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中国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总结中国的百年历史成就,历史坚定选择了中国,中国深刻改变了历史,只有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中,才能深刻认识中国领导的重要历史地位,只有在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中,才能深刻把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进入19世纪,西方诸多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以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揭开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新篇章,实现生产力社会化大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个过程中,掠夺世界资源和开拓世界市场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腐朽的清王朝还在苟延残喘,没落的封建主义在自身即将终结的历史中气息奄奄,手工作坊作为当时社会生产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腐朽的封建统治,落后的社会生产,造成社会危机日益深化。随着西方列强与清王朝之间巨大文明落差的不断产生,由于“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因此,拥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的中国就成为西方列强掠夺资源、抢占市场的重要对象。
1840年爆发的战争,开始了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中国也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历经第二次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的蹂躏,及先后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最终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深渊,在中国不断深化的社会危机上,又叠加了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的历史存亡关头。
面对中华民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劫难,面对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仁人志士奔走呐喊,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方案,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由中国农民先后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分别意图通过封建王朝更替和依靠腐朽清政府来挽救民族危亡,但最终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在19世纪的中国,农民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看到了西方列强工艺技巧、船坚炮利的强大力量与优势,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开展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修铁路、兴洋学、办工厂、强军事为主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但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北洋水师的覆灭直接宣告洋务运动这场持续30余年实业救国方案的破产,也使当时图强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
洋务运动器技救国梦想破灭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其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效仿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政治变革成为当时人们最深刻的认识。由此,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通过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来完成“救亡图存”的目标,自上而下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希望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来“振兴中华”,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历史,一方面证明当时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是政治体制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另一方面则证明资产阶级无法完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大历史使命,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任何努力只能走入绝境。“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也迫切需要探索新的道路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国产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走向之间内在统一性的关联,对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的深刻影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中国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新走向。
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使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则成为历史赋予近代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使命。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不断抗争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要彻底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完成社会的主要任务,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就只有革命,革命也就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鲜明的主题。而近代中国人民不断抗争的历史也同时证明,这种革命不能是旧式的封建的农民起义和运动,不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也不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图强之路,而只能是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需要全新的理论指引,需要全新的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革命。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抛弃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纷纷涌入的各种社会思潮的信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对不同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比较中,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最“能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也最能给这个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带来希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历史发展新的方向和曙光,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现状和命运,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变化中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路。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应运而生。”中国诞生伊始,就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使命,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明确要与无产阶级一道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从而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开辟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新走向。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坚持和推进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与反动派进行了最后的决战,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曲折,也遭受了挫折,但在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守初心、坚定信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克服各种右倾和“左”倾错误,“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建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形式,在全党围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救国大业,“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此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的演进也从此开辟了历史的新方向。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标志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并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历史使命。在中国的领导下,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一个工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的国家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但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并给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依次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就是“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依次演进,具体说来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必然是一个从原始社会依次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成为社会的过程。这就使新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实践上,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启了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先河,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俄国的道路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具有必然可靠性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中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要回答的问题。
面对“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要任务,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突出社会发展的建设主题,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回答了在一个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后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深刻把握“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社会主要矛盾,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写在了新中国的大地上。
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军事上还没有完全结束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肃清了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面对经济上旧中国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我们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面对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武装挑衅,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帝国主义从此不敢再轻易地欺侮和侵犯中国。
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进一步在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跨越。
“‘’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面对新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历史再次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赋予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以坚定的信仰和极大的勇气,承担起了“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社会主要任务,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尽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完全可靠的经验,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教科书。同时,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我们还没有形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相反,对马克思“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辩证法的片面运用,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分配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践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义、指令性计划生产,最终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成为新时期中国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全面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后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作出彻底否定“”的重大决策;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深远的政治智慧正确评价了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体系,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考验,回答了人们对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再次疑问,有力批驳了必须“补资本主义课”的错误论调;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取得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由此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改革为社会发展主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总体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推进了实现人民富裕的富国大业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理论和新形态,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新创造。
经过几代中国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共同富裕、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和中国人民最重要的历史使命。由此,“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就成为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统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也摆在了意气风发踏上“新的赶考之路”的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面对新的赶考之路和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及时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概括,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明确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社会主要任务,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主要内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系统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引。
这个过程中,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国人民形成了对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深刻认识,深切认识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形成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根本保证,使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有了“主心骨”和伟大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形成了“两步走”战略,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形成了新时代党问题的总体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推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文化、新文明。
这个过程中,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总结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积累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化了人们对党百年奋斗成就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奋斗新征程的自信心、自豪感,深刻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历史经验,丰富了人们进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智慧;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不断地集中学习教育和高压反腐,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使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复兴为社会发展的新主题,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国大业,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的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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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国社会的百年历史演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中国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总结中国的百年历史成就,历史坚定选择了中国,中国深刻改变了历史,只有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中,才能深刻认识中国领导的重要历史地位,只有在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中,才能深刻把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进入19世纪,西方诸多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以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揭开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新篇章,实现生产力社会化大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个过程中,掠夺世界资源和开拓世界市场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腐朽的清王朝还在苟延残喘,没落的封建主义在自身即将终结的历史中气息奄奄,手工作坊作为当时社会生产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腐朽的封建统治,落后的社会生产,造成社会危机日益深化。随着西方列强与清王朝之间巨大文明落差的不断产生,由于“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因此,拥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的中国就成为西方列强掠夺资源、抢占市场的重要对象。
1840年爆发的战争,开始了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中国也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历经第二次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的蹂躏,及先后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最终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深渊,在中国不断深化的社会危机上,又叠加了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的历史存亡关头。
面对中华民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劫难,面对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仁人志士奔走呐喊,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方案,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由中国农民先后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分别意图通过封建王朝更替和依靠腐朽清政府来挽救民族危亡,但最终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在19世纪的中国,农民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看到了西方列强工艺技巧、船坚炮利的强大力量与优势,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开展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修铁路、兴洋学、办工厂、强军事为主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但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北洋水师的覆灭直接宣告洋务运动这场持续30余年实业救国方案的破产,也使当时图强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
洋务运动器技救国梦想破灭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其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效仿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政治变革成为当时人们最深刻的认识。由此,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通过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来完成“救亡图存”的目标,自上而下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希望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来“振兴中华”,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历史,一方面证明当时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是政治体制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另一方面则证明资产阶级无法完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大历史使命,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任何努力只能走入绝境。“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也迫切需要探索新的道路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国产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走向之间内在统一性的关联,对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的深刻影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中国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新走向。
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使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则成为历史赋予近代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使命。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不断抗争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要彻底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完成社会的主要任务,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就只有革命,革命也就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鲜明的主题。而近代中国人民不断抗争的历史也同时证明,这种革命不能是旧式的封建的农民起义和运动,不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也不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图强之路,而只能是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需要全新的理论指引,需要全新的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革命。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抛弃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纷纷涌入的各种社会思潮的信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对不同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比较中,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最“能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也最能给这个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带来希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历史发展新的方向和曙光,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现状和命运,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变化中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路。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应运而生。”中国诞生伊始,就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使命,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明确要与无产阶级一道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从而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开辟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新走向。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坚持和推进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与反动派进行了最后的决战,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曲折,也遭受了挫折,但在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守初心、坚定信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克服各种右倾和“左”倾错误,“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建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形式,在全党围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救国大业,“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此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的演进也从此开辟了历史的新方向。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标志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并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历史使命。在中国的领导下,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一个工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的国家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但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并给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依次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就是“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依次演进,具体说来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必然是一个从原始社会依次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成为社会的过程。这就使新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实践上,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启了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先河,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俄国的道路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具有必然可靠性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中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要回答的问题。
面对“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要任务,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突出社会发展的建设主题,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回答了在一个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后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深刻把握“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社会主要矛盾,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写在了新中国的大地上。
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军事上还没有完全结束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肃清了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面对经济上旧中国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我们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面对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武装挑衅,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帝国主义从此不敢再轻易地欺侮和侵犯中国。
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进一步在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跨越。
“‘’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面对新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历史再次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赋予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以坚定的信仰和极大的勇气,承担起了“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社会主要任务,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尽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完全可靠的经验,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教科书。同时,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我们还没有形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相反,对马克思“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辩证法的片面运用,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分配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践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义、指令性计划生产,最终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成为新时期中国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全面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后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作出彻底否定“”的重大决策;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深远的政治智慧正确评价了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体系,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考验,回答了人们对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再次疑问,有力批驳了必须“补资本主义课”的错误论调;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取得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由此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改革为社会发展主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总体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推进了实现人民富裕的富国大业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理论和新形态,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新创造。
经过几代中国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共同富裕、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和中国人民最重要的历史使命。由此,“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就成为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统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也摆在了意气风发踏上“新的赶考之路”的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面对新的赶考之路和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及时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概括,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明确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社会主要任务,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主要内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系统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引。
这个过程中,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国人民形成了对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深刻认识,深切认识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形成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根本保证,使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有了“主心骨”和伟大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形成了“两步走”战略,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形成了新时代党问题的总体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推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文化、新文明。
这个过程中,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总结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积累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化了人们对党百年奋斗成就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奋斗新征程的自信心、自豪感,深刻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历史经验,丰富了人们进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智慧;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不断地集中学习教育和高压反腐,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使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复兴为社会发展的新主题,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国大业,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的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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