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的帮派势力仍遍布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些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稳定局势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经过艰苦努力，到1977年上半年，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取得显著成果，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十年内乱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混乱的形成，固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有直接关系，但也与在错误方针指导下作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关，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有关。而这种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仅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得到延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和贯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拒绝对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党的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发展却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打破，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实践表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刚受到冲击的时候，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认识的邓小平，先是在中央领导层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但因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几次思想交锋，使会议议程发生改变。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强调：“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讲话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的这项决策，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围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全会还在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作出了重大决策。

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全会还讨论了民主法制问题。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发扬经济民主的论断。全会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十分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等。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依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已经开始着手克服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前两年出现的冒进问题，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全会阐发了对外开放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这些规定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破坏，克服粉碎“四人帮”以来依然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作。全会郑重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于上述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切，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