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计划经济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中历史地位和作用 摘要：计划经济是适应了新中国早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是新中国早期客观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发展模式。计划经济的发展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准备了外在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历史的中断而是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095--03 在迄今为止新中国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和实行了三十多年。可以说，新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这一体制在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经济体制在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历史，也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反思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一、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在论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象东欧国家那样是由外界强加的，而是新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该如何认识这一选择呢?这种选择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能否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呢? 必须指出，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新中国建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决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正是这种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造成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这种必要性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起步的。由于长期战乱和反动统治的腐朽无能，旧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3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46元，折合当时比价12美元。1936年，中国人均工业资本不足5元，而同时期美国为1600元。在人均工业产值上的差距就更加巨大。 新中国建立后，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的振兴，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既不可能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掠取；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或争取外援来获取。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立足国内，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而这正是计划经济所长。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迅速集中人力物力于特定的领域，从而在某些方面取得异乎寻常的发展。新中国能够在经济基础尚嫌薄弱的20世纪60-70年代实现“两弹一星”那样的科技突破，正是计划经济创造的奇迹。 (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置身于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朝鲜战争即告爆发，中国不得不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达二十年的对峙。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与此同时，美国又出兵越南，中国南郝边境受到威胁。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一直处在外来武力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中国不得不集中人力物力发展军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计划经济体制恰恰适应了这种备战需要。六十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正是这种计划体制作用的典型表现。 (三)维护社会公正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必要。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建设与加强国防的同时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实现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所在。在经历了旧中国的极端贫穷落后与极端的社会不公正之后。广大人民对新社会制度下实现社会公正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抱有极大的期望，而实现工业化和加强国防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积累又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抑制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新的贫富分化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动摇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而贫富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这就要求政府使用行政手段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使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有所提高。
所有这一切，惟有通过计划经济方可做到。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中国是否可能从建立伊始就实行市场经济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不符合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加强国防这一发展目标的需要，而且还在于新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使之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需要某些条件作为基本前提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1)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政治保障。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统一的市场；只有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有平等的国际经济交流。(2)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则市场经济就根本无从谈起。(3)开放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经济，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台湾、香港、澳门尚未回归，中国大陆的统一尚不巩固，在经济上则完全是一穷二白。1949年，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甚至远远低于沙俄1913年的工业生产水平。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全面封锁，而且这种封锁持续了长达二十年。所有这一切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根本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加强国防，以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独立。为此，就必须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使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高度集中，统一使用于最重要的方面，计划经济体制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的需要。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计划经济的实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别无选择的。 二、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自己的工业化建设的。在实行计划经济的三十余年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据经济学家杨帆的研究，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是1：9，现代工业的比重只占10％，而到1978年，这个比值改变为大约5：5。28年间，中国GDP扩大了8倍以上。尽管中国为了这种发展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但中国毕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航天、核能、激光、生物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达到或接近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而这正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它为中国以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计划经济造就的经济增长，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 国防实力，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同时也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市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对外开放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计划经济为新中国的发展积累的另外一笔巨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源。新中国建立时，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全国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仅2.2。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对国家工业化建设构成了巨大障碍。到1978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4％，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全国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达8.9(1981年达到12.8)。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培养的一支有文化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为以后中国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计划经济是一种强调积累和抑制消费的经济体制，但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紧密结合，仍然在高积累的情况下，保证了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有所提高。据统计，1981年与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3倍。1981年，全国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比1952年提高1倍多。这一事实表明，计划经济不仅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了社会进步。
在评价计划经济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计划经济作为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后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前提。否定或抽掉了这个前提，也就割断了历史，就无法正确解释1978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甚至新中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道理正如只有当中国有了国产汽车的时候，才有一个如何与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竞争提高“效率”的问题，而当发达国家能生产汽车，中国却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时候，提高汽车产业的“效率”就根本无从谈起一样，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把自己的汽车造出来。这一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来解决的，而且也只能由计划经济来解决。 计划经济的实行使我们找到一条既维护了民族独立，又避免对外扩张，完全依靠内部积累，自力更生实现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我们正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计划经济与体制转换的必要性 对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大异议。但对这种转换的必要性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纭，因为在同一行为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则导致行为的最终方向不同。正如中国与东欧、独联体诸国几乎同时开始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换，但其目的却是南辕北辙一样。
因此，这种争论导致什么结论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什么方向，而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计划经济在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是对计划经济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历史的错误，而改革就是对这种错误的纠正。这种观点的逻辑实质就是通过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必要性来否定新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进而质疑并否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种观点则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混为一谈，而把改革开放简单解释为纠“左”的进程。在这种观点看来，承认计划经济的历史合理性就是“左”，而坚持改革开放就要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两种观点出发点虽有不同，但其逻辑结论却殊途同归。 那么，该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和评价计划经济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呢? 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比较的标准是什么?不止一位经济学者曾搬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力图证明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依据所在。但问题不在这些事实和数据，而在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即评价的标准。
这种比较实质上是用市场经济的衡量标准评价计划经济，这种标准用于衡量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当然是合理的，而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模式。于是，这种比较在逻辑上就陷入一个自我证明、自说自话的怪圈，就如同用外语专业的专业标准去衡量从事中文专业的人一样荒唐可笑。而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常常却被人们忽略了。 经济体制是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它是由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共同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曾正确的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手段是由目的决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经济体制效率的标准取决于这种体制是否最有利于实现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 当新中国刚刚建立，以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高积累机制的计划经济无疑是最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已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转变的结果。发展目标的变化相应地要求实现手段的改变，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以增强综合国力、全面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主要任务的时候，以抑制消费强制实现高积累为发展方式的计划经济手段就不再适用了，而市场经济由于其注重效率、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生产的特点更适合新的发展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正是来源于此，而不是什么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效率低”。 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等同起来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当然不可避免有其内在缺陷。但计划经济的缺陷是一回事，“左”的错误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制度结构问题，后者则是思想认识问题。“左”的错误既不是实行计划经济导致的，也不仅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之下。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左”的错误都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新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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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影响
论计划经济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中历史地位和作用 摘要：计划经济是适应了新中国早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是新中国早期客观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发展模式。计划经济的发展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准备了外在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历史的中断而是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095--03 在迄今为止新中国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和实行了三十多年。可以说，新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这一体制在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经济体制在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历史，也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反思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一、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在论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象东欧国家那样是由外界强加的，而是新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该如何认识这一选择呢?这种选择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能否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呢? 必须指出，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新中国建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决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正是这种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造成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这种必要性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起步的。由于长期战乱和反动统治的腐朽无能，旧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3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46元，折合当时比价12美元。1936年，中国人均工业资本不足5元，而同时期美国为1600元。在人均工业产值上的差距就更加巨大。 新中国建立后，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的振兴，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既不可能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掠取；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或争取外援来获取。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立足国内，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而这正是计划经济所长。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迅速集中人力物力于特定的领域，从而在某些方面取得异乎寻常的发展。新中国能够在经济基础尚嫌薄弱的20世纪60-70年代实现“两弹一星”那样的科技突破，正是计划经济创造的奇迹。 (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置身于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朝鲜战争即告爆发，中国不得不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达二十年的对峙。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与此同时，美国又出兵越南，中国南郝边境受到威胁。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一直处在外来武力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中国不得不集中人力物力发展军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计划经济体制恰恰适应了这种备战需要。六十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正是这种计划体制作用的典型表现。 (三)维护社会公正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必要。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建设与加强国防的同时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实现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所在。在经历了旧中国的极端贫穷落后与极端的社会不公正之后。广大人民对新社会制度下实现社会公正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抱有极大的期望，而实现工业化和加强国防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积累又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抑制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新的贫富分化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动摇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而贫富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这就要求政府使用行政手段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使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有所提高。
所有这一切，惟有通过计划经济方可做到。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中国是否可能从建立伊始就实行市场经济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不符合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加强国防这一发展目标的需要，而且还在于新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使之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需要某些条件作为基本前提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1)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政治保障。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统一的市场；只有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有平等的国际经济交流。(2)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则市场经济就根本无从谈起。(3)开放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经济，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台湾、香港、澳门尚未回归，中国大陆的统一尚不巩固，在经济上则完全是一穷二白。1949年，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甚至远远低于沙俄1913年的工业生产水平。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全面封锁，而且这种封锁持续了长达二十年。所有这一切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根本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加强国防，以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独立。为此，就必须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使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高度集中，统一使用于最重要的方面，计划经济体制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的需要。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计划经济的实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别无选择的。 二、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自己的工业化建设的。在实行计划经济的三十余年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据经济学家杨帆的研究，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是1：9，现代工业的比重只占10％，而到1978年，这个比值改变为大约5：5。28年间，中国GDP扩大了8倍以上。尽管中国为了这种发展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但中国毕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航天、核能、激光、生物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达到或接近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而这正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它为中国以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计划经济造就的经济增长，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 国防实力，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同时也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市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对外开放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计划经济为新中国的发展积累的另外一笔巨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源。新中国建立时，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全国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仅2.2。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对国家工业化建设构成了巨大障碍。到1978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4％，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全国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达8.9(1981年达到12.8)。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培养的一支有文化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为以后中国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计划经济是一种强调积累和抑制消费的经济体制，但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紧密结合，仍然在高积累的情况下，保证了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有所提高。据统计，1981年与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3倍。1981年，全国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比1952年提高1倍多。这一事实表明，计划经济不仅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了社会进步。
在评价计划经济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计划经济作为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后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前提。否定或抽掉了这个前提，也就割断了历史，就无法正确解释1978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甚至新中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道理正如只有当中国有了国产汽车的时候，才有一个如何与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竞争提高“效率”的问题，而当发达国家能生产汽车，中国却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时候，提高汽车产业的“效率”就根本无从谈起一样，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把自己的汽车造出来。这一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来解决的，而且也只能由计划经济来解决。 计划经济的实行使我们找到一条既维护了民族独立，又避免对外扩张，完全依靠内部积累，自力更生实现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我们正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计划经济与体制转换的必要性 对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大异议。但对这种转换的必要性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纭，因为在同一行为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则导致行为的最终方向不同。正如中国与东欧、独联体诸国几乎同时开始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换，但其目的却是南辕北辙一样。
因此，这种争论导致什么结论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什么方向，而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计划经济在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是对计划经济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历史的错误，而改革就是对这种错误的纠正。这种观点的逻辑实质就是通过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必要性来否定新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进而质疑并否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种观点则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混为一谈，而把改革开放简单解释为纠“左”的进程。在这种观点看来，承认计划经济的历史合理性就是“左”，而坚持改革开放就要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两种观点出发点虽有不同，但其逻辑结论却殊途同归。 那么，该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和评价计划经济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呢? 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比较的标准是什么?不止一位经济学者曾搬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力图证明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依据所在。但问题不在这些事实和数据，而在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即评价的标准。
这种比较实质上是用市场经济的衡量标准评价计划经济，这种标准用于衡量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当然是合理的，而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模式。于是，这种比较在逻辑上就陷入一个自我证明、自说自话的怪圈，就如同用外语专业的专业标准去衡量从事中文专业的人一样荒唐可笑。而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常常却被人们忽略了。 经济体制是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它是由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共同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曾正确的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手段是由目的决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经济体制效率的标准取决于这种体制是否最有利于实现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 当新中国刚刚建立，以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高积累机制的计划经济无疑是最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已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转变的结果。发展目标的变化相应地要求实现手段的改变，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以增强综合国力、全面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主要任务的时候，以抑制消费强制实现高积累为发展方式的计划经济手段就不再适用了，而市场经济由于其注重效率、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生产的特点更适合新的发展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正是来源于此，而不是什么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效率低”。 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等同起来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当然不可避免有其内在缺陷。但计划经济的缺陷是一回事，“左”的错误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制度结构问题，后者则是思想认识问题。“左”的错误既不是实行计划经济导致的，也不仅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之下。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左”的错误都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新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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