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路位于西安城墙内的东南一隅，道路虽然窄小，却载满了历史的厚重。
关于建国路这一名称的由来，《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记载：“建国路……清光绪年间称为小差市，1952年改为现名。”但一些史学专家并不认同，因为在1947年的《陕西省西安市辖区一览表》中已有建国路之名。专家认为“西安建国路是抗日战争时就存在的，应该源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是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而新实行的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其总口号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由此可见，这条老街与西安事变的发起以及和平解决，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是酝酿于此。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挽救了民族危亡。
6月11日，记者和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一起到建国路，来到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将军公馆），追忆那段在历史风云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往事。
这是一处雅致的院子，其中主体建筑是东、中、西三幢古朴的青砖小楼。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2月，张学良和赵一荻女士、儿子张闾琳在此居住。
上午九点是张学良将军公馆开放的时间，在此之前，大门外已经挤满了等待进入的参观者。记者和袁武振委员随着人流步入其中，作为西安事变研究的专家，工作人员对袁武振很熟悉，一见面就“袁教授”“袁教授”打起了招呼。
我们的追忆从纪念馆内《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展厅开始。步入展厅，头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几条横幅格外醒目，横幅白底黑字，书写着“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等标语。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又加紧进攻华北，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在行走中，袁武振对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娓娓道来。“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所属东北军、十七路军加紧‘剿共’。”
“同时，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进攻红军外，还于1936年10月间，专程飞到西安进行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在此背景下，原本就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随着讲解员的讲解，我们的思绪也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个清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军政人员来到杨虎城新城公馆，以这里为临时指挥部，指挥发动西安事变。当日6时许，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冲进五间厅。但蒋介石在卫士帮助下，越墙逃上骊山，躲进一个山洞里。东北军展开搜山，于9时左右捉到了蒋介石并移送西安。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迅速解除了蒋系武装，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正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袁武振停下脚步，补充道。“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此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随后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该政策感召，奉命来‘围剿’红军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率先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定。”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联合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张学良、杨虎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民众指导委员会。一时间，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丝毫不理会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主张。1936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调遣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开进潼关，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甚至扬言要轰炸西安。双方剑拔弩张，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袁武振说。
在张学良将军公馆的三幢小楼里，随着讲解员侯行敏的讲解，我们走近了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瞬间。
“在这个小客厅里，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长谈，当日24时，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
“这个会客室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接待重要客人并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在此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次日凌晨对蒋实行兵谏，并作出具体军事部署。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南京方面宋美龄、宋子文在此举行西安事变和平谈判。”
袁武振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斡旋于南京和西安两方，最终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毛泽东曾评价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而在袁武振看来，西安事变还成功检验了我们党统战方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面对危局，能沉着冷静应对局势变化，因势利导，制定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统战方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保证，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并赢得了各阶级力量的支持和信任。”
不仅是张学良将军公馆，西安事变在西安城及周边多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包括杨虎城止园别墅、新城黄楼、五间厅、兵谏亭等旧址。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统战方针对新时代统战工作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作用。”袁武振感慨地说，今天，要传承和弘扬西安事变的爱国精神。西安事变的历史充分说明，各阶层、各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都可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当前，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要携起手来，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势力及言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用心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走出张学良将军公馆，建国路上人流如织。和平、团结、繁荣，这一条街道不就是我们国家当前的缩影，不就是80多年前那些爱国志士的愿望所在吗？（本报记者 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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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路：承载历史厚重，与西安事变紧密相连的老街
建国路位于西安城墙内的东南一隅，道路虽然窄小，却载满了历史的厚重。
关于建国路这一名称的由来，《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记载：“建国路……清光绪年间称为小差市，1952年改为现名。”但一些史学专家并不认同，因为在1947年的《陕西省西安市辖区一览表》中已有建国路之名。专家认为“西安建国路是抗日战争时就存在的，应该源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是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而新实行的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其总口号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由此可见，这条老街与西安事变的发起以及和平解决，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是酝酿于此。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挽救了民族危亡。
6月11日，记者和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一起到建国路，来到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将军公馆），追忆那段在历史风云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往事。
这是一处雅致的院子，其中主体建筑是东、中、西三幢古朴的青砖小楼。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2月，张学良和赵一荻女士、儿子张闾琳在此居住。
上午九点是张学良将军公馆开放的时间，在此之前，大门外已经挤满了等待进入的参观者。记者和袁武振委员随着人流步入其中，作为西安事变研究的专家，工作人员对袁武振很熟悉，一见面就“袁教授”“袁教授”打起了招呼。
我们的追忆从纪念馆内《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展厅开始。步入展厅，头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几条横幅格外醒目，横幅白底黑字，书写着“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等标语。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又加紧进攻华北，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在行走中，袁武振对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娓娓道来。“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所属东北军、十七路军加紧‘剿共’。”
“同时，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进攻红军外，还于1936年10月间，专程飞到西安进行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在此背景下，原本就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随着讲解员的讲解，我们的思绪也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个清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军政人员来到杨虎城新城公馆，以这里为临时指挥部，指挥发动西安事变。当日6时许，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冲进五间厅。但蒋介石在卫士帮助下，越墙逃上骊山，躲进一个山洞里。东北军展开搜山，于9时左右捉到了蒋介石并移送西安。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迅速解除了蒋系武装，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正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袁武振停下脚步，补充道。“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此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随后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该政策感召，奉命来‘围剿’红军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率先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定。”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联合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张学良、杨虎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民众指导委员会。一时间，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丝毫不理会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主张。1936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调遣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开进潼关，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甚至扬言要轰炸西安。双方剑拔弩张，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袁武振说。
在张学良将军公馆的三幢小楼里，随着讲解员侯行敏的讲解，我们走近了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瞬间。
“在这个小客厅里，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长谈，当日24时，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
“这个会客室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接待重要客人并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在此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次日凌晨对蒋实行兵谏，并作出具体军事部署。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南京方面宋美龄、宋子文在此举行西安事变和平谈判。”
袁武振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斡旋于南京和西安两方，最终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毛泽东曾评价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而在袁武振看来，西安事变还成功检验了我们党统战方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面对危局，能沉着冷静应对局势变化，因势利导，制定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统战方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保证，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并赢得了各阶级力量的支持和信任。”
不仅是张学良将军公馆，西安事变在西安城及周边多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包括杨虎城止园别墅、新城黄楼、五间厅、兵谏亭等旧址。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统战方针对新时代统战工作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作用。”袁武振感慨地说，今天，要传承和弘扬西安事变的爱国精神。西安事变的历史充分说明，各阶层、各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都可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当前，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要携起手来，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势力及言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用心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走出张学良将军公馆，建国路上人流如织。和平、团结、繁荣，这一条街道不就是我们国家当前的缩影，不就是80多年前那些爱国志士的愿望所在吗？（本报记者 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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