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的研究萌芽于1949年前，正常发展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得以蓬勃发展。中国朝鲜史学会日益壮大，学术刊物日益增多，学术会议日益频繁，学术成果日益丰硕，中韩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随着新一代学人的崛起，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发展。
朝鲜半岛与中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地接中国辽宁、吉林，并与山东隔海相望。历史上，因地缘相连、文字相通、文化相类，中国历代王朝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比诸他国更为密切。甚至某种程度上，与中原王朝国运相关，隋、明两朝的覆亡，清末统治危机的加剧，都与朝鲜半岛局势有关。因此，深刻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双方交往的历史脉络，而且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乃至政治、外交，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自20世纪初创立的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1949年以前草创，筚路蓝缕，发展艰难。1949年以后，百废待兴，一度有所进展，但也有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走向正轨，逐步发展，成就斐然。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历程，纵论学术成果，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并非易事。本文在已刊文献资料索引和若干阶段性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以1992年中韩建交为节点，重点讨论四十年来的状况，分为1978—1992年、1992年至今两个阶段阐述，只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地的学术情况，不涉及台湾、香港与澳门三地的研究状况，最后对研究特点与问题，略加总结。鉴于论文太多，难以搜罗齐全，故以专著为线索，兼及个别代表性论文，聚焦于交流演进的关键节点，撷其精要，阐明其发展进程和特点，并展望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三年(1977—1979)，即有论著刊出，关涉中朝经济文化交流、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历史人物、义兵运动和朝鲜“三一运动”研究等若干方面，开启了学术研究新的征程。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李朝实录》，王钟翰辑录了女真史料，开启了中朝关系史料的整理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被视作“承前启后的80年代”，中朝关系史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直至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前的十余年间，中国朝鲜史学界开展了频繁的学术活动，创办了学术期刊，为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学术阵地，整理了原始资料，促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得到了全方面发展。
1978年至1992年，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初步发展时期，创立学会，创办专业刊物，在某些大学设立相关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的专业，专业人士逐步增多，相关原始资料也得以整理刊行，为以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复兴，1980年8月18日至22日，在吉林安图县松江召开学术会议，通过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章程》，中国朝鲜史学会得以成立，选举以延边大学朴文一教授为会长，创办会刊《朝鲜史通讯》，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为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日常联络单位，亦出版《朝鲜问题研究论丛》。当时延边大学成为中国朝鲜史专业研究重镇。由于地缘、民族语言等特殊因素，延边大学与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等，自新中国建国伊始，便是中国与朝鲜学术交流最重要的窗口。1978年以后两个研究机构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朝鲜史专家，以朴文一、朴真奭、姜孟山、孙进己、杨昭全、刘永智、金光洙、金龟春等为代表，他们专攻中朝关系史与朝鲜史，成就卓著;加上北京大学杨通方、南开大学曹中屏等先生们的努力，他们为中国中朝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与此同时，一批中朝关系史料得以出版，工具书得以编撰，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1980年，吴晗早年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出版，为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日本影印版书名为《李朝实录》)是研究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只是长期以来，这套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很难读到，因为只在国家图书馆等极个别图书馆有收藏;即便是借到这套书，但其部头很大，字体过小、过密，通读全书，相当不易，吴晗摘抄的这套史料，恰恰弥补了其缺陷。尽管这套书1966年就排版完毕，一直等到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共十二册。朝鲜王朝初年的历史，部分史料是抄自郑麟趾主编之《高丽史》，其余则主要抄自日本影印版《李朝实录》。全书以史料摘录为主，偶有删节，或有吴晗添加的小字，以为标注。此书的出版，意义非凡。随之，马协弟编《燃藜室记述选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文献选辑———清实录中朝关系史史料摘编》、王其榘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和《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李澍田编《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等，相继问世，这些史料的刊出，有力推动了古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发展。顾铭学、贲贵春和宋祯焕主编《朝鲜知识手册》也得以出版，全书分为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人物、名胜古迹、书志、民俗等十篇，共收录朝鲜相关知识2 606个条目，是研究朝鲜历史和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工具书。
20世纪初，日本吞并大韩帝国，使得中国史家如梁启超等关注韩国亡国史等问题。随后，有一些史家如孟森、王崇武、金毓黻等都涉猎过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的研究，刊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20世纪50年代初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也曾兴起过一阵研究热潮，但持续时间不长，当时并无多少学者真正在这个领域潜心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的学术条件逐渐具备，中国学术界才比较全面地开展中朝关系史研究，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初步成就。下面分专题对主要问题略加介绍。
宋祯焕《朝鲜史线)可以说是我国首部通俗类朝鲜史著作，该书力图打通朝鲜史的尝试值得赞许。1986年出版朴真奭等著《朝鲜简史》，是首部中文朝鲜史。1997年增订再版。此外，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全史》，部分得以翻译刊行。
在中朝关系史领域，朴真奭《中朝友谊三千年》，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风格，全面阐述数千年的中朝友好历史;他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学术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对中朝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阐发。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收录18篇学术论文，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文学交流三个部分，涉及朝鲜历史的诸多问题;他与韩俊光合著《中朝关系简史》一书，系统论述了自远古至1945年长达数千年的中朝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是一部重要的中朝关系史专著。金光洙、崔宗国合著《中朝友谊一百年史线个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地梳理了近代百余年来的中朝友好交往情况。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长时段地阐述了中朝间长达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孙进己、范寿琨和曹中屏等分别撰文介绍了女真与高丽关系、蒙古与高丽关系和清中后期中朝关系问题。
这一时期朝鲜断代史研究成果，既有历史普及读物，也有学术论著，多以朝鲜文发表。历史普及读物主要有:宋祯焕《海东三国》，简明扼要介绍了朝鲜半岛上同时存续的三个政权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的历史;姜孟山《高句丽的足迹》，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高句丽历史著作。该书以朝鲜语写成，选编17个史事，是一部普及性读物。其后，他另有《高句丽史话》、《新罗的人们》，皆是同类性质的历史著作。李洪淳、姜孟山、朴真奭编著的《高丽历史故事》，分上、下两册，辅之以插图，拣选若干朝鲜民族历史故事予以描述。
学术论著，最重要的是朴真奭和姜孟山主编的《朝鲜中世纪史研究》和金光洙的《朝鲜近代史》。前者收录了延边大学朝鲜史学者17篇论文，集中讨论了朝鲜古代国家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和中朝思想文化交流几个方面的问题。后者以朝鲜文写成，全书五章，叙述了19世纪中叶至1919年“三一运动”之间的朝鲜半岛近代历史发展。有别于以往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历史研究的下限有所延展，中国学者开始触及朝鲜半岛现当代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呈现，研究内容包括“二战”后朝鲜历史南北分治过程的解析和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关系以及停战谈判。
中朝关系史研究，突破了传统领域。大抵有如下几个方面:中朝经济贸易史，如王崇实《会宁、庆源开市———谈清代吉林与朝鲜的边境贸易》，聚焦清代吉林一隅的中朝边境贸易的兴废流变。杨昭全《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年)》，认为这一时期中朝贸易对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益处，且对朝鲜尤甚。思想文化方面，文学与哲学研究成果明显增加。许文燮、韦旭升和朴忠禄相继刊出《朝鲜文学史》或《朝鲜文学简史》，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朝鲜文学发展情况。韦氏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小说与史书记载作了具体对比，撰成《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金柄珉《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兼论与清代文学之关联》，分北学派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文学观念、创作意识、创作与审美表现、与清代文学之关联以及北学派文学的性质与地位六个部分，对北学派文学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研究。朱红星、李洪淳和朱七星合著《朝鲜哲学思想史》，按时段分为七章，集中讨论了朝鲜哲学思想的发展流变。此外，日本高桥进《李退溪和主敬哲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出版，该书主要研究朝鲜王朝著名学者李滉的哲学主张。在移民与边界方面，杨昭全与孙玉梅《朝鲜华侨史》，以翔实的资料，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朝鲜半岛华侨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韦祖辉《明遗民东渡述略》一文，主要探讨明朝遗民向朝鲜王朝迁移的问题。吴忠亚《吴禄贞与所谓间岛问题》和王崇实《中朝以图们江为东段边界的历史回顾———驳日帝蓄意制造的间岛谬说》两篇文章，对“间岛”问题予以批驳。杨昭全《清朝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探讨了清末两次中朝勘界问题。
杨昭全两部著作《日帝霸占朝鲜始末:1876—1910》和《朝鲜1884年的政变》，前者叙述了从1876年《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签订至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其间日本逐步占领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后者专注于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的叙述。宋祯焕《朝鲜甲午农民战争》一书，叙述了东学道领袖全琫准所领导的反对朝鲜王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史。
总之，这个时期，中国学术基本上走向正轨，中朝关系史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几点:第一，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为学术研究作了资料上的准备;第二，出版一些中朝关系史和专题史方面的专著，显示学术的活力与潜力;第三，成立了全国性的朝鲜史学会，创办相关学术杂志，定期举办学术活动;第四，研究范畴相当广泛，基本上涉及朝鲜史与中朝关系史之主要领域，为随后学术的蓬勃发展作了一些基本准备。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这不仅使得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建立了大使级关系，地缘政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中国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与韩国从政治到经济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密切交流;相应地，中国与韩国学界加强了学术文化交流，古代中韩(朝)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了空前繁盛期，在量和质上，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上文提及，由于地缘和民族等因素影响，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和延边大学自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便侧重发展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半岛史研究。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在中韩建交前，当时全国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之时，承担了一系列翻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刊朝鲜史著作的工作，整理了一批朝鲜史料，编刊了一些朝鲜史研究著作。改革开放以后，该所学术研究进一步提升。同期，延边大学也得以长足发展。1979年，延边大学获得了地区国别史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延边大学成为中国首个培养高层次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研究人才的高校。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更名为朝鲜韩国研究所，延边大学朝鲜学研究中心更名为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以适应新的形势。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知名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扬州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先后建立了韩国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都与韩国高丽大学前校长、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金俊烨先生的积极奔走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南开大学、鲁东大学等又相继成立韩国研究中心或东北亚研究院，进一步推进学术机构的建设。
每个高校韩国学研究各具特色，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整合东方语言文学系和历史学系的研究力量，以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和中韩关系史为特色。复旦大学有多个相关单位，朝鲜问题研究所专注于韩国独立运动史的研究，当代朝鲜半岛所关注现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文史研究院掀起“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热潮，其中便包括对古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专注于韩国传统文化和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连续出版“韩国研究丛书”，贡献良多。
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也有多个机构，历史文化学院侧重于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近几年致力于壬辰战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韩国学院侧重于韩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东北亚研究院侧重点在于古朝鲜研究与明清时期中韩关系史研究。辽宁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侧重于当代中韩朝关系研究。南京大学有韩国研究中心和域外汉籍研究所，偏重与古代中朝关系史与文学文献交流史研究，其主办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为开展域外汉籍文献研究的主要阵地，朝鲜古代汉籍是其研究重要组成部分。中山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致力于韩国史、韩国当代国际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研究侧重于中韩文学比较和中韩经济交流的研究。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重点关注古代中韩关系史研究、中韩史学比较研究、朝鲜汉文学以及中韩文学比较研究等诸多方面。鲁东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致力于中朝关系史、中日关系史等论题的研究。
总的来说，中韩建交以来近三十年中，中国学界中韩关系研究机构的布局，从东北逐渐延展到关内，各研究机构形成了彼此不尽相同的学术优势和研究特色。大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中韩关系史研究机构，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体现了地缘区位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宣告成立。但20世纪80年代，学术发展比较艰难，全国范围的学术会议，几乎皆由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及其挂靠单位延边大学举办，当时只有研究会会刊和延边大学偶尔出版论文集。中韩建交以来，学术会议日渐增多，专业学术期刊也大为改观。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参会人员逐渐由国内人员扩大到国外人员、在域外从事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半岛史学习与研究的中国教师与留学生、韩国科研机构代表与韩国研究人员共同参加。并且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年度会议的举办地，也改为由国内韩国学研究机构接续承办，扩大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韩国相关机构的资助下，“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更是一个极大的推进。
在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金俊烨先生的倡议和支持下，1995年10月19日，由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先生发起，并联合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延边大学等高校的韩国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韩、美、日等国百余名学者参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由最初成立韩国研究中心的八大高校轮流举办。2007年，会议更名为“中国韩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改为每年举办一次，并吸收了很多后来成立韩国研究中心的高校参加。2019年11月，由成立时间最短的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举办第20届韩国学大会，有170余名代表参会。该研讨会是中韩两国学者定期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发挥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近十年来，由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与中国高校韩国学中心每年联合举办的“中韩历史学家高层论坛”，邀请中韩两国顶尖学者，就某些共同论题举办学术会议，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发展。“图们江论坛”，是由延边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论坛，该论坛围绕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事务，加强学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之间的沟通与对线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历12届。讨论的问题涉及朝鲜半岛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文学、哲学和法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此外，全国各高校韩国学研究中心也经常性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即如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近年来发起举办了三届壬辰战争研究(国际)工作坊，为壬辰战争的专题性研究搭建了国际学界沟通与对话的学术平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延边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韩国研究中心都相当活跃，每年举办多次学术工作坊，各国学者展开对话。因此，中国韩国学学术活动，日益繁荣。
有关学术刊物，除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朝鲜·韩国历史研究》外，中国社科院《当代韩国》、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和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三种韩国学研究专业刊物相继创办，影响深远。《当代韩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的季刊杂志，刊登有关韩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外交等方面研究的论文，设立“时评”、“论坛”、“论文集萃”、“韩国文化”、书评和会议报道等栏目。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韩国研究论丛》，旨在致力于刊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论文，分“政治、外交与安全”，“历史、哲学与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与管理”三个栏目，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此外，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亚洲文明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古代文明》常设“东亚历史文化”栏目，刊载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三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创办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朝鲜—韩国汉籍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组成部分。基于传统办学特色，延边大学的《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的《东疆学刊》，都是当今发表中朝关系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中韩交流的增多，中国内地学界越来越多的成果出现在中国台湾韩国研究学会主办的《韩国学报》和韩国学界主办的一系列学术刊物上，这也恰恰是海峡两岸学界与中韩学界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体现。而其他专业学术刊物刊载中韩关系史、韩国学方面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呈现出四面开花的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随着中韩交流的广泛开展，电子资源的日益丰富，大量韩国汉籍走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全九册，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私家书目”四类凡26种，清楚地介绍了朝鲜王朝的典籍概况，为我们了解韩国的汉文典籍情况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韩国文集编印整理方面，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和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辑《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等著作大批出版。在“燕行录”整理方面，韩国学者林基中主编的《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及其与日本学者夫马进主编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相继刊行并被介绍到中国学界。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和弘华文(邱瑞中)编《燕行录全编》(已出版四辑46册)亦相继问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共三十册，精选《燕行录》数十种汇编出版。
中国学界对中朝关系史史料的辑录整理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充分开展。刁书仁、衣兴国编《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和刘子敏等主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都是以中国正史的朝鲜传记为中心，将相关资料汇编成册。杜宏刚等主编《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和《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等书，皆是与元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相关的重要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和《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收集了自乾隆到光绪年间，军机处录附奏折中有关朝鲜的奏折各417件和404件。李仙竹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该书是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之一，着重介绍北京大学馆藏古代朝鲜文献，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进行排列。黄纯艳《高丽史史籍概要》主要介绍了各类有关高丽历史的汉文史籍220种，体裁上包括纪传体、编年体、典章制度、地理志、金石与文书、传记类、杂史类、文集类及其他，还包括今人所作史料汇编。刘菁华将《明实录》中朝鲜史料辑录成编;吉林省档案馆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选辑》，收录自1871年到1911年间，吉林将军处理中朝关系事务相关档案史料149件。
与此同时，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三册)、赵季辑校《足本皇华集》(三册)，都是相当重要的史料。权赫秀编《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收录相关资料140件，加以校勘、注释、解题。赵兴元等编《〈同文汇考〉中朝史料》全书4册，以朝鲜王朝《同文汇考》为基础，将其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史料辑出，编辑成册。朴兴镇总主编《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全书五册，1000余万字，由延边大学牵头，有六十余位专家参与，历时六年才完成的一部资料，乃是对中国史料中有关东亚各国史料的一个大总集。
还有一系列大型丛书出版，如周斌等编《朝鲜汉文史籍丛刊》，按照史书体裁，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分辑出版，现在已经出版六辑上百种朝鲜史籍。《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别收录海外重要汉文史籍，其中有不少朝鲜典籍收录其中，有数百种之多;其中特别有《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全30册，收录史书共115种，“是编为古代朝鲜人所编修、整理、研究、评论中国古代史之重要汉籍汇编……本丛书所收文献按内容可划分为三个大类:其一为史编史传类，主要指古代朝鲜人出于某种目的、按照一定主题编修、搜集群书中相关的中国古史资料而形成的客观著述;其二为史抄史选类，指的是古代朝鲜人从中国史籍中摘抄、选编相关内容以为己用而形成的著述;其三为史评史论类，指的是古代朝鲜人针对中国历史事件、人物、史籍等内容而形成的评论性和研究性的著述。”这给中国学术界开展朝鲜古代史与古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充足的史料基础。
与此同时，韩国古典综合资料数据库、首尔大学奎章阁数据库、韩国史数据库等大批韩国电子资料库在网上免费开放，大批韩国汉文资料如《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历代韩国文集丛刊》以及方志、家谱等众多重要史料，都可以用汉文自由而免费地查询检索、复制下载，使得中朝关系史的研究资料极大丰富，极大促进了中国韩国学的发展。
陈玉龙、杨通方等所著《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中有《中朝文化交流》一章，系统阐述自周到明清中朝间在文学、书法、哲学、佛学、医药、教育、印刷术、制瓷、火器等方面三千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就是一部古代中朝文化交流简史。杨昭全《中国一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全书四卷，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卷，为我国目前部头最大、字数最多的中朝文化交流史著作。古代篇涵盖中朝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文字文学、宗教、科技、医学、音乐绘画、书法、天文历法、数学等各方面的交流。杨昭全《韩国文化史》比较全面介绍了韩国文化史的方方面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徐万明、宋成有等共同编著三卷本《中韩关系史》(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是第一部以中文编写比较系统的中韩关系史，给中韩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收录中朝关系史论文十余篇，重点讨论政治与海上交流的问题。他另一部著作《中韩交流三千年》，是一部按专题比较通俗介绍中韩交流的历史著作。杨昭全、何彤梅合著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与前面提到的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有些类似，按专题比较系统介绍了中国与朝鲜半岛间自古及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关系。杨军、王秋彬著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叙述了自古代到20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演变史。此外，杨昭全和韩俊光合著的《中朝关系简史》、刘永智的《中朝关系史研究》、杨通方的《中韩古代关系史论》，这些专著都论及古代中朝关系史，侧重点各有千秋。汪高鑫、姜龙范、王新民、王颋、刁书仁等，都出版了介绍中、朝、日三国关系史的著作，也涉及中朝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问题。
杨渭生的《宋丽关系史研究》以高丽王朝为中心视角，依据《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等史料，主要研究高丽王朝对宋友好关系。书中有大量表格，史料充分，是一部宋丽关系史研究的拓荒性著作。韩国学者卢启铉的《高丽外交史》一书，分建国与领土扩张期、对元抗争期、衰退期、复兴的企图与灭亡四个阶段，集中展现了高丽王朝长达500年的高丽王朝对华外交史。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分上下两编，主要讨论了辽金帝国与高丽、清与朝鲜宗藩关系建立的经过及特点，指出作为北方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其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也是依从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范畴。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明代中朝关系史。白新良主编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是一部比较全面探讨明清中朝关系史的著作，涉及明清中朝关系史的方方面面。刁书仁《明清中朝日关系史研究》，收录有关明清中朝日关系史专题论文十八篇，偏重于清代中朝政治外交关系的研究。郑红英《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研究》，对明初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进行了探讨。赵兴元《清代中朝关系研究》，重视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演变及政治特性的阐述。姜龙范等《清代中朝日关系史》，探讨了清代中日朝关系史的建立与演变历程。有关入关前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研究，亦当引起关注。王臻《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乃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系统地探讨了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线世纪关系的演变及特点，偏重于政治、外交与经济关系。2017年，王臻出版《清朝兴起时期中朝政治秩序变迁研究》，以清朝兴起时期的1583—1643年60年间为研究断限，分四个阶段，结合政治事件和外交关系，系统探讨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建立的历程及双边关系之演变。
此外，这一时期在朝鲜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也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通史方面，以姜孟山为首的延边大学朝鲜史学者们自1992年开始，历时21年时间，陆续出版了四卷本《朝鲜通史》，这套通史上起原始社会、下迄“三一”运动，勾勒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韩国学者李基白的《韩国史新论》是一部文风简约而脉络清晰的韩国通史专著，该书以统治阶层的更替取代以王朝兴衰为标准的叙事模式，从主导力量的兴衰变化分析朝鲜半岛社会历史的变迁。孙科志翻译出版了代表当下韩国学界较高研究水平的《新编韩国史》。另外，断代史方面，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年)》，是中国学者所著第一部汉文朝鲜近代史，广泛参考了韩、日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同年，韩国学者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也被翻译出版。
中韩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升温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中韩关系研究的繁盛。但与此同时，朝鲜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皆日渐高涨，对箕子朝鲜彻底否定，对檀君朝鲜强烈认同，以及对高句丽、渤海等古代东北地方政权的领土意识逐渐增强，最终造成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双方在这一领域学术与政治层面的对立。针对这一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相关学术机构及大学，共同组织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这一大型学术项目，为期5年。其具体工作包括:论证箕子朝鲜说，批评檀君朝鲜说，论证高句丽史、渤海史是中国东北地方古代史组成部分，论证高句丽与王氏高丽并无继承关系，反驳关于中国东北为朝鲜民族历史舞台的说法。
中国学界在20世纪，对于古朝鲜、高句丽和渤海的历史研究，大都因循金毓黻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纳入到东北地方史范畴予以探究。虽然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但罕有学术专著出版。在“东北工程”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学界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和通化师范学院等为核心的研究群，率先展开对于古朝鲜和高句丽史、渤海史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专著大量出版。苗威在古朝鲜史的研究中，相继出版古朝鲜断代史著作《古朝鲜研究》、《箕子朝鲜史》、《卫氏朝鲜史》和《乐浪研究》，用力颇勤。在高句丽研究领域，耿铁华是集大成者，在1998年，他便与杨春吉、倪军民合作编录《高句丽史籍汇要》和《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东北工程”启动之后，他自著或合著《中国高句丽史》等多部研究专著，与李乐营合作编著《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52—2012年》和《高句丽壁画资料汇编》，资料整理与高句丽多个层面问题的研究一并向前推进。其他学者，如刘子敏、高福顺、苗威、姜维东、姜维公、孙炜冉、乔风岐等相继出版了研究专著。在高句丽史研究中，好太王碑的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重点，出版成果也多。王健群、朴真奭、耿铁华等都出版多种著作，涉及好太王碑的拓片、文献考证、好太王碑与中朝日关系史等等，全方位地给予解读。渤海史研究领域，代表性著作有，王禹浪与魏国忠合著的《渤海史新考》、郑永振、李东辉与尹铉哲合著的《渤海史论》，魏国忠与杨雨舒合著的《渤海史》，都值得关注。
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是第一部系统考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中文著作，以比较的视野，考察了其与中国史籍记载的异同，进而对《三国史记》的价值进行了分析，为高句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拜根兴长期关注唐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关系问题，出版了多部专著，主要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对高句丽和百济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论述了7世纪中叶唐朝与新罗的关系，以及从唐朝赴朝鲜半岛将军的行迹看7世纪中叶的罗唐关系。党银平论述了唐与新罗文化关系。冯立君《百济集史》是一部基于国际学术对话的百济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分别从中国、韩国、日本不同学者群体角度，梳理诸方面成果及其问题脉络，并细致地搜集、编制百济史专刊总目，分为研究现况、研究资料解题和学术史剖析三个层面对百济史进行研究。
喜蕾以元朝高丽贡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元初社会历史面貌，探讨了高丽贡女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对朝鲜半岛及元朝社会的影响。韩国李成茂的《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被译成中文出版，该书对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尤其是后者的科学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科举的内容和实施步骤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姜吉仲重点讨论了高丽与宋、金的经贸关系。黄建国与金初升对中国所藏高丽史籍的调查;鲍志成对高丽寺与高丽王子的研究;乌云高娃以文书为基本史料，特别考证高丽与元朝特殊的关系;王霞特别关注宋朝与高丽两朝的使行人员往来;孙希国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舒健与张建松对韩国现存元史文献进行了综合和研究。
在中朝宗藩关系研究方面，黄枝连在他三卷本“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系列中，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把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看成是“天朝礼治体系”的一个典型，并对其特性与发展进行了梳理。韩国学者全海宗在《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看成是“典型的朝贡关系”，对某些专题进行了探讨。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全书七章分别讨论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发展、危机、“变通”、“畸变”和终结，对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清韩宗藩关系进行了通盘的考察。李善洪《朝鲜对明清外交文书研究》，透过外交文书的研究，揭示明清中朝宗藩关系的特色。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理论为中心，叙述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
在中朝边界史研究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发展，不断有专著问世，成就卓著。杨昭全与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研究》，是第一部比较系统论述中朝边界历史沿革的专著，重点描述了清代以来中朝边界交涉的经过。次年，出版了他们二人主编的《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将中朝交涉之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以及近代条约等汇编成册，系他们研究中朝边界史的副产品。1998年，杨昭全编《中朝边界研究文集》，收录海峡两岸学者有关中朝边界研究论文62篇。杨昭全的系列著作，为清代中朝边界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乃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综合中日韩三国资料，对“间岛”地区朝鲜移民政策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刁书仁与王崇时合著的《古代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边界历史研究》，对中朝古代宗藩关系沿革变迁与中朝边界的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陈慧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重点讨论了穆克登勘界的原因、经过与影响和光绪年间两次勘界的经过。李花子对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的研究用力颇勤，迄今有三本专著问世，层层推进。《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一书，在探讨清代中朝之间越境问题之时，也涉及了穆克登定界问题，本书偏重于强调此次定界的积极意义。《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朝鲜人的疆域与边界认识历程同中朝边界的交涉结合起来考察，用动态的考察方式，试图探寻出中朝边界交涉史的真相，指出穆克登定界不确，给后来带来诸多被动消极的影响，认为光绪以后中朝勘界的许多问题都跟这次定界不清有关。《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在中韩日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韩日三方史料，特别是有关地理志、地图、踏查记及勘界谈判资料等，对清代中朝边界的形成、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中朝边界史的难点、疑点问题有所突破。李花子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中朝边界史的研究，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万历朝鲜之役研究，也是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以杨昭全、朱亚非、陈文寿、万明、陈尚胜、杨海英、孙卫国、郑洁西、刘永连、刘保全、王煜焜等为代表。尽管大多数研究者还是以发表专题论文为主，但也出版了像《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从战争走向和平:第一次朝鲜战争后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关系研究》、《壬辰倭乱时期朝明关系史研究》、《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万历援朝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东亚世界与古代中国》等这样专题性的论著，主要关注明朝将士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涉猎的相关问题，尽可能利用中、日、朝三国史料，从东亚多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并已迈出国门，积极跟日、韩等国外学术界召开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在明清中朝使行往来与文化交流方面，这是中朝关系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刊出的成果也最多。刘喜涛《封贡关系视角下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和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两部书，是中国学者研究明、清两代使行的专著，对于明、清两代中朝之间使者的种类、任务、人员结构、使行路线与制度、礼仪、贡品礼物及回赐加赏以及相关的经济与文化活动，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末附使者往来编年，对明清中朝交往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以《皇华集》为中心，重点讨论了明文臣出使朝鲜的“诗赋外交”的特征。廉松心《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重点探讨了18世纪中朝间文化交流的背景、书籍交流、物质交流、西学交流、文人学者间的交流，并专题讨论了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和清朝使者阿克敦的《奉使图》，此乃研究18世纪中朝文化交流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日本学者松浦章编著《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分三部，分别讨论“渡海的朝鲜使节与使馆”、“朝鲜船漂到中国问题”、“明代朝鲜使节的燕行录”，由松浦章、张德信和汤熙勇分别撰写，以明代朝天使为主，兼及清代燕行使的问题。松浦章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全书五编，除第一编外，其余四编都与清代中朝交流相关。
日本学者夫马进从事了二十多年的燕行使研究，其研究成果《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被译成中文出版，尤其值得关注。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十六七世纪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第二部为“十八九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进行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透过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揭示了清代中朝日文化交流史的关联性。第三部分为“燕行录与使朝鲜录”，其中第九章“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乃是对作者与林基中所编日本所藏的33种燕行录的内容解说，首先将朝鲜出使明清使行的名称详加考订，并对朝鲜使行的目的予以说明，再对33种日本所藏燕行录的编者、内容、特点、时间逐一考订;第十章“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介绍了明清两代的《使朝鲜录》的基本内容及作者情况。张伯伟在《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也着重讨论了1764年朝鲜通信使在汉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都看到了1764年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在东亚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夫马进强调其文化上的意义，而张伯伟则强调文学史上的意义。
“燕行录”是研究明清中朝使行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在“燕行录”史料陆续影印出版的同时，围绕“燕行录”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也陆续展开。事实上，在林基中所编之《燕行录》出版之前，中国学者詹杭伦、王敬尧、黄时鉴等学者就已经发表了相关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燕行录》出版之后，论著则更多。邱瑞中的《燕行录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燕行录阐幽:燕辽纪事”，乃是依照《燕行录》的史料，讨论明清中朝关系史上的相关问题，共八篇文章。下编为“燕行录学引论”，乃是作者参与编辑有关从韩国文集中所选取的中国史料的序。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燕行录学”的概念，值得关注。同时他还指出:“燕行录学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学的新标志。”葛振家对崔溥《漂海录》研究甚深，出版两种颇具影响的著作。邝建行点校洪大容的《乾净衕笔谈》和李德懋的《清脾录》，录于一册，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末附作者论文四篇。徐东日通过对朝鲜使臣使行记录的考察，探讨朝鲜士人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价值取向及其中国想象，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朝鲜使臣眼中的明、清中国形象与嬗变，分析构成这些形象的社会深层的文化根源。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全书绪论、结语而外，正文五章，本书以朝鲜燕行使臣为中心，兼及明清书籍的东传、西学的传入以及燕行对朝鲜王朝儒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对明清中朝文化交流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温兆海《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一书，也是经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以朝鲜燕行使通译李尚迪为中心，探讨他所交往的清朝学人，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研究。韩荣奎与韩梅合著《18—19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的交流》，全书主体三章，分别讨论燕行与燕行录、燕行使与清朝文人的交流、18—19世纪清朝文人与燕行使交流的特点。徐毅《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全二册，比较系统探讨了18世纪中朝文人间的交游，资料丰富，涉及相当广泛。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全书五章，以韩国汉文使行记录为史料基础，以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许篈、卢以渐、申维瀚、赵完璧、金允植等为代表，分别讨论朝鲜使臣对清朝、日本、安南的相关认识与思想上的比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世东亚世界中朝鲜对自我地位的寻找。刘晓东等就燕行使对于登州、庙岛等地域的描写与记录，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专著。葛兆光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尤为值得注意。该书乃是作者十余年来，在阅读朝鲜汉文《燕行录》等史料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学术成果。它的学术意义，远不只是关注某些新史料，而是从这些新史料中发现许多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方法，进而开创了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范式。本书是作者近十余年来倡导“从周边看中国”的系列成果之一，是其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理论视野重要的专题研究。同时，本书对清代中朝关系史给予了许多鲜活的叙述、全新的解释，大大推进了清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贡献。杨昕《“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以朝天使的记录分别讨论了明代皇帝、官员、儒生、平民的形象，阐述了“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年轻的台湾学者吴政纬数年前在台湾出版的《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近期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本书叙述了从壬辰战争到清代中期朝鲜燕行使的故事，将严肃的学术思考融入有趣的叙事之中。张伯伟编的《“燕行录”研究论集》，以《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所刊出的论文为据，分“总论”、“文献编”、“专题编”三个部分，共收入20篇论文，系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燕行使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结集。
这一时期，有关朝鲜礼学和儒学、宗教、文学、史学、社会史、西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著作，可谓姹紫嫣红、琳琅满目。
礼学和儒学方面，谢宝森、张立文等都出版了李退溪的研究著作，对李滉的理学思想进行了阐发，有学者进而对中朝实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葛荣晋《韩国实学思想史》，全书二十一章，对于韩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如李退溪、李栗谷、南冥等理学思想都进行了梳理与介绍。彭林的《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系统考察了中国礼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程，重点探讨了高丽王朝的礼制、《朱子家礼》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以及朝鲜典籍《经国大典》和《国朝五礼仪》所确立的朝鲜礼仪制度，并重点研究了郑逑和丁若镛的礼学思想，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礼学对朝鲜影响的专著。赵旭对朝鲜王朝礼制也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四种韩国学者的韩国儒学思想史被译成中文出版。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与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则是由中国学者所出版的系统评介韩国儒学发展史的专著，重点介绍了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前后期儒学发展的流派、各学派的思想特征。张敏《韩国思想史纲》与洪军《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都是对朝鲜儒学思想的阐发。李英顺对朝鲜北学派思想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专著。
宗教方面，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该书分十三章，将中国佛教东传朝鲜的历史进程作了细致梳理，其内容包括朝鲜半岛僧侣来华求法、中国佛教典籍在朝鲜半岛的流通、中国佛教不同流派的东传、朝鲜僧俗对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贡献以及中韩佛教文化与艺术交流等多个方面。韩国学者金焕泰《韩国佛教史概说》依时间顺序，对韩国各历史时期的佛教教义、流派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概要性介绍。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是影响较为广泛的韩国佛教史研究著作。该书分为十五章，把握佛教在韩国历史上的波状动态主线，纵向予以梳理和阐释。
文学方面，李岩、徐健顺的《朝鲜文学通史》，按照文学体裁，以时间为序，系统阐述了朝鲜半岛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比较系统地讨论了中国文学在题材、主题、风格等方面对朝鲜半岛文学的影响。李岩《中韩文学关系史论》，是一部比较系统研究中韩文学关系的专著，从上古时代开始，一直到明代中朝使节间的诗赋唱和，重点讨论了中国诗歌、佛教、诗话、小说以及中朝文人间的交流。蔡美花《中韩文论关联研究》，从文论的角度讨论中韩文学的关系。李花《明清时期中朝小说比较研究:以婚恋为主》，以婚恋为主体，运用历史学与比较文学的手法，对明清中朝小说进行了专题比较研究。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此书是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的一种。全书七章，对于清代诗话东传朝鲜与日本的状况、途径、时间与数量，以及朝鲜与日本之反应，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融文学史、书籍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于一体，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贡献。金柄珉《朝鲜—韩国文学的近代转型与比较文学》，在文学比较视野下，专题讨论韩国近代文学的特色。赵季撰著及主编、校注的系列著作，如《箕雅研究》、《韩国诗话人物批评集》、《箕雅五百诗人本事辑考》、《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考论》等等，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界对于韩国文学的研究，以韩国文学为研究对象，也呈现出中国文学深厚的影响。
史学方面，韩国学者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关注韩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以及梁启超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收录作者十三篇与朝鲜史学相关的论文，对明清时期中朝史学的交流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对于朝鲜王朝前期官方与私家所编史书进行了专题性的考释，有助于我们关注朝鲜古代史学的研究。张光宇《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为中国学界首部关于朝鲜王朝断代史学史研究专著，对正祖朝官方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爬梳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又关注到中韩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研究东亚史学史的典型范例，具有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史方面，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朝鲜族谱历代演变的情况、特点与原因，分析朝鲜族谱的功能与内容、编纂特征、宗族与族谱编纂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朝鲜族谱与中国族谱的关系，既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又深化了中朝文化关系的研究。
西学与数学方面，有韩国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此书分五编，分别探讨了朝鲜之汉译西学书、朝鲜西学的实学性、朝鲜后期社会的西洋教育观、东北亚吸收西学的对比考察、韩国近代文化底蕴中的西方因素等问题，对朝鲜西学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分西学初传、西学受挫、西学再传、近代西教、西学确立等问题，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中日韩西学的异同，此书重视西学的传播过程及其所发生的问题。郭世荣《中国数学典籍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与影响》一书，用比较史学方法，以中国历代算学典籍为线索，着重讨论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数学典籍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揭示出中朝古代数学间的密切关系。加深了对朝鲜数学史的理解和认识，解决了一些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并对韩国收藏中国著作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调查;分析了朝鲜数学与中国数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史料、内容、方法与原理上说明了中国数学对朝鲜数学的深刻影响。
在朝鲜王朝“中华观”演变方面，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时间不长，但成果不少。陈尚胜选取一些《朝天录》和《燕行录》为基本的研究案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朝鲜王朝在对明与对清观的差异，从而把握其对华观的演变。韩国学者吴一焕在南开大学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移民问题，涉及朝鲜王朝思明问题，有一定的学术贡献。葛兆光一系列论文，如《想像异域悲情》《寰中谁是中华?———从17世纪以后中朝文化差异看退溪学的影响》《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等论文，从思想史的层面，抓住认同的关键问题，系统讨论清代中朝间思想的交锋。这些集中体现在其《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既展示了清代中朝关系的独特层面，更展示了中国历史认识的多重视角。孙卫国在采用中、日、韩三国原始材料与二手研究的基础上，从朝鲜王朝视角，深入系统探讨了朝鲜王朝“思明反清”的思想根源、具体表现及其对清代中朝关系的影响，着重讨论了朝鲜崇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大统庙、万东庙的情况及其暗中遵用明朝正朔、编修明朝史书的情况，对于清代中朝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说。王元周在多年研究心得上，对朝鲜小中华意识在近代的变化以及清韩关系的近代转型作了深入研究，并且对现代韩国史学中的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问题作了颇具启发性的探讨。2018年9月，孙卫国的专著《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被收入“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作为第5种出版，本书系《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的姐妹篇，分上、下两编。上编八章，将政治史、思想史与外交史结合起来，选取一些关键性专题，如“小中华”思想、箕子崇拜、关王庙、“复仇雪耻”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时性地揭示了朝鲜对清观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下编六章，以朝鲜燕行使洪大容、“北学派”人士、洪良浩、李尚迪、朴珪寿、金允植等与清人交往的情况，历时性地考察朝鲜对清观的嬗变。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朝鲜长期坚守“尊明”理念，但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朝鲜渐渐将“贬清”变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对抗西方与日本的侵扰，正是典型的体现。抛开前人的研究理念，从文化认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清代中朝关系，提出很多新的看法。桂涛的《17—18世纪朝鲜士人眼中的清朝》，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试图从儒学思想中探究朝鲜士人对清观的变化，认为是朝鲜性理学中的世界观及其“主静”意识决定着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变化，并使其难以认同清朝的正统观。
总之，1992年以来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中国朝鲜史学会以及各高校韩国学中心的陆续成立，学术活动日益组织化、经常化、国际化;相关资料大批刊行，数据库使用日益频繁，大大促进了中朝关系史研究活动的展开。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和深化;研究方法上，跟中国史、日本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视角。
其一，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比较大，由于中、朝、韩三国系邻国，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因此现实政治外交关系对学术研究的影响非常大。事实上，20世纪对于中国和朝鲜半岛来说，上半叶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学人就是有感于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才开始关注朝鲜半岛历史的。日本侵华之后，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直到“二战”胜利。下半叶，朝鲜半岛虽然光复，却南北分立，政治成为影响中朝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因素。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学术研究向其他方面拓展。
其二，中国中朝(韩)关系史研究，日益组织化、学科化和专业化。20世纪上半叶，各个大学真正开设中朝关系史与韩国史或朝鲜史课程的不多，各大学真正给予韩国史、韩国学的教职位非常少，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中国史、国际关系史或者其他专业方面的职位。后半叶尤其是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高校韩国中心纷纷成立，从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来说，先以东北三省，尤其是吉林省为主，逐渐扩展到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以至全国，逐步打开了研究局面。1981年8月的朝鲜史学会会员，“其中，北京、河南、河北和天津等关内地区的学者有12人，占18%;东北三省的学者有55人，占82%，吉林省的学者有45人，占67%。这说明，当时我国朝鲜历史研究远没有普及，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尤其集中在吉林省”。当时长江以南都没有会员。而“2012年改选的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60名理事中，关内地区的理事已有37人，约占62%”。现在东北以外，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各地皆有会员，以关内学者为主了。加上跟韩国学术交流日益紧密，各种学术会议定期主办，更加促进中国韩国学的发展。现在中国韩国学研究人员遍布全国各个高校，每年有不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毕业，充实到各个高校和相应的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不少在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留学的人员，学成归来，他们国际化的视野与掌握多门外语的能力，为中国韩国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多优质教育背景的年轻人才。
其三，学术研究受制于资料，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韩国学的研究历程，也是一个资料的积累、扩充与日益丰富的过程。二十世纪初，日本影印版《李朝实录》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者极大关注，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吴晗摘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都是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朝关系史极其重要的资料。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韩国与日本数据库的建设与免费开放，大批韩国与日本汉籍的大量影印出版，研究资料日益丰富，国内国外资料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加速了这个领域的发展。这也是1992年以后，相关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出来的重要原因。只是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对于资料、语言的要求很多，不仅应该懂得中文，会熟练使用古代汉语，还需要懂韩文、日文、英文等，才能够更好地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事实上，具备这样素质的研究者，并不是太多，中国跟国际学术界对话，并不是太频繁，闭门造车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相信随着年青一代学人的成长，尤其是留学归来一批年轻人的崛起，这样的状况正在逐渐改变。
其四，二十世纪以来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越到后期，研究成果越多，参与的人员也越多，学术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在中国学术界由几乎无人问津的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并且与中国史、日本史、东亚史的研究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一个颇具学术活力的学术领域。从学科建制来看，中朝关系史和韩国史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学科，在中国学术界并不太受重视，这也是长期以来学术成果不多，研究人员较少的根本原因。但是因为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特殊的关系，朝鲜半岛历史与中原王朝的历史最为密切，而朝鲜半岛文献中保存很多中国历史资料，很多史实跟中国史籍的记载完全不同。随着大批地被发现和使用，中国出现了以葛兆光为首的一批倡导并实施“从周边看中国”的史家，以周边国家的视野、采用周边国家的资料来重新认识古代中国史。而中朝关系史与朝鲜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就更加凸显了中朝关系史与朝鲜史的学术意义，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者关注到朝鲜史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之中来，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的研究，从上世纪初开始以来，逐步发展，资料日渐丰富，人员日渐增多，学术研究日益组织化、学科化、定期化和国际化。在跨学科和全球视野之下，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史的一扇窗口，是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随着年青一代学人的崛起，相信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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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述要
中国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的研究萌芽于1949年前，正常发展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得以蓬勃发展。中国朝鲜史学会日益壮大，学术刊物日益增多，学术会议日益频繁，学术成果日益丰硕，中韩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随着新一代学人的崛起，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发展。
朝鲜半岛与中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地接中国辽宁、吉林，并与山东隔海相望。历史上，因地缘相连、文字相通、文化相类，中国历代王朝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比诸他国更为密切。甚至某种程度上，与中原王朝国运相关，隋、明两朝的覆亡，清末统治危机的加剧，都与朝鲜半岛局势有关。因此，深刻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双方交往的历史脉络，而且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乃至政治、外交，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自20世纪初创立的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1949年以前草创，筚路蓝缕，发展艰难。1949年以后，百废待兴，一度有所进展，但也有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走向正轨，逐步发展，成就斐然。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历程，纵论学术成果，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并非易事。本文在已刊文献资料索引和若干阶段性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以1992年中韩建交为节点，重点讨论四十年来的状况，分为1978—1992年、1992年至今两个阶段阐述，只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地的学术情况，不涉及台湾、香港与澳门三地的研究状况，最后对研究特点与问题，略加总结。鉴于论文太多，难以搜罗齐全，故以专著为线索，兼及个别代表性论文，聚焦于交流演进的关键节点，撷其精要，阐明其发展进程和特点，并展望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三年(1977—1979)，即有论著刊出，关涉中朝经济文化交流、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历史人物、义兵运动和朝鲜“三一运动”研究等若干方面，开启了学术研究新的征程。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李朝实录》，王钟翰辑录了女真史料，开启了中朝关系史料的整理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被视作“承前启后的80年代”，中朝关系史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直至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前的十余年间，中国朝鲜史学界开展了频繁的学术活动，创办了学术期刊，为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学术阵地，整理了原始资料，促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得到了全方面发展。
1978年至1992年，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初步发展时期，创立学会，创办专业刊物，在某些大学设立相关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的专业，专业人士逐步增多，相关原始资料也得以整理刊行，为以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复兴，1980年8月18日至22日，在吉林安图县松江召开学术会议，通过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章程》，中国朝鲜史学会得以成立，选举以延边大学朴文一教授为会长，创办会刊《朝鲜史通讯》，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为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日常联络单位，亦出版《朝鲜问题研究论丛》。当时延边大学成为中国朝鲜史专业研究重镇。由于地缘、民族语言等特殊因素，延边大学与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等，自新中国建国伊始，便是中国与朝鲜学术交流最重要的窗口。1978年以后两个研究机构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朝鲜史专家，以朴文一、朴真奭、姜孟山、孙进己、杨昭全、刘永智、金光洙、金龟春等为代表，他们专攻中朝关系史与朝鲜史，成就卓著;加上北京大学杨通方、南开大学曹中屏等先生们的努力，他们为中国中朝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与此同时，一批中朝关系史料得以出版，工具书得以编撰，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1980年，吴晗早年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出版，为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日本影印版书名为《李朝实录》)是研究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只是长期以来，这套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很难读到，因为只在国家图书馆等极个别图书馆有收藏;即便是借到这套书，但其部头很大，字体过小、过密，通读全书，相当不易，吴晗摘抄的这套史料，恰恰弥补了其缺陷。尽管这套书1966年就排版完毕，一直等到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共十二册。朝鲜王朝初年的历史，部分史料是抄自郑麟趾主编之《高丽史》，其余则主要抄自日本影印版《李朝实录》。全书以史料摘录为主，偶有删节，或有吴晗添加的小字，以为标注。此书的出版，意义非凡。随之，马协弟编《燃藜室记述选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文献选辑———清实录中朝关系史史料摘编》、王其榘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和《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李澍田编《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等，相继问世，这些史料的刊出，有力推动了古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发展。顾铭学、贲贵春和宋祯焕主编《朝鲜知识手册》也得以出版，全书分为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人物、名胜古迹、书志、民俗等十篇，共收录朝鲜相关知识2 606个条目，是研究朝鲜历史和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工具书。
20世纪初，日本吞并大韩帝国，使得中国史家如梁启超等关注韩国亡国史等问题。随后，有一些史家如孟森、王崇武、金毓黻等都涉猎过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的研究，刊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20世纪50年代初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也曾兴起过一阵研究热潮，但持续时间不长，当时并无多少学者真正在这个领域潜心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的学术条件逐渐具备，中国学术界才比较全面地开展中朝关系史研究，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初步成就。下面分专题对主要问题略加介绍。
宋祯焕《朝鲜史线)可以说是我国首部通俗类朝鲜史著作，该书力图打通朝鲜史的尝试值得赞许。1986年出版朴真奭等著《朝鲜简史》，是首部中文朝鲜史。1997年增订再版。此外，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全史》，部分得以翻译刊行。
在中朝关系史领域，朴真奭《中朝友谊三千年》，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风格，全面阐述数千年的中朝友好历史;他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学术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对中朝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阐发。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收录18篇学术论文，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文学交流三个部分，涉及朝鲜历史的诸多问题;他与韩俊光合著《中朝关系简史》一书，系统论述了自远古至1945年长达数千年的中朝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是一部重要的中朝关系史专著。金光洙、崔宗国合著《中朝友谊一百年史线个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地梳理了近代百余年来的中朝友好交往情况。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长时段地阐述了中朝间长达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孙进己、范寿琨和曹中屏等分别撰文介绍了女真与高丽关系、蒙古与高丽关系和清中后期中朝关系问题。
这一时期朝鲜断代史研究成果，既有历史普及读物，也有学术论著，多以朝鲜文发表。历史普及读物主要有:宋祯焕《海东三国》，简明扼要介绍了朝鲜半岛上同时存续的三个政权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的历史;姜孟山《高句丽的足迹》，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高句丽历史著作。该书以朝鲜语写成，选编17个史事，是一部普及性读物。其后，他另有《高句丽史话》、《新罗的人们》，皆是同类性质的历史著作。李洪淳、姜孟山、朴真奭编著的《高丽历史故事》，分上、下两册，辅之以插图，拣选若干朝鲜民族历史故事予以描述。
学术论著，最重要的是朴真奭和姜孟山主编的《朝鲜中世纪史研究》和金光洙的《朝鲜近代史》。前者收录了延边大学朝鲜史学者17篇论文，集中讨论了朝鲜古代国家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和中朝思想文化交流几个方面的问题。后者以朝鲜文写成，全书五章，叙述了19世纪中叶至1919年“三一运动”之间的朝鲜半岛近代历史发展。有别于以往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历史研究的下限有所延展，中国学者开始触及朝鲜半岛现当代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呈现，研究内容包括“二战”后朝鲜历史南北分治过程的解析和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关系以及停战谈判。
中朝关系史研究，突破了传统领域。大抵有如下几个方面:中朝经济贸易史，如王崇实《会宁、庆源开市———谈清代吉林与朝鲜的边境贸易》，聚焦清代吉林一隅的中朝边境贸易的兴废流变。杨昭全《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年)》，认为这一时期中朝贸易对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益处，且对朝鲜尤甚。思想文化方面，文学与哲学研究成果明显增加。许文燮、韦旭升和朴忠禄相继刊出《朝鲜文学史》或《朝鲜文学简史》，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朝鲜文学发展情况。韦氏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小说与史书记载作了具体对比，撰成《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金柄珉《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兼论与清代文学之关联》，分北学派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文学观念、创作意识、创作与审美表现、与清代文学之关联以及北学派文学的性质与地位六个部分，对北学派文学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研究。朱红星、李洪淳和朱七星合著《朝鲜哲学思想史》，按时段分为七章，集中讨论了朝鲜哲学思想的发展流变。此外，日本高桥进《李退溪和主敬哲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出版，该书主要研究朝鲜王朝著名学者李滉的哲学主张。在移民与边界方面，杨昭全与孙玉梅《朝鲜华侨史》，以翔实的资料，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朝鲜半岛华侨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韦祖辉《明遗民东渡述略》一文，主要探讨明朝遗民向朝鲜王朝迁移的问题。吴忠亚《吴禄贞与所谓间岛问题》和王崇实《中朝以图们江为东段边界的历史回顾———驳日帝蓄意制造的间岛谬说》两篇文章，对“间岛”问题予以批驳。杨昭全《清朝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探讨了清末两次中朝勘界问题。
杨昭全两部著作《日帝霸占朝鲜始末:1876—1910》和《朝鲜1884年的政变》，前者叙述了从1876年《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签订至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其间日本逐步占领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后者专注于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的叙述。宋祯焕《朝鲜甲午农民战争》一书，叙述了东学道领袖全琫准所领导的反对朝鲜王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史。
总之，这个时期，中国学术基本上走向正轨，中朝关系史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几点:第一，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为学术研究作了资料上的准备;第二，出版一些中朝关系史和专题史方面的专著，显示学术的活力与潜力;第三，成立了全国性的朝鲜史学会，创办相关学术杂志，定期举办学术活动;第四，研究范畴相当广泛，基本上涉及朝鲜史与中朝关系史之主要领域，为随后学术的蓬勃发展作了一些基本准备。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这不仅使得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建立了大使级关系，地缘政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中国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与韩国从政治到经济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密切交流;相应地，中国与韩国学界加强了学术文化交流，古代中韩(朝)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了空前繁盛期，在量和质上，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上文提及，由于地缘和民族等因素影响，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和延边大学自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便侧重发展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半岛史研究。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在中韩建交前，当时全国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之时，承担了一系列翻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刊朝鲜史著作的工作，整理了一批朝鲜史料，编刊了一些朝鲜史研究著作。改革开放以后，该所学术研究进一步提升。同期，延边大学也得以长足发展。1979年，延边大学获得了地区国别史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延边大学成为中国首个培养高层次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史研究人才的高校。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更名为朝鲜韩国研究所，延边大学朝鲜学研究中心更名为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以适应新的形势。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知名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扬州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先后建立了韩国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都与韩国高丽大学前校长、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金俊烨先生的积极奔走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南开大学、鲁东大学等又相继成立韩国研究中心或东北亚研究院，进一步推进学术机构的建设。
每个高校韩国学研究各具特色，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整合东方语言文学系和历史学系的研究力量，以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和中韩关系史为特色。复旦大学有多个相关单位，朝鲜问题研究所专注于韩国独立运动史的研究，当代朝鲜半岛所关注现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文史研究院掀起“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热潮，其中便包括对古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专注于韩国传统文化和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连续出版“韩国研究丛书”，贡献良多。
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也有多个机构，历史文化学院侧重于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近几年致力于壬辰战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韩国学院侧重于韩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东北亚研究院侧重点在于古朝鲜研究与明清时期中韩关系史研究。辽宁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侧重于当代中韩朝关系研究。南京大学有韩国研究中心和域外汉籍研究所，偏重与古代中朝关系史与文学文献交流史研究，其主办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为开展域外汉籍文献研究的主要阵地，朝鲜古代汉籍是其研究重要组成部分。中山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致力于韩国史、韩国当代国际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研究侧重于中韩文学比较和中韩经济交流的研究。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重点关注古代中韩关系史研究、中韩史学比较研究、朝鲜汉文学以及中韩文学比较研究等诸多方面。鲁东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致力于中朝关系史、中日关系史等论题的研究。
总的来说，中韩建交以来近三十年中，中国学界中韩关系研究机构的布局，从东北逐渐延展到关内，各研究机构形成了彼此不尽相同的学术优势和研究特色。大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中韩关系史研究机构，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体现了地缘区位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宣告成立。但20世纪80年代，学术发展比较艰难，全国范围的学术会议，几乎皆由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及其挂靠单位延边大学举办，当时只有研究会会刊和延边大学偶尔出版论文集。中韩建交以来，学术会议日渐增多，专业学术期刊也大为改观。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参会人员逐渐由国内人员扩大到国外人员、在域外从事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半岛史学习与研究的中国教师与留学生、韩国科研机构代表与韩国研究人员共同参加。并且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年度会议的举办地，也改为由国内韩国学研究机构接续承办，扩大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韩国相关机构的资助下，“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更是一个极大的推进。
在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金俊烨先生的倡议和支持下，1995年10月19日，由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先生发起，并联合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延边大学等高校的韩国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韩、美、日等国百余名学者参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由最初成立韩国研究中心的八大高校轮流举办。2007年，会议更名为“中国韩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改为每年举办一次，并吸收了很多后来成立韩国研究中心的高校参加。2019年11月，由成立时间最短的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举办第20届韩国学大会，有170余名代表参会。该研讨会是中韩两国学者定期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发挥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近十年来，由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与中国高校韩国学中心每年联合举办的“中韩历史学家高层论坛”，邀请中韩两国顶尖学者，就某些共同论题举办学术会议，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发展。“图们江论坛”，是由延边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论坛，该论坛围绕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事务，加强学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之间的沟通与对线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历12届。讨论的问题涉及朝鲜半岛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文学、哲学和法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此外，全国各高校韩国学研究中心也经常性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即如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近年来发起举办了三届壬辰战争研究(国际)工作坊，为壬辰战争的专题性研究搭建了国际学界沟通与对话的学术平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延边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韩国研究中心都相当活跃，每年举办多次学术工作坊，各国学者展开对话。因此，中国韩国学学术活动，日益繁荣。
有关学术刊物，除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朝鲜·韩国历史研究》外，中国社科院《当代韩国》、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和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三种韩国学研究专业刊物相继创办，影响深远。《当代韩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的季刊杂志，刊登有关韩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外交等方面研究的论文，设立“时评”、“论坛”、“论文集萃”、“韩国文化”、书评和会议报道等栏目。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韩国研究论丛》，旨在致力于刊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论文，分“政治、外交与安全”，“历史、哲学与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与管理”三个栏目，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此外，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亚洲文明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古代文明》常设“东亚历史文化”栏目，刊载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三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创办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朝鲜—韩国汉籍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组成部分。基于传统办学特色，延边大学的《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的《东疆学刊》，都是当今发表中朝关系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中韩交流的增多，中国内地学界越来越多的成果出现在中国台湾韩国研究学会主办的《韩国学报》和韩国学界主办的一系列学术刊物上，这也恰恰是海峡两岸学界与中韩学界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体现。而其他专业学术刊物刊载中韩关系史、韩国学方面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呈现出四面开花的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随着中韩交流的广泛开展，电子资源的日益丰富，大量韩国汉籍走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全九册，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私家书目”四类凡26种，清楚地介绍了朝鲜王朝的典籍概况，为我们了解韩国的汉文典籍情况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韩国文集编印整理方面，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和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辑《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等著作大批出版。在“燕行录”整理方面，韩国学者林基中主编的《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及其与日本学者夫马进主编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相继刊行并被介绍到中国学界。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和弘华文(邱瑞中)编《燕行录全编》(已出版四辑46册)亦相继问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共三十册，精选《燕行录》数十种汇编出版。
中国学界对中朝关系史史料的辑录整理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充分开展。刁书仁、衣兴国编《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和刘子敏等主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都是以中国正史的朝鲜传记为中心，将相关资料汇编成册。杜宏刚等主编《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和《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等书，皆是与元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相关的重要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和《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收集了自乾隆到光绪年间，军机处录附奏折中有关朝鲜的奏折各417件和404件。李仙竹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该书是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之一，着重介绍北京大学馆藏古代朝鲜文献，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进行排列。黄纯艳《高丽史史籍概要》主要介绍了各类有关高丽历史的汉文史籍220种，体裁上包括纪传体、编年体、典章制度、地理志、金石与文书、传记类、杂史类、文集类及其他，还包括今人所作史料汇编。刘菁华将《明实录》中朝鲜史料辑录成编;吉林省档案馆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选辑》，收录自1871年到1911年间，吉林将军处理中朝关系事务相关档案史料149件。
与此同时，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三册)、赵季辑校《足本皇华集》(三册)，都是相当重要的史料。权赫秀编《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收录相关资料140件，加以校勘、注释、解题。赵兴元等编《〈同文汇考〉中朝史料》全书4册，以朝鲜王朝《同文汇考》为基础，将其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史料辑出，编辑成册。朴兴镇总主编《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全书五册，1000余万字，由延边大学牵头，有六十余位专家参与，历时六年才完成的一部资料，乃是对中国史料中有关东亚各国史料的一个大总集。
还有一系列大型丛书出版，如周斌等编《朝鲜汉文史籍丛刊》，按照史书体裁，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分辑出版，现在已经出版六辑上百种朝鲜史籍。《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别收录海外重要汉文史籍，其中有不少朝鲜典籍收录其中，有数百种之多;其中特别有《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全30册，收录史书共115种，“是编为古代朝鲜人所编修、整理、研究、评论中国古代史之重要汉籍汇编……本丛书所收文献按内容可划分为三个大类:其一为史编史传类，主要指古代朝鲜人出于某种目的、按照一定主题编修、搜集群书中相关的中国古史资料而形成的客观著述;其二为史抄史选类，指的是古代朝鲜人从中国史籍中摘抄、选编相关内容以为己用而形成的著述;其三为史评史论类，指的是古代朝鲜人针对中国历史事件、人物、史籍等内容而形成的评论性和研究性的著述。”这给中国学术界开展朝鲜古代史与古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充足的史料基础。
与此同时，韩国古典综合资料数据库、首尔大学奎章阁数据库、韩国史数据库等大批韩国电子资料库在网上免费开放，大批韩国汉文资料如《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历代韩国文集丛刊》以及方志、家谱等众多重要史料，都可以用汉文自由而免费地查询检索、复制下载，使得中朝关系史的研究资料极大丰富，极大促进了中国韩国学的发展。
陈玉龙、杨通方等所著《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中有《中朝文化交流》一章，系统阐述自周到明清中朝间在文学、书法、哲学、佛学、医药、教育、印刷术、制瓷、火器等方面三千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就是一部古代中朝文化交流简史。杨昭全《中国一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全书四卷，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卷，为我国目前部头最大、字数最多的中朝文化交流史著作。古代篇涵盖中朝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文字文学、宗教、科技、医学、音乐绘画、书法、天文历法、数学等各方面的交流。杨昭全《韩国文化史》比较全面介绍了韩国文化史的方方面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徐万明、宋成有等共同编著三卷本《中韩关系史》(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是第一部以中文编写比较系统的中韩关系史，给中韩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收录中朝关系史论文十余篇，重点讨论政治与海上交流的问题。他另一部著作《中韩交流三千年》，是一部按专题比较通俗介绍中韩交流的历史著作。杨昭全、何彤梅合著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与前面提到的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有些类似，按专题比较系统介绍了中国与朝鲜半岛间自古及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关系。杨军、王秋彬著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叙述了自古代到20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演变史。此外，杨昭全和韩俊光合著的《中朝关系简史》、刘永智的《中朝关系史研究》、杨通方的《中韩古代关系史论》，这些专著都论及古代中朝关系史，侧重点各有千秋。汪高鑫、姜龙范、王新民、王颋、刁书仁等，都出版了介绍中、朝、日三国关系史的著作，也涉及中朝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问题。
杨渭生的《宋丽关系史研究》以高丽王朝为中心视角，依据《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等史料，主要研究高丽王朝对宋友好关系。书中有大量表格，史料充分，是一部宋丽关系史研究的拓荒性著作。韩国学者卢启铉的《高丽外交史》一书，分建国与领土扩张期、对元抗争期、衰退期、复兴的企图与灭亡四个阶段，集中展现了高丽王朝长达500年的高丽王朝对华外交史。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分上下两编，主要讨论了辽金帝国与高丽、清与朝鲜宗藩关系建立的经过及特点，指出作为北方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其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也是依从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范畴。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明代中朝关系史。白新良主编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是一部比较全面探讨明清中朝关系史的著作，涉及明清中朝关系史的方方面面。刁书仁《明清中朝日关系史研究》，收录有关明清中朝日关系史专题论文十八篇，偏重于清代中朝政治外交关系的研究。郑红英《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研究》，对明初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进行了探讨。赵兴元《清代中朝关系研究》，重视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演变及政治特性的阐述。姜龙范等《清代中朝日关系史》，探讨了清代中日朝关系史的建立与演变历程。有关入关前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研究，亦当引起关注。王臻《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乃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系统地探讨了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线世纪关系的演变及特点，偏重于政治、外交与经济关系。2017年，王臻出版《清朝兴起时期中朝政治秩序变迁研究》，以清朝兴起时期的1583—1643年60年间为研究断限，分四个阶段，结合政治事件和外交关系，系统探讨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建立的历程及双边关系之演变。
此外，这一时期在朝鲜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也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通史方面，以姜孟山为首的延边大学朝鲜史学者们自1992年开始，历时21年时间，陆续出版了四卷本《朝鲜通史》，这套通史上起原始社会、下迄“三一”运动，勾勒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韩国学者李基白的《韩国史新论》是一部文风简约而脉络清晰的韩国通史专著，该书以统治阶层的更替取代以王朝兴衰为标准的叙事模式，从主导力量的兴衰变化分析朝鲜半岛社会历史的变迁。孙科志翻译出版了代表当下韩国学界较高研究水平的《新编韩国史》。另外，断代史方面，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年)》，是中国学者所著第一部汉文朝鲜近代史，广泛参考了韩、日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同年，韩国学者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也被翻译出版。
中韩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升温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中韩关系研究的繁盛。但与此同时，朝鲜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皆日渐高涨，对箕子朝鲜彻底否定，对檀君朝鲜强烈认同，以及对高句丽、渤海等古代东北地方政权的领土意识逐渐增强，最终造成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双方在这一领域学术与政治层面的对立。针对这一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相关学术机构及大学，共同组织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这一大型学术项目，为期5年。其具体工作包括:论证箕子朝鲜说，批评檀君朝鲜说，论证高句丽史、渤海史是中国东北地方古代史组成部分，论证高句丽与王氏高丽并无继承关系，反驳关于中国东北为朝鲜民族历史舞台的说法。
中国学界在20世纪，对于古朝鲜、高句丽和渤海的历史研究，大都因循金毓黻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纳入到东北地方史范畴予以探究。虽然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但罕有学术专著出版。在“东北工程”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学界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和通化师范学院等为核心的研究群，率先展开对于古朝鲜和高句丽史、渤海史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专著大量出版。苗威在古朝鲜史的研究中，相继出版古朝鲜断代史著作《古朝鲜研究》、《箕子朝鲜史》、《卫氏朝鲜史》和《乐浪研究》，用力颇勤。在高句丽研究领域，耿铁华是集大成者，在1998年，他便与杨春吉、倪军民合作编录《高句丽史籍汇要》和《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东北工程”启动之后，他自著或合著《中国高句丽史》等多部研究专著，与李乐营合作编著《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52—2012年》和《高句丽壁画资料汇编》，资料整理与高句丽多个层面问题的研究一并向前推进。其他学者，如刘子敏、高福顺、苗威、姜维东、姜维公、孙炜冉、乔风岐等相继出版了研究专著。在高句丽史研究中，好太王碑的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重点，出版成果也多。王健群、朴真奭、耿铁华等都出版多种著作，涉及好太王碑的拓片、文献考证、好太王碑与中朝日关系史等等，全方位地给予解读。渤海史研究领域，代表性著作有，王禹浪与魏国忠合著的《渤海史新考》、郑永振、李东辉与尹铉哲合著的《渤海史论》，魏国忠与杨雨舒合著的《渤海史》，都值得关注。
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是第一部系统考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中文著作，以比较的视野，考察了其与中国史籍记载的异同，进而对《三国史记》的价值进行了分析，为高句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拜根兴长期关注唐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关系问题，出版了多部专著，主要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对高句丽和百济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论述了7世纪中叶唐朝与新罗的关系，以及从唐朝赴朝鲜半岛将军的行迹看7世纪中叶的罗唐关系。党银平论述了唐与新罗文化关系。冯立君《百济集史》是一部基于国际学术对话的百济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分别从中国、韩国、日本不同学者群体角度，梳理诸方面成果及其问题脉络，并细致地搜集、编制百济史专刊总目，分为研究现况、研究资料解题和学术史剖析三个层面对百济史进行研究。
喜蕾以元朝高丽贡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元初社会历史面貌，探讨了高丽贡女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对朝鲜半岛及元朝社会的影响。韩国李成茂的《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被译成中文出版，该书对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尤其是后者的科学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科举的内容和实施步骤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姜吉仲重点讨论了高丽与宋、金的经贸关系。黄建国与金初升对中国所藏高丽史籍的调查;鲍志成对高丽寺与高丽王子的研究;乌云高娃以文书为基本史料，特别考证高丽与元朝特殊的关系;王霞特别关注宋朝与高丽两朝的使行人员往来;孙希国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舒健与张建松对韩国现存元史文献进行了综合和研究。
在中朝宗藩关系研究方面，黄枝连在他三卷本“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系列中，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把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看成是“天朝礼治体系”的一个典型，并对其特性与发展进行了梳理。韩国学者全海宗在《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看成是“典型的朝贡关系”，对某些专题进行了探讨。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全书七章分别讨论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发展、危机、“变通”、“畸变”和终结，对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清韩宗藩关系进行了通盘的考察。李善洪《朝鲜对明清外交文书研究》，透过外交文书的研究，揭示明清中朝宗藩关系的特色。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理论为中心，叙述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
在中朝边界史研究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发展，不断有专著问世，成就卓著。杨昭全与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研究》，是第一部比较系统论述中朝边界历史沿革的专著，重点描述了清代以来中朝边界交涉的经过。次年，出版了他们二人主编的《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将中朝交涉之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以及近代条约等汇编成册，系他们研究中朝边界史的副产品。1998年，杨昭全编《中朝边界研究文集》，收录海峡两岸学者有关中朝边界研究论文62篇。杨昭全的系列著作，为清代中朝边界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乃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综合中日韩三国资料，对“间岛”地区朝鲜移民政策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刁书仁与王崇时合著的《古代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边界历史研究》，对中朝古代宗藩关系沿革变迁与中朝边界的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陈慧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重点讨论了穆克登勘界的原因、经过与影响和光绪年间两次勘界的经过。李花子对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的研究用力颇勤，迄今有三本专著问世，层层推进。《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一书，在探讨清代中朝之间越境问题之时，也涉及了穆克登定界问题，本书偏重于强调此次定界的积极意义。《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朝鲜人的疆域与边界认识历程同中朝边界的交涉结合起来考察，用动态的考察方式，试图探寻出中朝边界交涉史的真相，指出穆克登定界不确，给后来带来诸多被动消极的影响，认为光绪以后中朝勘界的许多问题都跟这次定界不清有关。《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在中韩日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韩日三方史料，特别是有关地理志、地图、踏查记及勘界谈判资料等，对清代中朝边界的形成、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中朝边界史的难点、疑点问题有所突破。李花子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中朝边界史的研究，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万历朝鲜之役研究，也是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以杨昭全、朱亚非、陈文寿、万明、陈尚胜、杨海英、孙卫国、郑洁西、刘永连、刘保全、王煜焜等为代表。尽管大多数研究者还是以发表专题论文为主，但也出版了像《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从战争走向和平:第一次朝鲜战争后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关系研究》、《壬辰倭乱时期朝明关系史研究》、《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万历援朝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东亚世界与古代中国》等这样专题性的论著，主要关注明朝将士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涉猎的相关问题，尽可能利用中、日、朝三国史料，从东亚多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并已迈出国门，积极跟日、韩等国外学术界召开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在明清中朝使行往来与文化交流方面，这是中朝关系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刊出的成果也最多。刘喜涛《封贡关系视角下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和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两部书，是中国学者研究明、清两代使行的专著，对于明、清两代中朝之间使者的种类、任务、人员结构、使行路线与制度、礼仪、贡品礼物及回赐加赏以及相关的经济与文化活动，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末附使者往来编年，对明清中朝交往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以《皇华集》为中心，重点讨论了明文臣出使朝鲜的“诗赋外交”的特征。廉松心《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重点探讨了18世纪中朝间文化交流的背景、书籍交流、物质交流、西学交流、文人学者间的交流，并专题讨论了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和清朝使者阿克敦的《奉使图》，此乃研究18世纪中朝文化交流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日本学者松浦章编著《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分三部，分别讨论“渡海的朝鲜使节与使馆”、“朝鲜船漂到中国问题”、“明代朝鲜使节的燕行录”，由松浦章、张德信和汤熙勇分别撰写，以明代朝天使为主，兼及清代燕行使的问题。松浦章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全书五编，除第一编外，其余四编都与清代中朝交流相关。
日本学者夫马进从事了二十多年的燕行使研究，其研究成果《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被译成中文出版，尤其值得关注。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十六七世纪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第二部为“十八九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进行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透过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揭示了清代中朝日文化交流史的关联性。第三部分为“燕行录与使朝鲜录”，其中第九章“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乃是对作者与林基中所编日本所藏的33种燕行录的内容解说，首先将朝鲜出使明清使行的名称详加考订，并对朝鲜使行的目的予以说明，再对33种日本所藏燕行录的编者、内容、特点、时间逐一考订;第十章“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介绍了明清两代的《使朝鲜录》的基本内容及作者情况。张伯伟在《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也着重讨论了1764年朝鲜通信使在汉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都看到了1764年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在东亚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夫马进强调其文化上的意义，而张伯伟则强调文学史上的意义。
“燕行录”是研究明清中朝使行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在“燕行录”史料陆续影印出版的同时，围绕“燕行录”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也陆续展开。事实上，在林基中所编之《燕行录》出版之前，中国学者詹杭伦、王敬尧、黄时鉴等学者就已经发表了相关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燕行录》出版之后，论著则更多。邱瑞中的《燕行录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燕行录阐幽:燕辽纪事”，乃是依照《燕行录》的史料，讨论明清中朝关系史上的相关问题，共八篇文章。下编为“燕行录学引论”，乃是作者参与编辑有关从韩国文集中所选取的中国史料的序。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燕行录学”的概念，值得关注。同时他还指出:“燕行录学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学的新标志。”葛振家对崔溥《漂海录》研究甚深，出版两种颇具影响的著作。邝建行点校洪大容的《乾净衕笔谈》和李德懋的《清脾录》，录于一册，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末附作者论文四篇。徐东日通过对朝鲜使臣使行记录的考察，探讨朝鲜士人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价值取向及其中国想象，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朝鲜使臣眼中的明、清中国形象与嬗变，分析构成这些形象的社会深层的文化根源。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全书绪论、结语而外，正文五章，本书以朝鲜燕行使臣为中心，兼及明清书籍的东传、西学的传入以及燕行对朝鲜王朝儒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对明清中朝文化交流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温兆海《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一书，也是经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以朝鲜燕行使通译李尚迪为中心，探讨他所交往的清朝学人，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研究。韩荣奎与韩梅合著《18—19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的交流》，全书主体三章，分别讨论燕行与燕行录、燕行使与清朝文人的交流、18—19世纪清朝文人与燕行使交流的特点。徐毅《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全二册，比较系统探讨了18世纪中朝文人间的交游，资料丰富，涉及相当广泛。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全书五章，以韩国汉文使行记录为史料基础，以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许篈、卢以渐、申维瀚、赵完璧、金允植等为代表，分别讨论朝鲜使臣对清朝、日本、安南的相关认识与思想上的比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世东亚世界中朝鲜对自我地位的寻找。刘晓东等就燕行使对于登州、庙岛等地域的描写与记录，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专著。葛兆光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尤为值得注意。该书乃是作者十余年来，在阅读朝鲜汉文《燕行录》等史料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学术成果。它的学术意义，远不只是关注某些新史料，而是从这些新史料中发现许多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方法，进而开创了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范式。本书是作者近十余年来倡导“从周边看中国”的系列成果之一，是其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理论视野重要的专题研究。同时，本书对清代中朝关系史给予了许多鲜活的叙述、全新的解释，大大推进了清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贡献。杨昕《“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以朝天使的记录分别讨论了明代皇帝、官员、儒生、平民的形象，阐述了“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年轻的台湾学者吴政纬数年前在台湾出版的《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近期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本书叙述了从壬辰战争到清代中期朝鲜燕行使的故事，将严肃的学术思考融入有趣的叙事之中。张伯伟编的《“燕行录”研究论集》，以《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所刊出的论文为据，分“总论”、“文献编”、“专题编”三个部分，共收入20篇论文，系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燕行使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结集。
这一时期，有关朝鲜礼学和儒学、宗教、文学、史学、社会史、西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著作，可谓姹紫嫣红、琳琅满目。
礼学和儒学方面，谢宝森、张立文等都出版了李退溪的研究著作，对李滉的理学思想进行了阐发，有学者进而对中朝实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葛荣晋《韩国实学思想史》，全书二十一章，对于韩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如李退溪、李栗谷、南冥等理学思想都进行了梳理与介绍。彭林的《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系统考察了中国礼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程，重点探讨了高丽王朝的礼制、《朱子家礼》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以及朝鲜典籍《经国大典》和《国朝五礼仪》所确立的朝鲜礼仪制度，并重点研究了郑逑和丁若镛的礼学思想，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礼学对朝鲜影响的专著。赵旭对朝鲜王朝礼制也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四种韩国学者的韩国儒学思想史被译成中文出版。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与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则是由中国学者所出版的系统评介韩国儒学发展史的专著，重点介绍了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前后期儒学发展的流派、各学派的思想特征。张敏《韩国思想史纲》与洪军《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都是对朝鲜儒学思想的阐发。李英顺对朝鲜北学派思想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专著。
宗教方面，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该书分十三章，将中国佛教东传朝鲜的历史进程作了细致梳理，其内容包括朝鲜半岛僧侣来华求法、中国佛教典籍在朝鲜半岛的流通、中国佛教不同流派的东传、朝鲜僧俗对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贡献以及中韩佛教文化与艺术交流等多个方面。韩国学者金焕泰《韩国佛教史概说》依时间顺序，对韩国各历史时期的佛教教义、流派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概要性介绍。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是影响较为广泛的韩国佛教史研究著作。该书分为十五章，把握佛教在韩国历史上的波状动态主线，纵向予以梳理和阐释。
文学方面，李岩、徐健顺的《朝鲜文学通史》，按照文学体裁，以时间为序，系统阐述了朝鲜半岛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比较系统地讨论了中国文学在题材、主题、风格等方面对朝鲜半岛文学的影响。李岩《中韩文学关系史论》，是一部比较系统研究中韩文学关系的专著，从上古时代开始，一直到明代中朝使节间的诗赋唱和，重点讨论了中国诗歌、佛教、诗话、小说以及中朝文人间的交流。蔡美花《中韩文论关联研究》，从文论的角度讨论中韩文学的关系。李花《明清时期中朝小说比较研究:以婚恋为主》，以婚恋为主体，运用历史学与比较文学的手法，对明清中朝小说进行了专题比较研究。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此书是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的一种。全书七章，对于清代诗话东传朝鲜与日本的状况、途径、时间与数量，以及朝鲜与日本之反应，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融文学史、书籍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于一体，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贡献。金柄珉《朝鲜—韩国文学的近代转型与比较文学》，在文学比较视野下，专题讨论韩国近代文学的特色。赵季撰著及主编、校注的系列著作，如《箕雅研究》、《韩国诗话人物批评集》、《箕雅五百诗人本事辑考》、《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考论》等等，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界对于韩国文学的研究，以韩国文学为研究对象，也呈现出中国文学深厚的影响。
史学方面，韩国学者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关注韩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以及梁启超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收录作者十三篇与朝鲜史学相关的论文，对明清时期中朝史学的交流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对于朝鲜王朝前期官方与私家所编史书进行了专题性的考释，有助于我们关注朝鲜古代史学的研究。张光宇《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为中国学界首部关于朝鲜王朝断代史学史研究专著，对正祖朝官方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爬梳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又关注到中韩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研究东亚史学史的典型范例，具有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史方面，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朝鲜族谱历代演变的情况、特点与原因，分析朝鲜族谱的功能与内容、编纂特征、宗族与族谱编纂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朝鲜族谱与中国族谱的关系，既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又深化了中朝文化关系的研究。
西学与数学方面，有韩国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此书分五编，分别探讨了朝鲜之汉译西学书、朝鲜西学的实学性、朝鲜后期社会的西洋教育观、东北亚吸收西学的对比考察、韩国近代文化底蕴中的西方因素等问题，对朝鲜西学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分西学初传、西学受挫、西学再传、近代西教、西学确立等问题，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中日韩西学的异同，此书重视西学的传播过程及其所发生的问题。郭世荣《中国数学典籍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与影响》一书，用比较史学方法，以中国历代算学典籍为线索，着重讨论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数学典籍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揭示出中朝古代数学间的密切关系。加深了对朝鲜数学史的理解和认识，解决了一些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并对韩国收藏中国著作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调查;分析了朝鲜数学与中国数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史料、内容、方法与原理上说明了中国数学对朝鲜数学的深刻影响。
在朝鲜王朝“中华观”演变方面，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时间不长，但成果不少。陈尚胜选取一些《朝天录》和《燕行录》为基本的研究案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朝鲜王朝在对明与对清观的差异，从而把握其对华观的演变。韩国学者吴一焕在南开大学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移民问题，涉及朝鲜王朝思明问题，有一定的学术贡献。葛兆光一系列论文，如《想像异域悲情》《寰中谁是中华?———从17世纪以后中朝文化差异看退溪学的影响》《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等论文，从思想史的层面，抓住认同的关键问题，系统讨论清代中朝间思想的交锋。这些集中体现在其《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既展示了清代中朝关系的独特层面，更展示了中国历史认识的多重视角。孙卫国在采用中、日、韩三国原始材料与二手研究的基础上，从朝鲜王朝视角，深入系统探讨了朝鲜王朝“思明反清”的思想根源、具体表现及其对清代中朝关系的影响，着重讨论了朝鲜崇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大统庙、万东庙的情况及其暗中遵用明朝正朔、编修明朝史书的情况，对于清代中朝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说。王元周在多年研究心得上，对朝鲜小中华意识在近代的变化以及清韩关系的近代转型作了深入研究，并且对现代韩国史学中的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问题作了颇具启发性的探讨。2018年9月，孙卫国的专著《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被收入“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作为第5种出版，本书系《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的姐妹篇，分上、下两编。上编八章，将政治史、思想史与外交史结合起来，选取一些关键性专题，如“小中华”思想、箕子崇拜、关王庙、“复仇雪耻”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时性地揭示了朝鲜对清观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下编六章，以朝鲜燕行使洪大容、“北学派”人士、洪良浩、李尚迪、朴珪寿、金允植等与清人交往的情况，历时性地考察朝鲜对清观的嬗变。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朝鲜长期坚守“尊明”理念，但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朝鲜渐渐将“贬清”变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对抗西方与日本的侵扰，正是典型的体现。抛开前人的研究理念，从文化认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清代中朝关系，提出很多新的看法。桂涛的《17—18世纪朝鲜士人眼中的清朝》，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试图从儒学思想中探究朝鲜士人对清观的变化，认为是朝鲜性理学中的世界观及其“主静”意识决定着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变化，并使其难以认同清朝的正统观。
总之，1992年以来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中国朝鲜史学会以及各高校韩国学中心的陆续成立，学术活动日益组织化、经常化、国际化;相关资料大批刊行，数据库使用日益频繁，大大促进了中朝关系史研究活动的展开。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和深化;研究方法上，跟中国史、日本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视角。
其一，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比较大，由于中、朝、韩三国系邻国，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因此现实政治外交关系对学术研究的影响非常大。事实上，20世纪对于中国和朝鲜半岛来说，上半叶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学人就是有感于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才开始关注朝鲜半岛历史的。日本侵华之后，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直到“二战”胜利。下半叶，朝鲜半岛虽然光复，却南北分立，政治成为影响中朝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因素。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学术研究向其他方面拓展。
其二，中国中朝(韩)关系史研究，日益组织化、学科化和专业化。20世纪上半叶，各个大学真正开设中朝关系史与韩国史或朝鲜史课程的不多，各大学真正给予韩国史、韩国学的教职位非常少，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中国史、国际关系史或者其他专业方面的职位。后半叶尤其是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高校韩国中心纷纷成立，从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来说，先以东北三省，尤其是吉林省为主，逐渐扩展到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以至全国，逐步打开了研究局面。1981年8月的朝鲜史学会会员，“其中，北京、河南、河北和天津等关内地区的学者有12人，占18%;东北三省的学者有55人，占82%，吉林省的学者有45人，占67%。这说明，当时我国朝鲜历史研究远没有普及，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尤其集中在吉林省”。当时长江以南都没有会员。而“2012年改选的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60名理事中，关内地区的理事已有37人，约占62%”。现在东北以外，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各地皆有会员，以关内学者为主了。加上跟韩国学术交流日益紧密，各种学术会议定期主办，更加促进中国韩国学的发展。现在中国韩国学研究人员遍布全国各个高校，每年有不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毕业，充实到各个高校和相应的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不少在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留学的人员，学成归来，他们国际化的视野与掌握多门外语的能力，为中国韩国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多优质教育背景的年轻人才。
其三，学术研究受制于资料，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韩国学的研究历程，也是一个资料的积累、扩充与日益丰富的过程。二十世纪初，日本影印版《李朝实录》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者极大关注，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吴晗摘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都是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朝关系史极其重要的资料。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韩国与日本数据库的建设与免费开放，大批韩国与日本汉籍的大量影印出版，研究资料日益丰富，国内国外资料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加速了这个领域的发展。这也是1992年以后，相关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出来的重要原因。只是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对于资料、语言的要求很多，不仅应该懂得中文，会熟练使用古代汉语，还需要懂韩文、日文、英文等，才能够更好地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事实上，具备这样素质的研究者，并不是太多，中国跟国际学术界对话，并不是太频繁，闭门造车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相信随着年青一代学人的成长，尤其是留学归来一批年轻人的崛起，这样的状况正在逐渐改变。
其四，二十世纪以来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越到后期，研究成果越多，参与的人员也越多，学术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在中国学术界由几乎无人问津的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并且与中国史、日本史、东亚史的研究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一个颇具学术活力的学术领域。从学科建制来看，中朝关系史和韩国史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学科，在中国学术界并不太受重视，这也是长期以来学术成果不多，研究人员较少的根本原因。但是因为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特殊的关系，朝鲜半岛历史与中原王朝的历史最为密切，而朝鲜半岛文献中保存很多中国历史资料，很多史实跟中国史籍的记载完全不同。随着大批地被发现和使用，中国出现了以葛兆光为首的一批倡导并实施“从周边看中国”的史家，以周边国家的视野、采用周边国家的资料来重新认识古代中国史。而中朝关系史与朝鲜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就更加凸显了中朝关系史与朝鲜史的学术意义，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者关注到朝鲜史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之中来，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的研究，从上世纪初开始以来，逐步发展，资料日渐丰富，人员日渐增多，学术研究日益组织化、学科化、定期化和国际化。在跨学科和全球视野之下，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史的一扇窗口，是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随着年青一代学人的崛起，相信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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