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在河北农村采访霍乱见证人
浙江省金华市“烂脚病”幸存者分布图
■ 龚益银，七十六岁，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莘移村人，五六岁时开始烂脚，至今未愈 本报道图片均由细菌战调查会成员提供
【创刊词】
我们知道斗转星移，我们看到地铁里一车厢的手机。
但就像奔跑的路上总需要深深的呼吸，期待每一个周日，我们和您一起慢生活，深阅读。敬请关注新民晚报新创新闻周刊——“新视界”。
见习记者 范洁
3支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在宁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数，从山东到河北追溯霍乱疫情，45次辗转山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大学，共900余人次，近10年努力，只为重现70年前的残酷真相，修补关于细菌战的民间记忆，还原这场给中国平民带来巨大创伤的浩劫。
金华地区 1942年 皮肤炭疽、鼻疽
“烂脚病”全面调查长期缺失
在2013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延展单元”上，一位浙江老人吸引着世界目光。老人名叫姜春根，73岁，浙江省江山市大陈乡乌龙村人。画面中，他时而蹒跚地走在田埂里，双脚不断地渗出血水、招引蝇虫，时而孤独地坐在土坯房外，双手颤抖地消毒伤口、更换纱布。
1942年5月至9月，为报复4月18日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轰炸，日军在浙江、江西境内发动作战，沿浙赣铁路破坏机场、拆毁铁轨，同时下达“生物焦土”命令，从空中、地面撒播大量细菌。在日军撤离后的几星期内，很多村民的腿部出现大面积溃烂。
“4月初，导演詹姆斯回访江山市，除了小腿，姜春根的脚底也开始溃烂，已经无法行走，更别说下地干活了。”影片的助理摄像、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骆洲告诉记者，姜春根只是调查会在浙江采访到的616名烂脚老人之一。
2004年至2011年，宁波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成员先后辗转浙江金华、兰溪、义乌、东阳、衢州、江山的30个乡镇，寻访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烂脚村分布资料，最终汇成《烂脚病受害者名单统计》和百万字的笔录。调查会指导老师、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评价这项成果“是独一无二的，弥补了目前细菌战受害调查的空白”。
“烂脚病”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王选已经会同金华、衢州地方流行病防治专家、学者和受害者，开展烂脚病受害者个例调查。2001年起，青年学者李晓方自费走访浙江、江西，以图文形式记录细菌战幸存者的悲惨遭遇，其后出版的《泣血控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微生物学专家马丁·弗曼斯基和皮肤病学专家迈克尔·弗兰兹布劳前往浙江调研烂脚村，这是战后美国学界首次赴华调查日军细菌攻击造成的伤害。
调查所到之处，村民都说日本人打来后，当地出现“很多很多烂脚病”。“但是，美国人说‘many many（很多很多）’没有用，要知道‘how many（具体多少）’。”王选说。同时，从流行病史角度来说，也需要从“点”到“面”的数据，体现疾病分布状况，“根据目前调查积累的数据，战时浙江烂脚病爆发呈现非自然特征，从老人对发病初期的症状描述判断，很可能是皮肤炭疽和鼻疽，这是人畜共通的疾病，一般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传染。1942年春夏，如此多人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感染，表明当时的环境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着这两种细菌的感染源。”
感染源从何而来？在1949年12月伯力审判后公开出版的《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供述，1942年他曾准备了130公斤炭疽菌，交给南下攻击部队使用，而731部队具有600公斤/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
目前，王选和学生们正根据调查数据制作“烂脚病”病例分布图，分类整理相关症状。她强调，田野调查的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录音，全部要经得起推敲，“小泉内阁对日本议员要求政府公开细菌战相关资料的回应是，‘没有能够确切证明细菌战具体活动情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坚持调查的动力，靠自己的努力，让证据说话。”
幸存者名单越来越短
“第一次采访老人，在敬老院门口迎面而来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我马上退了出来。”时隔5年，回想初次直面烂脚老人的情景，骆洲记忆犹新，“调查之前，我看过不少烂脚老人的资料和照片，但一到现场，嗅觉、视觉、听觉全方位的冲击，还是让人招架不住。”
大学4年，骆洲共参与11次田野调查。他耳闻或目睹的故事主角中，有些在感染之初就病逝了，有些受不了折磨自杀了，有些难忍疼痛选择截肢，更多的从小就遭受歧视，直至死亡，腿上烂肉还在溃烂、脱落。
“一场战争将他们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毁了一辈子，太可怜了，太冤枉了。”在接受询问时，很多受害者抑制不住激动，甚至失声恸哭，“他们这辈子，从没有人问起这件事，从没有人问过他们的腿是怎么烂的，终其一生孤独地忍受自身的痛苦和外界的排斥。”
除了愤怒和悲伤，伴随调查深入，学生们越发感到来自时间的压力。
2008年调查会成员回访金华烂脚村，2010年他们前往衢州寻找烂脚老人，无一例外面临幸存者急剧减少的情况，看到死亡名单上增加的数字，听到“已经去世了”的叹息。“有一次我们根据线索，花半天翻山来到老人的家，却发现正在出殡。”回想在衢州的经历，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员方亦舒有些哽咽。
2011年夏，由于很难再找到幸存者，浙江“烂脚病”的调查告一段落。
(下转第15版） （上接第14版）
宁波 1940年 鼠疫
染疫者10倍于原先研究
开明街、中山东路是宁波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街口一方通体黑色的三角锥形石碑显得格外静默。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侵华日军飞机窜入宁波市区，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和麦粒、粟米、面粉。两日后，开明街以东、中山东路以南、太平巷以西、开明巷以北5000余平方米域内爆发鼠疫，市民惨死有名可稽者111人，12户死绝。”碑身上中、英、日三语铭刻的碑文，与弹坑和杆菌状浮雕一同，无声地诉说脚下这方土地曾遭受的苦难、恐惧和绝望，这里是侵华日军宁波鼠疫细菌战遗址。
目前，日军在开明街制造的鼠疫灾难已得到多方证明。2002年8月，日本地方法院对王选等180名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控告日本政府一案的判决中，也对此予以认定。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开明街鼠疫感染者远远不止纪念碑上的数字。2011年10月，日本细菌战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向媒体公布了他花费8年时间发现的原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其中《鼠疫跳蚤杀伤效果略算法》一文显示，“731部队在宁波播撒了2公斤感染鼠疫菌的跳蚤，第一次感染死亡者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者1450人。”
细菌战诉讼中国受害原告团二审出庭证人、宁波地方调查者田昉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从事宁波鼠疫调查，他说，此前调查极少涉及二次感染，金子顺一的论文不仅为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提供佐证，同时推翻了原先的定论。
第二次流行感染如何形成？10倍于中国掌握的数据从何得出？是否还有幸存者健在？新证据促使田昉带领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开始新一轮的调查。
70年后幸存者无从找寻
2012年2月，金子顺一论文公布后的第一个寒假，田昉和10名学生前往宁波慈城镇，8天里挨家挨户寻找鼠疫爆发时已经记事、现在年近耄耋的老人。
田昉说，开明街历来是宁波重要的商业区，小食店、骨牌店、烟纸店里有一批外来学徒，鼠疫爆发后，许多人赶在疫区封锁前潜逃回家，这些外逃者被认为是引发第二次疫情的因素之一，然而之前统计至开明街地区即盖棺论定，没有考虑这些外逃者。
慈城、鄞江、姜山、方桥，调查会成员利用假期走访宁波多个村镇。然而，与浙江“烂脚病”受害调查不同，更多时候，鼠疫调查像是大海捞针。“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发病后短时间内就会死去，幸存的可能性很小很小，由于年代久远，外逃者更是难以追踪。”调查会成员季雪婵有些无奈。
田昉告诉记者，70年间，政区变更、地貌改变、农村方言都成为调查的阻力，“之前，调查宁波鼠疫的人太少了，伴随见证人的相继离世，再不还原这段历史就要断层了。”
鲁西地区 1943年 霍乱
追溯尘封的鲁西细菌战
2909名老人访谈、182万字口述历史，今年夏天，一套由山东大学师生编撰的《卫河流域霍乱流行口述史》（暂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国内对1943年山东、河北、河南霍乱疫情最大规模的记录，也是山东大学300余师生6年来日积月累无报酬劳动的成果。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一场大雨使境内的卫河、漳河等河流水位暴涨。这时，驻守日军将卫河河堤掘溃，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恐惧的是，洪水所到之处，霍乱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死亡上百人，据保守统计，这场灾难造成山东、河北、河南至少22万平民死亡。
“霍乱与洪水的区域有多大？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霍乱流行时人们如何应对？迄今为止，对于鲁西地区发生的这场灾难，还没有出现全面的调查成果。”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常晓龙介绍。
由于细菌战的实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即使在日军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此外，当时山东已是沦陷区，霍乱爆发后鲜有医务人员检查防治，一系列因素致使这场灾难被长时间尘封。
2000年以来，山东临沂市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崔维志着手研究，将中央档案馆所藏日军有关部队人员的相关供述整理成文发表，这场史上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细菌战终于浮出水面。
2002年末，王选和崔维志夫妇与一批学者、记者赴卫河一带调查。此后，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畅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鲁西地区霍乱调查，王选曾这样动员学生：“齐鲁大地的那些乡间老人们，他们的苦难，你们山大的学子不来记录谁来记录，只有你们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2006年，在志愿者队伍的基础上，山东大学建立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为国内唯一一支对日军该罪行开展成规模调查的团队。
182万字的乡村口述史
调查会成立以来，学生11次开展田野调查，对山东、河北、河南的10县区106乡镇共1255个村庄的2909位老人进行访谈。此外，会员们还在上述地区及另外22个县，查阅各类文献资料、地方志、民国时期报纸以及鲁西和冀南各市县防疫部门的档案资料。
调查证明了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根据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基本判断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过一场病患数量极大的霍乱。其次，约10个县范围的霍乱是在同一时期内流行。
经过最后阶段的数据整理和分析，这些资料将结集成书，公开出版，“这套书已经申报了国家社科出版基金，纳入文史资料抢救工程。”王选激动地说。
“关于鲁西霍乱的调查，基本是以档案和文献为基础，从未像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田野调查，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图书编辑室主任王文运告诉记者，之前国内围绕抗日战争的口述历史以精英人物为主，对于受害者、劳工、慰安妇等群体的关注度不够，“写来写去都是大人物，但是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很有价值。”
王选强调，鲁西细菌战调查的最终目的，是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直观地呈现战争灾难中乡间平民的生活百态，“希望更多的人至少会去想一想，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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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赣铁路沿线烂脚老人调查：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的追寻之旅
■ 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在河北农村采访霍乱见证人
浙江省金华市“烂脚病”幸存者分布图
■ 龚益银，七十六岁，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莘移村人，五六岁时开始烂脚，至今未愈 本报道图片均由细菌战调查会成员提供
【创刊词】
我们知道斗转星移，我们看到地铁里一车厢的手机。
但就像奔跑的路上总需要深深的呼吸，期待每一个周日，我们和您一起慢生活，深阅读。敬请关注新民晚报新创新闻周刊——“新视界”。
见习记者 范洁
3支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在宁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数，从山东到河北追溯霍乱疫情，45次辗转山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大学，共900余人次，近10年努力，只为重现70年前的残酷真相，修补关于细菌战的民间记忆，还原这场给中国平民带来巨大创伤的浩劫。
金华地区 1942年 皮肤炭疽、鼻疽
“烂脚病”全面调查长期缺失
在2013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延展单元”上，一位浙江老人吸引着世界目光。老人名叫姜春根，73岁，浙江省江山市大陈乡乌龙村人。画面中，他时而蹒跚地走在田埂里，双脚不断地渗出血水、招引蝇虫，时而孤独地坐在土坯房外，双手颤抖地消毒伤口、更换纱布。
1942年5月至9月，为报复4月18日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轰炸，日军在浙江、江西境内发动作战，沿浙赣铁路破坏机场、拆毁铁轨，同时下达“生物焦土”命令，从空中、地面撒播大量细菌。在日军撤离后的几星期内，很多村民的腿部出现大面积溃烂。
“4月初，导演詹姆斯回访江山市，除了小腿，姜春根的脚底也开始溃烂，已经无法行走，更别说下地干活了。”影片的助理摄像、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骆洲告诉记者，姜春根只是调查会在浙江采访到的616名烂脚老人之一。
2004年至2011年，宁波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成员先后辗转浙江金华、兰溪、义乌、东阳、衢州、江山的30个乡镇，寻访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烂脚村分布资料，最终汇成《烂脚病受害者名单统计》和百万字的笔录。调查会指导老师、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评价这项成果“是独一无二的，弥补了目前细菌战受害调查的空白”。
“烂脚病”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王选已经会同金华、衢州地方流行病防治专家、学者和受害者，开展烂脚病受害者个例调查。2001年起，青年学者李晓方自费走访浙江、江西，以图文形式记录细菌战幸存者的悲惨遭遇，其后出版的《泣血控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微生物学专家马丁·弗曼斯基和皮肤病学专家迈克尔·弗兰兹布劳前往浙江调研烂脚村，这是战后美国学界首次赴华调查日军细菌攻击造成的伤害。
调查所到之处，村民都说日本人打来后，当地出现“很多很多烂脚病”。“但是，美国人说‘many many（很多很多）’没有用，要知道‘how many（具体多少）’。”王选说。同时，从流行病史角度来说，也需要从“点”到“面”的数据，体现疾病分布状况，“根据目前调查积累的数据，战时浙江烂脚病爆发呈现非自然特征，从老人对发病初期的症状描述判断，很可能是皮肤炭疽和鼻疽，这是人畜共通的疾病，一般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传染。1942年春夏，如此多人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感染，表明当时的环境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着这两种细菌的感染源。”
感染源从何而来？在1949年12月伯力审判后公开出版的《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供述，1942年他曾准备了130公斤炭疽菌，交给南下攻击部队使用，而731部队具有600公斤/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
目前，王选和学生们正根据调查数据制作“烂脚病”病例分布图，分类整理相关症状。她强调，田野调查的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录音，全部要经得起推敲，“小泉内阁对日本议员要求政府公开细菌战相关资料的回应是，‘没有能够确切证明细菌战具体活动情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坚持调查的动力，靠自己的努力，让证据说话。”
幸存者名单越来越短
“第一次采访老人，在敬老院门口迎面而来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我马上退了出来。”时隔5年，回想初次直面烂脚老人的情景，骆洲记忆犹新，“调查之前，我看过不少烂脚老人的资料和照片，但一到现场，嗅觉、视觉、听觉全方位的冲击，还是让人招架不住。”
大学4年，骆洲共参与11次田野调查。他耳闻或目睹的故事主角中，有些在感染之初就病逝了，有些受不了折磨自杀了，有些难忍疼痛选择截肢，更多的从小就遭受歧视，直至死亡，腿上烂肉还在溃烂、脱落。
“一场战争将他们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毁了一辈子，太可怜了，太冤枉了。”在接受询问时，很多受害者抑制不住激动，甚至失声恸哭，“他们这辈子，从没有人问起这件事，从没有人问过他们的腿是怎么烂的，终其一生孤独地忍受自身的痛苦和外界的排斥。”
除了愤怒和悲伤，伴随调查深入，学生们越发感到来自时间的压力。
2008年调查会成员回访金华烂脚村，2010年他们前往衢州寻找烂脚老人，无一例外面临幸存者急剧减少的情况，看到死亡名单上增加的数字，听到“已经去世了”的叹息。“有一次我们根据线索，花半天翻山来到老人的家，却发现正在出殡。”回想在衢州的经历，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员方亦舒有些哽咽。
2011年夏，由于很难再找到幸存者，浙江“烂脚病”的调查告一段落。
(下转第15版） （上接第14版）
宁波 1940年 鼠疫
染疫者10倍于原先研究
开明街、中山东路是宁波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街口一方通体黑色的三角锥形石碑显得格外静默。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侵华日军飞机窜入宁波市区，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和麦粒、粟米、面粉。两日后，开明街以东、中山东路以南、太平巷以西、开明巷以北5000余平方米域内爆发鼠疫，市民惨死有名可稽者111人，12户死绝。”碑身上中、英、日三语铭刻的碑文，与弹坑和杆菌状浮雕一同，无声地诉说脚下这方土地曾遭受的苦难、恐惧和绝望，这里是侵华日军宁波鼠疫细菌战遗址。
目前，日军在开明街制造的鼠疫灾难已得到多方证明。2002年8月，日本地方法院对王选等180名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控告日本政府一案的判决中，也对此予以认定。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开明街鼠疫感染者远远不止纪念碑上的数字。2011年10月，日本细菌战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向媒体公布了他花费8年时间发现的原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其中《鼠疫跳蚤杀伤效果略算法》一文显示，“731部队在宁波播撒了2公斤感染鼠疫菌的跳蚤，第一次感染死亡者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者1450人。”
细菌战诉讼中国受害原告团二审出庭证人、宁波地方调查者田昉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从事宁波鼠疫调查，他说，此前调查极少涉及二次感染，金子顺一的论文不仅为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提供佐证，同时推翻了原先的定论。
第二次流行感染如何形成？10倍于中国掌握的数据从何得出？是否还有幸存者健在？新证据促使田昉带领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开始新一轮的调查。
70年后幸存者无从找寻
2012年2月，金子顺一论文公布后的第一个寒假，田昉和10名学生前往宁波慈城镇，8天里挨家挨户寻找鼠疫爆发时已经记事、现在年近耄耋的老人。
田昉说，开明街历来是宁波重要的商业区，小食店、骨牌店、烟纸店里有一批外来学徒，鼠疫爆发后，许多人赶在疫区封锁前潜逃回家，这些外逃者被认为是引发第二次疫情的因素之一，然而之前统计至开明街地区即盖棺论定，没有考虑这些外逃者。
慈城、鄞江、姜山、方桥，调查会成员利用假期走访宁波多个村镇。然而，与浙江“烂脚病”受害调查不同，更多时候，鼠疫调查像是大海捞针。“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发病后短时间内就会死去，幸存的可能性很小很小，由于年代久远，外逃者更是难以追踪。”调查会成员季雪婵有些无奈。
田昉告诉记者，70年间，政区变更、地貌改变、农村方言都成为调查的阻力，“之前，调查宁波鼠疫的人太少了，伴随见证人的相继离世，再不还原这段历史就要断层了。”
鲁西地区 1943年 霍乱
追溯尘封的鲁西细菌战
2909名老人访谈、182万字口述历史，今年夏天，一套由山东大学师生编撰的《卫河流域霍乱流行口述史》（暂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国内对1943年山东、河北、河南霍乱疫情最大规模的记录，也是山东大学300余师生6年来日积月累无报酬劳动的成果。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一场大雨使境内的卫河、漳河等河流水位暴涨。这时，驻守日军将卫河河堤掘溃，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恐惧的是，洪水所到之处，霍乱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死亡上百人，据保守统计，这场灾难造成山东、河北、河南至少22万平民死亡。
“霍乱与洪水的区域有多大？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霍乱流行时人们如何应对？迄今为止，对于鲁西地区发生的这场灾难，还没有出现全面的调查成果。”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常晓龙介绍。
由于细菌战的实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即使在日军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此外，当时山东已是沦陷区，霍乱爆发后鲜有医务人员检查防治，一系列因素致使这场灾难被长时间尘封。
2000年以来，山东临沂市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崔维志着手研究，将中央档案馆所藏日军有关部队人员的相关供述整理成文发表，这场史上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细菌战终于浮出水面。
2002年末，王选和崔维志夫妇与一批学者、记者赴卫河一带调查。此后，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畅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鲁西地区霍乱调查，王选曾这样动员学生：“齐鲁大地的那些乡间老人们，他们的苦难，你们山大的学子不来记录谁来记录，只有你们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2006年，在志愿者队伍的基础上，山东大学建立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为国内唯一一支对日军该罪行开展成规模调查的团队。
182万字的乡村口述史
调查会成立以来，学生11次开展田野调查，对山东、河北、河南的10县区106乡镇共1255个村庄的2909位老人进行访谈。此外，会员们还在上述地区及另外22个县，查阅各类文献资料、地方志、民国时期报纸以及鲁西和冀南各市县防疫部门的档案资料。
调查证明了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根据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基本判断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过一场病患数量极大的霍乱。其次，约10个县范围的霍乱是在同一时期内流行。
经过最后阶段的数据整理和分析，这些资料将结集成书，公开出版，“这套书已经申报了国家社科出版基金，纳入文史资料抢救工程。”王选激动地说。
“关于鲁西霍乱的调查，基本是以档案和文献为基础，从未像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田野调查，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图书编辑室主任王文运告诉记者，之前国内围绕抗日战争的口述历史以精英人物为主，对于受害者、劳工、慰安妇等群体的关注度不够，“写来写去都是大人物，但是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很有价值。”
王选强调，鲁西细菌战调查的最终目的，是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直观地呈现战争灾难中乡间平民的生活百态，“希望更多的人至少会去想一想，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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