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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多少存在一些偶然外，起码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地位已经开始制度化了。
1978年的那个冬天
纵观中共的历史，至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党代表大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往往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一切还是要回到1978年的那个冬天。根据中央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于1978年12月中下旬召开，在此之前，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
按照原定的计划，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1978年11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个议题：第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第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此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在这次会上还是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许多与会人员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表示拥护，但是指出：在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早在这一年5月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已经汹涌成为突破旧藩篱的思想洪流，为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武器。邓小平显然是这场变革的灵魂。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访朝归来视察东北三省时再次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从9月下旬到11月，全国共有21个省份党委负责人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与会者的批评，从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央领导成员，发展到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一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人，接二连三地发言，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当时分在了西北组，这也是会议期间发言最为热烈的一个组，更是第一个指名批评汪东兴的组。于光远后来回忆，西北组列入分组名单的有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发言6次以上的人数最多，部分人发言甚至超过10次。
形势随即发生变化，会议开始朝着拨乱反正的方向大踏步迈进。11月14日，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报告实际上成为三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决断
于光远于今年9月26日病逝。他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列席了三中全会，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更值得称道的是，于留下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著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这是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公认的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系统的回忆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参加了9月30日的于光远告别仪式，也勾起了他与于交往的一段回忆。1997年2月22日，也就是邓小平逝世后的第三天，时任《百年潮》杂志社社长的郑惠和韩钢一道去于家约稿（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韩钢还在《百年潮》杂志担任兼职编辑）。说话的间隙，于光远偶然说起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是后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邓小平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郑惠、韩钢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多日辛苦查找，最后在于家发现了邓小平的提纲手稿。手稿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根据韩钢的研究，邓小平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邓小平对初稿不满意，就亲自拟了一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
于光远一直将自己在讲话起草中的角色定位为组织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定位。于光远说：“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于光远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
其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邓小平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已经过半，时间紧迫。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人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邓小平，后者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远，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成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邓小平在提纲中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句话。这当然是指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在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后来收录的讲话稿对照后，韩钢认为，无论是从思想观点、逻辑结构还是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这一讲话稿都是根据邓小平的提纲写成的。他认为，在提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党着重关注的，是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革还没有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相对于拨乱反正来说，改革是一场复杂得多、艰巨得多、深刻得多的革命。”韩钢说，“邓小平在提纲中提出的关于改革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是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
三中全会惯例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多少存在一些偶然外，起码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地位已经开始制度化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一大到十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和频次都是不定期的。自1921年建党以后，曾连续3年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有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相隔十多年，例如，党在1928年召开了六大，直到17年后的1945年才召开了七大。
从十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定期召开，即每5年召开一次，开会日期也大多集中于9、10、11三个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就是我们经常简称的中央全会也随之固定下来。
汪玉凯说，从十二大开始，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就会召开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来年全国“两会”之前，党又会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国家机构的有关人选。
“只有到了三中全会，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才会提出完整的政策方案。”汪玉凯说，“这已经是我们党的正常工作规则和工作程序了，已经制度化了。”
改革元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则以自身的经历印证了历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高尚全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都是三中全会作出的。第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为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共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大家心中都没数。
高尚全回忆，中央决定专门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研究，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决定》起草过程中，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大家就产生了不同意见。高尚全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
高尚全认为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是局部的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高尚全说。
最后，劳动力市场终于被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十二届、十四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文件，几乎都是相隔十年。“现在距离上一个文件的出台也已经有十年了，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和任务。”高尚全说，“回顾过去三个决定文件的起草历程和深远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作出重要的战略部署，并出台重要的战略性文件。”
偶然还是必然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汪玉凯反复申述，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成为“第二次改革”的起点，也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汪玉凯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跨越35年的时光，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关联。
在汪玉凯看来，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6个决定多是有关改革的某一方面，比如市场经济体制、价格、工资改革或者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具有全局性改革的意涵。
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提出综合改革方案。
汪玉凯说，他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当下改革已经进入战略转折点。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展开各项改革，但越到后来，经济改革对其他改革的带动越来越困难。因而，政府自身改革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改革的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大盘子改革中的重要选项，通过政治要素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是目前的思路。
二是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但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反映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突出表现为低成本出口战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的使用方式、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和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些经济层面的改革、社会层面的改革几乎都和政府自身的问题相关，改革之所以难度大、难以深入，也都和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
“因而，当下的改革必须是从政府自身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腾空间。这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一旦启动，其影响不是一年两年的，而是长期的。”汪玉凯说。
专事党史研究的韩钢更为谨慎。他认为，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到底是制度演进的内在必然，是惯例，还是并无深意的巧合，尚待研究。
当然，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偶然组成。须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只是要讨论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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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特殊意义：1978 年的那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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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多少存在一些偶然外，起码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地位已经开始制度化了。
1978年的那个冬天
纵观中共的历史，至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党代表大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往往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一切还是要回到1978年的那个冬天。根据中央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于1978年12月中下旬召开，在此之前，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
按照原定的计划，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1978年11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个议题：第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第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此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在这次会上还是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许多与会人员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表示拥护，但是指出：在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早在这一年5月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已经汹涌成为突破旧藩篱的思想洪流，为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武器。邓小平显然是这场变革的灵魂。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访朝归来视察东北三省时再次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从9月下旬到11月，全国共有21个省份党委负责人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与会者的批评，从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央领导成员，发展到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一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人，接二连三地发言，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当时分在了西北组，这也是会议期间发言最为热烈的一个组，更是第一个指名批评汪东兴的组。于光远后来回忆，西北组列入分组名单的有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发言6次以上的人数最多，部分人发言甚至超过10次。
形势随即发生变化，会议开始朝着拨乱反正的方向大踏步迈进。11月14日，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报告实际上成为三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决断
于光远于今年9月26日病逝。他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列席了三中全会，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更值得称道的是，于留下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著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这是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公认的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系统的回忆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参加了9月30日的于光远告别仪式，也勾起了他与于交往的一段回忆。1997年2月22日，也就是邓小平逝世后的第三天，时任《百年潮》杂志社社长的郑惠和韩钢一道去于家约稿（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韩钢还在《百年潮》杂志担任兼职编辑）。说话的间隙，于光远偶然说起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是后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邓小平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郑惠、韩钢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多日辛苦查找，最后在于家发现了邓小平的提纲手稿。手稿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根据韩钢的研究，邓小平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邓小平对初稿不满意，就亲自拟了一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
于光远一直将自己在讲话起草中的角色定位为组织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定位。于光远说：“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于光远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
其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邓小平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已经过半，时间紧迫。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人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邓小平，后者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远，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成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邓小平在提纲中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句话。这当然是指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在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后来收录的讲话稿对照后，韩钢认为，无论是从思想观点、逻辑结构还是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这一讲话稿都是根据邓小平的提纲写成的。他认为，在提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党着重关注的，是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革还没有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相对于拨乱反正来说，改革是一场复杂得多、艰巨得多、深刻得多的革命。”韩钢说，“邓小平在提纲中提出的关于改革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是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
三中全会惯例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多少存在一些偶然外，起码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地位已经开始制度化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一大到十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和频次都是不定期的。自1921年建党以后，曾连续3年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有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相隔十多年，例如，党在1928年召开了六大，直到17年后的1945年才召开了七大。
从十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定期召开，即每5年召开一次，开会日期也大多集中于9、10、11三个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就是我们经常简称的中央全会也随之固定下来。
汪玉凯说，从十二大开始，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就会召开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来年全国“两会”之前，党又会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国家机构的有关人选。
“只有到了三中全会，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才会提出完整的政策方案。”汪玉凯说，“这已经是我们党的正常工作规则和工作程序了，已经制度化了。”
改革元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则以自身的经历印证了历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高尚全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都是三中全会作出的。第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为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共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大家心中都没数。
高尚全回忆，中央决定专门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研究，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决定》起草过程中，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大家就产生了不同意见。高尚全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
高尚全认为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是局部的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高尚全说。
最后，劳动力市场终于被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十二届、十四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文件，几乎都是相隔十年。“现在距离上一个文件的出台也已经有十年了，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和任务。”高尚全说，“回顾过去三个决定文件的起草历程和深远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作出重要的战略部署，并出台重要的战略性文件。”
偶然还是必然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汪玉凯反复申述，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成为“第二次改革”的起点，也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汪玉凯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跨越35年的时光，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关联。
在汪玉凯看来，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6个决定多是有关改革的某一方面，比如市场经济体制、价格、工资改革或者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具有全局性改革的意涵。
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提出综合改革方案。
汪玉凯说，他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当下改革已经进入战略转折点。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展开各项改革，但越到后来，经济改革对其他改革的带动越来越困难。因而，政府自身改革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改革的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大盘子改革中的重要选项，通过政治要素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是目前的思路。
二是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但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反映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突出表现为低成本出口战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的使用方式、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和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些经济层面的改革、社会层面的改革几乎都和政府自身的问题相关，改革之所以难度大、难以深入，也都和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
“因而，当下的改革必须是从政府自身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腾空间。这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一旦启动，其影响不是一年两年的，而是长期的。”汪玉凯说。
专事党史研究的韩钢更为谨慎。他认为，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到底是制度演进的内在必然，是惯例，还是并无深意的巧合，尚待研究。
当然，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偶然组成。须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只是要讨论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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