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半岛漫步，大三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无疑，它已经成为澳门的标志，但热衷留影的游客很少会想，为什么一座被烧毁只剩下如牌楼一般的教堂代表着澳门？
烧毁前的圣保禄教堂建在一座小丘上，在附近低矮的建筑面前确实相当恢弘，据称仅大三巴墙面就花费超过3万两白银，代表着天主教在远东的实力。仔细观看，大三巴正面精美复杂的石雕中，同时交织着东西方文化的元素。既有耶稣、圣徒、圣母和天使等西方传统雕像，也有牡丹、龙等中国传统纹饰，甚至因施工者是来自日本的工匠，还使用了大和民族偏爱的菊花图案。墙体用了岭南的传统民居方式——夯土蚝壳墙，一种由粘土、稻草、河沙、碎牡蛎壳和碎石组成的混合物。而且中世纪起，教堂大多面西而建，圣保禄教堂却放弃了这一传统，面南而建，以适应中国的风水学说。但如果透过这些表面因素，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去看，大三巴背后的中西文化交融才更为有趣。
东望洋山 摄影 陈晞
“双重效忠”下的澳门
2023年12月，带着少年时代的疑问，再次踏上澳门，比较完整地走了一遍历史城区，也不禁回想起24年前，我曾经作为数千名首都中学生中的一员，为欢迎澳门回归在天安门广场表演集体舞。
幸运的是，对于我这个心存疑问的过客，位于澳门半岛的历史城区早在18年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片东西方风格交融的建筑群留住了澳门过往数百年的时空，作为解答的一部分，文化间的协商共融是澳门的生存之道，或许也是宝贵的澳门经验。
划为世界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分为中西部和东部两个较为独立的部分。中西部可算是核心区，教堂、寺庙、官贵大宅、葡萄牙人的治理机构都在这里，记录着从1557年开埠到1586年葡印总督批准澳门享有自治权的早期历史，而东边的东望洋炮台则是澳门自治后修建的防御系统。望厦山、松山、妈阁山呈三角形将历史城区环绕，也在地理上成为澳门半岛原始土地的永久界标，地图上剩下的区域基本都是填海造陆的土地。
澳门最经典的漫步路线从最西部的妈阁庙开始，这里是16世纪当地渔民祈求出海平安的宗教场所，整座寺庙完全是岭南风格，看不到丝毫西方的影响。虽然妈阁庙建造的时间尚有争议，但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是葡萄牙人定居前所建。然后沿着崎岖又跌宕起伏的小路往东北方向走，就能抵达葡萄牙人定居后最早修建的天主教堂，分别供奉圣老楞佐（St Lawrence）和圣若瑟（St Joseph），前者是天主教文化中的海上“主保”，后者是耶稣的养父，圣母玛利亚的“净配”，也是劳工的“主保”——想让当地人接受“异教”，功能上当然要实用才行。
圣若瑟修院雕像——耶稣养父子 摄影 陈晞
宗教先行是西方势力在澳门落脚的特点之一。达伽马完成东方航行九年后，狂热的天主教徒、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下令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支持航海的理由是传教第一，生意第二。中国人最熟悉的传教士利玛窦和葡萄牙教廷同属耶稣会，也大约是同期抵达澳门，面对基督教历史上两次东传失败，利玛窦总结出了“利玛窦规矩”，开始以中国人的文化视角思考信仰问题。于是利玛窦脱下传教士的僧袍改穿儒服，头戴儒生的四方巾，行秀才礼节，以儒生的形象与人交往。从传教的角度而言，基督教已经意识到面对这个文化独特而深厚，体量又极为庞大的东方帝国，将西方信仰体系拿过来生搬硬套是不行的。玫瑰圣母堂里有一座圣母怀抱圣子的雕像，却是完全的中国模样，圣母形似观音菩萨，怀中的婴儿好像从哪张年画中蹦出来的小孩，“圣母像”成了“送子观音”，实乃有意为之。
另一批抵达澳门的是被利益驱动的商人。澳门史学者吴志良在《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中认为，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后开始形成行政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没有受到葡属印度总督的任何指示，可被称为“东方第一个商人共和政体”。1590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出了一名驻地首领、一名法官和4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来组织管理社区事务，成为日后议事会的雏形。如今议事亭也是澳门历史建筑群之一。从妈阁庙一路向东北走，本地原生信仰、舶来的基督教、自治所需的市政机构和防御工事一一铺陈展开，似走入历史长河。
由于没有政府背景，葡萄牙商人为了便于生意，第一要务是和当地搞好关系，况且他们已认清，“若中国当局有指令，我们根本不能以物理抗拒执行，因为城中有两万两千名华人，所有基督徒连老弱病残和黑人、白人全部算上也不足六千之数，且甚为虚弱，皇帝只须随意派出那么多中国人，每人往河里扔一只鞋，便足以堵塞妈阁港口”。
当时西方正在通过海上贸易通道打通全球连接，明朝虽奉闭关锁国为国策，但毕竟挡不住全球化的大趋势，东南沿海一带尤其难管。况且由于明代政府末期中央财政吃紧，地方政府压力骤增，广东当局同样面临财政困难的窘境，而私下的对外贸易利润十分可观，贸易禁令自然难以执行。由于当时仍然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加上葡萄牙生意人确实有些品行恶劣之徒，广东当局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默许葡萄牙人在远离广东省城的澳门定居贸易，政府从中抽佣充实财政，还能“以夷制夷”，凭借葡萄牙人的力量防范海盗，可谓一石二鸟。不过，时任两广提督的吴桂芳还是拨巨款加固了广州城墙，对葡萄牙人加以防范。
葡萄牙人接受了这套规则，采用了一种折中的“双重效忠”形式，同时“效忠”葡萄牙国王和中国政府。这种出于务实的妥协为葡萄牙人换得了真金白银的利益。他们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与正跟中国开战、被禁止对华贸易的日本人大做中日货物生意。据统计，1580-1599年间，葡船每年自日本长崎运往澳门的白银高达40万至80万两；1599-1637年38年间，葡船自长崎输出的白银更是达到5800万两。这些白银大部分被转运进中国，用来购买丝绸及其他商品。有人估计，葡萄牙人每年在广州购货，至少花费100万两以上。此外，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每天的日用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这种“双重效忠”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葡萄牙人看到了清政府的虚弱无能，开始加强对澳门的侵占，于1846年重新颁布了税收制度，并把管辖权扩展到华人居住区。1887年不平等条约《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葡萄牙得到澳门的管治权，其中关键条款 “中国允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与葡治理他处无异”，给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带来了严重损害。但是因为“条约”中并没有厘清澳门边界，经时值主管澳门的广东巡抚吴大澂努力抗争，澳门边界“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这就让澳门实质上仍处于租借状态。
相较之下，香港则在多个不平等条约下分阶段明确“割让”给英国，“割让”前的香港虽被英国觊觎多时，但一直明确为中国领土，奉行传统的生活方式，直到被英国武力夺取并统治。而且，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让英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都远胜葡萄牙，茨威格在《巴西：未来之国》中，也间接写明了英国和葡西两国分别发现并殖民北美、南美洲大陆，造成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结果。
圣若瑟修院内景 摄影 陈晞
进入20世纪，葡萄牙本国混乱的内政也波及了澳门，导致澳门发展受限，经济上也高度依赖中国内地，虽然与内地的关系也多有波折，但总体上出于现实原因，维持着一种与中国政府较为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后，葡萄牙也是最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建交的国家之一，在中葡联合公报中，双方对澳门的定义是“葡管中国领土”。
和几乎所有的历史问题一样，还原到当时那一刻，总能看到在各种可能的岔路中，最后必然会做出的选择，以及选择所造成的结果。澳门之所以是澳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必然。
历史遗产与文化记忆
在葡萄牙人与澳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纠葛中，留下了两个影响至今的遗产，一个是博彩业，至今仍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另一个则并不是那么显性——对历史遗产的保护。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遗与当地的历史遗产资源、葡萄牙的文保意识，以及旅游成为澳门支柱产业等多种因素相关，而这些遗存又保留下中西文化协商共融的历史记忆。
早在1905年，澳门当局就已开始对老建筑登记造册，虽是由城市土地测绘委员会发起，但记录的形式与建筑遗产登记十分相似。1953年，刚经历过二战的世界各国亟须文化重塑，欧洲掀起了一股文物保护的热潮，葡澳当局受葡萄牙本土影响，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梳理时存的建筑文物。到1970年代，澳门已经意识到文物保护可以推动旅游业发展，相比香港将制造和金融定义为经济支柱产业，博彩和旅游则成为澳门根据禀赋限制所选择的重点发展领域。1976年，葡澳当局通过了对历史遗产的立法，8年后，澳门大部分历史建筑都列入了保护名单，不得毁坏和拆除。客观上，丰厚的赌税也让澳门政府有能力承担大量文物保护的费用，历史建筑被精心复原，并配有服务人员，且全部免费开放。
德成按街景 摄影 陈晞
在寻访古建的过程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古建保护背后的协商文化。这种协商不仅是字面意义的——政府和教会、企业、民间多方就文物的归属、修复、使用共同商议，拿出一个能让多方受益的解决方案。还包括在修复过程中，能兼顾呈现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甚至是化解中西方文化观的矛盾。
文化人类学学者Marta Wieczorek在论文《遗迹：澳门的协商文化》中分析了东西方对待遗迹的不同态度：中国人历来重视完整和平衡，废墟不仅违背了完整性原则，而且代表了一种混乱和衰败，西方人则对废墟有一种浪漫化的狂热迷恋。他还引用了著名艺术史专家巫鸿的专著《废墟的故事》，巫鸿认为，纵观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建筑，他没有见到任何有意保留建筑物不完整或破坏特征的例子，而西方人心中存在一种“完美的废墟”，具有宏伟的外貌以显示昔日的辉煌，但同时也要经历足够的残损以表明辉煌已逝，同时彰显历史的不朽与荣耀的昙花一现，唤起一种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和忧郁伤感。可以联想一下圆明园大水法遗迹，还有罗马城中心庞大的废墟遗址，前者作为国耻的证据，后者却是往昔辉煌的象征。
大三巴正是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近乎不可能地协调起来。中国人没有执意重建圣保禄教堂，允许这面残壁作为澳门的标志，但又不把大三巴称为“遗址”，而是称其为“牌坊”，一座完整的中国式“大门”，在语义上让这座废墟不再与破坏和衰败相关联。
澳门古建修复的代表是郑家大屋，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这座祖宅共有大小厅房六十多间，在土地稀缺的澳门绝对算得上豪宅，前后用了8年修复。有当事人回忆，最初也有请内地的建筑公司负责修复，他们认为两年之内必可完成，不过这种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张鹊桥在《澳门文物建筑活化的故事》中写到，古建保护应秉持真实性、可逆性和可辨别性，这三个原则在郑家大屋的修复中都有充分体现。缺字的对联并没有凭猜测补齐，最终用留白处理，此为真实性；缺乏证据但又不得不修复的结构，要做到代替物必须留有可被拆除改正的余地，此为可逆性；而这些替代物又要能被一眼识别，比如后加的六角形外窗框，选用铜和玻璃制成，不会与传统木质窗框混淆，此为可识别性。在不断商榷和协调中，郑家大屋成为古建复原的经典案例。
郑家大屋院落 摄影 陈晞
对昔日澳门最大的当铺德成按的修复保护，是政府与私人业主协商的成功案例。当铺在现代生活中已经非常少见，走进德成按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传统当铺设计藏着那么多讲究。高高在上的柜台是为了对典当者形成心理优势，便于压价；后台有桌椅供写当票的职员使用，当票上鬼画符似的文字极难辨认，却是为了防伪之用；当铺后方的货楼高20多米，坚固如碉楼，石墙内藏有钢筋；屋顶为平屋顶，方便货物晾晒……德成按上世纪90年代停业后归私人所有，业主本想改为商业建筑，只保留外观，内部全部整改。经过充分协商，澳门文化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政府出资修复建筑，当铺空间包括货楼交予文化局开设典当博物馆，其他空间可由业主自行招商。这一提案最终获得业主的同意，德成按作为传统当铺的标本被保留下来。
德成按内景 摄影 陈晞
圣保禄圣保禄圣保禄而历史城区周围的缓冲区，代表着一种遗产和生活的“协商”。根据《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遗产周边应设置缓冲区以保留遗产的“社会完整性基础”。但缓冲区在各个国家地区被执行得差距很大，毕竟会影响周边很多人的生活，甚至阻碍城市更新。澳门历史城区及周围的缓冲区，面积占到澳门半岛的13%，与城市关系极为密切，但特区政府对遗产是否符合世遗组织的要求非常重视。东望洋斜街的一座高层建筑，因违反了缓冲区限高要求，影响了东望洋灯塔的景观视线，被停工搁置十余年。这种严格遵守公约的作风虽然令澳门老城发展缓慢，甚至造成一些建筑破败不堪却难以修缮，但毕竟在全球化资本的冲击下，为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下一片喘息之地。
东望洋灯塔 摄影 陈晞
熟悉香港的话可能更有感触，在昔日房地产泡沫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香港一些老店相继倒闭，很多都是经营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营生。而在澳门半岛的老城区，仍能吃到老字号里物美价廉的传统小吃，华生行的龟苓膏、仝羽茶居的猪肝烧麦、新永宝的澳门火锅，都是每次去澳门要光顾的地方。
这些店面通常极为陈旧，物什陈设甚至不如内地的淘汰货——缠满胶布的柜台，隔板被压弯的冷柜，开裂且粗笨的白色餐具，落满尘灰的日光灯，不一而足，但食客络绎不绝，当地人更是占了多数。墙上的价目表被熏得焦黄，证明着极为稳定的物价，正在发生的世界性通胀似与此地无关，被消解在似乎永恒不变的空间中。而这些空间正是澳门人理解家乡的一部分，被凝固的历史和时间让他们天然就理解这里的多元、沟通、协商、妥协。以及一直未变的中华之根。
陈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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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三巴：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建筑奇迹
在澳门半岛漫步，大三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无疑，它已经成为澳门的标志，但热衷留影的游客很少会想，为什么一座被烧毁只剩下如牌楼一般的教堂代表着澳门？
烧毁前的圣保禄教堂建在一座小丘上，在附近低矮的建筑面前确实相当恢弘，据称仅大三巴墙面就花费超过3万两白银，代表着天主教在远东的实力。仔细观看，大三巴正面精美复杂的石雕中，同时交织着东西方文化的元素。既有耶稣、圣徒、圣母和天使等西方传统雕像，也有牡丹、龙等中国传统纹饰，甚至因施工者是来自日本的工匠，还使用了大和民族偏爱的菊花图案。墙体用了岭南的传统民居方式——夯土蚝壳墙，一种由粘土、稻草、河沙、碎牡蛎壳和碎石组成的混合物。而且中世纪起，教堂大多面西而建，圣保禄教堂却放弃了这一传统，面南而建，以适应中国的风水学说。但如果透过这些表面因素，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去看，大三巴背后的中西文化交融才更为有趣。
东望洋山 摄影 陈晞
“双重效忠”下的澳门
2023年12月，带着少年时代的疑问，再次踏上澳门，比较完整地走了一遍历史城区，也不禁回想起24年前，我曾经作为数千名首都中学生中的一员，为欢迎澳门回归在天安门广场表演集体舞。
幸运的是，对于我这个心存疑问的过客，位于澳门半岛的历史城区早在18年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片东西方风格交融的建筑群留住了澳门过往数百年的时空，作为解答的一部分，文化间的协商共融是澳门的生存之道，或许也是宝贵的澳门经验。
划为世界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分为中西部和东部两个较为独立的部分。中西部可算是核心区，教堂、寺庙、官贵大宅、葡萄牙人的治理机构都在这里，记录着从1557年开埠到1586年葡印总督批准澳门享有自治权的早期历史，而东边的东望洋炮台则是澳门自治后修建的防御系统。望厦山、松山、妈阁山呈三角形将历史城区环绕，也在地理上成为澳门半岛原始土地的永久界标，地图上剩下的区域基本都是填海造陆的土地。
澳门最经典的漫步路线从最西部的妈阁庙开始，这里是16世纪当地渔民祈求出海平安的宗教场所，整座寺庙完全是岭南风格，看不到丝毫西方的影响。虽然妈阁庙建造的时间尚有争议，但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是葡萄牙人定居前所建。然后沿着崎岖又跌宕起伏的小路往东北方向走，就能抵达葡萄牙人定居后最早修建的天主教堂，分别供奉圣老楞佐（St Lawrence）和圣若瑟（St Joseph），前者是天主教文化中的海上“主保”，后者是耶稣的养父，圣母玛利亚的“净配”，也是劳工的“主保”——想让当地人接受“异教”，功能上当然要实用才行。
圣若瑟修院雕像——耶稣养父子 摄影 陈晞
宗教先行是西方势力在澳门落脚的特点之一。达伽马完成东方航行九年后，狂热的天主教徒、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下令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支持航海的理由是传教第一，生意第二。中国人最熟悉的传教士利玛窦和葡萄牙教廷同属耶稣会，也大约是同期抵达澳门，面对基督教历史上两次东传失败，利玛窦总结出了“利玛窦规矩”，开始以中国人的文化视角思考信仰问题。于是利玛窦脱下传教士的僧袍改穿儒服，头戴儒生的四方巾，行秀才礼节，以儒生的形象与人交往。从传教的角度而言，基督教已经意识到面对这个文化独特而深厚，体量又极为庞大的东方帝国，将西方信仰体系拿过来生搬硬套是不行的。玫瑰圣母堂里有一座圣母怀抱圣子的雕像，却是完全的中国模样，圣母形似观音菩萨，怀中的婴儿好像从哪张年画中蹦出来的小孩，“圣母像”成了“送子观音”，实乃有意为之。
另一批抵达澳门的是被利益驱动的商人。澳门史学者吴志良在《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中认为，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后开始形成行政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没有受到葡属印度总督的任何指示，可被称为“东方第一个商人共和政体”。1590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出了一名驻地首领、一名法官和4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来组织管理社区事务，成为日后议事会的雏形。如今议事亭也是澳门历史建筑群之一。从妈阁庙一路向东北走，本地原生信仰、舶来的基督教、自治所需的市政机构和防御工事一一铺陈展开，似走入历史长河。
由于没有政府背景，葡萄牙商人为了便于生意，第一要务是和当地搞好关系，况且他们已认清，“若中国当局有指令，我们根本不能以物理抗拒执行，因为城中有两万两千名华人，所有基督徒连老弱病残和黑人、白人全部算上也不足六千之数，且甚为虚弱，皇帝只须随意派出那么多中国人，每人往河里扔一只鞋，便足以堵塞妈阁港口”。
当时西方正在通过海上贸易通道打通全球连接，明朝虽奉闭关锁国为国策，但毕竟挡不住全球化的大趋势，东南沿海一带尤其难管。况且由于明代政府末期中央财政吃紧，地方政府压力骤增，广东当局同样面临财政困难的窘境，而私下的对外贸易利润十分可观，贸易禁令自然难以执行。由于当时仍然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加上葡萄牙生意人确实有些品行恶劣之徒，广东当局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默许葡萄牙人在远离广东省城的澳门定居贸易，政府从中抽佣充实财政，还能“以夷制夷”，凭借葡萄牙人的力量防范海盗，可谓一石二鸟。不过，时任两广提督的吴桂芳还是拨巨款加固了广州城墙，对葡萄牙人加以防范。
葡萄牙人接受了这套规则，采用了一种折中的“双重效忠”形式，同时“效忠”葡萄牙国王和中国政府。这种出于务实的妥协为葡萄牙人换得了真金白银的利益。他们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与正跟中国开战、被禁止对华贸易的日本人大做中日货物生意。据统计，1580-1599年间，葡船每年自日本长崎运往澳门的白银高达40万至80万两；1599-1637年38年间，葡船自长崎输出的白银更是达到5800万两。这些白银大部分被转运进中国，用来购买丝绸及其他商品。有人估计，葡萄牙人每年在广州购货，至少花费100万两以上。此外，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每天的日用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这种“双重效忠”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葡萄牙人看到了清政府的虚弱无能，开始加强对澳门的侵占，于1846年重新颁布了税收制度，并把管辖权扩展到华人居住区。1887年不平等条约《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葡萄牙得到澳门的管治权，其中关键条款 “中国允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与葡治理他处无异”，给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带来了严重损害。但是因为“条约”中并没有厘清澳门边界，经时值主管澳门的广东巡抚吴大澂努力抗争，澳门边界“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这就让澳门实质上仍处于租借状态。
相较之下，香港则在多个不平等条约下分阶段明确“割让”给英国，“割让”前的香港虽被英国觊觎多时，但一直明确为中国领土，奉行传统的生活方式，直到被英国武力夺取并统治。而且，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让英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都远胜葡萄牙，茨威格在《巴西：未来之国》中，也间接写明了英国和葡西两国分别发现并殖民北美、南美洲大陆，造成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结果。
圣若瑟修院内景 摄影 陈晞
进入20世纪，葡萄牙本国混乱的内政也波及了澳门，导致澳门发展受限，经济上也高度依赖中国内地，虽然与内地的关系也多有波折，但总体上出于现实原因，维持着一种与中国政府较为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后，葡萄牙也是最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建交的国家之一，在中葡联合公报中，双方对澳门的定义是“葡管中国领土”。
和几乎所有的历史问题一样，还原到当时那一刻，总能看到在各种可能的岔路中，最后必然会做出的选择，以及选择所造成的结果。澳门之所以是澳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必然。
历史遗产与文化记忆
在葡萄牙人与澳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纠葛中，留下了两个影响至今的遗产，一个是博彩业，至今仍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另一个则并不是那么显性——对历史遗产的保护。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遗与当地的历史遗产资源、葡萄牙的文保意识，以及旅游成为澳门支柱产业等多种因素相关，而这些遗存又保留下中西文化协商共融的历史记忆。
早在1905年，澳门当局就已开始对老建筑登记造册，虽是由城市土地测绘委员会发起，但记录的形式与建筑遗产登记十分相似。1953年，刚经历过二战的世界各国亟须文化重塑，欧洲掀起了一股文物保护的热潮，葡澳当局受葡萄牙本土影响，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梳理时存的建筑文物。到1970年代，澳门已经意识到文物保护可以推动旅游业发展，相比香港将制造和金融定义为经济支柱产业，博彩和旅游则成为澳门根据禀赋限制所选择的重点发展领域。1976年，葡澳当局通过了对历史遗产的立法，8年后，澳门大部分历史建筑都列入了保护名单，不得毁坏和拆除。客观上，丰厚的赌税也让澳门政府有能力承担大量文物保护的费用，历史建筑被精心复原，并配有服务人员，且全部免费开放。
德成按街景 摄影 陈晞
在寻访古建的过程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古建保护背后的协商文化。这种协商不仅是字面意义的——政府和教会、企业、民间多方就文物的归属、修复、使用共同商议，拿出一个能让多方受益的解决方案。还包括在修复过程中，能兼顾呈现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甚至是化解中西方文化观的矛盾。
文化人类学学者Marta Wieczorek在论文《遗迹：澳门的协商文化》中分析了东西方对待遗迹的不同态度：中国人历来重视完整和平衡，废墟不仅违背了完整性原则，而且代表了一种混乱和衰败，西方人则对废墟有一种浪漫化的狂热迷恋。他还引用了著名艺术史专家巫鸿的专著《废墟的故事》，巫鸿认为，纵观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建筑，他没有见到任何有意保留建筑物不完整或破坏特征的例子，而西方人心中存在一种“完美的废墟”，具有宏伟的外貌以显示昔日的辉煌，但同时也要经历足够的残损以表明辉煌已逝，同时彰显历史的不朽与荣耀的昙花一现，唤起一种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和忧郁伤感。可以联想一下圆明园大水法遗迹，还有罗马城中心庞大的废墟遗址，前者作为国耻的证据，后者却是往昔辉煌的象征。
大三巴正是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近乎不可能地协调起来。中国人没有执意重建圣保禄教堂，允许这面残壁作为澳门的标志，但又不把大三巴称为“遗址”，而是称其为“牌坊”，一座完整的中国式“大门”，在语义上让这座废墟不再与破坏和衰败相关联。
澳门古建修复的代表是郑家大屋，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这座祖宅共有大小厅房六十多间，在土地稀缺的澳门绝对算得上豪宅，前后用了8年修复。有当事人回忆，最初也有请内地的建筑公司负责修复，他们认为两年之内必可完成，不过这种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张鹊桥在《澳门文物建筑活化的故事》中写到，古建保护应秉持真实性、可逆性和可辨别性，这三个原则在郑家大屋的修复中都有充分体现。缺字的对联并没有凭猜测补齐，最终用留白处理，此为真实性；缺乏证据但又不得不修复的结构，要做到代替物必须留有可被拆除改正的余地，此为可逆性；而这些替代物又要能被一眼识别，比如后加的六角形外窗框，选用铜和玻璃制成，不会与传统木质窗框混淆，此为可识别性。在不断商榷和协调中，郑家大屋成为古建复原的经典案例。
郑家大屋院落 摄影 陈晞
对昔日澳门最大的当铺德成按的修复保护，是政府与私人业主协商的成功案例。当铺在现代生活中已经非常少见，走进德成按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传统当铺设计藏着那么多讲究。高高在上的柜台是为了对典当者形成心理优势，便于压价；后台有桌椅供写当票的职员使用，当票上鬼画符似的文字极难辨认，却是为了防伪之用；当铺后方的货楼高20多米，坚固如碉楼，石墙内藏有钢筋；屋顶为平屋顶，方便货物晾晒……德成按上世纪90年代停业后归私人所有，业主本想改为商业建筑，只保留外观，内部全部整改。经过充分协商，澳门文化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政府出资修复建筑，当铺空间包括货楼交予文化局开设典当博物馆，其他空间可由业主自行招商。这一提案最终获得业主的同意，德成按作为传统当铺的标本被保留下来。
德成按内景 摄影 陈晞
圣保禄圣保禄圣保禄而历史城区周围的缓冲区，代表着一种遗产和生活的“协商”。根据《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遗产周边应设置缓冲区以保留遗产的“社会完整性基础”。但缓冲区在各个国家地区被执行得差距很大，毕竟会影响周边很多人的生活，甚至阻碍城市更新。澳门历史城区及周围的缓冲区，面积占到澳门半岛的13%，与城市关系极为密切，但特区政府对遗产是否符合世遗组织的要求非常重视。东望洋斜街的一座高层建筑，因违反了缓冲区限高要求，影响了东望洋灯塔的景观视线，被停工搁置十余年。这种严格遵守公约的作风虽然令澳门老城发展缓慢，甚至造成一些建筑破败不堪却难以修缮，但毕竟在全球化资本的冲击下，为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下一片喘息之地。
东望洋灯塔 摄影 陈晞
熟悉香港的话可能更有感触，在昔日房地产泡沫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香港一些老店相继倒闭，很多都是经营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营生。而在澳门半岛的老城区，仍能吃到老字号里物美价廉的传统小吃，华生行的龟苓膏、仝羽茶居的猪肝烧麦、新永宝的澳门火锅，都是每次去澳门要光顾的地方。
这些店面通常极为陈旧，物什陈设甚至不如内地的淘汰货——缠满胶布的柜台，隔板被压弯的冷柜，开裂且粗笨的白色餐具，落满尘灰的日光灯，不一而足，但食客络绎不绝，当地人更是占了多数。墙上的价目表被熏得焦黄，证明着极为稳定的物价，正在发生的世界性通胀似与此地无关，被消解在似乎永恒不变的空间中。而这些空间正是澳门人理解家乡的一部分，被凝固的历史和时间让他们天然就理解这里的多元、沟通、协商、妥协。以及一直未变的中华之根。
陈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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