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是如何客观评价军阀马步芳的？

民国时期军阀掌握着大量的部队，有着很高的军权，其历史地位相当于诸侯王，在封建社会，掌握兵权的割据势力能够封王也能废王，因此，军阀的政治地位就非常特殊且敏感了，评价起来也是很有难度。

由于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和时间比较近，对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比较难的。对马步芳的评价也不例外，甚至比评价一般的民国人物还要纠结。这是因为他不仅仅是著名的地方军阀“青海王”乃至是“西北王”，还是西北穆斯林群体中有影响的人物，集政治军事、民族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复杂性于一体，所以很难以简单化地予以准确的判定。

正是由于这样的复杂性，对马步芳的评价也呈现出了复杂性和时代性。在民国时期，被蒋介石中央既看作是镇守一方的高级将帅，又被视为是桀骜不驯的土豪军阀，而被进步人士斥之为恶劣残暴的反动军阀，但在一些穆斯林群体中又被奉为杰出人物。新政权新时期，马步芳不仅被彻底否定，并且有被妖魔化倾向，政治上反动透顶，文化上愚昧无知，生活上荒淫无耻，道德上毫无底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学界逐渐有个别或部分肯定的趋向。但迄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历史定性。

笔者在《青海历史人物传》一书中力争对马步芳做出客观中肯的述评，同时在“前言”中表达了我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思想和观念。现在看来，这样的述评和观念基本是正确的，但尚需进一步把握。概其要者，评价马步芳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既要跳出民族主义人物观的小圈子，又不能忽视其族属的文化影响。马步芳是甘青回族人、是穆斯林信徒，从小在甘青两地的清真寺学经，接受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因此在其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携带者民族宗教文化的因素。所以其主要军政阶层成员大多由族缘、地缘关系构成，当时就有“会说河州话就能当官”、“乐都的文书二化(化隆、循化)的官，大通湟中的一二三(士兵)”的说法。但是，马步芳很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是民国政府在青海乃至西北的党政军长官，是多民族地区的国家代言人，这就使他不得不打着国家至上的旗号，广揽其他民族的人才，笼络其他群体，以显示其包容博大的领袖胸怀和民族共和的执政理念，具有国家主义的倾向，因此又有了一些关于他大公无私、秉公理政甚至偏向汉族等其他民族利益的传说。

二是既要坚持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又要摆脱完全以意识形态贴标签的简单做法。马步芳是一个国民党地方军阀，政治上无疑是反动的，很多所谓的“功业”就证明了他作为反动军阀的属性。但是，作为历史人物又有可能是多重属性的，在很多时候其所作所为往往主要以其切身利益为基本考量，但有时可能在客观上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因而又有可能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如维护地方稳定、保卫国家领土、发展文化教育、促进生态环境，等等。所以在坚持正确的历史评价原则的同时，又不宜完全或简单地以政治派别来论好坏，而应该客观公正地、一分为二、分阶段分层次地进行梳理评价，不宜用妖魔化的手法漫画丑化和人身攻击。

三是既要从行为的出发点看其性质，更要从行为的客观效果评价其功过。就马步芳而言，其行为的原点总体上是排除各种非利己，以保证其地方军阀的盘踞势力;但就客观效果来说，一些行为却又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派兵出省抗击日寇，就有一定的正面价值。而所谓的“六大中心(痛心)工作”，其中修筑公路、积极造林、厉行戒烟、推广识字就有积极的一面。如植树三千多万株，曾一度使境内鸦片绝迹，等等。当然很多作为仅仅是政治作秀而已，如在禁烟的同时，他却大肆贩卖鸦片，以饱私囊。工作方式上强征强抓，暴力执法，影响极坏。

总之，对马步芳这样的民国人物，需要从政治背景、社会环境、民族文化、个人秉性等多方面分析其各种行为效果，予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才会具有更好的认识历史、服务现实的积极意义。

对于马步芳个人及其主政青海的这段历史，应该立足于青海民国史、近现代中国史乃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宽阔视野来评价。不可否认的是，马步芳统治青海的手段是独裁加专制的军阀模式，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暴戾之气。其中有统治者内部的利益之争、各民族上层势力的消长与平衡，以及不满严酷而发生的军队哗变;外围有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如动用军事力量弹压青南藏族，屠杀哈萨克民众，疯狂堵截西路红军，不识时务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利用强势专制权力，在经济上官办垄断贸易业、摊派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各民族人民等等，可谓血债累累，罪恶万端，罄竹难书。

马步芳的政治历程涉及“英帝国主义侵略与青藏问题”、国民军进入青海促进青海立政建省、抗战艰难时期军队开进新疆以防御苏联等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危的重大事件。面临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马步芳充分发挥个人高超的政治能力，始终将青海纳入国家与民族体系内，极力推行国民政府所倡导的“六大中心工作”(被讥讽为六大痛心工作)，即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积极造林、修筑公路、厉行禁烟和推广识字，曾一度使青海地方社会面貌得以改观，使青海社会缓慢地步入近代社会并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凡此种种举措，尽管在当时带有强制性和残暴性，但在另外一种声音中，就有“政治建设焕然改观”的赞叹。

评价马步芳，应站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加以剖析。正如研究者所认为的“国家史在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又是一部具体的地方史”。

第一，当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提到议事日程而引发有志之士关注西北的潮流时，行伍出身的马步芳在年龄不到30岁的时候，就参与和决定着青海的重大军政事务，他以一个军阀当政者的胸襟气度顺应了时代要求和洪流，接纳一批又一批前来考察青海的军政、经济、文化、地质及社会科学等各界要员和学者名流，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他们进行专项考察。

一方面，国人从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蒋经国的《伟大的西北》、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林鹏侠的《西北行》、顾执中和陆怡的《到青海去》、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李烛尘的《西北历程》等一批颇有社会借鉴意义和学术研究意义的著作中，比较翔实而客观地了解到当时青海的社会概貌、经济文化及民族历史各个方面，明确了青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内地著名的艺术家、科学家及教育家等来到青海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科学，促使了当时的青海社会眼界大开，近代科技文明运用于当时的交通运输业、医疗卫生业及民众日常生活中;青海的普通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及民族教育等近现代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国内第一部汉藏双语词典《藏汉小词典》出版，同时综合性的《青海》《青海概况》《最近之青海》等著作的公开出版。使长期以来远离政治文明中心的“边郡”而被边缘化的青海，备受国人正视和关注。

第二，马步芳作为一个拥兵自据于青海的专制军阀，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之时，坚定地站在了坚决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立场上。他将从父辈中接过的“精锐西军”转变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新军”，毅然派遣到内地，开赴抗击日本侵略者第一线。这支军队由青海回、汉等多民族组成，是当时中国抗战骑兵部队的主力，迂回转战在河南、安徽各地。在八年抗战中，以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青海抗日健儿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正义之歌、捍卫国家独立的爱国之歌和不屈于外国侵略的英雄主义之歌，他们在二战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功勋不可磨灭。

马步芳是青海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和功过评价，许多前贤及其著作已有比较全面的描述和比较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如杨效平先生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崔永红等先生主编的《青海通史》、赵宗福先生的《青海历史人物传》等。总体而言，这些描述和评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将马步芳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分析和评价，给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科学的评价，值得肯定。

因此，对于马步芳这一青海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注意避免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避免狭隘的阶级意识，简单地从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来评价历史人物。要将马步芳及其家族放在近现代青海社会历史发展的时空环境中，做出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评价。

二是避免狭隘的地方利益主义，不虚美，不掩过。当前，部分地方在开发一些历史文化遗产时，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满足游客求奇的心理，不顾事实地夸大许多历史人物积极的一面，或只宣扬美好的一面而不能或者尽可能少地描述比较落后的一面，或者极力渲染一些生活趣事，娱乐历史人物。这种做法既不尊重历史，又是对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地方利益主义在作怪，应当加以制止。

三是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关于如何评价马步芳，我个人觉得首先要考虑到两个前提，一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环境。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地方和军阀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势的时代。二是马步芳主政青海是民国中央政府承认和任命的。无论是马麒任西宁镇总兵、青海蒙番宣慰使、甘边宁海镇守使、青海省主席，还是马步芳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青海省主席，都是由当时的民国中央政府任命而担任的。因而马步芳作为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主政者同民国中央政府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利益等都是保持一致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基于以上前提，作为青海地方政权的主政者，马步芳要推行其政治措施以加强其政治统治，同时还要不断壮大其军事实力，来保障其政治统治的顺利实施及不被其他军事力量消灭或吞并。

1、其推行的“六大中心工作”是为强化其政治统治而施行的主要措施。

2、为要更好地加强地方政权统治和壮大军事实力，发展经济是基础。所以马步芳当时统揽了全省的赋税和商业、工矿、金融业，创办了“八大工厂”等，因其特殊的地位表现出封建性和垄断性，但客观上为边远地区的地方经济、民族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带来了近代资本主义商贸业的萌芽。

3、为维护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遗余力地阻击西路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出兵陇东、退守兰州、负隅顽抗。其行为和手段是极为残酷和残忍的。

4、抗日战争期间，马步芳整编部队，组成一支有回、汉、藏、撒拉等民族组成的8000人的骑兵师，赴中原参加抗日战争。表现了坚定的爱国思想和民族大局意识，对保证西北抗日后方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评价马步芳，要放在历史、社会大背景下，看其主政时为青海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正面成绩和客观效果，也要看其所代表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为青海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局限性。

马步芳因其所处的时代和所继承的政治遗产，使其身份带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属于民国序列的将领，政治上隶属于民国政府，所以，他身上又有家国观念，具有国家民族主义的性质。另一方面，马步芳的政权更多地继承于其父辈马麒、马麟，只是得到了民国政府的认可而已。也就是说，马步芳的政治渊源在于其家族。所以，这个政权也将其家族的军阀特征一并继承了下来。加之，民国政府又是一个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而实际上疆域四周军阀林立的政权。所以，深居西陲的马步芳一如其父辈，在很大程度上是青海地方军阀，其施政的出发点和路径带有鲜明的民国军阀特点，这和当时其他周边地区保境自大的军阀别无二致。这就决定了马步芳身上鲜明的本土民族主义的性格。总的来说，这种由时代和家族渊源形成的国家民族主义和本土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贯穿了马步芳的一生，也决定了其政治轨迹和命运。可以说，从这种双重性格入手考察马步芳的政治生涯，或许能得其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