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时间和空间。要认清某个事物，观察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越有利。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内和它的全部历史过程来观察的，其中包括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六个时间段，前后跨度50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并强调“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关系，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总结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经验，应当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联系和贯通起来。
现在，一方面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历史，使我们有了能在较长时间段里总结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有了站在新中国70年螺旋式上升运动中更高一级螺旋的高度，能通盘审视过去70年历史、贯通总结和研究这70年历史的主观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更应当注重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方法。如何把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和研究，是一个无比重大而严肃的课题，用一篇或几篇文章不可能讲全面讲深刻的。但为了说明这种总结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采用举例的方式。我在这里所要举的例子，概括起来可以用上下、“左”右、长短、多少、虚实、表里、快慢、革守这16个字形容。
一、所谓上与下，是指处理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等的关系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谈到过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后来的实践一再说明，国家发展得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些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改革开放前，有过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也有过该集中的权力集中不够的情况。改革开放后，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训，着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政治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经济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放权让利，对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搞活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权力过于分散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的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比较普遍，有时甚至比较严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坚持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同时，突出强调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民族隔阂、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上书，第27-28页）这些论述，就是贯通总结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而作出的结论。
二、所谓“左”与右，是指处理带全局性问题时出现的“左”与右两种倾向的关系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说过，领导就像开汽车，方向盘不可能一点不偏，关键在于发现偏向要及时调整，不要让偏向过大。毛泽东也提出，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有些事明明已经很“左”了，还要坚持反右，结果导致“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害。例如，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都是典型事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吸取了过去的教训，重点纠正“左”的错误，同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等右的倾向也没有视而不见，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各领域存在的主要倾向。例如，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明确反对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的“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方向改，强调“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强调对于重大原则，“不要躲躲闪闪、含糊其辞”，“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要增强阵地意识”，“坚持党性原则”。（《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5、27、30、41页）在党风建设问题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防止精神上的软骨病，提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这些都说明，在反倾向的问题上，我们党注意总结和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切实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切实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再把反对某种主要倾向凝固化和扩大化。
三、所谓长与短，是指处理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是先重点发展轻工业、农业，在较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准备条件好呢？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虽然慢一些，但为今后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好呢？如何抉择，就涉及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权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刚成立时，鉴于当时资金、物资、技术极度匮乏的实际，一度决定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政策，以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重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积累条件。但是，当美帝国主义出兵侵略朝鲜，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变得十分迫切，而苏联又表示要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时，党中央及时调整了方针，决定立即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党汲取了苏联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的教训，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计划安排上强调以农、轻、重为序，为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与重工业相比，总体还是显得比例失调、过于滞后。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启动改革，调整政策，使农业、轻工业、服务业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也在前30年打下的工业基础上得到显著提高。但这时又遇到基本建设、物价改革和民生的矛盾，出现了要求财政既要多发工资、奖金，又要对各地建设项目普遍加大投资力度的急躁情绪。对此，陈云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所谓“吃饭”，是指民生，即人民的眼前利益；所谓建设，是指基本建设、物价改革这些关系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事。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的实际，在处理发展、改革与民生的问题上，进一步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提出并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加雄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坚持改革，又把保障民生作为底线；既不断做大“蛋糕”，又努力把“蛋糕”分好，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涉及人民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矛盾的问题。
四、所谓多与少，是指处理人口大多数与少数群体之间相互利益的关系
我们党从来是把争取、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同时，一向主张对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主张，另一方面没有采取苏联对私人工商业一律没收的办法，而是创造性地实行了赎买政策，在公私合营后让资本家拿定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针对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比较普遍的倾向，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资本参与分配，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等现象。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逐渐改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高收入”。
党的十八大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之中，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面对中外记者时就宣布，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他反复强调：“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在党中央不懈努力下，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少了8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目前正在实施精准扶贫，确保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的全部脱贫。
五、所谓虚与实，是指处理思想、政治、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一再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精神可以变物质等，对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后来又发生了强调思想、政治过头的情况，直至发展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程度，使大量工作、生产、科研时间被用来搞“空对空”的“政治学习”，严重妨碍了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但与此同时，又出现忽视思想、政治的倾向，导致抓物质文明一手硬，抓精神文明一手软；有人甚至提出“对经济领域犯罪问题看得过重会妨碍经济建设”等等错误观点。有鉴于此，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这方面成功与失误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强调要高度重视对中华文化、传统美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在党的十九大上，他突出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要求把这些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起，纳入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防范。
六、所谓表与里，是指处理党和政府治国的政策、策略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重大战略、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战略和策略都对头，所以起步阶段总体顺利。但后来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在生产力上提出“超英赶美”，在生产关系上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欲速不达，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正确分析了国情，认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时又有人跑出来，宣扬“共产主义遥遥无期”“改革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方向”“私有制最符合人性” “国有企业晚卖不如早卖”“在纪律上要给干部松绑”等等论调。对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54页）陈云也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更加注意把党的奋斗目标、基本理论与现行政策加以区别，不因坚持远大理想而对执行现行政策稍微懈怠，也不因执行现行政策而对远大理想、基本理论有任何松动。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大家要防止干超越阶段的事，同时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9页）尤其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等论调，鲜明指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在对待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他也是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强调，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7页）
七、所谓快与慢，是指处理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问题时要求过急与要求适度的关系
我们国家过去由于经济落后，又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军事威胁、贸易禁运、技术封锁之中，所以从上到下总想把建设和各方面工作搞得快一些，结果往往急于求成。例如，1956年针对普遍存在的冒进情绪，提出反冒进，接着在1957年就来了个反“反冒进”，又在1958年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形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加上后来的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本来应当吸取教训、纠正偏差，但1959年又发起“反右倾”斗争，更加恶化了困难形势。“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形成政治冲击经济的局面，但在与“帝、修、反”抢时间、抢速度的口号下，仍然出现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三突破”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又提出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口号，使急于求成的情绪再次滋长，催生了新的跃进高潮，加重了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重大比例失调状况，只好再次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后来，在对待改革的问题上，有人又提出一些错误口号，导致事与愿违，引起群众不满。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认真总结和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避免在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欲速则不达。”（《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54页）他强调汲取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指出：“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但学费不能白付，要吃一堑长一智，举一反三，避免同一种失误一犯再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9页）他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树立了把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示范。
八、所谓革与守，是指处理变革、革命、改革与坚守、继承、稳定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是干革命的政党，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7页）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打破旧秩序与建立和维护新秩序，对于社会进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革命有助于打破旧秩序，而稳定则有助于巩固新秩序，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事物的稳定和变革问题，说过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话。他说：“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道理同样如此。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革命既是不间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既要用不间断的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又要有相对稳定的时期巩固革命的成果。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未能很好处理这对关系，甚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这一理论。这时又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试图全盘否定新中国过去29年的成就，甚至攻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改革滞后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全面论述了改革与继承的关系。他指出：“应该改又能改的坚决改，不应该改的坚决守住。”（《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20页）“‘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他要求共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决顶住国内外敌对势力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的企图。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他又提醒广大青年：“面对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这些论述，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不仅是对新中国历史中处理有关革命、改革与坚守、继承这类关系的经验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这类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了从历史中更多地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工作中，应当更加自觉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新中国70年历史贯通起来总结和研究，以求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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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以时间和空间视角解读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时间和空间。要认清某个事物，观察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越有利。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内和它的全部历史过程来观察的，其中包括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六个时间段，前后跨度50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并强调“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关系，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总结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经验，应当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联系和贯通起来。
现在，一方面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历史，使我们有了能在较长时间段里总结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有了站在新中国70年螺旋式上升运动中更高一级螺旋的高度，能通盘审视过去70年历史、贯通总结和研究这70年历史的主观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更应当注重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方法。如何把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和研究，是一个无比重大而严肃的课题，用一篇或几篇文章不可能讲全面讲深刻的。但为了说明这种总结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采用举例的方式。我在这里所要举的例子，概括起来可以用上下、“左”右、长短、多少、虚实、表里、快慢、革守这16个字形容。
一、所谓上与下，是指处理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等的关系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谈到过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后来的实践一再说明，国家发展得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些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改革开放前，有过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也有过该集中的权力集中不够的情况。改革开放后，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训，着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政治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经济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放权让利，对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搞活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权力过于分散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的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比较普遍，有时甚至比较严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坚持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同时，突出强调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民族隔阂、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上书，第27-28页）这些论述，就是贯通总结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而作出的结论。
二、所谓“左”与右，是指处理带全局性问题时出现的“左”与右两种倾向的关系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说过，领导就像开汽车，方向盘不可能一点不偏，关键在于发现偏向要及时调整，不要让偏向过大。毛泽东也提出，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有些事明明已经很“左”了，还要坚持反右，结果导致“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害。例如，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都是典型事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吸取了过去的教训，重点纠正“左”的错误，同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等右的倾向也没有视而不见，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各领域存在的主要倾向。例如，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明确反对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的“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方向改，强调“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强调对于重大原则，“不要躲躲闪闪、含糊其辞”，“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要增强阵地意识”，“坚持党性原则”。（《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5、27、30、41页）在党风建设问题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防止精神上的软骨病，提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这些都说明，在反倾向的问题上，我们党注意总结和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切实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切实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再把反对某种主要倾向凝固化和扩大化。
三、所谓长与短，是指处理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是先重点发展轻工业、农业，在较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准备条件好呢？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虽然慢一些，但为今后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好呢？如何抉择，就涉及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权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刚成立时，鉴于当时资金、物资、技术极度匮乏的实际，一度决定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政策，以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重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积累条件。但是，当美帝国主义出兵侵略朝鲜，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变得十分迫切，而苏联又表示要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时，党中央及时调整了方针，决定立即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党汲取了苏联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的教训，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计划安排上强调以农、轻、重为序，为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与重工业相比，总体还是显得比例失调、过于滞后。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启动改革，调整政策，使农业、轻工业、服务业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也在前30年打下的工业基础上得到显著提高。但这时又遇到基本建设、物价改革和民生的矛盾，出现了要求财政既要多发工资、奖金，又要对各地建设项目普遍加大投资力度的急躁情绪。对此，陈云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所谓“吃饭”，是指民生，即人民的眼前利益；所谓建设，是指基本建设、物价改革这些关系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事。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的实际，在处理发展、改革与民生的问题上，进一步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提出并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加雄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坚持改革，又把保障民生作为底线；既不断做大“蛋糕”，又努力把“蛋糕”分好，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涉及人民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矛盾的问题。
四、所谓多与少，是指处理人口大多数与少数群体之间相互利益的关系
我们党从来是把争取、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同时，一向主张对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主张，另一方面没有采取苏联对私人工商业一律没收的办法，而是创造性地实行了赎买政策，在公私合营后让资本家拿定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针对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比较普遍的倾向，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资本参与分配，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等现象。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逐渐改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高收入”。
党的十八大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之中，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面对中外记者时就宣布，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他反复强调：“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在党中央不懈努力下，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少了8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目前正在实施精准扶贫，确保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的全部脱贫。
五、所谓虚与实，是指处理思想、政治、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一再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精神可以变物质等，对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后来又发生了强调思想、政治过头的情况，直至发展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程度，使大量工作、生产、科研时间被用来搞“空对空”的“政治学习”，严重妨碍了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但与此同时，又出现忽视思想、政治的倾向，导致抓物质文明一手硬，抓精神文明一手软；有人甚至提出“对经济领域犯罪问题看得过重会妨碍经济建设”等等错误观点。有鉴于此，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这方面成功与失误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强调要高度重视对中华文化、传统美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在党的十九大上，他突出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要求把这些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起，纳入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防范。
六、所谓表与里，是指处理党和政府治国的政策、策略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重大战略、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战略和策略都对头，所以起步阶段总体顺利。但后来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在生产力上提出“超英赶美”，在生产关系上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欲速不达，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正确分析了国情，认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时又有人跑出来，宣扬“共产主义遥遥无期”“改革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方向”“私有制最符合人性” “国有企业晚卖不如早卖”“在纪律上要给干部松绑”等等论调。对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54页）陈云也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更加注意把党的奋斗目标、基本理论与现行政策加以区别，不因坚持远大理想而对执行现行政策稍微懈怠，也不因执行现行政策而对远大理想、基本理论有任何松动。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大家要防止干超越阶段的事，同时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9页）尤其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等论调，鲜明指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在对待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他也是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强调，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7页）
七、所谓快与慢，是指处理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问题时要求过急与要求适度的关系
我们国家过去由于经济落后，又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军事威胁、贸易禁运、技术封锁之中，所以从上到下总想把建设和各方面工作搞得快一些，结果往往急于求成。例如，1956年针对普遍存在的冒进情绪，提出反冒进，接着在1957年就来了个反“反冒进”，又在1958年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形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加上后来的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本来应当吸取教训、纠正偏差，但1959年又发起“反右倾”斗争，更加恶化了困难形势。“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形成政治冲击经济的局面，但在与“帝、修、反”抢时间、抢速度的口号下，仍然出现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三突破”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又提出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口号，使急于求成的情绪再次滋长，催生了新的跃进高潮，加重了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重大比例失调状况，只好再次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后来，在对待改革的问题上，有人又提出一些错误口号，导致事与愿违，引起群众不满。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认真总结和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避免在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欲速则不达。”（《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54页）他强调汲取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指出：“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但学费不能白付，要吃一堑长一智，举一反三，避免同一种失误一犯再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9页）他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树立了把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示范。
八、所谓革与守，是指处理变革、革命、改革与坚守、继承、稳定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是干革命的政党，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7页）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打破旧秩序与建立和维护新秩序，对于社会进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革命有助于打破旧秩序，而稳定则有助于巩固新秩序，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事物的稳定和变革问题，说过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话。他说：“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道理同样如此。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革命既是不间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既要用不间断的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又要有相对稳定的时期巩固革命的成果。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未能很好处理这对关系，甚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这一理论。这时又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试图全盘否定新中国过去29年的成就，甚至攻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改革滞后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全面论述了改革与继承的关系。他指出：“应该改又能改的坚决改，不应该改的坚决守住。”（《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20页）“‘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他要求共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决顶住国内外敌对势力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的企图。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他又提醒广大青年：“面对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这些论述，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不仅是对新中国历史中处理有关革命、改革与坚守、继承这类关系的经验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这类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了从历史中更多地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工作中，应当更加自觉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新中国70年历史贯通起来总结和研究，以求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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