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王国》第二季终于回归。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的背景下，这部讲述架空时空中疫病袭击朝鲜半岛的韩剧显得多了几分现实色彩。虽然剧中时空与人物均是金银姬编剧的虚构，但她并非毫无根据地架空，而是化用了不少朝鲜王朝（1392-1910）的历史故事。
《王国》的故事主线是，某一年朝鲜国王去世后，尚年轻的王妃赵氏（朝鲜国王正妻活着时被称为“王妃”，死后才被称为“王后”）与其父赵学州（时为领议政）为继续独揽大权，便让李承熙医员使用一种名为“生死草”的植物使国王复活。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而是让国王变成一种“丧尸”状态。这样一来，赵氏一族才可以拖延时间，让宣称怀孕的王妃顺利生下元子。然而王妃并没有怀孕，而是计划偷用其他孕妇的儿子作为己生。此时，庶子出身的王世子李仓则被贬至远离汉阳的东莱府（今属釜山市东莱区）。此后的故事便围绕王世子李仓率领众人对抗不断扩散的丧尸瘟疫而展开。
这样的历史设定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壬辰战争（1592-1598）前后朝鲜的政局。
首先，疫病从东莱开始向尚州等地蔓延，剧中的东莱府使，也就是世子的老师安炫曾利用丧尸军队来对抗日本，在文庆鸟岭（今属庆尚北道文庆市）成功阻拦了日军北上。这其实部分借用了壬辰战争的爆发路线年四月，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宗义智率领先遣日军进攻釜山。此时釜山佥使郑拨正在绝影岛打猎，没有做任何防御措施。随即釜山陷没，郑拨死于乱军之中。随后日军占领东莱府，东莱府使宋象贤战死，之后日军得以一路北上。直到该年年底，明军入援朝鲜，战局才发生转变。
釜山镇殉节图，描绘壬辰战争中日军在釜山登陆情形的朝鲜画卷（原作成于1709年；此图重绘于1760年）
其次，剧中已成为丧尸的国王，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战争中仓皇出逃义州、弃首都与百姓于不顾的宣祖李昖（1567-1608年在位）。该年四月底，日军北上京畿的消息传到汉阳后，李昖大惊失色，召见大臣们商议北逃的计划，但遭到激烈反对。但李昖心意已定，决意北行，在临走之前册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1608-1623年在位）为世子，让李珲召集各路勤王军﹑义兵与日军对抗。李昖北逃后，愤怒的朝鲜民众烧掉了掌隶院与刑曹所收藏的公私奴婢文籍，又入内帑库抢劫金银，并焚毁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弘文馆所藏书籍与承政院日记等文献也在这次暴乱中化为灰烬。可见金银姬编剧在创造朝鲜国王与世子李仓的形象时，参考了李昖与李珲的事迹。同时，她将国王设定成丧尸，也可以解读为是对李昖的讽刺。在当今大多数韩国民众的认知中，李昖就是一位无能懦弱的君王，金银姬编剧将他设定为丧尸，绝不会在韩国引发争议，反而会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再次，李昖原配懿仁王后朴氏无子，在她去世后，李昖又另娶继妻金氏（仁穆王后，1584-1632）。后来金氏生下嫡子永昌大君李㼁（1606-1614），自然给李珲的世子之位造成冲击。可以说，《王国》的故事背景框架化用了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的朝鲜政治史。
金银姬编剧在化用宣祖李昖统治期间的历史故事之外，又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晚期的历史进一步添加到这个框架上来。
十九世纪后，朝鲜王权逐步衰落，大权由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数个势道家族把持。势道是韩语中对政权的俗称，势道家就是千万人之上、国王一人之下的权臣。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权力都集中在势道家手中，国王不过是个摆设。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家族通过与王室的联姻，构筑了自身的权力基础。如安东金氏出身的王后有纯祖李玜（1800-1834年在位）的纯元王后（1789-1851）、宪宗李奂（1834-1849年在位）的孝显王后（1828-1843）﹑哲宗李昇（1849-1863年在位）的哲仁王后（1837-1878）；丰壤赵氏的则有孝明世子李旲的妻子赵氏，后被追尊为神贞王后（1808-1890）。其中安东金氏掌权最久也最为著名，直到神贞王后在哲宗李昇去世后将兴宣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之子李熙指定为下一任国王，即高宗（1863-1907年在位），才结束了安东金氏的势道统治。在纯祖李玜的执政晚期，由孝明世子李旲（1809-1830）代理听政。李旲一方面想压制势道家族的权力，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些家族出身的大臣来处理朝政，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顾忌王室女性的立场，最终，李旲压制势道家族，重建王权权威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他去世后，权力仍然被安东金氏等势道家族把持，这些家族出身的人士占据了朝中的要职，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与分裂。可见剧中的王妃赵氏与海源赵氏一族，很可能影射的就是神贞王后与丰壤赵氏，但是在人物创作上，又加上了安东金氏一族的影子。安东金氏一族惯用将本族或依附本族的人士任命为备边司堂上的手段，从而把持朝政。而朝鲜后期最高议政决策机构——备边司召开会议的地方正是宾厅，这样的场景也多次在剧中出现。
但势道政治并不是十九世纪突然出现的情况，外戚专权的苗头早在十七晚期就已出现在朝鲜政坛上。如肃宗李焞（1764-1720）就让舅舅金锡胄（1634-1684）长年担任最精锐部队——训炼都监的都提调来控制军权，李焞一朝频繁发生政局变动，其背后常常都有金锡胄的身影。训炼都监是朝鲜在壬辰战争期间模仿入援的浙军建置，又参考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一书后而设置的新式军队。这个机构亦多次也出现在剧中，领议政赵学州也被称为提调，应该指的就是训炼都监的都提调。提调这个官职在朝鲜的机构设置中亦经常出现，就领议政一职来说，按惯例也兼任备边司提调与药房提调（国王医疗事务小组的总负责人）。十八世纪时朝鲜的王权相对强大，尚可以控制外戚们的势力膨胀。但到十九世纪后，国王即位时大多年幼，大妃们得以垂帘听政。大妃背后的势道家族们亦通过掌握训炼都监来控制军权，剧中的训炼都监听命于赵学州，也是这样历史背景的影视再现。
此外，剧中还出现了名为御营厅的军队。御营厅是晚于训炼都监，直到1623年才建立的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军队。剧中让御营厅负责搜查被王妃囚禁的平民孕妇死亡事件其实并不符合朝鲜王朝的惯例，因为御营厅并不介入司法事务。当时民间的一般案件由捕盗厅等机构负责抓捕犯人，由所谓的“三法司”——刑曹﹑司宪府﹑汉城府负责审理，而涉及到王室成员的事件则由义禁府专管。义禁府是朝鲜的从一品特殊司法机构，负责按国王的命令逮捕并审问犯人，处理的都是王族犯罪及如谋逆这种大案要案。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义禁府理解为朝鲜版的“锦衣卫”，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由士林派占据朝鲜政坛优势的情况下，义禁府的权力并不像明代锦衣卫那么大。
在势道家族的统治下，朝政日益腐败，加上灾荒与疾病的袭击，朝鲜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此时的朝鲜赋税体制，即以“田政”﹑“军政”﹑“还政（政府在荒年时借给农民米粮，丰收时再加上利息一起归还的制度）”构成的“三政”体系陷入紊乱状态，加上天灾不断，甚至出现“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收军布）”的荒唐景象, 百姓生活极为困苦。在电视剧第一季中，女医苏菲向奄奄一息的民众说道，只要等到朝廷发下的“还谷”（字幕误译为“黄谷”）就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实际上影射的就是十九世纪“还政”紊乱，还谷发放不及时的情况。
另外，剧中在确定死亡人物身份时，往往参考的是标记有人物出生年份与姓名的“号牌”。这是当时通行的类似于今日身份证制度的“号牌法”。该制度早在太宗李芳远（1400-1418）统治期间就已提出，但并没有施行。后来李芳远之孙世祖李瑈（1455-1468）在全国的两班与良民中推行了此法，从此国家权力开始有力地介入对国民人身的管理。需要注意的是，贱民们没有“号牌”，这也意味着，朝鲜王朝在国家层面并不把贱民视为“人”。朝鲜社会极为讲究身份秩序与嫡庶差别，若是嫡出的两班子孙，可以继承两班的身份，如果是庶出，则转落为中人，也没有参加文科科举的资格，只能参加医科﹑译科等杂科科举。但如果是贱民的话，则是世世代代永远是贱民。曾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团有过多次交流的清人吴昆田（1807-1882）曾感叹到：“(朝鲜)但专尚世阀，名分截然，等级极多，士夫世世为士夫，庶人世世为庶人。庶人虽有才德，无以进用。其中各有等级，有两班焉，士夫出入东西班之称。有庶孽焉，士夫之贱生。有中人焉，医官译官之类。有吏胥焉，有徒隶焉，阶级一定，十世不得免。”剧中赵学州的侄子赵凡八尽管不学无术，但凭着两班身份和伯父的关系，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东莱府使的职位，正是这样的社会风俗的体现。
电视剧第二季中亦多次借用十九世纪历史事件的标志符号。在世子李仓被人误会杀死早已死亡的国王，而王妃赵氏尚未生出元子之时，备边司堂上（即堂上官）们在宾厅讨论万一王妃生下女儿的话，是否要提前安排可能即位的王室旁系人士。有官员建议可以考虑流放在江华岛后遭赐死的鲁成君的子孙。这里的鲁成君影射的是思悼世子李愃的庶长子恩彦君李䄄（1754-1801）。李䄄因可能对兄长正祖李祘（1776-1800）的王权产生威胁而被流放江华岛，后因其妻其儿媳信奉天主教而遭到牵连处死。1849年，宪宗李奂突然死亡，年仅23岁，死时无嗣。坊间传闻年轻的国王是因为长期沉溺酒色，纵欲过度而亡。在他去世后，在江华岛以砍柴为生的李昇（恩彦君李䄄之孙）被纯元王后金氏指定为下一任国王，也就是哲宗。李昇原本就缺少必要的政治教育，也无任何政治经验，在他统治期间，极其依赖安东金氏一族处理政务，造成安东金氏一族势力进一步膨胀。此外，剧中的安炫在死后又通过“生死草”转化成丧尸，从而给赵学州致命一击。此时安炫出场时背上背着的“帅”字旗，模仿的正是在1871年美国军舰入侵朝鲜半岛，即“辛未洋扰”中战死殉国的鱼在渊（1823-1871）将军的旗帜。可能在金银姬编剧看来，安炫的行动与鱼在渊颇有类似之处。
Netflix官方给《王国》配的中文字幕采用的是韩语汉字词直接汉字转译的方式，所以剧中称赵学州为“大监”，这一称呼也被直接转译过来。实际上，在可称国王为“上监”之外，朝鲜对高阶官员亦有多种别称。十九世纪的李圭景对此有如下的概括：
今之大官，正卿以上称大监，亦自三国始。新罗武职，有大官大监、队大监、大匠大监、头上大监之类，非武职无此称，今则转为文武尊官之通称。至于令监，则堂上绯玉员之通称。堂下官之称进赐（俗音罗阿里（나으리）），未知何谓。而唐时郭子仪为中书令，故号郭令公，乃尊称之辞。我国以银台（即承政院）为中书，故呼承旨为令公。而通政以上称令公，自十许年来，不曰令公而曰令监。
也就是说，“大监”一词原是武官的专称，后来也可用于称呼一品与正二品文武官员。而“令监”一词可能来源是郭子仪的别号“郭令公”，“令公”渐渐转为“令监”，变成称呼正三品堂上官与从二品的官员的用语。而正三品堂下官以下，则被称为“进赐”。赵学州身居正一品领议政的高位，自然会被称为“大监”。“令监”一词在当代韩国社会仍被使用，一般用作对老年男性的尊称。笔者也注意到在韩剧《辅佐官》里，韩国国会议员的幕僚们不分国会议员的性别，而在日常交谈中称其为“令监”的情况。
第二季末尾，李仓等人虽然暂时扑灭了丧尸瘟疫，也除掉了留存在朝鲜境内的“生死草”，但在一次野外搜查中，李仓一行意外发现了有朝鲜民众跟随湾商，从中国购入了“生死草”。可以大胆推测，该剧第三季很可能涉及到十七世纪清朝（后金）与朝鲜间的两次战争，即“丁卯之役”与“丙子之役”。1627年丁卯之役后，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1636年丙子之役后，朝鲜脱离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正式奉清朝为正朔，接受清朝的册封，成为清朝的朝贡国。到了十七世纪晚期，清鲜之间的关系渐渐平稳，双方间的贸易规模随着政治关系的稳定而不断扩大。
义州这个边境城市在朝鲜对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朝鲜方面来说，对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义州商人，即“湾商”。义州在高丽时期被称为“龙湾”。湾商通过结识常年出使清朝的朝鲜译官，以及贿赂边境官员等方式，渐渐掌握了对清贸易的主导权。湾商们甚至参与使团前往北京，全面介入对清贸易。如1780年朝鲜派往清朝的庆祝乾隆帝八旬生日的使行团，就有湾商林景赞随行。湾商们又与朝鲜国内最有实力的大商人松商，即开城（开城别称“松京”）商人联系在一起，通过松商们设置在朝鲜商业要冲的商铺兼物流集散地的“松房”将进口的清朝商品销往朝鲜八道。松商们将人参输往日本，从日本获取大量白银，这些白银又成为松商购入清朝商品、参与对清贸易的本金。此外，深受清朝市场喜爱的朝鲜人参与红参也可以用作朝鲜方面的交易本金。十八世纪中晚期，湾商与松商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并与朝鲜官员勾结起来，扩大对清贸易。如水獭皮本是朝鲜对清贡品之一，也是在清朝市场颇有人气的朝鲜货物。由于这项贸易的获利十分丰厚，湾商与松商便勾结权势之家偷偷在朝鲜大量收购水獭皮，再买通边境的官员，将此物违禁卖去清朝，甚至造成朝鲜官方在筹措贡物上遇到困难。松商又勾结生产高丽纸的僧人，在朝鲜官方挑选贡纸之前，抢先一步把质量最好的买走，以偷偷卖去清朝，赚取丰厚利润。
在对清贸易繁荣的情况下，大量奢侈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加速了朝鲜内部崇奢风潮的蔓延，标榜“俭朴”的英祖李昑（1724-1776年在位）非常看不惯这样的风潮，曾批评到：“似闻士夫家，多有貂皮衾不知名之馔。奢侈何至此之甚耶？”李昑在位期间，多次下令“禁奢”，并禁止从清朝购入如“纹缎”等奢侈品。不过社会风潮并没有因国王的禁令而发生改变，到了十九世纪，这样的风潮进一步加剧。按朝鲜燕行使的记载：
余尝入燕，见译员中与群胡贸易，则无一养生日用之具，都是具玉香缎诸般奇货，而珊瑚一枝，琥珀一块，价至银三四十两，有缨子一件，造以蜜花而呼价银子八十两，吸烟一个，斵以真玉，而论价银二十两，余外所买，莫非此类。饥者不得为粟，寒者不可为襦，而万里外国，岁岁来贸，以无用害有用，蠹国病民者，是孰使之然哉？红参四万斤，毕竟尽归于此等换买。每见我京钟街（今首尔市钟路一带）上，摆列百货娱人耳目者，太半自燕都琉璃厂而来者也。
显然朝鲜两班们看不惯这样的奢侈风潮，并认为对清贸易的繁荣无益于朝鲜的国计民生。但实际上，朝鲜从清朝购入的物品不仅仅只限于奢侈品，书籍也是当时朝鲜从清朝购入的大宗物品。包括天文历法知识在内的天主教书籍，以及乾嘉考证学的书籍等流入朝鲜，给朝鲜思想界的发展带来新变化的可能性。同时，对参与贸易的译官﹑商人等来说，对清贸易给了被排除在科举仕途之外的他们可以安身立命、积蓄财富的绝好机会。当时朝鲜的大富豪们往往都是译官，所以剧中人会说出：“跟着湾商去中国赚钱”的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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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王国》：丧尸大片里的朝鲜政治史
今年三月，《王国》第二季终于回归。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的背景下，这部讲述架空时空中疫病袭击朝鲜半岛的韩剧显得多了几分现实色彩。虽然剧中时空与人物均是金银姬编剧的虚构，但她并非毫无根据地架空，而是化用了不少朝鲜王朝（1392-1910）的历史故事。
《王国》的故事主线是，某一年朝鲜国王去世后，尚年轻的王妃赵氏（朝鲜国王正妻活着时被称为“王妃”，死后才被称为“王后”）与其父赵学州（时为领议政）为继续独揽大权，便让李承熙医员使用一种名为“生死草”的植物使国王复活。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而是让国王变成一种“丧尸”状态。这样一来，赵氏一族才可以拖延时间，让宣称怀孕的王妃顺利生下元子。然而王妃并没有怀孕，而是计划偷用其他孕妇的儿子作为己生。此时，庶子出身的王世子李仓则被贬至远离汉阳的东莱府（今属釜山市东莱区）。此后的故事便围绕王世子李仓率领众人对抗不断扩散的丧尸瘟疫而展开。
这样的历史设定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壬辰战争（1592-1598）前后朝鲜的政局。
首先，疫病从东莱开始向尚州等地蔓延，剧中的东莱府使，也就是世子的老师安炫曾利用丧尸军队来对抗日本，在文庆鸟岭（今属庆尚北道文庆市）成功阻拦了日军北上。这其实部分借用了壬辰战争的爆发路线年四月，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宗义智率领先遣日军进攻釜山。此时釜山佥使郑拨正在绝影岛打猎，没有做任何防御措施。随即釜山陷没，郑拨死于乱军之中。随后日军占领东莱府，东莱府使宋象贤战死，之后日军得以一路北上。直到该年年底，明军入援朝鲜，战局才发生转变。
釜山镇殉节图，描绘壬辰战争中日军在釜山登陆情形的朝鲜画卷（原作成于1709年；此图重绘于1760年）
其次，剧中已成为丧尸的国王，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战争中仓皇出逃义州、弃首都与百姓于不顾的宣祖李昖（1567-1608年在位）。该年四月底，日军北上京畿的消息传到汉阳后，李昖大惊失色，召见大臣们商议北逃的计划，但遭到激烈反对。但李昖心意已定，决意北行，在临走之前册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1608-1623年在位）为世子，让李珲召集各路勤王军﹑义兵与日军对抗。李昖北逃后，愤怒的朝鲜民众烧掉了掌隶院与刑曹所收藏的公私奴婢文籍，又入内帑库抢劫金银，并焚毁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弘文馆所藏书籍与承政院日记等文献也在这次暴乱中化为灰烬。可见金银姬编剧在创造朝鲜国王与世子李仓的形象时，参考了李昖与李珲的事迹。同时，她将国王设定成丧尸，也可以解读为是对李昖的讽刺。在当今大多数韩国民众的认知中，李昖就是一位无能懦弱的君王，金银姬编剧将他设定为丧尸，绝不会在韩国引发争议，反而会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再次，李昖原配懿仁王后朴氏无子，在她去世后，李昖又另娶继妻金氏（仁穆王后，1584-1632）。后来金氏生下嫡子永昌大君李㼁（1606-1614），自然给李珲的世子之位造成冲击。可以说，《王国》的故事背景框架化用了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的朝鲜政治史。
金银姬编剧在化用宣祖李昖统治期间的历史故事之外，又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晚期的历史进一步添加到这个框架上来。
十九世纪后，朝鲜王权逐步衰落，大权由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数个势道家族把持。势道是韩语中对政权的俗称，势道家就是千万人之上、国王一人之下的权臣。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权力都集中在势道家手中，国王不过是个摆设。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家族通过与王室的联姻，构筑了自身的权力基础。如安东金氏出身的王后有纯祖李玜（1800-1834年在位）的纯元王后（1789-1851）、宪宗李奂（1834-1849年在位）的孝显王后（1828-1843）﹑哲宗李昇（1849-1863年在位）的哲仁王后（1837-1878）；丰壤赵氏的则有孝明世子李旲的妻子赵氏，后被追尊为神贞王后（1808-1890）。其中安东金氏掌权最久也最为著名，直到神贞王后在哲宗李昇去世后将兴宣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之子李熙指定为下一任国王，即高宗（1863-1907年在位），才结束了安东金氏的势道统治。在纯祖李玜的执政晚期，由孝明世子李旲（1809-1830）代理听政。李旲一方面想压制势道家族的权力，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些家族出身的大臣来处理朝政，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顾忌王室女性的立场，最终，李旲压制势道家族，重建王权权威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他去世后，权力仍然被安东金氏等势道家族把持，这些家族出身的人士占据了朝中的要职，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与分裂。可见剧中的王妃赵氏与海源赵氏一族，很可能影射的就是神贞王后与丰壤赵氏，但是在人物创作上，又加上了安东金氏一族的影子。安东金氏一族惯用将本族或依附本族的人士任命为备边司堂上的手段，从而把持朝政。而朝鲜后期最高议政决策机构——备边司召开会议的地方正是宾厅，这样的场景也多次在剧中出现。
但势道政治并不是十九世纪突然出现的情况，外戚专权的苗头早在十七晚期就已出现在朝鲜政坛上。如肃宗李焞（1764-1720）就让舅舅金锡胄（1634-1684）长年担任最精锐部队——训炼都监的都提调来控制军权，李焞一朝频繁发生政局变动，其背后常常都有金锡胄的身影。训炼都监是朝鲜在壬辰战争期间模仿入援的浙军建置，又参考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一书后而设置的新式军队。这个机构亦多次也出现在剧中，领议政赵学州也被称为提调，应该指的就是训炼都监的都提调。提调这个官职在朝鲜的机构设置中亦经常出现，就领议政一职来说，按惯例也兼任备边司提调与药房提调（国王医疗事务小组的总负责人）。十八世纪时朝鲜的王权相对强大，尚可以控制外戚们的势力膨胀。但到十九世纪后，国王即位时大多年幼，大妃们得以垂帘听政。大妃背后的势道家族们亦通过掌握训炼都监来控制军权，剧中的训炼都监听命于赵学州，也是这样历史背景的影视再现。
此外，剧中还出现了名为御营厅的军队。御营厅是晚于训炼都监，直到1623年才建立的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军队。剧中让御营厅负责搜查被王妃囚禁的平民孕妇死亡事件其实并不符合朝鲜王朝的惯例，因为御营厅并不介入司法事务。当时民间的一般案件由捕盗厅等机构负责抓捕犯人，由所谓的“三法司”——刑曹﹑司宪府﹑汉城府负责审理，而涉及到王室成员的事件则由义禁府专管。义禁府是朝鲜的从一品特殊司法机构，负责按国王的命令逮捕并审问犯人，处理的都是王族犯罪及如谋逆这种大案要案。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义禁府理解为朝鲜版的“锦衣卫”，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由士林派占据朝鲜政坛优势的情况下，义禁府的权力并不像明代锦衣卫那么大。
在势道家族的统治下，朝政日益腐败，加上灾荒与疾病的袭击，朝鲜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此时的朝鲜赋税体制，即以“田政”﹑“军政”﹑“还政（政府在荒年时借给农民米粮，丰收时再加上利息一起归还的制度）”构成的“三政”体系陷入紊乱状态，加上天灾不断，甚至出现“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收军布）”的荒唐景象, 百姓生活极为困苦。在电视剧第一季中，女医苏菲向奄奄一息的民众说道，只要等到朝廷发下的“还谷”（字幕误译为“黄谷”）就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实际上影射的就是十九世纪“还政”紊乱，还谷发放不及时的情况。
另外，剧中在确定死亡人物身份时，往往参考的是标记有人物出生年份与姓名的“号牌”。这是当时通行的类似于今日身份证制度的“号牌法”。该制度早在太宗李芳远（1400-1418）统治期间就已提出，但并没有施行。后来李芳远之孙世祖李瑈（1455-1468）在全国的两班与良民中推行了此法，从此国家权力开始有力地介入对国民人身的管理。需要注意的是，贱民们没有“号牌”，这也意味着，朝鲜王朝在国家层面并不把贱民视为“人”。朝鲜社会极为讲究身份秩序与嫡庶差别，若是嫡出的两班子孙，可以继承两班的身份，如果是庶出，则转落为中人，也没有参加文科科举的资格，只能参加医科﹑译科等杂科科举。但如果是贱民的话，则是世世代代永远是贱民。曾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团有过多次交流的清人吴昆田（1807-1882）曾感叹到：“(朝鲜)但专尚世阀，名分截然，等级极多，士夫世世为士夫，庶人世世为庶人。庶人虽有才德，无以进用。其中各有等级，有两班焉，士夫出入东西班之称。有庶孽焉，士夫之贱生。有中人焉，医官译官之类。有吏胥焉，有徒隶焉，阶级一定，十世不得免。”剧中赵学州的侄子赵凡八尽管不学无术，但凭着两班身份和伯父的关系，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东莱府使的职位，正是这样的社会风俗的体现。
电视剧第二季中亦多次借用十九世纪历史事件的标志符号。在世子李仓被人误会杀死早已死亡的国王，而王妃赵氏尚未生出元子之时，备边司堂上（即堂上官）们在宾厅讨论万一王妃生下女儿的话，是否要提前安排可能即位的王室旁系人士。有官员建议可以考虑流放在江华岛后遭赐死的鲁成君的子孙。这里的鲁成君影射的是思悼世子李愃的庶长子恩彦君李䄄（1754-1801）。李䄄因可能对兄长正祖李祘（1776-1800）的王权产生威胁而被流放江华岛，后因其妻其儿媳信奉天主教而遭到牵连处死。1849年，宪宗李奂突然死亡，年仅23岁，死时无嗣。坊间传闻年轻的国王是因为长期沉溺酒色，纵欲过度而亡。在他去世后，在江华岛以砍柴为生的李昇（恩彦君李䄄之孙）被纯元王后金氏指定为下一任国王，也就是哲宗。李昇原本就缺少必要的政治教育，也无任何政治经验，在他统治期间，极其依赖安东金氏一族处理政务，造成安东金氏一族势力进一步膨胀。此外，剧中的安炫在死后又通过“生死草”转化成丧尸，从而给赵学州致命一击。此时安炫出场时背上背着的“帅”字旗，模仿的正是在1871年美国军舰入侵朝鲜半岛，即“辛未洋扰”中战死殉国的鱼在渊（1823-1871）将军的旗帜。可能在金银姬编剧看来，安炫的行动与鱼在渊颇有类似之处。
Netflix官方给《王国》配的中文字幕采用的是韩语汉字词直接汉字转译的方式，所以剧中称赵学州为“大监”，这一称呼也被直接转译过来。实际上，在可称国王为“上监”之外，朝鲜对高阶官员亦有多种别称。十九世纪的李圭景对此有如下的概括：
今之大官，正卿以上称大监，亦自三国始。新罗武职，有大官大监、队大监、大匠大监、头上大监之类，非武职无此称，今则转为文武尊官之通称。至于令监，则堂上绯玉员之通称。堂下官之称进赐（俗音罗阿里（나으리）），未知何谓。而唐时郭子仪为中书令，故号郭令公，乃尊称之辞。我国以银台（即承政院）为中书，故呼承旨为令公。而通政以上称令公，自十许年来，不曰令公而曰令监。
也就是说，“大监”一词原是武官的专称，后来也可用于称呼一品与正二品文武官员。而“令监”一词可能来源是郭子仪的别号“郭令公”，“令公”渐渐转为“令监”，变成称呼正三品堂上官与从二品的官员的用语。而正三品堂下官以下，则被称为“进赐”。赵学州身居正一品领议政的高位，自然会被称为“大监”。“令监”一词在当代韩国社会仍被使用，一般用作对老年男性的尊称。笔者也注意到在韩剧《辅佐官》里，韩国国会议员的幕僚们不分国会议员的性别，而在日常交谈中称其为“令监”的情况。
第二季末尾，李仓等人虽然暂时扑灭了丧尸瘟疫，也除掉了留存在朝鲜境内的“生死草”，但在一次野外搜查中，李仓一行意外发现了有朝鲜民众跟随湾商，从中国购入了“生死草”。可以大胆推测，该剧第三季很可能涉及到十七世纪清朝（后金）与朝鲜间的两次战争，即“丁卯之役”与“丙子之役”。1627年丁卯之役后，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1636年丙子之役后，朝鲜脱离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正式奉清朝为正朔，接受清朝的册封，成为清朝的朝贡国。到了十七世纪晚期，清鲜之间的关系渐渐平稳，双方间的贸易规模随着政治关系的稳定而不断扩大。
义州这个边境城市在朝鲜对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朝鲜方面来说，对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义州商人，即“湾商”。义州在高丽时期被称为“龙湾”。湾商通过结识常年出使清朝的朝鲜译官，以及贿赂边境官员等方式，渐渐掌握了对清贸易的主导权。湾商们甚至参与使团前往北京，全面介入对清贸易。如1780年朝鲜派往清朝的庆祝乾隆帝八旬生日的使行团，就有湾商林景赞随行。湾商们又与朝鲜国内最有实力的大商人松商，即开城（开城别称“松京”）商人联系在一起，通过松商们设置在朝鲜商业要冲的商铺兼物流集散地的“松房”将进口的清朝商品销往朝鲜八道。松商们将人参输往日本，从日本获取大量白银，这些白银又成为松商购入清朝商品、参与对清贸易的本金。此外，深受清朝市场喜爱的朝鲜人参与红参也可以用作朝鲜方面的交易本金。十八世纪中晚期，湾商与松商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并与朝鲜官员勾结起来，扩大对清贸易。如水獭皮本是朝鲜对清贡品之一，也是在清朝市场颇有人气的朝鲜货物。由于这项贸易的获利十分丰厚，湾商与松商便勾结权势之家偷偷在朝鲜大量收购水獭皮，再买通边境的官员，将此物违禁卖去清朝，甚至造成朝鲜官方在筹措贡物上遇到困难。松商又勾结生产高丽纸的僧人，在朝鲜官方挑选贡纸之前，抢先一步把质量最好的买走，以偷偷卖去清朝，赚取丰厚利润。
在对清贸易繁荣的情况下，大量奢侈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加速了朝鲜内部崇奢风潮的蔓延，标榜“俭朴”的英祖李昑（1724-1776年在位）非常看不惯这样的风潮，曾批评到：“似闻士夫家，多有貂皮衾不知名之馔。奢侈何至此之甚耶？”李昑在位期间，多次下令“禁奢”，并禁止从清朝购入如“纹缎”等奢侈品。不过社会风潮并没有因国王的禁令而发生改变，到了十九世纪，这样的风潮进一步加剧。按朝鲜燕行使的记载：
余尝入燕，见译员中与群胡贸易，则无一养生日用之具，都是具玉香缎诸般奇货，而珊瑚一枝，琥珀一块，价至银三四十两，有缨子一件，造以蜜花而呼价银子八十两，吸烟一个，斵以真玉，而论价银二十两，余外所买，莫非此类。饥者不得为粟，寒者不可为襦，而万里外国，岁岁来贸，以无用害有用，蠹国病民者，是孰使之然哉？红参四万斤，毕竟尽归于此等换买。每见我京钟街（今首尔市钟路一带）上，摆列百货娱人耳目者，太半自燕都琉璃厂而来者也。
显然朝鲜两班们看不惯这样的奢侈风潮，并认为对清贸易的繁荣无益于朝鲜的国计民生。但实际上，朝鲜从清朝购入的物品不仅仅只限于奢侈品，书籍也是当时朝鲜从清朝购入的大宗物品。包括天文历法知识在内的天主教书籍，以及乾嘉考证学的书籍等流入朝鲜，给朝鲜思想界的发展带来新变化的可能性。同时，对参与贸易的译官﹑商人等来说，对清贸易给了被排除在科举仕途之外的他们可以安身立命、积蓄财富的绝好机会。当时朝鲜的大富豪们往往都是译官，所以剧中人会说出：“跟着湾商去中国赚钱”的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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