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是所有中国人关于抗日战争悲壮记忆的历史起点,自东北丢失于日本人之手后,日本人的野心愈发地不可收拾,走上了一条疯狂扩张的血腥之路。
作为当时东北最高长官的张学良,因其在日本关东军入侵后的灾难表现,而毫无疑问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这也是他一生中洗刷不了的最大污点。
在晚年的口述中,张学良口述这段历史时对其中的每一个前因后果都记忆犹新,他将918抵抗不力的责任归结到自己的严重误判上面:
在十多年的统治里面,张作霖不但对内将东三省发展成为全国发达的工业基地,将东北治理得颇为有声有色,还能够在强敌环绕的状态中保证领土完整。
按理来说,张作霖时期中国同样处在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局面当中,尤其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欧洲列强无力东顾的时机之下,东北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冒险进行吞并。
张作霖是如何在苏联、日本两个强敌之间巧妙地施展平衡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成功地保证了东北不遭到外敌入侵?
俗话说老子英雄儿老汉,作为张作霖逝世时家中的长子,张学良被整个奉军集团和东三省人民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扛起老帅的重担,在乱世中为奉系牟取最大利益。
然而问题在于,张学良与不少官二代富二代一样,自幼衣食无忧,生活优越,对第一代创业的艰辛缺少深刻的体会,做事不会灵活变通,一遇到困难就束手无策。
张学良的前半生可以用顺风顺水来形容,自幼就被父亲重点栽培,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
随后年仅21岁便出任奉军第二梯队司令,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优异,是唯一一支取胜的部队,两年后又担任了东北军空军司令。
因为前期生涯太过于顺利,张学良视事太易,缺乏父亲那种老成谋国的耐性与智慧。
后来晚年张学良自我评价到: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
如果多历练几年,或许张学良可以成为一方大员,但在内有骄兵悍将、外有日寇虎视眈眈的危急情况下,让年轻的张学良担任东北一把手显然是不合适的。
特别是在和日本人的交涉当中,张学良将其性格上的弱点暴露无遗,与老帅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学良说到:我不是我爸爸,我没他那个能耐,我爸爸软的硬的他都来,我这人什么来都硬来的,我应付不了日本。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凭借对俄胜利在南满洲地区攫取了广泛的权利,清朝对东北的控制力远远不如从前,正如一家美国报纸评价的那样:中国在满洲虽然还享有着名义上的主权,但北京尸其名,东京享其实。
任何地方势力要想在彼时于东北立足脚跟,必然绕不开强大的日本。出身于清朝地方保安队的张作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作霖亲自赶到日本驻奉天领事馆进行拜会,不但以一番谄媚的言辞表达了亲近日本的意愿。
同时也通过忍痛割肉的方式竭尽讨好之能,例如与满铁合作,将鞍山地区的铁矿开发权以中日合办的名义交给对方。
日本人起初在局势不明满之时对张作霖保持若即若离的中立状态,随着张势力一步步发展壮大,日本人也随之改变态度大力帮助张作霖,包括数次在其财政困难之际进行慷慨援助、在铲除东北地方势力时予以谅解支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发生于1919年的宽城子事件。张作霖当时业已控制黑龙江和辽宁,惟剩吉林的孟恩远属于冯国璋一派,屡屡不听控制。
正当奉军与孟恩远在前线进行对峙的紧要关头,日本人及时出手在长春附近策划了一起暴力事件,主动和孟恩远的军队挑起事端。
事后立即强令吉林方面必须离开长春防御阵地30里开外,直接摧毁了吉林对奉军构建的防御体系。孟恩远至此大势已去,张作霖得以顺利进入吉林,完成了东北三省的统一。
即使是处在被袁世凯挟制、羽翼未丰的危险时期,他仍然在对日交涉中尽力维护国家利益,就算到了抵挡不住的时候,他也会设法在暗中给日本人使绊子、渗沙子。
以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为例,袁世凯同意日本可以在南满洲地区经营农业、建造厂房、租用土地,张作霖对这些条款予以坚决反对并大加阻扰干涉,让二十一条在东北的落实大打折扣。
其中如土地商租权利,张作霖虽然明面上答应,但暗中却下令手下各地方官员,有胆敢将土地私自租给外人、并将土地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的,一律以卖国罪论处。
此外,北洋政府因搞混了地理位置而让日本人得以将辽西纳入到南满条约框架当中,日本人本得以据此如法炮制,将辽西也一并作辽东处理。
不断派出各类日本商民、浪人前去辽西进行开拓、购买土地,意图将辽西彻底控制在手中,张作霖果断予以制止,致电袁世凯请求与日方据理力争。
当日本不顾反对执意进驻辽西之时,张作霖则建议袁世凯如果无法阻挡,也要以利益交换方式尽可能挽回损失,比如以撤回日本在南满的领事裁判权、接受为日本人量身定做的相关章程来换取日本在辽西的权利。
据统计,从二十一条起始到张本人逝世之前,全东北所发出的禁止日本人租用土地的政令法条就多达40多号,日本人多次努力都难以拿到条约上的实利。
张作霖对此曾经洋洋自得说: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在东三省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其间虽然有自夸成分,但二十一条事件中张作霖尽全力为东北争取权利一事是无可置疑的。
当张作霖统一东北,羽翼丰满之时,他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就渐渐改观,不再如之前那般过于阿谀奉承,反而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削弱日本在东北的影响力,让日本人大为恼火嫉恨。
乱世之中,枪杆子永远排在第一位,张作霖明白,要想不受制于日人,就得在军事上减轻过去对日式武器、顾问的依赖。
为此,自20年代初,他亲自下令花费巨资建造沈阳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任用士官派出身的大将杨宇霆对兵工厂进行督办,平均每年投入的经费就多达2300万元(东北一年财政收入也不过3300万元),
这座被日本人誉为“亚洲第一”的兵工厂日产子弹最高40万发、年产6万、大炮年产150门以上。
其中所雇佣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多数来自德国、英国、俄国、丹麦,工厂的原材料也尽量从捷克、英国处购买,使得奉军的武器装备不必仰日人鼻息,在日本人面前有了讨价还价的底气。
在经济上,张作霖除了大力发展民族企业,排斥中日合办企业以外,最重要的举措便是修建的铁路系统,包括自葫芦岛至齐齐哈尔、葫芦岛至吉林的两条铁路干线建设。
一旦修建完成,日本的南满铁路便将被中国自主铁路架空,其在东北的利益将面临无可挽回的损失。
同时,张作霖拉拢英美势力进入东北,邀请英国、美国财阀集团进入东北投资、购买美国原料修建东北铁路、聘请美国经济顾问等,以夷制夷,避免日本在东北一家独大。
在政治上,张作霖与南方保持适当的合作以对抗吴佩孚,又坚决避免意识形态的渗透。
明面上做出尊重孙中山的姿态,但是对于和红色思潮却严加防范,并且对激进的反日进行干涉,在反日和亲日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张作霖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让日本人无可奈何,时任驻华公使的芳泽谦吉曾评价张作霖:“他是一位不服输、倔强刚毅的人”。关东军强硬派军人则认为,除了杀死张作霖以外,没有其他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张学良接手以后,在诸如铁路修建、发展地方经济上面延续了张作霖的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在局势判断、驾驭人才、应急处置、外交平衡的能力远远逊色于其父,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
作为张作霖时代左膀右臂级别的重量任务,杨宇霆在奉系集团内的作用非常人可比,从整顿军事到吸引移民拓荒,对东北贡献颇大。
他还在对日交涉过程中多次展现出“狡猾”的处事技巧,屡屡让日人吃瘪,令日本人对其深恶痛绝。在张作霖死后,日本人故意施展离间计,借张学良之手除掉了杨宇霆,扫掉了占领东北的一大阻碍。
名义上蒋介石是代表全国的中央领袖,其北伐战争中的新式军队表现令张学良印象深刻。
但实际上蒋介石能够窃取南京政权离不开和苏联的帮助,没有海量的苏式武器和的英勇奋战,蒋介石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在半年时间内从广东达到长江流域。
即使在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的统治范围也不过是长江附近数省,财政、军事实力有限,在关键时刻不可能给予东北军以实质性援助。
这一点在918事变之前就已经明了,在31年7月份的《》中,蒋介石就已声明将安内攘外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将主要精力用在内战当中,对东北完全是鞭长莫及。
对此身为东北最高负责人,张学良理应早早抛弃依赖蒋介石的幻想,扎实做好对日军的防御准备,而不是一昧将解决问题的希望交到蒋介石和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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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口述918历史:父亲很会操纵日本人我没有父亲的能耐
918事变,是所有中国人关于抗日战争悲壮记忆的历史起点,自东北丢失于日本人之手后,日本人的野心愈发地不可收拾,走上了一条疯狂扩张的血腥之路。
作为当时东北最高长官的张学良,因其在日本关东军入侵后的灾难表现,而毫无疑问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这也是他一生中洗刷不了的最大污点。
在晚年的口述中,张学良口述这段历史时对其中的每一个前因后果都记忆犹新,他将918抵抗不力的责任归结到自己的严重误判上面:
在十多年的统治里面,张作霖不但对内将东三省发展成为全国发达的工业基地,将东北治理得颇为有声有色,还能够在强敌环绕的状态中保证领土完整。
按理来说,张作霖时期中国同样处在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局面当中,尤其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欧洲列强无力东顾的时机之下,东北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冒险进行吞并。
张作霖是如何在苏联、日本两个强敌之间巧妙地施展平衡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成功地保证了东北不遭到外敌入侵?
俗话说老子英雄儿老汉,作为张作霖逝世时家中的长子,张学良被整个奉军集团和东三省人民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扛起老帅的重担,在乱世中为奉系牟取最大利益。
然而问题在于,张学良与不少官二代富二代一样,自幼衣食无忧,生活优越,对第一代创业的艰辛缺少深刻的体会,做事不会灵活变通,一遇到困难就束手无策。
张学良的前半生可以用顺风顺水来形容,自幼就被父亲重点栽培,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
随后年仅21岁便出任奉军第二梯队司令,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优异,是唯一一支取胜的部队,两年后又担任了东北军空军司令。
因为前期生涯太过于顺利,张学良视事太易,缺乏父亲那种老成谋国的耐性与智慧。
后来晚年张学良自我评价到: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
如果多历练几年,或许张学良可以成为一方大员,但在内有骄兵悍将、外有日寇虎视眈眈的危急情况下,让年轻的张学良担任东北一把手显然是不合适的。
特别是在和日本人的交涉当中,张学良将其性格上的弱点暴露无遗,与老帅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学良说到:我不是我爸爸,我没他那个能耐,我爸爸软的硬的他都来,我这人什么来都硬来的,我应付不了日本。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凭借对俄胜利在南满洲地区攫取了广泛的权利,清朝对东北的控制力远远不如从前,正如一家美国报纸评价的那样:中国在满洲虽然还享有着名义上的主权,但北京尸其名,东京享其实。
任何地方势力要想在彼时于东北立足脚跟,必然绕不开强大的日本。出身于清朝地方保安队的张作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作霖亲自赶到日本驻奉天领事馆进行拜会,不但以一番谄媚的言辞表达了亲近日本的意愿。
同时也通过忍痛割肉的方式竭尽讨好之能,例如与满铁合作,将鞍山地区的铁矿开发权以中日合办的名义交给对方。
日本人起初在局势不明满之时对张作霖保持若即若离的中立状态,随着张势力一步步发展壮大,日本人也随之改变态度大力帮助张作霖,包括数次在其财政困难之际进行慷慨援助、在铲除东北地方势力时予以谅解支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发生于1919年的宽城子事件。张作霖当时业已控制黑龙江和辽宁,惟剩吉林的孟恩远属于冯国璋一派,屡屡不听控制。
正当奉军与孟恩远在前线进行对峙的紧要关头,日本人及时出手在长春附近策划了一起暴力事件,主动和孟恩远的军队挑起事端。
事后立即强令吉林方面必须离开长春防御阵地30里开外,直接摧毁了吉林对奉军构建的防御体系。孟恩远至此大势已去,张作霖得以顺利进入吉林,完成了东北三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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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从二十一条起始到张本人逝世之前,全东北所发出的禁止日本人租用土地的政令法条就多达40多号,日本人多次努力都难以拿到条约上的实利。
张作霖对此曾经洋洋自得说: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在东三省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其间虽然有自夸成分,但二十一条事件中张作霖尽全力为东北争取权利一事是无可置疑的。
当张作霖统一东北,羽翼丰满之时,他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就渐渐改观,不再如之前那般过于阿谀奉承,反而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削弱日本在东北的影响力,让日本人大为恼火嫉恨。
乱世之中,枪杆子永远排在第一位,张作霖明白,要想不受制于日人,就得在军事上减轻过去对日式武器、顾问的依赖。
为此,自20年代初,他亲自下令花费巨资建造沈阳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任用士官派出身的大将杨宇霆对兵工厂进行督办,平均每年投入的经费就多达2300万元(东北一年财政收入也不过3300万元),
这座被日本人誉为“亚洲第一”的兵工厂日产子弹最高40万发、年产6万、大炮年产150门以上。
其中所雇佣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多数来自德国、英国、俄国、丹麦,工厂的原材料也尽量从捷克、英国处购买,使得奉军的武器装备不必仰日人鼻息,在日本人面前有了讨价还价的底气。
在经济上,张作霖除了大力发展民族企业,排斥中日合办企业以外,最重要的举措便是修建的铁路系统,包括自葫芦岛至齐齐哈尔、葫芦岛至吉林的两条铁路干线建设。
一旦修建完成,日本的南满铁路便将被中国自主铁路架空,其在东北的利益将面临无可挽回的损失。
同时,张作霖拉拢英美势力进入东北,邀请英国、美国财阀集团进入东北投资、购买美国原料修建东北铁路、聘请美国经济顾问等,以夷制夷,避免日本在东北一家独大。
在政治上,张作霖与南方保持适当的合作以对抗吴佩孚,又坚决避免意识形态的渗透。
明面上做出尊重孙中山的姿态,但是对于和红色思潮却严加防范,并且对激进的反日进行干涉,在反日和亲日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张作霖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让日本人无可奈何,时任驻华公使的芳泽谦吉曾评价张作霖:“他是一位不服输、倔强刚毅的人”。关东军强硬派军人则认为,除了杀死张作霖以外,没有其他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张学良接手以后,在诸如铁路修建、发展地方经济上面延续了张作霖的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在局势判断、驾驭人才、应急处置、外交平衡的能力远远逊色于其父,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
作为张作霖时代左膀右臂级别的重量任务,杨宇霆在奉系集团内的作用非常人可比,从整顿军事到吸引移民拓荒,对东北贡献颇大。
他还在对日交涉过程中多次展现出“狡猾”的处事技巧,屡屡让日人吃瘪,令日本人对其深恶痛绝。在张作霖死后,日本人故意施展离间计,借张学良之手除掉了杨宇霆,扫掉了占领东北的一大阻碍。
名义上蒋介石是代表全国的中央领袖,其北伐战争中的新式军队表现令张学良印象深刻。
但实际上蒋介石能够窃取南京政权离不开和苏联的帮助,没有海量的苏式武器和的英勇奋战,蒋介石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在半年时间内从广东达到长江流域。
即使在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的统治范围也不过是长江附近数省,财政、军事实力有限,在关键时刻不可能给予东北军以实质性援助。
这一点在918事变之前就已经明了,在31年7月份的《》中,蒋介石就已声明将安内攘外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将主要精力用在内战当中,对东北完全是鞭长莫及。
对此身为东北最高负责人,张学良理应早早抛弃依赖蒋介石的幻想,扎实做好对日军的防御准备,而不是一昧将解决问题的希望交到蒋介石和国际社会。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保安儿子高考698分,向公司预借5万工资交学费,老板立即报警,晚上开门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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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就近期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遇袭案和中国游客或遭警方不公正执法事件提出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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