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致公党中央理论研究会、党务研究会和致公党江苏省委会在江苏常州联合举办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理论研讨会
2017年是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时光荏苒，岁月变迁。重温70年前那次让致公党浴火重生的历史转折，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依然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给予我们“不忘合作初心”的信念与力量。
抉择中找到民主复兴之路
致公党由爱国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致公党建党初期，中央总部设在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占领，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而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及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愿望，悍然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开展了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国正面临何处去的抉择。
同时，包括致公党等在内的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普遍觉悟到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强烈要求实现国家民主化，要求让人民参政，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他们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把中国逐步建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和《论联合政府》两部论著，使致公党人对争取国家民主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他们深深地感到，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帮助下恢复致公党组织
抗日战争后期及胜利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引导、支持和帮助，使致公党人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决心恢复致公党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致公党老一辈领导人黄鼎臣（致公党第七、八届中央主席）、伍觉天（致公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副主席）都曾写下回忆文章，他们生动的叙述再次将我们带回到那一段振奋人心的历史之中。
1940年底，黄鼎臣被重庆《新华日报》聘为医药卫生顾问。在渝期间，他曾与司徒美堂、陈其尤等致公党上层人士有过接触，并配合帮助他们了解情况。中共华南分局许涤新同志当时从事联系民主人士的工作，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许涤新征求黄鼎臣意见，希望他为联系致公党做些工作。黄鼎臣欣然同意，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1942年秋，伍觉天从澳门回到重庆。在一次聚会中，他与许涤新相遇。相谈间，许涤新直言道：“国民党阴谋制造‘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更加明显了，几位从国外不避艰险回国来参加国民党的所谓‘参政会’的正直侨领，莫不愤恨万分。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重新恢复致公党中央总部活动，对联系海外华侨，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许涤新还强调：“当然，恢复致公党中央组织的工作，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在具体工作中，中共方面将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这次谈话使伍觉天深刻认识到华侨和祖国革命事业息息相关，恢复致公党中央总部工作是祖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多年后伍觉天在《忆与许涤新同志的一次长谈》一文中回忆起这段往事：“祖国在召唤，我决定把参加这项工作作为踏上祖国革命斗争道路的坚实一步。”
1945年年底，陈其尤回到香港，着手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1946年4月底黄鼎臣应陈其尤邀请，前往香港参加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陈其尤将国民党企图拉拢致公党，但遭到了陈其尤、陈演生等人断然拒绝的情况对黄鼎臣坦诚相告，并真诚希望他参与帮助重建致公党。会议上，黄鼎臣深入分析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出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余地，致公党应该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主张得到了其他与会成员的赞同。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中国致公党，开始正式参与致公党重建工作。
从1946年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当时，华南分局的方方、许涤新、连贯、饶章凤等都对致公党的重建工作给予了许多帮助和指导，还介绍了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
黄鼎臣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在《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永放光芒》一书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正是由于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同志的正确指导，我们积极争取致公党的上层人士，推动致公党召开‘三大’，进行改组，发表声明反对美蒋互相勾结发动内战，支持中共的正确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
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
陈其尤先后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引导，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积极主张恢复致公党，并且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思想上的进步影响并带动了致公党总部其他成员的思想转变。他和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在香港带领在港同志积极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在中共华南分局的指导下，与中共密切合作，旗帜鲜明地开展了一系列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6年11月2日，《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发表，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即“旧政协”）决议，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谴责国民党不顾“政协”决议，单独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指出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的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的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中国致公党对时局宣言》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即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政协”的路线及精神，解决国是争端。宣言还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
通过发表一系列声明，致公党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是中国社会不安、民族危机的总根源。这一时期，致公党的组织活动逐渐恢复并且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形成有力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致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
致公党『三大』讨论修改的《中国致公党政纲》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
政纲的总纲中，针对国内形势提出了政治主张：“反对个人独裁一党专政，而主张民主政治”“抗战既获胜利，国家必须和平”“武力统一，实为战乱之源，是为人民大众之所反对，亦为本党一向所坚决反对”“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中求统一，方可建设新中国之目的”。大会宣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国际重大方针政策的有力呼应，并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这时致公党的性质已发生重大变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即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这是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同志对致公党“三大”的召开给予了既严谨又细心的指导和帮助，令黄鼎臣、伍觉天等十分感动。致公党“三大”会议期间，连贯等同志每天下午都和致公党同志见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提出建议。他说：“致公党是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一举一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一切公开的文件都要慎重，不然就会受到损失。”在《中国致公党章程（草稿）》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同志看后，建议改成“耕者有其田”。因为，抗战胜利后，许多华侨用侨汇到国内购买了一些土地，但没有以剥削农民所得作为生活来源，对待这些华侨地主与对待其他地主应该有所区别，具体做法当另作规定。“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既照顾华侨、侨眷的感情，更体现出致公党作为“侨党”的特点，从而避免引起华侨的误会，更有利于团结海外侨胞。
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三大”以后发表的重要文件和文章
致公党“三大”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文》
致公党“三大”还发表了《致杜鲁门电文》，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这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第一个对外文件。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致公党内虽然有英文水平较高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写此类政治文件的经验。连贯同志介绍了《华商报》的萨空了先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此后，致公党起草其他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件，也得到了《华商报》的帮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
1948年10月18日，在香港的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等为即将启程返美的司徒美堂举行饯别会。已是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亲身体会到中国致公党在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后所焕发出的革命活力与斗志，颇为感慨。在其随后发表于香港各报的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中，司徒美堂对致公党“三大”表示支持和赞扬：“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港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顿，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之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中国致公党的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实际上，在陈其尤等积极筹划重建致公党的同时，司徒美堂也在为重建致公党而努力，但未能成功。因此，这则声明是司徒美堂在经历实践挫折、重新思考后发出的一番肺腑之言。
早在1945年初，在司徒美堂等洪门致公堂领导人的倡议下，美洲洪门致公堂在纽约市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牙买加等国致公党（堂）组织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党（堂）纷纷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部或支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和其他几家华侨报纸，联合发出《十报宣言》，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这次重建致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不能算组党成功：一是其政纲内容几乎与致公党“二大”的政纲完全一致，不能适应国内形势的发展；二是局限于美洲范围；三是实质上仍“党堂不分”。
1946年初，司徒美堂率中国洪门致公党代表团回国，一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代表团到达国内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结束，故未能开展有关活动）；二是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进一步组织一个五洲范围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海外华侨参与国是。代表团回国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中共和民盟当即表示欢迎，惟蒋介石不予答复。6月初，司徒美堂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海外洪门到国内立案组党要求，蒋介石不便当面拒绝，命吴铁城与司徒美堂详细商谈，实际上只是敷衍，并设法加以控制。6月17日，司徒美堂就洪门组党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方今最要之图，即各党各派，真诚合作，务须停止内战早日求和平实现，为民族福利，俾新中国得早建设。”蒋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对内战的立场后，立即指使吴铁城断然拒绝司徒美堂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要求。
当时，司徒美堂面对复杂的形势，又缺乏政治经验，对蒋介石还抱有一丝幻想，很快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之中。在国民党CC系陈立夫、陈果夫的操纵之下，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党内事务完全由CC系分子把持。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不久，司徒美堂很快看出CC系分子实际控制了洪门民治党，自己是有职无权。1947年7月，失望的司徒美堂在上海各报发表“脱离民治党声明”。声明大意是：本人对民治党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一切职务。随后转赴香港，重返美国，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司徒美堂重组五洲统一的华侨政党的活动就此告败，但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认清了形势和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变。致公党“三大”的召开，也让他深刻感受到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致公党“三大”距今已走过70个年头，但“三大”精神永远是中国致公党发展史上值得珍视的政治财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70年来，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同心，肝胆相照；与共和国同经风雨，共铸辉煌。70年的风雨沧桑告诉我们，致公党自身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才选择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正如黄鼎臣这位致公党历史重大转折的亲历者、见证者所感悟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
（作者：王宋大系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邱国义系致公党中央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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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 70 周年：回顾历史转折，汲取信念力量
2017年6月16日，致公党中央理论研究会、党务研究会和致公党江苏省委会在江苏常州联合举办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理论研讨会
2017年是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时光荏苒，岁月变迁。重温70年前那次让致公党浴火重生的历史转折，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依然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给予我们“不忘合作初心”的信念与力量。
抉择中找到民主复兴之路
致公党由爱国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致公党建党初期，中央总部设在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占领，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而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及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愿望，悍然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开展了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国正面临何处去的抉择。
同时，包括致公党等在内的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普遍觉悟到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强烈要求实现国家民主化，要求让人民参政，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他们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把中国逐步建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和《论联合政府》两部论著，使致公党人对争取国家民主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他们深深地感到，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帮助下恢复致公党组织
抗日战争后期及胜利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引导、支持和帮助，使致公党人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决心恢复致公党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致公党老一辈领导人黄鼎臣（致公党第七、八届中央主席）、伍觉天（致公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副主席）都曾写下回忆文章，他们生动的叙述再次将我们带回到那一段振奋人心的历史之中。
1940年底，黄鼎臣被重庆《新华日报》聘为医药卫生顾问。在渝期间，他曾与司徒美堂、陈其尤等致公党上层人士有过接触，并配合帮助他们了解情况。中共华南分局许涤新同志当时从事联系民主人士的工作，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许涤新征求黄鼎臣意见，希望他为联系致公党做些工作。黄鼎臣欣然同意，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1942年秋，伍觉天从澳门回到重庆。在一次聚会中，他与许涤新相遇。相谈间，许涤新直言道：“国民党阴谋制造‘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更加明显了，几位从国外不避艰险回国来参加国民党的所谓‘参政会’的正直侨领，莫不愤恨万分。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重新恢复致公党中央总部活动，对联系海外华侨，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许涤新还强调：“当然，恢复致公党中央组织的工作，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在具体工作中，中共方面将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这次谈话使伍觉天深刻认识到华侨和祖国革命事业息息相关，恢复致公党中央总部工作是祖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多年后伍觉天在《忆与许涤新同志的一次长谈》一文中回忆起这段往事：“祖国在召唤，我决定把参加这项工作作为踏上祖国革命斗争道路的坚实一步。”
1945年年底，陈其尤回到香港，着手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1946年4月底黄鼎臣应陈其尤邀请，前往香港参加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陈其尤将国民党企图拉拢致公党，但遭到了陈其尤、陈演生等人断然拒绝的情况对黄鼎臣坦诚相告，并真诚希望他参与帮助重建致公党。会议上，黄鼎臣深入分析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出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余地，致公党应该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主张得到了其他与会成员的赞同。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中国致公党，开始正式参与致公党重建工作。
从1946年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当时，华南分局的方方、许涤新、连贯、饶章凤等都对致公党的重建工作给予了许多帮助和指导，还介绍了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
黄鼎臣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在《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永放光芒》一书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正是由于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同志的正确指导，我们积极争取致公党的上层人士，推动致公党召开‘三大’，进行改组，发表声明反对美蒋互相勾结发动内战，支持中共的正确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
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
陈其尤先后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引导，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积极主张恢复致公党，并且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思想上的进步影响并带动了致公党总部其他成员的思想转变。他和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在香港带领在港同志积极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在中共华南分局的指导下，与中共密切合作，旗帜鲜明地开展了一系列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6年11月2日，《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发表，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即“旧政协”）决议，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谴责国民党不顾“政协”决议，单独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指出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的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的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中国致公党对时局宣言》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即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政协”的路线及精神，解决国是争端。宣言还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
通过发表一系列声明，致公党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是中国社会不安、民族危机的总根源。这一时期，致公党的组织活动逐渐恢复并且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形成有力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致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
致公党『三大』讨论修改的《中国致公党政纲》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
政纲的总纲中，针对国内形势提出了政治主张：“反对个人独裁一党专政，而主张民主政治”“抗战既获胜利，国家必须和平”“武力统一，实为战乱之源，是为人民大众之所反对，亦为本党一向所坚决反对”“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中求统一，方可建设新中国之目的”。大会宣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国际重大方针政策的有力呼应，并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这时致公党的性质已发生重大变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即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这是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同志对致公党“三大”的召开给予了既严谨又细心的指导和帮助，令黄鼎臣、伍觉天等十分感动。致公党“三大”会议期间，连贯等同志每天下午都和致公党同志见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提出建议。他说：“致公党是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一举一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一切公开的文件都要慎重，不然就会受到损失。”在《中国致公党章程（草稿）》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同志看后，建议改成“耕者有其田”。因为，抗战胜利后，许多华侨用侨汇到国内购买了一些土地，但没有以剥削农民所得作为生活来源，对待这些华侨地主与对待其他地主应该有所区别，具体做法当另作规定。“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既照顾华侨、侨眷的感情，更体现出致公党作为“侨党”的特点，从而避免引起华侨的误会，更有利于团结海外侨胞。
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三大”以后发表的重要文件和文章
致公党“三大”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文》
致公党“三大”还发表了《致杜鲁门电文》，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这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第一个对外文件。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致公党内虽然有英文水平较高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写此类政治文件的经验。连贯同志介绍了《华商报》的萨空了先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此后，致公党起草其他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件，也得到了《华商报》的帮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
1948年10月18日，在香港的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等为即将启程返美的司徒美堂举行饯别会。已是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亲身体会到中国致公党在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后所焕发出的革命活力与斗志，颇为感慨。在其随后发表于香港各报的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中，司徒美堂对致公党“三大”表示支持和赞扬：“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港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顿，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之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中国致公党的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实际上，在陈其尤等积极筹划重建致公党的同时，司徒美堂也在为重建致公党而努力，但未能成功。因此，这则声明是司徒美堂在经历实践挫折、重新思考后发出的一番肺腑之言。
早在1945年初，在司徒美堂等洪门致公堂领导人的倡议下，美洲洪门致公堂在纽约市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牙买加等国致公党（堂）组织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党（堂）纷纷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部或支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和其他几家华侨报纸，联合发出《十报宣言》，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这次重建致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不能算组党成功：一是其政纲内容几乎与致公党“二大”的政纲完全一致，不能适应国内形势的发展；二是局限于美洲范围；三是实质上仍“党堂不分”。
1946年初，司徒美堂率中国洪门致公党代表团回国，一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代表团到达国内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结束，故未能开展有关活动）；二是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进一步组织一个五洲范围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海外华侨参与国是。代表团回国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中共和民盟当即表示欢迎，惟蒋介石不予答复。6月初，司徒美堂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海外洪门到国内立案组党要求，蒋介石不便当面拒绝，命吴铁城与司徒美堂详细商谈，实际上只是敷衍，并设法加以控制。6月17日，司徒美堂就洪门组党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方今最要之图，即各党各派，真诚合作，务须停止内战早日求和平实现，为民族福利，俾新中国得早建设。”蒋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对内战的立场后，立即指使吴铁城断然拒绝司徒美堂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要求。
当时，司徒美堂面对复杂的形势，又缺乏政治经验，对蒋介石还抱有一丝幻想，很快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之中。在国民党CC系陈立夫、陈果夫的操纵之下，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党内事务完全由CC系分子把持。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不久，司徒美堂很快看出CC系分子实际控制了洪门民治党，自己是有职无权。1947年7月，失望的司徒美堂在上海各报发表“脱离民治党声明”。声明大意是：本人对民治党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一切职务。随后转赴香港，重返美国，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司徒美堂重组五洲统一的华侨政党的活动就此告败，但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认清了形势和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变。致公党“三大”的召开，也让他深刻感受到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致公党“三大”距今已走过70个年头，但“三大”精神永远是中国致公党发展史上值得珍视的政治财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70年来，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同心，肝胆相照；与共和国同经风雨，共铸辉煌。70年的风雨沧桑告诉我们，致公党自身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才选择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正如黄鼎臣这位致公党历史重大转折的亲历者、见证者所感悟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
（作者：王宋大系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邱国义系致公党中央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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