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或漫长或短暂，但都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本。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有可靠文字记录的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三千年，而且中华文化从未中断，绵亘未绝，独一无二，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灿烂而辉煌，与古罗马、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的大通道和大熔炉，其中中华文明是这条大通道上的核心，甚至可以说起主导作用，因为丝绸之路最核心的地段或区域即在中国，相当部分又在中华文明辐射的区域内，而丝路的起点长安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今天的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革，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加强了世界之间的沟通，但同时也使得泛文化现象、低级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鼓吹等不良现象占领更加广阔的空间，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往往因为历史本身的时间性等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而被淡化甚至遗忘，优秀的人类历史文明也面临着新的时代的考验，或重新担负起复兴不同民族的重任，或相忘于历史新时代的洪流中。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如何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独特贡献，如何让新时代的人们对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观，如何发挥历史优秀遗产的社会功能，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今天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挑战。
一、历史学人的新时代担当
毫无疑问，首先这个担子应该落在历史学家的肩上。历史学家本来肩负着弘扬历史、普及历史、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推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重任。的确，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关历史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可以在各类图书馆、学校的课堂中、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术沙龙中分享到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发现、发掘、思考总是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感叹，激励对历史的思考，引导与历史接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但这一切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悄然改变，新时代的历史学家需要有新时代的史学担当，以前用笔书写历史，但当影像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用影像著史。
今天的时代人们已经离不开电脑、手机和网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现代科技已经统治了人类，书本的阅读和在纸上用笔写作受到严峻的挑战，那种青灯黄卷式的传统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普通的生活方式不再普通，数字成果、网络知识铺天盖地，在这样的信息化时代，代表传统的历史学也难逃时代的冲刷。
事实上历史学家并没有默守成规，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也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和基本的人文精神，所以“数字人文”已成为这个时代新的历史交响曲。历史资料的数字化正在逐步实现，网络大大加速了历史与现实接轨的步伐，也使得历史从未如此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其中“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青睐，或者说通过影像学习历史、接受历史知识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最为熟悉的影像史学的手段恐怕就是纪录片了，用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历史、讲述历史，是科技带来的成果。纪录片的历史本身也已经有一百余年的时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科技的进步、数码技术的革新、网络传播速度的不断提升、历史遗产数字化成果的制作、人们快节奏生活的需求、读图时代的来临，影像史学焉然不可或缺，历史学家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影像史学和纪录片的成果已经数不胜数，历史学家们已经在这片田地上大书特书，辛勤耕耘了一段时间，大型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部全新的作品。我本人作为历史工作者，似乎有种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感觉，参与到这部前所未有的特殊历史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感受到新时代人们对历史的强烈需求和对历史所赋予的伟大意义，体验到历史学人面对新事物时的彷徨与尝试转型的莫名激动。
面对《中国》这样的超级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我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博大精深，这种体验最开始的也是最大的冲击来自于最初在选择所要拍摄内容时完全被浩瀚历史所淹没的无奈，以及处理影像的局限性和历史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包括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线索选择时那种找不到头绪和基础坐标定位的惶恐，还有复原历史事件的可能性时受到影像手段约束的迷茫，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所以可以说《中国》纪录片是新时代历史创作的一次艰难的尝试。
二、影像史学的特性
这里必须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当我们面对、理解并接受影像史学呈现弘大的“历史叙述”时，必须要知道影像本身的规律和特点，或者说要认识到影像客观存在的局限性，但也要认识到影像呈现历史时的形象性的重要意义。
从设备和技术上来讲，今天的设备性能和技术手段，可以达到人们想要的任何效果，但是面对宏大的历史，影像呈现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深深地知道，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从典籍、文献、考古材料、口述史、人类学、民俗学等手段所得到的历史面貌，只是历史冰山的一角，所以今天的历史研究往往被认为是“碎片化的历史”，更何况影像史学呢。
因为，影像本身即有天然的缺限，首先，影像史学所面对的历史素材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其次，今天复原历史时已经很大程度上属于“假设历史”，有太多的不可靠性；再次，今天的任何形式的“历史再现”都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再现历史”。
更何况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述到距离今天约3500年左右的甲骨文所记载的商人的早期历史，而自商周时期频繁出现的金文，距今也有差不多3000年的历史，至于我们今天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最早的一批史书，其时间超过了2400年，汉代司马迁所作集上古历史集大成的巨著《史记》也有2100年的时间，其后的历史时期有太多的典籍文献所记的历史。这些文字可记载的历史，可以达到最细节和最细微的记忆，即使如此，存在于文献中的历史也只是大历史中的一小部分，无法囊括历史的所有，也就是说即使是文字也无法记录历史全部。可想而知，文字所无法全部实现的历史记忆，要靠本身就有先天性缺限的影像的手段实现历史记忆，无法求真是，只能求“形似”。
在这里，“形似”是我们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所在，这也符合影像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或者恰恰可以说形似与形象性是影像呈现历史时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纪录片，只能是一部形似的历史，即是在克服影像表现手法局限性之后的一种“历史叙述”，但却是一部形象的历史。
三、《中国》纪录片的基本历史观
选择用“中国”二字为本纪录片命名，首先面对的最大的课题和挑战是如何准确把握这一名称，也就是如何确立纪录片的“历史观”。因为一部纪录片要有基本的故事主题和基本的历史线索，要有完整的叙事结构，要有核心的故事即历史事件或人物。
但面对“中国”的命题时，任何人看到这个题目都会先入为主，给这个命题设置了一个在极其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确立主题和线索的难题，如果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个死命题，或者说无法实现的纪录片选题，因为“中国”的历史是个汪洋大海，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基本上是在大海中捞针。
但，我们并没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被动，而是主动寻找突破口。
《中国》纪录的核心是讲述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着眼的是大的历史逻辑，或者说“历史大逻辑”是这部片子的核心。
中华文明是漫长历史长河中多元文明凝聚的结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未中断，汉字、儒家文化、礼仪制度、国家制度、家国情怀、孝道传统……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标签，我们要在这些关系到“中国”和中华文明关键或者说核心的标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因此，当面对这个问题时，以汉字为代表的汉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成为最吸引人的历史入口。
我们也看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如此广大的地理空间内，朝代更替、文明更迭、民族更新、疆域变化、制度完善、宗教接受，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儒家文化、典章制度、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宗教思想……总是一脉相承。
在看似动荡的历史乱象中一切都有序发展，前朝后事，总是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代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在中国从来都是有内涵的承接与延伸，这个内涵即是中国的文化之根本，是以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汉字所凝聚的文化、文明与思想。
同时，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每个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有清晰的认识，纪录片《中国》就是着眼于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历代国家和政权变更的内在逻辑，把纷繁复杂的历史，通过固有的历史内涵，梳理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以电视语言的形式还原一个文明古国的宏大叙述。而我们理解的这个宏大的叙述，还是文明、文化、制度、传统、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一个历史大逻辑。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和绵亘不绝的国家的存在和延续，背后起作用的终归是文化、制度、传统、精神、思想，即中华民族所依赖的基本的儒家文化、国家制度、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宗教思想。
有了这样的“历史观”或者说“历史大逻辑”，《中国》纪录片就有了灵魂，不再有老虎吃天的感觉，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选择也显得从容了许多。
四、《中国》纪录片的叙事表达
中国的历史纷繁芜杂，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整理出一条逻辑合理、线索清晰的脉络，构成一部完整纪录片的基本结构和素材，即本纪录片的叙事表达如何把握？
对纪录片叙事表达的把握，我们是紧紧围绕《中国》的“历史观”即“历史大逻辑”展开，要有取舍的标准，即围绕儒家文化、国家制度、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宗教思想进行取材。
《中国》纪录片着眼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变迁、思想革新、制度更替、国家更迭和平常的生活，揭示中国大历史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关注历史长河中那些灿若星辰的人，描述历史关键点上的文化、思想、国家、政权、民族、宗教的变化。
因此我们关注的问题有：中国思想文化形成关键期，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孔子、庄子、韩非子等人以及他们的学说，还有这些学术对社会的推动力和各自的影响力，剖析代表性诸子学说的生命力；秦大一统王朝革故鼎新的全新气象，和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国家制度的形成，解读像商鞅、李斯这样的代表人物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西汉王朝时期儒家文化在中国国家层面上作为思想意识形态奠定的关键的人和事，遥想当年，有汉武大帝、董仲舒、贾谊、天人三策……；东汉时期，以班超为代表的中国人在强势时代经营丝路和管理西域的难忘记忆，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外交策略与思想，自信的中国人背后是一个自信的伟大时代；南北朝时期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南北民族大融合，以及宗教思想大发展的历史断面，我们看到了北魏拓跋宏和关陇集团代表人物宇文泰在中国历史大动荡时代在国家政治方面的不朽功勋，在他们的努力下又一个大统一时代悄然来临；中国走向盛世阶段的关键期，以及中国走向盛世时期北方关陇集团的形成与他们的作为，这一时期是北魏孝文帝、西魏权臣宇文泰、隋文帝杨坚等历史巨匠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他们的历史轨迹开启了一个伟大的盛世时代；而大唐盛世时期长安城平常的市井生活，描绘和还原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像与时世妆，无论是来自波斯的胡商，还是生活在长安的东瀛才子，都是长安万国来会的一个缩影而已，至此“中国”的盛世再次来临……
这就是宏大视野中的中国，也是微观世界的中国根本，是《中国》纪录片的叙事表达。
从中你或许会发现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获取民族和文化的自信，坚定未来的步伐，因为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面临一个更加伟大的中国。
（作者：沙武田 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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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或漫长或短暂，但都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本。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有可靠文字记录的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三千年，而且中华文化从未中断，绵亘未绝，独一无二，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灿烂而辉煌，与古罗马、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的大通道和大熔炉，其中中华文明是这条大通道上的核心，甚至可以说起主导作用，因为丝绸之路最核心的地段或区域即在中国，相当部分又在中华文明辐射的区域内，而丝路的起点长安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今天的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革，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加强了世界之间的沟通，但同时也使得泛文化现象、低级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鼓吹等不良现象占领更加广阔的空间，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往往因为历史本身的时间性等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而被淡化甚至遗忘，优秀的人类历史文明也面临着新的时代的考验，或重新担负起复兴不同民族的重任，或相忘于历史新时代的洪流中。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如何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独特贡献，如何让新时代的人们对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观，如何发挥历史优秀遗产的社会功能，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今天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挑战。
一、历史学人的新时代担当
毫无疑问，首先这个担子应该落在历史学家的肩上。历史学家本来肩负着弘扬历史、普及历史、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推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重任。的确，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关历史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可以在各类图书馆、学校的课堂中、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术沙龙中分享到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发现、发掘、思考总是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感叹，激励对历史的思考，引导与历史接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但这一切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悄然改变，新时代的历史学家需要有新时代的史学担当，以前用笔书写历史，但当影像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用影像著史。
今天的时代人们已经离不开电脑、手机和网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现代科技已经统治了人类，书本的阅读和在纸上用笔写作受到严峻的挑战，那种青灯黄卷式的传统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普通的生活方式不再普通，数字成果、网络知识铺天盖地，在这样的信息化时代，代表传统的历史学也难逃时代的冲刷。
事实上历史学家并没有默守成规，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也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和基本的人文精神，所以“数字人文”已成为这个时代新的历史交响曲。历史资料的数字化正在逐步实现，网络大大加速了历史与现实接轨的步伐，也使得历史从未如此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其中“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青睐，或者说通过影像学习历史、接受历史知识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最为熟悉的影像史学的手段恐怕就是纪录片了，用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历史、讲述历史，是科技带来的成果。纪录片的历史本身也已经有一百余年的时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科技的进步、数码技术的革新、网络传播速度的不断提升、历史遗产数字化成果的制作、人们快节奏生活的需求、读图时代的来临，影像史学焉然不可或缺，历史学家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影像史学和纪录片的成果已经数不胜数，历史学家们已经在这片田地上大书特书，辛勤耕耘了一段时间，大型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部全新的作品。我本人作为历史工作者，似乎有种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感觉，参与到这部前所未有的特殊历史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感受到新时代人们对历史的强烈需求和对历史所赋予的伟大意义，体验到历史学人面对新事物时的彷徨与尝试转型的莫名激动。
面对《中国》这样的超级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我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博大精深，这种体验最开始的也是最大的冲击来自于最初在选择所要拍摄内容时完全被浩瀚历史所淹没的无奈，以及处理影像的局限性和历史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包括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线索选择时那种找不到头绪和基础坐标定位的惶恐，还有复原历史事件的可能性时受到影像手段约束的迷茫，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所以可以说《中国》纪录片是新时代历史创作的一次艰难的尝试。
二、影像史学的特性
这里必须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当我们面对、理解并接受影像史学呈现弘大的“历史叙述”时，必须要知道影像本身的规律和特点，或者说要认识到影像客观存在的局限性，但也要认识到影像呈现历史时的形象性的重要意义。
从设备和技术上来讲，今天的设备性能和技术手段，可以达到人们想要的任何效果，但是面对宏大的历史，影像呈现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深深地知道，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从典籍、文献、考古材料、口述史、人类学、民俗学等手段所得到的历史面貌，只是历史冰山的一角，所以今天的历史研究往往被认为是“碎片化的历史”，更何况影像史学呢。
因为，影像本身即有天然的缺限，首先，影像史学所面对的历史素材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其次，今天复原历史时已经很大程度上属于“假设历史”，有太多的不可靠性；再次，今天的任何形式的“历史再现”都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再现历史”。
更何况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述到距离今天约3500年左右的甲骨文所记载的商人的早期历史，而自商周时期频繁出现的金文，距今也有差不多3000年的历史，至于我们今天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最早的一批史书，其时间超过了2400年，汉代司马迁所作集上古历史集大成的巨著《史记》也有2100年的时间，其后的历史时期有太多的典籍文献所记的历史。这些文字可记载的历史，可以达到最细节和最细微的记忆，即使如此，存在于文献中的历史也只是大历史中的一小部分，无法囊括历史的所有，也就是说即使是文字也无法记录历史全部。可想而知，文字所无法全部实现的历史记忆，要靠本身就有先天性缺限的影像的手段实现历史记忆，无法求真是，只能求“形似”。
在这里，“形似”是我们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所在，这也符合影像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或者恰恰可以说形似与形象性是影像呈现历史时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纪录片，只能是一部形似的历史，即是在克服影像表现手法局限性之后的一种“历史叙述”，但却是一部形象的历史。
三、《中国》纪录片的基本历史观
选择用“中国”二字为本纪录片命名，首先面对的最大的课题和挑战是如何准确把握这一名称，也就是如何确立纪录片的“历史观”。因为一部纪录片要有基本的故事主题和基本的历史线索，要有完整的叙事结构，要有核心的故事即历史事件或人物。
但面对“中国”的命题时，任何人看到这个题目都会先入为主，给这个命题设置了一个在极其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确立主题和线索的难题，如果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个死命题，或者说无法实现的纪录片选题，因为“中国”的历史是个汪洋大海，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基本上是在大海中捞针。
但，我们并没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被动，而是主动寻找突破口。
《中国》纪录的核心是讲述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着眼的是大的历史逻辑，或者说“历史大逻辑”是这部片子的核心。
中华文明是漫长历史长河中多元文明凝聚的结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未中断，汉字、儒家文化、礼仪制度、国家制度、家国情怀、孝道传统……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标签，我们要在这些关系到“中国”和中华文明关键或者说核心的标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因此，当面对这个问题时，以汉字为代表的汉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成为最吸引人的历史入口。
我们也看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如此广大的地理空间内，朝代更替、文明更迭、民族更新、疆域变化、制度完善、宗教接受，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儒家文化、典章制度、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宗教思想……总是一脉相承。
在看似动荡的历史乱象中一切都有序发展，前朝后事，总是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代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在中国从来都是有内涵的承接与延伸，这个内涵即是中国的文化之根本，是以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汉字所凝聚的文化、文明与思想。
同时，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每个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有清晰的认识，纪录片《中国》就是着眼于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历代国家和政权变更的内在逻辑，把纷繁复杂的历史，通过固有的历史内涵，梳理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以电视语言的形式还原一个文明古国的宏大叙述。而我们理解的这个宏大的叙述，还是文明、文化、制度、传统、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一个历史大逻辑。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和绵亘不绝的国家的存在和延续，背后起作用的终归是文化、制度、传统、精神、思想，即中华民族所依赖的基本的儒家文化、国家制度、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宗教思想。
有了这样的“历史观”或者说“历史大逻辑”，《中国》纪录片就有了灵魂，不再有老虎吃天的感觉，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选择也显得从容了许多。
四、《中国》纪录片的叙事表达
中国的历史纷繁芜杂，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整理出一条逻辑合理、线索清晰的脉络，构成一部完整纪录片的基本结构和素材，即本纪录片的叙事表达如何把握？
对纪录片叙事表达的把握，我们是紧紧围绕《中国》的“历史观”即“历史大逻辑”展开，要有取舍的标准，即围绕儒家文化、国家制度、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宗教思想进行取材。
《中国》纪录片着眼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变迁、思想革新、制度更替、国家更迭和平常的生活，揭示中国大历史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关注历史长河中那些灿若星辰的人，描述历史关键点上的文化、思想、国家、政权、民族、宗教的变化。
因此我们关注的问题有：中国思想文化形成关键期，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孔子、庄子、韩非子等人以及他们的学说，还有这些学术对社会的推动力和各自的影响力，剖析代表性诸子学说的生命力；秦大一统王朝革故鼎新的全新气象，和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国家制度的形成，解读像商鞅、李斯这样的代表人物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西汉王朝时期儒家文化在中国国家层面上作为思想意识形态奠定的关键的人和事，遥想当年，有汉武大帝、董仲舒、贾谊、天人三策……；东汉时期，以班超为代表的中国人在强势时代经营丝路和管理西域的难忘记忆，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外交策略与思想，自信的中国人背后是一个自信的伟大时代；南北朝时期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南北民族大融合，以及宗教思想大发展的历史断面，我们看到了北魏拓跋宏和关陇集团代表人物宇文泰在中国历史大动荡时代在国家政治方面的不朽功勋，在他们的努力下又一个大统一时代悄然来临；中国走向盛世阶段的关键期，以及中国走向盛世时期北方关陇集团的形成与他们的作为，这一时期是北魏孝文帝、西魏权臣宇文泰、隋文帝杨坚等历史巨匠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他们的历史轨迹开启了一个伟大的盛世时代；而大唐盛世时期长安城平常的市井生活，描绘和还原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像与时世妆，无论是来自波斯的胡商，还是生活在长安的东瀛才子，都是长安万国来会的一个缩影而已，至此“中国”的盛世再次来临……
这就是宏大视野中的中国，也是微观世界的中国根本，是《中国》纪录片的叙事表达。
从中你或许会发现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获取民族和文化的自信，坚定未来的步伐，因为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面临一个更加伟大的中国。
（作者：沙武田 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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