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为何迅速垮台？从历史背景聊起，探寻永嘉之乱的根源

三国时期，群英荟萃，虎啸龙吟。各路豪杰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恢弘时代。然而继起的西晋王朝，却从一开始就露出颓势，仅仅统一中国十年之后，就开始陷入内乱，逐步走向毁灭，进而引发中原板荡。

司马家族凭借一系列政治技巧，抓住机遇迅速完成事业上升。然而随后又面临如此断崖式的垮台，这让后人常常大惑不解。三国时期，中原各路军阀战力勇猛，为何最终会走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的窘迫境地？这其实需要从西晋王朝所面临的历史背景聊起！

气候变冷，引发草原族群大规模南迁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中原地带的年平均气温还很高，维持在25°上下，那时的黄河流域气候湿润，而更为北方的漠北草原同样水草肥美。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开始，气温开始接连下降，只有22°甚至更低，降水也日益稀少。一些草原胡人开始逐渐南迁，寻求内附汉朝。初期的南迁胡人的数量并不多，汉朝还能勉强消化，然而到了三国至西晋时期，更大规模的胡人开始南迁，中原帝国就渐渐吃不消了。

五胡内附分布图

虽然草原上的族群部落甚多，但按照其来源地和习俗的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族群，因此在晋朝又被称之为五胡。然而草原族群的大规模南迁并不会必然导致中原王朝的崩溃，如若西晋的统治得当、中央朝廷对地方的管控强有力，还是会出现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繁荣景象的。可惜西晋并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在王朝内部存在诸多问题。

谋逆弑君，引发法统正当性问题

西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同魏文帝曹丕篡汉，虽然同属皇位禅让更迭，但其性质和影响却存在着天壤之别。东汉末年，朝政糜烂无比，外戚宦官轮流执政专权，彼此斗争不休。另外汉末对羌人作战耗费巨大，引发国库空虚。最终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相继兴起，太平道更以黄巾为标志，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意图推翻东汉，可见民心之所向。及至董卓乱政和群雄混战，到了三国鼎立之时，中原百姓才稍稍缓解战乱之苦。因此雄踞北方的曹魏篡汉，顺理成章，被认为是响应天意民心之举。

曹髦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杀

司马氏篡魏之时，北方在曹氏的统治下，政局相对平稳，且百姓安居乐业。虽然曹丕依托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拉拢世家子弟，但曹爽等人依旧借助察举制选拔了一批颇有才学的寒门子弟。整体而言，整个曹魏政权算是比较清明的。不论是中下层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对曹魏比较认可，这使得司马氏篡权引发诸多叛乱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曹丕篡汉，给予汉献帝刘协安乐公的名号和极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司马氏行使的却是谋逆弑君的不忠之举。由于司马氏依托世家势力篡权，且存在不忠之举，这就导致西晋皇帝无法以忠义治理国家，只能强调孝悌的重要性（蜀汉遗民李密正是基于此写出《陈情表》拒绝出任太子洗马）。政权法统的不稳固，导致朝廷治理能力先天的缺陷。

李密写《陈情表》

豪族愈发壮大，削弱中央集权统治

司马氏作为九品中正制的受益者和豪族世家中的一员，其立国之本就是豪族世家。因此从东汉开始日益崛起的世家门阀更加强大起来。对于在朝为官的世家子弟来说，皇帝按照孝悌而非忠义选拔官员的方式，促使官员更愿意以自身家族利益为重，而不是朝廷皇权的利益为先。

黄巾起义之后，豪族纷纷增加自身军事能力，在自己的庄园范围内建立起许多坞堡，这些类似小城郭的存在往往自成一系，可以同外界独立运转，进而隐匿了大量户籍人口，减少了朝廷的税收。财政收入不足以维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就造成西晋皇帝必须比东汉皇帝更加依赖豪族的力量来维持国家的运转，并借助内附胡族的力量镇守边疆。然而面对一个虚弱的朝廷，这两股势力其实都不可靠，离心力巨大。

士族堕落，日益成为享乐清谈之流

西晋时期，不论是地方的坞堡经济和军事力量还是朝廷任职的世家子弟，均是士族豪强的实力提现，亦是他们对帝国影响力的表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阶层，却早已不复其先祖曾经的伟岸和道德水平。豪族世家大多源于先秦时代的贵族阶级和秦与西汉前期诞生自军功爵制度下的将门之家，可以说是为华夏民族披荆斩棘的功臣们。然而西晋时期的豪族虽然逐步演化成了士族，却在不断堕落。

空谈享乐之风盛行于魏晋士族之中

东汉末期，士人对儒家的解读依然十分精细，往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一句话，便可写出十几万字的注解。然而汉末天下大乱，严重冲击了人们对儒学治理天下的信心。许多士族转而谈玄论道，魏晋玄学之风由此兴起。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士族在乱世之中看到了新的机遇，转而大肆谋私谋利，严重败坏了社会道德并毒化了政治空气。混沌不堪的西晋朝廷昏暗无比，这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士族大肆堕落脱不了干系。

矫枉过正，引发皇族内斗

虽然西晋王朝存在诸多问题，但朝廷的体量还在，世家虽然堕落却也不愿自己的饭碗出现动荡，不会轻易掀翻整个国家。造成西晋迅速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从晋朝灭吴，仅仅11年后，战火就重新点燃在中原大地，极大的损耗了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最终造成五胡和世家势力彻底做大，分别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占据了绝对地位。

司马氏篡魏之时，曹氏宗亲大多没有实权，犹如板上鱼肉，任凭司马氏随意宰割。此种情形极大的刺激了司马氏家族。为了防止出现皇权旁落、无人拱卫的局面，司马氏自建立西晋之初就大肆分封宗亲藩王于全国各地，效仿了西汉刘邦的做法。然而此时的中原王朝社会构造早就和西汉初期大不相同，藩王的坐大引发了诸王围绕皇位的激烈争夺。宗亲之间手足相残，决然没有拱卫京师，守护皇权的觉悟。这些藩王手中掌握的资源，有些甚至超过朝廷，弱干强枝之下，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渐渐在‘八王之乱’中慢慢瓦解。

流民四起是西晋内外矛盾的总爆发

但凡长期战乱之后，新的大一统王朝都会休养生息，与民休息本身就是让百姓享受国家统一的红利，亦可以促进百姓对新王朝的认同感，提升政权的正当性。诸如西汉文景之治、东汉明章之治均是如此。然而西晋建立之后，面临的却是新一轮的战乱。同时由于气候的变化，降水区域的向南移动，亦造成了水旱灾害和瘟疫流行。缺乏足够财政收入的朝廷，农民的疾苦，依旧强制征收沉重的赋税，导致大批为逃离服役和赋税的百姓成为流民。

流民的出现，一方面给西晋朝廷造成了军事上的打击和赋税的减少，另一方面许多流民最终投奔豪族坞堡，进一步强大了豪族的势力。流民起义既有不堪重赋的农民，也有长期遭受其他的胡族，这两股力量最终推动了西晋的迅速灭亡。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是西晋混乱时局的延续

通过前番论述，我们会发现西晋迅速灭亡存在几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往往是相互作用，甚至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西晋在永嘉之乱亡于五胡中的南匈奴之手，此后的北方成为五胡和汉人流民角力的舞台。并且北方流民还曾先后建立冉魏政权、北府军等战力卓著的势力集团。五胡经历了一系列的角逐，最终由鲜卑拓跋氏成功统一北方。北方士族在于草原军事贵族的交流之下，一改玄学清谈气息。二者相互融合，转而成为关陇、河北新的门阀士族集团。

并不是所有的士族都留在北方，许多豪族渡江南下。‘衣冠南渡’中的衣冠正是士族的特指。南迁的士族继续把持东晋王朝的政权，继续享乐并偏安一隅。北方经历了胡汉交融之后，逐渐形成文武双全、心胸开阔的精神面貌。而南朝继续在法统不稳的困境中，政权频繁更迭。最终北朝南下统一中国，在肃清了西晋所有遗毒之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秦汉之后的新一轮鼎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