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北大文研讲座：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由来和发展

2020年12月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186期在线举行，主题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由来和发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主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主持。

本次讲座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辛德勇老师首先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他指出，学科属性对于理解一门学科非常重要，但无论学者想把历史地理学算作历史学科，亦或是算作地理学科，论述的前提都源自西方的现代学科体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各项构成要素，换言之，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这里所说的“历史时期”有其上限和下限。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上限指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地理环境和地理要素。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下限限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此处的上限和下限都有一定的相对性，而下限的相对性更强，伸缩幅度也更大。

历史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具有独特的时间属性。从本质而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要面对的地理环境与构成这一环境的各项地理要素。这实质上也是地理学研究对象与历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显著不同之处。地理学从研究时段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当代地理学三个部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包括古地理学时段，这是合乎逻辑的划分，也凸显了人类历史活动是历史地理学的核心构成要素。

学界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二是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三是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交叉边缘学科。所谓“交叉边缘学科”的观点，其实回避了学科属性的本质特征。目前学界大多认同第二种观点，即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这样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考量。

辛德勇老师指出，学术界的实际情况是，人们把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时间属性的学科划定为历史学，同时又把研究自然和人类空间属性的学科划定为地理学。然而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是各个学科研究对象所共有的特征。历史地理学恰是这两种属性的结合，两种属性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同等重要。基于此，也就没有必要非在历史学或是地理学之间强行做出孰轩孰轾的判别。

讲座第二部分，辛德勇老师介绍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历史演变。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制度、地方名称和方位、水道名称及其所流经地点的沿袭和变革。中国古代比较全面地体现这种沿革地理内容的著述，应当首推东汉班固撰著的《汉书·地理志》。《地理志》是《汉书》其中的一篇，以记述西汉的地理设置为核心内容。但在《汉书·地理志》中，同时也包含有非常丰富沿革地理的内容。《汉书·地理志》主要是记述郡县体制下某一政区设置本身的历史沿革，在一些县下记述有重要河流水道的源头、尾闾、河流长度及其所流经的郡数，同时还记述有一些重要山峰。后世其他同类纪传体“正史”中的地理志或郡国志，大多都继承了《汉书·地理志》这一基本记述形式和内容。因此，有人认为《汉书·地理志》的出现是沿革地理学在中国古代创立的重要标志。

继《汉书·地理志》之后，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西晋时期又出现了一次重大发展，代表这一发展的地理著述是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郡国志》。司马彪的《续汉书·地理志》，首先也沿承班固《汉书·地理志》的体例，一一载录东汉一朝政区设置的沿革变化。不过司马彪在继承班固这一做法的同时，也有重要创新，主要体现在沿革地理内容方面，其著述主旨已经不再局限于记述政区本身的沿革变化；换言之，新增加了很多完全是为记述古代的地理事物而着笔的内容。

后世“地理总志”在继承班固《汉书·地理志》著述体例的同时，也继承了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的上述编著方法，记述各个政区范围之内的前代行政设置、重要地名、旧址遗迹等历史地理要素。因此，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郡国志》在中国传统沿革地理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越了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在清代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学术论著。其中，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统志》最有代表性，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沿革地理方面质量最高的著作。

另外，在反映地理沿革的“历史地图”方面，中国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专门反映《禹贡》所记载地理状况的《禹贡图》。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历代政区建置沿革为核心内容的普通“历史地图集”是税安礼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编制的一卷本《历代地理指掌图》。清末杨守敬绘制的沿革地图集，不论是在篇幅规模上，还是在学术深度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舆地沿革图的巅峰。杨氏绘制舆地沿革图集开始于同治中期，在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期间完成了一部规模空前的《历代舆地图》。

最后，辛德勇老师介绍了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现在国内学者从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是在传统沿革地理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后，两相融合才形成的一门新式学科。民国时期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包括地理学和历史学思想在内的大量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涌入中国。在这一学术转变大潮中，张其昀先生等人所主办的《史地学报》刊载了一批有关“历史地理”的译文和著述，为后来正式引入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做了一定的铺垫。

继张相文等人之后，另一位对中国建立新式历史地理学做出更重要预备性工作的学者是顾颉刚。顾颉刚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了学会刊物《禹贡》半月刊。当前学界诸多学者表示，禹贡学会的建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启了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有人直接宣称，当时在中国已经建立起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因为第三卷之后《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字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Geography”。

实际上，《禹贡》半月刊的作者以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未久的青年教师为主体，所刊载论文的学术深度大多不高，且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大多还局限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范畴之内，所以并不能简单地用其英文译名来判断实际的研究内容。此外，在禹贡学会活动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在欧美刚刚兴起不久，因而，当时很难全面学习到西方现代历史地理的学科理念和方法。

虽然禹贡学会所规划的研究内容只是编制历史地名词典、绘制历史地图等，但顾颉刚先生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聚集并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研究的青年，为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实际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等，都是禹贡学会的主要成员。

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1949年至五、六十年代，通过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等一批学者的持续努力，才在中国大陆逐渐建立起来。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过程中，侯仁之先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侯仁之先生在1946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留学，受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达比教授（Henry Clifford Darby），从而有条件准确无误地将西方当代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中国。

1950年7月，侯仁之先生发表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针对1950年春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程“中国沿革地理”，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在主张把大学历史系中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名称改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他提出，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不能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是要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篇文章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区别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基本特征，并促使教育部门改变了大学课程的名称，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侯仁之先生后来又陆续撰写有一批阐释学科理论的文章，如《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这些文章被收录到《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四论》。

为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史念海先生。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史念海先生付出了巨大努力。自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开始突破传统沿革地理的局限，史念海先生一直积极探索这一问题，并为此阅读和积累大量史料，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最终写出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书稿。这部书参照现代地理学的一般结构、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面貌，其中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三大组成部分，事实上为新型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了基本框架。这部书稿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可以被视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与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谭其骧先生。谭其骧先生具体研究的学术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虽然更多地是对传统沿革地理的继承，但也同样很早开始积极拓展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谭其骧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表了几篇典范性极高的研究论文，其中包括《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等。

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不同，这些研究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具有实质性的突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全面建立和不断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沿革地理基础，基本上是由谭其骧先生一手奠定的。从这一点来讲，谭其骧先生在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辛德勇老师最后总结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基础上，直接引入西方当代历史地理学的观念、研究方法与范围等内容之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随后，唐晓峰老师对辛德勇老师的讲座进行了简要的点评。唐晓峰老师认为，辛德勇老师分享的内容丰富，逻辑清晰，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梳理十分清楚，特别是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复杂性，以坐标的方式做解说，极具启发性。历史地理学到底是历史学分支学科还是地理学分支学科，学界讨论已久且争论颇多，辛德勇老师从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的视角入手分析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内涵，指出了历史地理学的独特性和融合性，对于理解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学科也很有帮助。此外，唐晓峰老师针对禹贡学会发展及侯仁之先生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作了补充说明。

互动环节，辛德勇老师还就西晋时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地理学与方志的区别、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联系、《禹贡》的记录内容和历史地理学在西方的争论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辛德勇老师特别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并不是在一片空白的沙漠上建构而来，它实际依托的是传统沿革地理学基础，其研究范围的开辟和拓展也几乎是以传统的沿革地理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