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自有其不一样的颜色︱读《五代十国史料辑存

　　说起中国古代朝代，深入国人血脉的都是诸如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些或盛极一时，或为大一统的王朝。至于魏晋南北朝或五胡十六国，就已经有点“超纲”了，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五代”，就属于这个“超纲”范围。或许好多人直到我们在此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才意识到唐和宋中间，还有一个时段叫“五代十国”。

　　传统中国，一向以汉唐为盛世。天宝十四载（755）开始的安史之乱，使得盛极一时的大唐由盛转衰，大一统的帝国逐渐散装化，藩镇势力开始崛起。到九世纪末，黄巢率战南北，最终进军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才真正敲响了大唐帝国的丧钟。再到天祐四年（907）四月，出身于黄巢势力的藩帅朱温取代大唐、建立后梁，正式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

　　什么是“五代”，哪些又是“十国”，有必要费些笔墨。“五代”之名起于宋初的两部书。其一是宰相范质修纂的《五代通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质删其繁文，摭其要言，以成是书。”该书乾德五年(967)由范质之子范旻献给朝廷，但今天已经亡佚。其二是王溥撰写的《五代会要》，这部文献于宋初的963年上报皇帝，“监修国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三十卷”。或许范质、王溥并没有想到，他们因编纂文献而命名的这个时代，会逐渐成为普遍共识。

　　“十国”之说的起源，真正形成于欧阳修撰写《五代史记》（也就是《新五代史》）中的《十国世家》，以及同时期刘恕撰写的《十国纪年》，这都已经到了北宋中期。也就是说，现在通行以“五代十国”称呼的这个时代，名称的确定是在其结束的一百年以后。具体的“十国”，是欧阳修将吴（892-937）、南唐（937-975）、前蜀（891-925）、后蜀（925-965）、南汉（905-971）、楚（896-951）、吴越（893-978）、闽（897-945）、南平（907-963）、东汉（即北汉，951-979）等除五代之外的十个主要政权，至清人吴任臣撰写《十国春秋》而最终固化。但在十国之外，先后称王建国者不在少数，如李茂贞的岐国、刘守光的燕国、王镕的赵国，乃至西北定难军、归义军等等，但都未能列入。

　　这种“乱”几乎是全方位的。在这个时代，皇帝已不是天命所归。无论是《旧五代史》的“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还是《新五代史》的“天子宁有种邪！”，抑或是《资治通鉴》的“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当薛居正、欧阳修和司马光的笔触分别写到安重荣的这句话时，或许，《旧五代史》的记载就是安重荣说的原话，《新五代史》则对其进行了史学的经典化改造，《资治通鉴》则立足于服务皇帝阅读。比较起来，欧阳修果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确实是文章圣手，他不约而同地点出了五代时期所谓“天子”，只不过是有力者为之的时代真相，这也正是大唐瓦解后，皇权的神圣性受到强烈质疑的直观反映。

　　在这个时代，做个几朝元老不是什么难事。最典型的当属自号“长乐老”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五个政权加起来也不过五十多年，长的十几年，短的只有三四年，十四位皇帝，平均在位时间连四年不到，老皇帝有六旬老翁，小皇帝有七岁孩童。

　　在这个时代，收几个养子也是常有的事。先当养子之后当上皇帝的，五代政权中有后唐李嗣源（原无姓）和末帝李从珂（原姓王），有作为叔叔石敬瑭养子的后晋出帝石重贵，也有内侄柴荣给姑父郭威作养子，十国中的前蜀王建、南平高季兴、南唐李昪也都有过养子的身份。

　　说到底，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在这个时代“干戈贼乱”“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说得微观点，《旧五代史》中有这句话：“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这个时代的“笔杆子”，呵呵，靠边站吧。

　　在这个时代，既有唐代文明的余绪：政治军事的金戈铁马，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更有了很多宋代文明的影子：风俗画独立与文人画流行，士大夫开始成为词作创作主体的文人词。潜移默化之间，有了由中唐发端、到南宋最终定型的所谓“唐宋变革”，有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对举。

　　五代处于由唐入宋的关键时期，蕴含着由唐到宋的转型和过渡，处于由中古到近古的关键转变时期。学界评价唐代“武功为中国历史上之空前盛业”，宋代则是华夏文明的“造极”之世，一武一文，对比明显。正如学者提出，中国几千年历史，“汉唐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世家大族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则下层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即便称为庶民社会也不为过，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正是五代十国”。只有透彻地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对宋代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形态有更清楚的了解。

　　受时局影响，五代十国的文献资料保存不易。加之入宋以后，人们多将五代视为“伪朝”，认为宋朝制度沿袭了唐制，而否认对五代之制的承袭。最终导致宋人修纂的《旧五代史》等五代史籍散佚，反而需要清人从明代所修的《永乐大典》中去辑佚。进入二十世纪，学者在史料运用上大多仍旧像前代一样，着眼于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局限性较大。在史料利用上，一方面仅仅集中于五代政权等北方几个朝代的更迭，南方地区的史料仅仅是蜻蜓点水，未予搜寻；另一方面，更是局限在传世文献和旧有文献范围，忽视了出土资料和域外文献对研究五代十国史的重要意义。

　　资料的局限，也导致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虽然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与中国古代其他断代史比较，研究薄弱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虽有像傅璇琮《五代史书汇编》、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陈智超《辑补旧五代史》和中华书局新修订本新旧《五代史》等文献陆续问世，但系统梳理所有五代十国史料，仍然任重道远。

　　有鉴于此，由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著名隋唐五代史专家杜文玉教授耗费十年精力编纂而成《五代十国史料辑存》，最大范围保存了五代史料。该书作为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五代十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结项成果之一，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代十国文献丛书”之一种，近期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五代十国史料辑存》全书共六册，都凡350多万字。编者从320余种历代笔记、小说、文集、类书、政书、史论、地理、方志、游记、法典、绘画、书法、诗话、佛典、道书、茶谱、砚谱、钱谱、墨经等书，以及一些外国人撰写的中国10世纪上半叶情况的文献中，将史料一一摘录出来，再加以分类，务求网罗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于一体，集五代十国史料之大成。

　　该书共计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与国家、人物、思想文化、地理、祥瑞与灾异等8个类别，通论、官制等90个小类，计16000余条。条分缕析，层次清楚，以类相从，便于查寻。

　　或许，这六大本正好可以帮助您来了解五代十国的历史，廓清这段波澜壮阔史实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