经济形态的主轴渐渐清晰——新终端、新传感网络、新的计算工具与能力。新终端包括工业领域的高水平机床、新型设备、机器人等，也包括生活领域的手机、可穿戴设备、人体增强设备、新型显示界面等，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也将成为一类新型终端。新传感网络方面，5G大规模铺设，产业界已经开始着手新一代网络研发并推动天基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新的计算工具与能力方面，数据中心快速扩容，为数字世界修建数据湖，人工智能不断渗入各个具体场景，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专业经验沉淀、封装到各类算法之中。而这些产业主轴的进一步发展都需要大规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材料等技术和产业的支撑，传感芯片、通讯芯片、存储芯片、计算芯片以及背后的IC设计与软件产业成为前沿城市的竞争方向，各行各业的迭代离不开新材料、新能源的支持，这两大领域也持续成为竞争热点。为此，许多城市开始将创新特别是源头创新作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科学城”这一新城市物种的发展，同时，纷纷建设高端新型实验室，期望在这些技术与产业领域构筑竞争优势。
可见，未来的新基建、新经济本身高度融合。与此同时，二者还将会为城市的新治理源源不断地提供新工具，赋能城市的智能化治理变革。本世纪初，在借鉴国外以信息化提升城市管理效率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率先探索出网格化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并向全国推广，实现了与世界城市治理前沿的同步与局部创新。如今，上海、杭州、深圳、雄安新区等地都在大力探索智能化的城市治理模式，一些高科技企业也积极投身其中。上海提出“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杭州大力建设“城市大脑”，深圳联合华为公司提出建设“全场景城市智能体”，腾讯公司提出WeCity未来城市发展设想，京东公司提出发展“城市操作系统”等。目前，我们渐渐看到这一轮城市治理变革的基本轮廓，也在疫情防控中感受到这一套新治理工具的强大能力。
如前所述，新基建、新经济、新治理正在展露出新的希望，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例如，数字鸿沟、就业替代、贫富差距拉大、隐私界定、数据资产及其治理等，这些都是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域”，无法通过单一的科技或经济手段来解决，需要更深层次的治理思考与应对，需要有坚定的价值指引，既避免民粹主义陷阱，又要超越短期和局部的经济逻辑。对此，习主席在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曾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处理不当将导致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综上，当前建设人民城市需要在历史维度中把握基本发展脉络，以推进城市进化的思维审视时空坐标与奋斗前景，全面贯彻习关于城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城市的政治本色与价值追求，努力更新各级领导者能力素质模型，深刻洞察人民需求与科技趋势变迁，适应剧烈变化的当下与未来，在新基建、新经济、新治理的新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努力开拓人类城市文明新境界。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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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人民城市”建设的历史脉络与时代机遇
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城乡规划与管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焦永利
习曾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2019年11月2日，习在上海考察调研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2020年6月，上海市委全会通过《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对人民城市建设进行系统部署。在此背景下，包括上海等前沿城市在内的中国城市需要站在更高的起点，坚持人民为中心，努力追求城市之治新境界。
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承载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城市的权力体系、核心功能、标志性空间存在着神权、王权、资本主导等形态，而让城市成为绝大多数人安居乐业的家园，也一直是从追求理性的古希腊先哲、追求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续求索的方向。
500多年前，伴随着大航海及后续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域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等，西方城市发展思想出现跃迁。托马斯·莫尔接续2000年前“理想国”的脉络，基于对现实的批判观察发表了《乌托邦》（1516年）一书，描绘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王国，这也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1623年，意大利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发表对话体游记《太阳城》，以城市为尺度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的聪明智慧得到发展、社会与文化繁荣的理想社会。
19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达到高峰并开展了实践，这些实践同样也是以理想城市或社区为承载形态的，如欧文的“新协和村”（New Harmony）、傅立叶的“法郎吉”（Phalange）等，这些实践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由此启发了以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诞生，促进人类对于城市的认知与干预进入新阶段。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持续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若干大城市深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这一人类社会新阶段，在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其中，城市思想、城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未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产生并成为现代城市产生的基础，“建成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创造了超过以往几千年创造财富的总和”“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孤立和分散”。在对当时的无产阶级生活状态的考察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城市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为了人的发展，因而城市的管理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城市的治理中应该关注人的就业、健康住宅等具体问题。
20世纪上半叶，伴随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开展大规模的、突飞猛进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列宁提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 是前进的主要动力。”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苏联城市一度成为全世界有识之士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锋思想家所积极关注和向往之地。但是，苏联经济政治体制逐步走向僵化，慢慢退出了人类发展的前沿区间。
1921年，中国在上海这座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都市诞生，从此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前景。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党中央机关也长期驻扎上海领导全国革命运动，前后达12年。
大革命失败后，经历艰苦摸索，中国逐步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陆续接收统治的大中城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上车开赴北平之前，与周恩来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赶考对”，提出“进城赶考”“绝不做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在苏联支持下启动156项重大工程，大力推动工业化以及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重要的工业城市、矿业城市发展起来。但是，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曲折与错误。
1978年的改革开放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又一次从农村到城市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经验移植到城市里来，即“包字进城”。随后，党持续推动企业制度改革、资源要素配置改革、城市建设体制改革等。在开放方面，从 4个特区到14个沿海城市，再到沿江开放、全面开放，再发展到自贸区、“一带一路”这样的更深层次开放、双向开放格局。从城市发展的综合视角看，可以将这40多年的发展总结为“四个循环”：在改革初期，基于农村改革的成果，我们逐步启动了城乡循环，开始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调整了发展的动力结构，这一时期出现了小平所称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成为城乡联系的重要节点；入世前后，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区域通过系统引进国际资本、技术、管理要素，依托大规模进出口循环拓展了市场的广度，一批出口导向型、生产型的城市崛起，国际大循环逐步深入；进而，以基建、房地产、重化工为代表，启动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层次循环，大大提升了市场的深度，一大批中国企业、产业、城市开始在全球经济、创新和城市网络中具备重要地位，这一阶段的明星城市主要是那些具有强大资源配置能力的枢纽型城市。当前，随着中国若干产业和科技领域开始进入“无人区”，开始启动“未知-已知”循环，用基础研究的源头赋能深层次的创新驱动，这是城市发展进化所面临的“功能升维”，这也是国内顶尖城市谋求建设“科学城”与建设“未来城市”的宏观逻辑，也意味着当年的“进城赶考”进一步具有了新的时空坐标。
基于上述历程，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管理走过了接管、工业化、建设化、城市化四个阶段。在城市管理战略、城市管理体系、城市管理政策三个层次的中心任务、管理功能、纵向结构、横向体制、议程设置、管理工具等六个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今天，根据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发布的世界城市排行榜，中国城市体系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建设人民城市，必然是在接续“四史”的历史文脉中前行，在接续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城市发展史的历史文脉中前行，同时也应面向未来进行前瞻性的规划。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科技产业革命与制度变革是影响城市发展最为深刻的两大力量。每一次科技产业革命都给城市发展及其空间形态带来系统性变革，这一变革力量在带来繁荣、进步的同时也会伴随以不同时代特点的“城市病”，而相应的制度变革能否适应进而引领这些变革，就决定了城市的命运转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于2015年底召开了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习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亲自关心指导以北京、上海和雄安新区等地为代表的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包括：界定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地位的“举足轻重论”、作为工作主线的“人民中心论”、科学认识城市本质的“生命有机论”、做好城市工作所必需坚持的“尊重规律论”、强化规划前瞻性和严肃性的“规划引领论”、拓展城市工作视野的“区域协同论”、保护自然本底的“生态优先论”、研判未来发展趋势的“聪明智慧论”、夯实治理基础的“精细管理论”等等，形成了体系完整、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指导性强的城市工作纲领性思路。
特别是在今年3月，习在杭州市考察时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同时还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这些新论断是对城市本质及其进化前景的深刻研判，为如何认知城市、如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党和政府的城市领导力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迅速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各个领域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在对城市发展形成巨大影响，“未来城市”成为学术、政策、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思考，笔者认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正在形成三条清晰的赛道：新基建、新经济、新治理。并且，与此前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的是，这三条赛道彼此之间呈现高度融合的特点，将共同推动城市和人类社会进入更高水平的智能社会。一方面，这些新变化新机遇是激动人心的；另一方面，这些新变化还可能带来不少全新的挑战，需要用新思想、新制度、新政策去进行“过滤”和“导航”。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云端数字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高度融合的新形态，而新基建就将为这个前景构筑数字底座。一方面，像雄安新区这样的新城市正在探索人类历史全新的数字孪生发展路径，物理城市与虚拟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实现“万物生数、数生万物”的相互映射，从而提升城市管理效率，服务美好生活。同时，5G、大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基建也将逐步为所有的城市铺上一张神经感应网络，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让城市生命体的生命体征感知节点及干预手段极大丰富。未来，一根钢梁、一个控制阀门都可能在云端虚拟空间有对应的映射及控制节点，从而赋能城市的自动化、智能化感知和决策。
未来的新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智能社会提供产业支撑。对于中国的头部区域和城市而言，核心方向就是瞄准当前许多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和产业环节推动创新。目前，新经济形态的主轴渐渐清晰——新终端、新传感网络、新的计算工具与能力。新终端包括工业领域的高水平机床、新型设备、机器人等，也包括生活领域的手机、可穿戴设备、人体增强设备、新型显示界面等，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也将成为一类新型终端。新传感网络方面，5G大规模铺设，产业界已经开始着手新一代网络研发并推动天基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新的计算工具与能力方面，数据中心快速扩容，为数字世界修建数据湖，人工智能不断渗入各个具体场景，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专业经验沉淀、封装到各类算法之中。而这些产业主轴的进一步发展都需要大规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材料等技术和产业的支撑，传感芯片、通讯芯片、存储芯片、计算芯片以及背后的IC设计与软件产业成为前沿城市的竞争方向，各行各业的迭代离不开新材料、新能源的支持，这两大领域也持续成为竞争热点。为此，许多城市开始将创新特别是源头创新作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科学城”这一新城市物种的发展，同时，纷纷建设高端新型实验室，期望在这些技术与产业领域构筑竞争优势。
可见，未来的新基建、新经济本身高度融合。与此同时，二者还将会为城市的新治理源源不断地提供新工具，赋能城市的智能化治理变革。本世纪初，在借鉴国外以信息化提升城市管理效率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率先探索出网格化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并向全国推广，实现了与世界城市治理前沿的同步与局部创新。如今，上海、杭州、深圳、雄安新区等地都在大力探索智能化的城市治理模式，一些高科技企业也积极投身其中。上海提出“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杭州大力建设“城市大脑”，深圳联合华为公司提出建设“全场景城市智能体”，腾讯公司提出WeCity未来城市发展设想，京东公司提出发展“城市操作系统”等。目前，我们渐渐看到这一轮城市治理变革的基本轮廓，也在疫情防控中感受到这一套新治理工具的强大能力。
如前所述，新基建、新经济、新治理正在展露出新的希望，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例如，数字鸿沟、就业替代、贫富差距拉大、隐私界定、数据资产及其治理等，这些都是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域”，无法通过单一的科技或经济手段来解决，需要更深层次的治理思考与应对，需要有坚定的价值指引，既避免民粹主义陷阱，又要超越短期和局部的经济逻辑。对此，习主席在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曾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处理不当将导致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综上，当前建设人民城市需要在历史维度中把握基本发展脉络，以推进城市进化的思维审视时空坐标与奋斗前景，全面贯彻习关于城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城市的政治本色与价值追求，努力更新各级领导者能力素质模型，深刻洞察人民需求与科技趋势变迁，适应剧烈变化的当下与未来，在新基建、新经济、新治理的新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努力开拓人类城市文明新境界。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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