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提出“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内涵价值的挖掘阐释，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科学决策依据，更是考古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近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坚持把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摆到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勇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光荣使命。
考古发掘代代成果丰硕
旧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繁昌人字洞遗址的持续发掘和深入研究，在世界人类学和考古学界确认了其距今256万至220万亚欧地区迄今最早人类遗存的重要地位，为东亚人类起源，早期人类扩散、演化、生存方式及环境背景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载体。东至华龙洞遗址的发掘研究，确认了距今30万年左右古老型智人的珍贵化石标本，填补了和县晚期直立人到巢湖早期智人之间关键环节的空白。巢湖柳家二号遗址的发掘研究，确认了主体年代距今7.8万至3万年安徽迄今发现石制品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新石器时代考古。基本厘清了安徽淮河流域石山子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禹会村类型，长江流域之皖西南地区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张四墩文化，环巢湖及皖南长江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新安江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四大史前文化谱系，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安徽各区域之间及其与海岱、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环太湖、新安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及宁绍平原等周边地区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勾勒出安徽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演进和早期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图景。
安徽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并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一起，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为中华早期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
夏商周时期考古。夏代，一是江淮地区斗鸡台文化、淮河流域岳石文化和江南点将台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与中原二里头等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更加清晰。二是蚌埠禹会村、肥西三官庙夏代一头一尾两处遗址的重要发现，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桀奔南巢”等历史文献记载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
三官庙遗址发现18件夏商之际青铜器，成为二里头遗址之外我国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并可能是我国迄今所见包括钺、戚、戈、凿、铃、牌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组合和“毁兵”习俗的最早案例。三是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安徽长江流域青铜冶铸的历史提前到二里头三四期。
商代，一是阜南台家寺遗址发现早商晚期至晚商早期大型建筑、专用储藏室、青铜器铸造作坊及陶范、祭祀用卜甲卜骨、高等贵族墓地及青铜礼器，为安徽淮河流域商代聚落层级与布局，铸铜、制骨等手工业生产及区域特点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确认了该遗址作为同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青铜文明中心的重要地位；二是丰富和拓展了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皖西类型和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的文化内涵；三是进一步厘清了湖熟文化的内涵特征，确认了其吴文化的源头地位。
西周至春秋时期安徽江淮地区淮夷方国遗存大量发现。
合肥大雁墩遗址西周时期青铜冶炼遗存，庐江凤形遗址西周晚期陶范、鼓风管、铜渣，庐江坝埂遗址春秋时期炉缸壁、陶范、石范，庐江丁家畈遗址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铜锭，与夏商时期的发现形成互补，凸显了安徽江淮地区在我国青铜时代“金道锡行”和南铜北进原料产地、通道和驻点的重要历史地位。
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当涂洞阳东吴墓的发掘研究，揭示出安徽地区首例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大型砖室墓，在同类形制墓葬中规模仅次于南京江宁上坊大墓，大于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和苏州虎丘孙吴墓，随葬品使用了“九鼎八簋”陶礼器组合和大量金银器，结合区位环境及布局、“永安”纪年文字和相关文献，基本可以认定为吴景帝孙休夫妇合葬墓。
铜陵、池州等地发现汉代铜矿开采冶铸遗存，为汉代“铜官”和“丹阳铜”的产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隋唐宋元明清考古。寿州窑、繁昌窑等窑址的发掘研究取得新进展。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遗址安徽段考古成果成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支撑。凤阳明中都遗址厘清了城垣、水系、宫殿建筑体系的布局、结构、工艺和营建过程，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实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重要地位，被评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研究阐释不断拓展深化
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科学阐释，实证了安徽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揭示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淮夷方国和吴、越、楚等文化的丰富内涵，凸显了安徽江淮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作为交通要道、文化走廊的区位优势，展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在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和贡献。丰富内涵的揭示，核心价值的挖掘，为繁昌人字洞、东至华龙洞、蚌埠双墩、含山凌家滩、蒙城尉迟寺、阜南台家寺、皖南古铜矿、六安国王陵、当涂洞阳东吴墓、濉溪柳孜、芜湖繁昌窑、凤阳明中都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而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科学揭示安徽古代文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安徽考古探索》等学术交流，《中华文明探源的江淮印记》等视频发布，《宿州西关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宿州木牌坊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安徽定远侯家寨》《安徽南陵铁拐宋墓》等考古报告的出版，一系列考古简报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凌家滩文化论坛、马鞍山长江文化论坛、黄淮七省考古论坛、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年会等学术会议的举办，两年一度的“安徽重要考古新发现暨优秀工地”评选和“考古讲解大练兵”活动的开展，《文物带你游安徽》《考古带你游安徽》《安徽考古走进中小学》等公众考古宣传，大型考古纪录片《明中都》的热播，《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考古成果国际传播研究》等课题的深入推进，正在不断提升安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和国内国际影响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国家重大课题，全力推进含山凌家滩、淮南武王墩、凤阳明中都等安徽重点项目发掘研究，推进《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引江济淮工程考古发掘报告》《繁昌骆冲窑址》《考古安徽·先秦篇》《考古学家眼中的古代中国 安徽》等考古发掘报告和科普图书出版，不断拓展和深化考古成果的研究阐释，科学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丰富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不断、兼收并蓄等基本特征，阐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全面揭示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贡献及其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深刻影响，理解伟大民族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根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让社会公众自觉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厚积淀中汲取智慧启迪，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积极投身建设安徽文化强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是安徽考古工作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要求和光荣使命。
（作者叶润清 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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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果丰硕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提出“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内涵价值的挖掘阐释，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科学决策依据，更是考古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近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坚持把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摆到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勇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光荣使命。
考古发掘代代成果丰硕
旧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繁昌人字洞遗址的持续发掘和深入研究，在世界人类学和考古学界确认了其距今256万至220万亚欧地区迄今最早人类遗存的重要地位，为东亚人类起源，早期人类扩散、演化、生存方式及环境背景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载体。东至华龙洞遗址的发掘研究，确认了距今30万年左右古老型智人的珍贵化石标本，填补了和县晚期直立人到巢湖早期智人之间关键环节的空白。巢湖柳家二号遗址的发掘研究，确认了主体年代距今7.8万至3万年安徽迄今发现石制品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新石器时代考古。基本厘清了安徽淮河流域石山子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禹会村类型，长江流域之皖西南地区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张四墩文化，环巢湖及皖南长江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新安江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四大史前文化谱系，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安徽各区域之间及其与海岱、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环太湖、新安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及宁绍平原等周边地区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勾勒出安徽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演进和早期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图景。
安徽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并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一起，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为中华早期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
夏商周时期考古。夏代，一是江淮地区斗鸡台文化、淮河流域岳石文化和江南点将台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与中原二里头等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更加清晰。二是蚌埠禹会村、肥西三官庙夏代一头一尾两处遗址的重要发现，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桀奔南巢”等历史文献记载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
三官庙遗址发现18件夏商之际青铜器，成为二里头遗址之外我国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并可能是我国迄今所见包括钺、戚、戈、凿、铃、牌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组合和“毁兵”习俗的最早案例。三是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安徽长江流域青铜冶铸的历史提前到二里头三四期。
商代，一是阜南台家寺遗址发现早商晚期至晚商早期大型建筑、专用储藏室、青铜器铸造作坊及陶范、祭祀用卜甲卜骨、高等贵族墓地及青铜礼器，为安徽淮河流域商代聚落层级与布局，铸铜、制骨等手工业生产及区域特点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确认了该遗址作为同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青铜文明中心的重要地位；二是丰富和拓展了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皖西类型和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的文化内涵；三是进一步厘清了湖熟文化的内涵特征，确认了其吴文化的源头地位。
西周至春秋时期安徽江淮地区淮夷方国遗存大量发现。
合肥大雁墩遗址西周时期青铜冶炼遗存，庐江凤形遗址西周晚期陶范、鼓风管、铜渣，庐江坝埂遗址春秋时期炉缸壁、陶范、石范，庐江丁家畈遗址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铜锭，与夏商时期的发现形成互补，凸显了安徽江淮地区在我国青铜时代“金道锡行”和南铜北进原料产地、通道和驻点的重要历史地位。
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当涂洞阳东吴墓的发掘研究，揭示出安徽地区首例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大型砖室墓，在同类形制墓葬中规模仅次于南京江宁上坊大墓，大于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和苏州虎丘孙吴墓，随葬品使用了“九鼎八簋”陶礼器组合和大量金银器，结合区位环境及布局、“永安”纪年文字和相关文献，基本可以认定为吴景帝孙休夫妇合葬墓。
铜陵、池州等地发现汉代铜矿开采冶铸遗存，为汉代“铜官”和“丹阳铜”的产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隋唐宋元明清考古。寿州窑、繁昌窑等窑址的发掘研究取得新进展。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遗址安徽段考古成果成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支撑。凤阳明中都遗址厘清了城垣、水系、宫殿建筑体系的布局、结构、工艺和营建过程，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实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重要地位，被评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研究阐释不断拓展深化
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科学阐释，实证了安徽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揭示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淮夷方国和吴、越、楚等文化的丰富内涵，凸显了安徽江淮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作为交通要道、文化走廊的区位优势，展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在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和贡献。丰富内涵的揭示，核心价值的挖掘，为繁昌人字洞、东至华龙洞、蚌埠双墩、含山凌家滩、蒙城尉迟寺、阜南台家寺、皖南古铜矿、六安国王陵、当涂洞阳东吴墓、濉溪柳孜、芜湖繁昌窑、凤阳明中都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而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科学揭示安徽古代文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安徽考古探索》等学术交流，《中华文明探源的江淮印记》等视频发布，《宿州西关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宿州木牌坊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安徽定远侯家寨》《安徽南陵铁拐宋墓》等考古报告的出版，一系列考古简报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凌家滩文化论坛、马鞍山长江文化论坛、黄淮七省考古论坛、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年会等学术会议的举办，两年一度的“安徽重要考古新发现暨优秀工地”评选和“考古讲解大练兵”活动的开展，《文物带你游安徽》《考古带你游安徽》《安徽考古走进中小学》等公众考古宣传，大型考古纪录片《明中都》的热播，《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考古成果国际传播研究》等课题的深入推进，正在不断提升安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和国内国际影响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国家重大课题，全力推进含山凌家滩、淮南武王墩、凤阳明中都等安徽重点项目发掘研究，推进《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引江济淮工程考古发掘报告》《繁昌骆冲窑址》《考古安徽·先秦篇》《考古学家眼中的古代中国 安徽》等考古发掘报告和科普图书出版，不断拓展和深化考古成果的研究阐释，科学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丰富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不断、兼收并蓄等基本特征，阐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全面揭示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贡献及其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深刻影响，理解伟大民族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根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让社会公众自觉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厚积淀中汲取智慧启迪，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积极投身建设安徽文化强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是安徽考古工作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要求和光荣使命。
（作者叶润清 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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