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二楼走廊，纪念馆馆长指着楼旁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告诉总书记，这棵树，遵义会议时就有了，当年是一棵小槐树，现在已经长成大槐树了。总书记指出，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百年风雨路，峥嵘岁月稠。漫漫征程中，有多少腥风血雨，有多少艰难险阻，又有多少次转危为安、踏上坦途……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要说清楚这次转折，就要从湘江之战说起。此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一次重大危机。5天5夜的血战之后，湘江变了颜色。江边百姓看着血红的江水，呜咽着发誓：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多人。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在悲壮的气氛中，这支队伍进入湘桂交界的越城岭山区。如此惨重的损失，像巨石一样压在红军最高军事领导核心“三人团”心上。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精神崩溃。他曾举着手枪对着自己的头部比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伸手夺过他的手枪说：“当心走火……”
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我们要到哪里去？行进的队伍弯弯曲曲，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长征队伍中，由于伤病不得不坐担架行进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更是忧心如焚。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湘江血战，还见证过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广昌战役的失利……他们深切感到党的军事方针、路线出了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支队伍非被断送了不可”。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周恩来争取到博古的同意，把并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找来一起参会。
有了说话的机会，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情报表明蒋介石已判明红军是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因而布好“口袋阵”，集结20万军队围堵。如按原定方案，我们等于自投罗网，应该立即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是，“洋顾问”李德却坚决反对西进，要按原计划北上。激烈争论中，周恩来提出，根据现有敌情，先改变行军路线，西进贵州，再相机北上湘西。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点头同意了。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我军明十三日继续西进”“其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红军由此得以进入贵州境内，到达黎平县城。12月18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黎平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当天晚上，周恩来把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送给因病未参会的李德。1972年，周恩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934年的最后一天，红军大部队来到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草塘）。面对波涛汹涌、吼声如雷的乌江，李德再次变卦。他提出，红军不要过江，而是在这里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寻找时机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理由为“这是向（共产）国际报过，同意的”。犹犹豫豫的博古也赞同此说，形势又一次严峻起来。
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那座别具特色的被称为“一颗印”的藏式建筑中开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长途跋涉的队伍，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休整的机会。欢欣鼓舞的战士和兴高采烈的百姓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正在紧张筹备中。
这次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住在遵义新城黔军旅长易少荃住宅内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也在紧张地为会议发言做准备。他们商定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杷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与会者走进庄重的会场时，他们的脚步是沉重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作报告的是博古，他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他把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了副报告。他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张闻天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1个多小时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发言基调与博古的主报告完全相反，因而被称为“反报告”。
张闻天话音刚落，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概括这个错误在于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还具体阐述了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随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等人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还响亮地提出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49岁的朱德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作为红军总司令，他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并严肃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随后，聂荣臻、刘伯承、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彭德怀等先后发言，对中央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深入剖析，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既有报告和“反报告”，也有批评和“反批评”。李德、博古相继发言，进行了“反批评”。李德表示，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博古虽然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对他的批评。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的手稿文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让我们看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这份用蓝墨水书写的4600余字的手稿，是遵义会议后，陈云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时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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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前的生死较量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二楼走廊，纪念馆馆长指着楼旁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告诉总书记，这棵树，遵义会议时就有了，当年是一棵小槐树，现在已经长成大槐树了。总书记指出，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百年风雨路，峥嵘岁月稠。漫漫征程中，有多少腥风血雨，有多少艰难险阻，又有多少次转危为安、踏上坦途……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要说清楚这次转折，就要从湘江之战说起。此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一次重大危机。5天5夜的血战之后，湘江变了颜色。江边百姓看着血红的江水，呜咽着发誓：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多人。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在悲壮的气氛中，这支队伍进入湘桂交界的越城岭山区。如此惨重的损失，像巨石一样压在红军最高军事领导核心“三人团”心上。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精神崩溃。他曾举着手枪对着自己的头部比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伸手夺过他的手枪说：“当心走火……”
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我们要到哪里去？行进的队伍弯弯曲曲，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长征队伍中，由于伤病不得不坐担架行进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更是忧心如焚。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湘江血战，还见证过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广昌战役的失利……他们深切感到党的军事方针、路线出了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支队伍非被断送了不可”。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周恩来争取到博古的同意，把并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找来一起参会。
有了说话的机会，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情报表明蒋介石已判明红军是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因而布好“口袋阵”，集结20万军队围堵。如按原定方案，我们等于自投罗网，应该立即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是，“洋顾问”李德却坚决反对西进，要按原计划北上。激烈争论中，周恩来提出，根据现有敌情，先改变行军路线，西进贵州，再相机北上湘西。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点头同意了。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我军明十三日继续西进”“其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红军由此得以进入贵州境内，到达黎平县城。12月18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黎平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当天晚上，周恩来把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送给因病未参会的李德。1972年，周恩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934年的最后一天，红军大部队来到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草塘）。面对波涛汹涌、吼声如雷的乌江，李德再次变卦。他提出，红军不要过江，而是在这里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寻找时机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理由为“这是向（共产）国际报过，同意的”。犹犹豫豫的博古也赞同此说，形势又一次严峻起来。
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那座别具特色的被称为“一颗印”的藏式建筑中开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长途跋涉的队伍，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休整的机会。欢欣鼓舞的战士和兴高采烈的百姓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正在紧张筹备中。
这次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住在遵义新城黔军旅长易少荃住宅内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也在紧张地为会议发言做准备。他们商定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杷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与会者走进庄重的会场时，他们的脚步是沉重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作报告的是博古，他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他把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了副报告。他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张闻天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1个多小时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发言基调与博古的主报告完全相反，因而被称为“反报告”。
张闻天话音刚落，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概括这个错误在于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还具体阐述了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随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等人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还响亮地提出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49岁的朱德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作为红军总司令，他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并严肃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随后，聂荣臻、刘伯承、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彭德怀等先后发言，对中央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深入剖析，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既有报告和“反报告”，也有批评和“反批评”。李德、博古相继发言，进行了“反批评”。李德表示，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博古虽然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对他的批评。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的手稿文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让我们看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这份用蓝墨水书写的4600余字的手稿，是遵义会议后，陈云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时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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