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虽未改变列强决策，却激发民族觉醒并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以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而告胜利结束。作为在中国国内发生的民众爱国运动，再加以中国当时的弱国地位，五四运动只能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而尚不能影响到外国政府的决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虽然五四运动没有能够使列强改变对德和约不利于中国国家主权的有关条文，但其迫使北京政府最终不敢下令签字，并激扬了中国代表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因此仍然是具有明确胜利意义的运动。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

这种理性民族主义的觉醒，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当然结果，也是列强长期压迫中国而造成的应有反弹。忆及当初威尔逊提出“十四点”时，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即便是先进知识分子亦如此，认为中国的命运从此或可改观。然而事实却给了国人又一次教训，在“利益”面前，“原则”并不可靠。列强过往牺牲小国弱国利益做交易的行为，此时没有绝迹，以后也不会绝迹。五四运动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不是依靠列强的“善意”，而是依靠国人的抗争。所谓人必自助而后他助，国亦如此。因此，陈独秀事后认为：国民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而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即以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这也是五四运动以后不少国人的共同认识。

五四运动也是中国新一代职业外交家崛起的标志。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多为留学欧美、年轻有为的新进职业外交家，他们具有较丰富的西方生活经验，谙熟国际交往规则，了解国际关系大势，懂得在既定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何以西方通行的规则与西方交涉，从而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或许他们的做法不够激进和彻底，或许他们对中国国家利权的挽回还不够完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确实尽其所能，尽其所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何况在“弱国无外交”的秉训下，他们能够不畏强权，不主动示弱，亦不盲目逞强，而是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列强周旋交涉，最终得到了不辱使命的结果，诚为不易。更可贵的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外交家，对如何界定并争取国家主权有明确的认识，并有为此而牺牲付出的理想与激情。

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外而言，五四运动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下滑、国家利权不断丧失的趋势，开始了中国国际地位缓慢回升、国家利权逐渐收复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仍有各种波折，但历史的大趋势已无可改变。对内而言，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历程，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有了鲜明的表现，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产生了工人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革命性质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因此，无论就对外、对内而言，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近代中国由不断丧失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向下沉沦趋向而向着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民族自由、人民民主、民生富强的向上上升趋向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